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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为什么今天的低技能移民比19世纪甚至战后更受限制？
玛格丽特·彼得斯认为，答案在于企业的政治行为所产生的政治困境：那些可能接收低技能移民的富裕国家，可以进口生产低技能密集型产品所需的劳动力，也可以从拥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进口这些产品。
本书大胆挑战了当下的移民政治经济观，证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移民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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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
玛格丽特·彼得斯（Margaret Peters），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主要着重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移民政治。任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前曾任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彼得斯201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国际组织》《世界政治》和《英国政治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
译者：
陈雪梅，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长期从事口笔译教学与实践，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历，译著有《没有法规就没有自由——次贷危机隐藏的教训》（第一译者）。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jy部人文社科、安徽省社科等多个项目。
陈丽莉，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参编《新闻英语阅读与翻译》《最新报刊英语阅读》《美国文化选读教程》等教材。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译著有《大买卖》（第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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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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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1
第一章 移民与全球化 1
一、 低技能移民与全球化的政治困境 4
二、 对移民问题的现有解释 8
三、 定义低技能移民 10
四、 移民政策作为一项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15
五、 本书框架结构 18
第二章 移民、贸易和企业流动性:政治困境 20
一、 移民与全球化困境 22
二、 企业与游说:移民政策的基础 26
三、 游说花费有多高? 移民政策的其他解释 42
四、 总结与实证策略 47
第三章 移民政策和两个全球化时代 54
一、 贸易和移民政策 56
二、 企业流动性和移民政策 82
三、 本章小结 88
第四章 美国行业倾向的不断变化 90
一、 美国的低技能移民政策的分期和走势 91
二、 企业与部门 92
三、 行业就移民议题展开的游说 93
四、 行业团体偏好的改变 116
五、小结 147
第五章 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企业的回应 149
一、 唱名投票 152
二、 美国经济的“美国一体化”与移民:1790—1945 155
三、 现代全球化和移民(1950—2008) 179
四、 移民议题的党派支持变化 197
五、 结论 203
第六章 小国移民政策:以新加坡和荷兰为例 205
一、 研究方法和预期 206
二、 新加坡 210
三、 荷兰 235
四、 结论 260
第七章 移民政策的其他解释:反移民情绪论和无证移民剥削论 263
一、 宏观政治和宏观经济解释:民主化、增长、战争和国家身份 264
二、 关于移民政策的其他利益团体论 270
三、 移民政策与关于企业和无证移民的主流观点 274
四、 荷兰 235
五、 结论 278
第八章 日益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 281
一、 移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284
二、 对移民的启示 287
三、 对国际体系和外交政策形成的启示 294
四、 结论:开放边境的重要性 306
附录A 移民政策变量的收集和编码 308
参考文献 372
译名对照表 401
译后记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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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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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把政治经济带入移民问题中来讨论，所以论点有别于大多数的移民政策理论。本研究把移民政策看作是受贸易壁垒和企业流动性影响的一项经济外交政策。移民学者认为企业对移民的支持意愿是恒定的，因此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政体中的反移民群体。与此相反，我认为尽管企业支持开放的移民政策——企业支持任何对其有利的政策——但是企业为移民而奋力争取的意愿已发生改变。这种解释能更好地反映移民政治全貌。
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来看，本书把企业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虽然企业和利益集团在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占中心地位，但最近学者转向个体偏好研究，部分原因是此类调查试验便于操作，研究者能够展示受试个体偏好发生了改变。但是当聚焦个体态度时，就会忽略一个关键的政策推动因素:企业。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中，学者们(比如移民学者)认为企业的游说意愿和倾向相对不变。但是最近，学者们多采用“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来重新审视企业的倾向随着生产率的变化如何演变。同样，笔者也是基于这种“新”新贸易理论中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来理解企业倾向问题，但笔者认为企业对移民的倾向取决于企业境外迁移能力，这一能力部分由生产率推动，同时受产品性质和环境变化驱动。
学者们通过开放经济政治学(OEP)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 对此我提出质疑。开放经济政治学基于个体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推断个体的经济政策倾向，探究国内机构如何汇聚这些倾向， 然后在必要时结合对该政策的国际协商来进行分析。但是，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经济政策的形成，通常无法解释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如何互动，因此很少依赖于经济是否开放。很多学者都探讨了贸易或资本或移民(相对较少)，但很少有人研究这些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鉴于贸易、资本和移民政策均有可能互为替代或补充，我们需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对外经济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本书的分析框架不仅解释移民政策，也阐明了全球化如何影响一系列国内政策。有人认为贸易和企业流动性导致税收、社会和环境政策上的逐底竞争(a race to the bottom)，正如各国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而降低税收和放松监管标准一样。但情况喜忧参半。很可能是贸易开放和企业流动性同时影响了企业就这些议题的游说活动。在环境政策领域，贸易开放和企业流动性允许发达国家把极度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一旦“有害”的企业关闭或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那么剩下的相对是“绿色”企业，环境标准也可以在不触及这些企业底线的情况下得以提高。
除理论贡献，本书还提供了大量关于移民政策的新数据。现有的学术研究注重二战后时期，故无法解释跨越两个世纪的全球化发展的长期趋势。相比之下，我研究了各行业关于移民政策倾向和游说、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与移民政策的原始数据，很多数据覆盖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发展。此外，现有文献中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案例数量也不多，而我的样本覆盖到波斯湾和东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今的移民政策。
最后，对于政策制定者及其他群体而言，如果他们旨在帮助那些无论出于常规还是家庭原因想要从发展中国家迁入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我建议他们在移民问题上寻求新的盟友。过去，当政策制定者和政治活动家希望实施开放的移民政策时，他们将低技能密集型企业视为盟友。但是现在，从经济利益上来看，支持开放的低技能移民政策的理由已不再充分;曾经的企业盟友要么不再关心国内的移民政策，要么已经关门大吉。这意味着，尽管不是不可能，但实施更开放的低技能移民政策非常艰难。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崛起，它们或开放贸易，或鼓励企业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行境外生产，低技能密集型企业也会随之减少。这些国家也有可能将低技能移民拒之门外。曾几何时，边境开放为脱贫做出卓越贡献，给逃离冲突的人提供安全的避风港，但就现在看来，封锁边境可能会成为常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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