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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蟋蟀在堂》是李零暌违杂文出版领域九年，继《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鸟儿歌唱》后，与《我的天地国亲师》一并推出的新作，同为首次结集出版的杂文集。
李零此前出版的杂文集，主题各有侧重。《蟋蟀在堂》收录的则是一些不易归类但作者尤为重视的内容，凸显杂文之“杂”的趣味。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说话要说大实话”探讨传统文化的去向，观照国运和人文的宿命，格局宏大；第二辑“我的读书生活”是读书心得与生活杂谈的交融，辛辣幽默；第三辑“历史、考古与汉学”所聚焦的主题则多是李零的主攻方向，兼具专业层面的真知灼见和行文上深入浅出的特点。
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记录的多是“眼前发生的‘一刹那’”——正如作者所言，“多少年过去，回头一看，这不就是‘今天’刚变‘昨天’、学者叫作‘历史’的东西吗，一幕一幕，历历在目”。在当下与过往的互文中，这部印刻着思想轨迹的文集，能带给读者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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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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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在堂”含有时序更替、步入岁暮的意味，本书则带有“拾遗”色彩，收录的是李零看重的一些发言、访谈、读书心得和随感，横跨二十年（2001—2021）。这些文章首次结集成书，渗透着作者“躲在学术后面”的感受和“奇思怪想”，是“人生片段”与“学术叙录”的交融，别具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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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
李零已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波斯笔记》《铄古铸今》《万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兰台万卷》《小字白劳》《十二生肖中国年》等书。他说，他的书都是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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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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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第一辑 说话要说大实话
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
——和立华谈心
血荐轩辕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祭
20 世纪猛回头
——被围、突围与入围
人文的宿命
——访中文系李零老师
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我劝天公重抖擞
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和三联一起过生日
贺三联韬奋书店重新开业
我与文研院
第二辑 我的读书生活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
——为读者释疑，兼谈兵法与刺客的关系
南白和北白
——读《历史的坏脾气》
南城读书记
说名士，兼谈人文幻想
万岁考
谈谈《论语》
世界杯感言
历史与文学
电视、鱼缸及其他
——座谈会：艺术?未来生长点（两段对话）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十问十答
我的读书生活
——以阅读经典为例
第三辑 历史、考古与汉学
伟大不需要吹牛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特点”讨论会上的发言
《书品》订正
我对“夏”的理解
从“文明”二字想起的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引言
西高泉秦墓发掘记
——我的点滴回忆和感想
送鼠迎牛
——我的贺岁书
百年高罗佩
——谈《中国古代房内考》
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我对法国汉学、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的点滴印象
沙畹
——从《泰山》到《投龙》，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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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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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杂文的特点是“杂”，不用板着面孔用学术讲话，我喜欢。
古之所谓“杂”有双重含义：一是兼收并蓄，什么都包括，如《吕览》之“杂”；二是无法归类，内篇不收，外篇不入，最后剩下的话，如《庄子》分内、外、杂篇之“杂”。前者不以学科、门派、家法划界，后者是“多余的话”。
我的杂文写于不同时期，随作随辍，难免杂乱无章，但编成集子，还是要分分类。
我写杂文，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用笔名（吴欣）。我写过一篇小文，《服丧未尽的余哀》，刊于《东方纪事》1989年1期。谁来约稿，我已记不清。当时，没人知道我是谁，使用笔名，就更没法知道。杂志介绍作者，说我是“理论家”，真逗——“理论家”就是无法归类的家！
从那个时代起，我拉拉杂杂写过不少文章，前后编过四个集子：
1．《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200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过此书的增订本，所谓“增订”，主要是加了“近作十篇”。
2．《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2010年和201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先出平装本，后出精装本。
3．《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过此书的繁体版。
上述四集多讲“当下感受”，等于个人眼中的“现代史”，即古之所谓“私史”。读者不难看出，前两个集子，喜怒笑骂，语多嘲讽，后两个集子，越写越严肃。风格不同，时代使然。我的每个集子各有主题，为了突出主题，后出的集子有时会酌收早先收过的文章，现在搁一块儿出，当然不合适。
这次汇集旧作，除上述四集，又加了两个集子，《我的天地国亲师》和《蟋蟀在堂》。责编李方晴跟我反复商讨，对所有文章做重新调整。旧集，凡重出之作，尽量删除，只保留最初出现的文章，唯一例外，我把怀念父母老师亲友的文章从各集中抽出，编入《我的天地国亲师》。这活儿挺烦人，我很感谢她的耐心和细心。
另外，与杂文创作有关，我还有两个集子，顺便提一下。
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过我的自序集《小字白劳》（孟繁之编）。这些自序是我的另一类杂文，特点也是讲“当下感受”，搁笔之际的“当下感受”。
2014年，我还出过一个杂文选，题目作《大刀阔斧绣花针》，强调文体改造。此书是应北岛、李陀之邀，先刊于《今天》2014年秋季号《视野：李零特别专辑》，后作为“视野丛书”之一，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活字文化”在中信出版社出过大陆简体版。此书所收几乎全是旧集中的旧作，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同年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回家》也是。
上述六个集子，不包括《大刀》《小字》中的文字。
上面说了，我的杂文多是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刹那”，包括自序。多少年过去，回头一看，这不就是“今天”刚变“昨天”、学者叫作“历史”的东西吗，一幕一幕，历历在目。
考古学家讲“历史”，喜欢用“过去”一词，如“阅读过去”。
“历史”就是“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逝者如斯，不可能推倒重来。我的文章肯定有不少错，一下笔，白纸黑字，追悔莫及。我爱截句，截句也有截过头、标点太碎的毛病。错字病句应该改，可以改，但历史不能改，不可能改，想改也改不了。
这次重出的旧作，凡旧作按出版社要求“自我纠正”因而以省略号隐去的地方，请参看旧作。旧作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包括我的各种错误。新作，有些不便讲的，咱们也撤掉。
文天祥《正气歌》有这样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董狐是山西人，我敬佩的山西人。我想尊重历史，尽量保存历史原貌。
2022 年8 月14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选摘一
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节选）
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两千五百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妈妈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两百三十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的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多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之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元代怎么样，清代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的和服才是唐装，倘若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五十六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它“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所见，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弘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迅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里（凤凰台有个节目，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他要活着，算什么派？有人说，匕首乱飞、皮带乱飞，都是鲁祸引起，恨不得掘墓鞭尸，这话公允吗？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我看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我看没人会同意。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意。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口述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口述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六经是孔子时代的经典。汉以来，儒生是以孔子的经典为经典，五种不同的东西凑一块儿，没什么道理。现在，经典的概念早已变化，文史哲各系，分别去读，没什么不好。
汉代有五经，唐代有九经，宋代有四书五经。《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我们拿《论语》《孟子》当子书，和《老子》《墨子》搁一块儿，是恢复诸子的本来面貌。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第一，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第二，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万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别的子书太大。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
我们的信心建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该建在哪里？是真传统，还是假传统？这个问题，和大国崛起有关。
我一直说，中国人的心底，埋着个梦，就是重新当大国。不当大国，堵得慌。
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有小国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亚历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国胜大国。
亚述，号称世界第一帝国，本来是处于四战之地的小国。因为怕挨打，才穷兵黩武，以血腥杀戮和野蛮征服著称于世。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为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历史上的大国，往往都有这种背景。
中国曾经是大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国。然而世事沧桑，近百年来，我们衰落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大国一样。
近代，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看看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险家初到这些地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天堂般的奇迹，怎么会是这等荒凉破败。
欧洲，所谓大国崛起，原来都是小国。希腊、罗马是小国，即使成为大国，内部也很松散，还保持城市自治。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也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没有政治统一，只有宗教统一。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为凝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黏合剂。和亲、女王一类东西，也是小国的特产。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他们的统一是宗教大一统，不是政治大一统。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统有类似功效。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
对比他们，我们该作何感想？
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达这种悲情。当时，我写过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国文化报》上，一篇登在《东方纪事》上，一篇登在《知识分子》上），力陈传统并非如此：其弊固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的头上。但这种声音，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国人几乎一边倒。
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直下。我们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高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然而，只要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还是可以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的声音。
一句话：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
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常拿欧洲说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迫于宗教传统的巨大压力，不托古，不能求新。大家乐道的阐释学，不过是这类玩意儿。说是复兴中国文化，其实是步欧洲后尘。现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头，才发现，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信仰缺失，就像俄国，乞灵于传统。
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
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就像古之好事者，登临怀古，没有真古迹，也要造一个出来。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
现在的复古，是真复古，还是假复古？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王莽倒是打这个旗号，你能学得来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请给大家说说看。你要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20世纪初，国人惊呼，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然而现在怎么样？国未亡，种未灭，中国人还在，中国的万里河山还在，以往的历史，可以平心静气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历史遗产，虽遭破坏，还是相当丰富。古书也好，古物也好，古迹也好，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尚未开发的地下资源，更几乎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人。中国人还在，不信邪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一切，已经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已经摆上了同一桌面。
台湾有点东西，都是大陆带走的，集中在史语所和台北“故宫”，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小。社会上尽瞎吹，说好东西全在台北“故宫”，其实，台北“故宫”的收藏只有四个强项，其他都比不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他们，报告发光，图录出尽，就没有资源了。人，“台独”政治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传统文化。
香港太小，没有祖国的万里河山，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主流，眼中没有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只能从旅游和电影了解），殖民统治太久，没根。他们的居民，要么很土（各种怪力乱神的崇拜），要么很洋（官场、课堂说英文，连名字都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创力。
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是另一个天地，他山之石吧。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美籍华人就是国际汉学界。
对中国传统，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人是中国的人，根本用不着气短。
我们的文化资源，研究中国自己的资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有血有肉的中国生活，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体验，写中国自己的历史，这是最大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有这么多真东西，干吗还要拿假的壮胆，拆了真的造假的，跟着别人起哄？
托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阐释，全是无聊把戏，对中国的形象，有百弊而无一利。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传统不必这样红。
2007 年4 月18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4 月19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演讲，5 月1 日改定
（原刊《香港传真》No.2007-50）
选摘二
人文的宿命
——访中文系李零老师
采访记者：郭九苓、黄鲲
采访时间： 2012年6月21日，上午10：30－12：00
在本次访谈中，李零老师描述了其严肃认真而又不拘一格的治学风格。一方面，李老师觉得学术是一种“好玩儿”的事，从不为自己设置学科壁垒；另一方面，李老师坚持从原始材料出发，掌握研究分寸，力求以简明的语言还原历史真实。他对高校的现状很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一、厚积薄发：永远的探索者
记者：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在教学、治学上非常有独到之处，今天想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李老师：现在，什么都是表演。我不善言辞，讲课讲不好。讲话不如写东西，可以从从容容，反复修改，改好了再发表。我不喜欢讲话，除了私下聊天，我不喜欢讲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讲话。讲课是一门艺术，很难很难，我驾驭不了。准备太多，写成文章，太累，写出来再讲也索然无味。没有准备，思绪万千，线头太乱，人家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讲话，条理和节奏很重要，领导讲话，半天蹦一个字，倒是有条理，但多是千篇一律的废话。随机的想法，有条有理说出来，不容易。录音稿，自己看了都脸红。我讲课，主要是吹风，要把问题说清楚，还是靠写。我的好几本书都来自课堂，但绝不是原始录音。我是把讲课当写书的草稿，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改。讲课，容量太小，还是看书更有用。我自己就不爱听课。
记者：您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这个特点是怎么形成的？
李老师：我到北大，一直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最近又调到古代文学专业。但老实交代，我一天也没学过古典文献，一天也没学过古代文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就是名不正也言不顺。我是学考古的，但既不在考古系，也不在历史系，我是四处出击，咱们的文科系，我几乎都能插上一只脚，我甚至插足历史地理，插足医学史，插足艺术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过客座教授。我发现，学科和学科之间有很多三不管的盲区，你以外行的身份涉足其间，既是挑战，又充满乐趣。很多不同学科的人都把我当内行，但我心里很清楚，你哪儿是什么内行，玩一把就算了，赶紧撤回来。不当内行的好处是，我不必天天想着，当个内行要怎么端着。
记者：您写的很多书虽然背景是晦涩的古文，但读起来感觉很轻松，很容易让人接受，能谈一谈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吗？
李老师：做学问，我一直追求简洁明快，从不认为学术就是把别人绕糊涂了。我认为，如果你说，你研究越深就越讲不清楚，这是你自己没本事，功夫全折在半道上。你要想让别人明白，先得自己明白。想明白了，自然也就讲明白了。
我理解，讲课不是嘴皮子的功夫，你要把话讲深讲透，必须先有研究。而要做研究，就要从资料做起，从细节入手。比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哪样不是“慢功细活”。做学问，好比爬楼，从简单到复杂是上楼，上楼只是一半。下楼，从复杂到简单，这是另一半。这一半更难。很多学者，只会上楼，不会下楼，顶多“独上高楼”，顶多“衣带渐宽”，就是差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蓦然回首”。“蓦然回首”就是通俗。
有人以为通俗是小儿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通俗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没有深入的浅出，那叫肤浅。没有研究的通俗，那叫庸俗。
记者：《论语》和孔子是您很晚才研究的，您的著作《丧家狗——我读〈论语〉》得到了读者很高的评价，当然因为标题的缘故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您能够以此为例，阐述一下您做人文研究的特点吗？
李老师：我不上网，也不看报，说好说坏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认认真真把《论语》看了一遍，觉得《圣迹图》上的这个故事，司马迁等人讲的故事，最能概括其一生。“丧家狗”的意思是什么，原书讲得清清楚楚，不读书就骂人，我才没工夫搭理。我读《论语》，其实是用司马迁的路子，即把《论语》当孔子的生命来看待。我是用他坎坷的一生来笺注《论语》，我是把他当人而不是神来看待。我对他的最大尊重，就是尊重历史。
记者：对人文研究，您还有什么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李老师：咳，全是老话了，说也没用。现在戕害学术，荼毒士子，莫甚于好大喜功有如修长城的“课题制”。现在什么都是工程，什么都是课题。很多管理者以为，管理就是撒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早晚有一天，个人学术将被集体学术彻底消灭，所有成就归老板，就像凤凰台的节目，出品人是刘长乐，每个节目都是他老人家的节目，个人顶多混个灯光、道具什么的。现在的课题制，都是靠圈钱，摊子越大，才越来钱，大钱出大活，谁来扛？领衔的学术带头人，他自己才干不动呢，他只能靠分钱，把活一层层包下去，千军万马，雇人来干。越是胡子一大把，越不消停。尊老的人也不让他消停。你不消停也就算了，还拖着拽着年轻人。人拢共能活多少年？你不能说只有鸿篇巨制才是学术，那样，全部学术史都得改写，除了《四库全书》，别的都不是书。长城倒是修起来了，可怜白骨无人收。
我很顽固，我的书没有一部是这种书。
记者：您的治学风格可说是既严谨又灵动。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带研究生的？
李老师：我们系有个老师，他已去世，他跟我说，你在北大立身，必须占住三条，一是北大出身，二是师门过硬，三是个人努力。我不是“三不沾”，只是“两不沾”。北大出身，我不沾。师门，我也不沾。我的老师张政烺，说起来也算名师，但他早就不在北大。今年，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华书局给他过百年，很多人还在那儿讨论，咱们北大，是谁把他赶走了。两大前提，我都没有，只有最后一条，我还沾一点边儿。我理解，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学生不是老师的工具，老师也不是学生的工具。我最讨厌培养子弟兵，安插子弟兵。我理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成人一愿，胜造十级浮屠”。我既然讨厌摧眉折腰，当然也讨厌呼奴使婢。
现在的学生，“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写论文的时间太少，很多时间都花在应付考核和找工作上了。很多论文都是半成品，要求太高，谁也甭毕业，放一把吧，又全都过。我跟他们说，将来你们干什么，我不管，但你总得善始善终，毕业后，你把论文好好改一下，争取早点儿发表，那时你再跟学术说再见，这总行吧。现在的学生，聪明的太聪明，他们经常觉得自己比老师还高明，我是乐得让他高明，不用太费心。但不聪明的学生又太不聪明，说是不聪明也许不对，其实是太不热爱，读书只是混出身，我也没辙。我带学生，首先是拿自己当学生。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的梦想是当个好老师，但我不是个好老师。老师太难当了。
二、信言不美：人文学者有“厄”
记者：现在大学在管理上的确是更符合理工、社科，特别是一些“热门专业”的特点。这也反映出人文学科与人文学者的地位在下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老师：现在的大学都是理科领导社科，社科领导文科。比如校长，肯定是理工科的，最好是院士。文科也最好由商科来管。大学产业化，就是把大学当买卖做，一帮研究风花雪月的人怎么懂这些。文盲领导科盲，是大势所趋，我没意见，只不过不要斩尽杀绝，最好还有个“印第安人保留地”。我记得，北大推倒南墙那阵儿，大家都哭穷。我们中文系的朱德熙副校长参加人大会，与领导吵起来。领导以为，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大学也跟农村一样，只要放开，像包产到户那样，经济就搞活了。朱先生气急而问，那北大化学系就该做肥皂去？领导丢下一句话，叫“大势所趋”。当时咱们学校很可怜，有个系的老师在校园里摆摊儿卖贺年片。他们拿自己的书到出版社，出版社的人说：“这还有必要印吗？复印几份就得了。”
现在怎么样？**最大把大把撒钱，课题满天飞，钱是有了，命也丢了。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这就是大势所趋。大家发愁发的是，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儒林外史》头一回，王冕说，“一代文人有厄”。现在就是“一代文人有厄”。钱比八股还厉害。
记者：现在并不是经费不足，关键是“分配不公”。如果大学有合适的管理机制，您觉得人文学者能渡过这个“厄”吗？
李老师：没有这个“如果”。大势所趋，哪有这个“如果”。
讲点现实问题吧。
现在什么都是买卖，学校也是个买卖。买卖当然要由买卖人来管理。比如咱们学校的出土文献中心吧。人家清华也有这么个中心，他们请领导看竹简，领导大笔一挥，他们就有了一亿人民币，可以盖大楼。我们怎么样，“房毛”都没有。老朱（朱凤瀚）跟学校申请，学校管文科的校长说，这很容易，咱们校园里，你们瞅哪儿合适，自个儿盖个楼，不就得了。这不是扯吗？我们要是有钱，还跟学校张什么嘴？这不等于我们替学校盖楼，还给学校交钱吗？这也太经济学了吧。
今年，我已六十四岁，应该走人。我之所以还在延聘，主要是想留个办公室。你们都看见了吧，北大有个临湖轩，我也有个临厕轩。如果没有这个临厕轩，我就得把书扔掉。家里已经没地儿了。
人文学者最便宜，也最贵。为什么说便宜？因为他不需要雇人，不需要买设备，只要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还能放书就得了。但为什么你又说他贵呢？因为他要有人养着，这属于非营利开支，不符合经济学呀。
我们是属于“难养”之辈。如果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人家就不养你。
不养你也没辙。
记者：假如国家把人文学者养起来，我们怎么能保证人文学者充分发挥主观积极性呢？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人文学者的学术成绩呢？
李老师：你的问题应该去问国家。我又不是管理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教育搞不好，关键在最高管理者。学校为***打工，我们为学校打工，我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我是被管理者，每天想的只是如何委曲求全，尽量减少管理者的破坏捣乱。我不需要激励机制，我干学术，是因为我爱学术。我们的管理者，他们最不相信的就是人。他们以为人跟驴差不多，懒驴上磨屎尿多，你得前面拿吃喝诱着，后面拿小鞭子抽着，这样才能“出成果”。我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
（原刊《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训》第25期，
题目作《一代文人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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