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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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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全面研究宋代散文的权威经典著作。初版于2002年，此次推出增订版，增加了近20万字的全新内容。论述宋代散文更加全面和深入，是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散文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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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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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演进，造极于两宋。 宋人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几乎都有辉前烛后的新创获。由此拔萃而出的宋代散文， “抗汉唐而出其上”， “轶周秦”而“冠前古”，成就卓越辉煌，为世艳称。其馨烈所及，不仅直接沾溉后代学人，启渥了众多的散文作手，而且播芳海外，光彩汉学，大量名篇隽章，成为世界文库中的瑰宝，盛传不衰，炳烁艺林。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对于宋代散文的研究，目前还相当薄弱。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考源辨流和清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有关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系统绎理、全面考察宋代散文发展的实际状况和体派衍传的独特模式，并多侧面地审视宋代散文发展过程中同其他文化层面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及其社会效应，进而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为当今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化建设提供借鉴。本书初版于2002年，此次推出增订版，增加了近20万字的全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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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庆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山东平邑，先后就读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师从王水照先生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儒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新华文摘》《文史》等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宋代散文研究》《黄庭坚研究》《传承与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等多部。
郑倩茹，生于宁夏银川，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兰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应用心理学双学士，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发表《论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实践》《论苏轼的人文史观:“功与天地并”》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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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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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王水照
引言
第一章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考
第一节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怪圈与散文文体的始源形态：
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
第二节内涵的扑朔迷离与出处的似是实非：
“散文”概念辨析与渊源新考
第二章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
第一节散文范畴与文本确定之讨论
第二节学人对赋与骈文的直观认识
第三节诗、文的原生属性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
第四节骈文属性
第五节赋之归隶
第三章古代散文的演进与宋代散文的定位
第一节古人对前代散文发展轨辙的宏观审视与阶段厘分
第二节古代散文的演进分期与特征简述
第三节宋代散文的历史定位
第四章宋文繁荣的表象景观与深层底蕴
第一节作家投入与作品产出：数量统计及其图表显示
第二节运行机制：多元并存与整合驱动
第三节发展模式：群体式创作与流派型衍传
第四节社会环境：崇文意识与文化氛围
第五节创作主体透视：知识结构与群体意识
第五章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与发展（上）
第一节宋初骈、散两派的并峙
第二节五代派：“沿溯燕许”与华实并重
一、后进宗师徐铉
二、五代派的重要代表作家
三、五代派的历史贡献
第三节复古派：宗经尊韩与垂教尚散
一、复古派的理论主张
二、文风复古的首倡者柳开
三、复古派的重要作家
四、“雄文直道”的王禹偁
五、主张文风复古的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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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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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水照
中国文学在生成时期就呈现出与西方文学的不同特点。就文学样式而言，诗和文雄居于中国文学的正宗和主流地位，直至元明清以后，戏曲、小说才涌入文学殿堂；而在西方文学中，戏曲、小说始终是最重要的文类。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诗骚传统，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开启并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而在文人的写作心态中，“文”或许比“诗”更被看重。吉川幸次郎在其名作《中国文章论》中，开宗明义地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即把想用语言表现出来的东西用文字写下来——是人间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由此而来的结果，文章作为人格的直接象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至少在以往的生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挥毫作文是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首要标志，也是文人思想、感情、智慧、人格的最直接的体现，因而也留下了足以骄人的丰富遗产。然而，在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散文研究却是最薄弱的一环。这个明显的失衡早为有识之士所重视。我记得《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就作为“古代散文研究专号”推出，大力提倡与呼吁，这在该刊是少见的措举，我们深佩编者的眼力与用心。嗣后散文研究的状况有所进展，但总的看来似未根本改观。
探索其原因则颇为复杂。作为传统学科的一个分支，古代散文研究面临向现代转换的课题，或者说，如何通过现代的阐述活动使传统得以延伸与更新；还面临着与世界文化的对接或对话，寻求激活传统的切实有效的途径。然而这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来说，是充满荆棘、困惑和挑战的。
首先是近百年前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影响。“五四”高扬“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气势凌厉的白话、文言之争，几乎斩断了欲使传统古文进行现代转换的一切可能；而逐渐引进的西方文学观念，又从学理上动摇“古文”的文学地位。西方文学理论中关于诗歌、戏曲、小说的分析术语和鉴赏方法，大都可引入中土，而对于兼具文学因素和非文学因素的我国古代散文，却无法与之直接对话，进行简单的类比、比附，从文学的标准来研究古文，几乎处于“失语”的境地。古文是否还具有现代价值，古文的本体性质究竟如何定位，这还是振兴古代散文研究必须解决的两个重要难题。好在已对“五四”进行着反思。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无疑将继续炳彪青史，但也造成历史发展的重负。文言、白话之争，实质上是新旧两种文化之争，传统古文创作和理论判断，与之关系至巨。同在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林纾《春觉斋论文》、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都作为北大讲义、教材问世，这在后来也任教北大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心目中，无疑正代表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林纾更自觉地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几经较量过招，林纾等人终于败下阵来。他们是这场斗争的失败者，这是历史的定谳，不能翻案也没有必要去翻这个案。但是，林纾等人的文评著作却随之遭到不应有的贬低，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散文的地位也受到影响，在以后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均可看到这一点。而学术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在我国文评著作中，恰恰在“五四”前后涌现出一个热潮，达到三十种左右之多。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陈衍《石遗室论文》、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来裕恂《汉文典》、徐昂《文谈》、胡朴安《历代文章论略》、诸傅诰《石桥文论》、刘咸炘《文学述林》等，都是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有价值的成果，但罕见有关研究成功论著。或许如有的学者所说，他们在文化上只代表过去，而不像王国维那样能导示未来。此论虽不无道理，然而文化上的守先待后者与开风气之先者，实不能截然分开。如林纾个人的两大文化工作，即大量引进西洋小说和“力延古文之一线”（《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生序》）之间，果真新旧划然、彼此绝无潜通暗接之处吗？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打开面向世界窗口的“林译小说”，实际上是林纾为了表明西洋小说“处处均得古文文法”的产物，新与旧，有时是相反相成的。又如王国维在词学中创“境界”说，被认为具有新的文学、美学观点，林纾在古文研究中也提出“意境”为“文之母”即文之艺术核心的见解，两者相通而呼应。从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国传统文评中存在着与“新学”对话的广阔空间。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在认真吸纳现代文艺学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浩瀚丰富的传统文评资料进行概念的全面梳理、范畴的逐一界定、方法的系统归纳，寻找其内在实有的独特体系，为建构一门“中国古代散文美学”提供学术资源。而这又必须同时对我国古代散文写作实绩作出深入切实的研究与探讨，发掘出古人心血结晶中的精华。平心而论，古文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字载体，古文创作与古文理论的研究，如能齐头并进，循环互阐，中国古代散文美学颇具诱人的前景，对于当今各类人文学科乃至一般文化的发展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第一节 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怪圈与散文文体的始源形态：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
“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称“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这种粗看似乎有理而细想并非科学的论断，实际上是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违反逻辑常识，欠缺客观、公正、严密和准确。约而言之，其误有三：一是混淆了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的界限；二是忽略了散文口头创作的始源形态；三是衡鉴诗歌、散文发生的标准不统一，谈诗以口头创作为据，说文则转以文字创作为准。
散文和诗歌均隶属于文学。文学“就是人类的言语”，是人类语言的艺术。它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发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自从人类有了语言，也就开始有了文学，所谓“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的观点，实际上早就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文学的产生并不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当然只能是口头创作的文学、口耳相传的文学。黑格尔称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为“前艺术”，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始源形态”。人类自有文字之后，便有了书面语言。伴随着语言之口头与书面的区分，文学则有了口头与文本的分别。探讨文学的发生，探讨文学各类文体的始源，必然使用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前提条件，时代的统一性与表现形态(口头或文字)的统一性尤其重要。或用逻辑的方法追溯“前艺术”时期的情形，或用历史的方法依据传世之文本考辨其先后。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探讨诗歌的产生是从口头创作时期寻找源头，研究散文的产生则转而依据文字产生之后的文本资料，故其结论必然错误。苏联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在他的《文学原理》第十章《文学的体裁》中，曾批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首章《远古诗歌的混合性和文学各类分化的开始》，“只把有韵律的口头歌谣作品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和作结论的根据，故意不提所有古代的口头散文作品(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与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使用的方法正是同一套路数。
毫无疑问，研究文学样式的起源，必须追溯到文学艺术发展的原始时期，必须从人类先民的口头创作起步，从人类语言的诞生开始，而不应以文字的出现为依据。鲁迅指出：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
这段众所周知的文字，常常被用来阐述诗歌的产生。其实，鲁迅在这里谈的乃是口头创作，是文学的产生，而并非单指诗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灵活运用《吕氏春秋·淫词》(“今夫举大木者，前呼舆邪 ，后亦应之。”)与《淮南子·道应训》(“今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里的材料，将人类语言的产生与文学的发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以文字的产生为限。其基本观点，我们可称之为“口头发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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