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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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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品解读，无效的自我愚弄比比皆是。肤浅的对话、豪华的多媒体包装充斥课堂。令人悲观的是，理论与生动丰富的阅读经验长期为敌。原因在于：一，理论未及与中国阅读经验结合，尚待完善；盲目迷信，生搬硬套，窒息了阅读的灵性。二，在方法上，习惯于从表面到表面的滑行，在作品与现实的统一中团团转，缺乏揭示矛盾进入分析层次的自觉，这在根本上背离了“分析”的初衷。目前任务的迫切性在于把文化哲学的分析方法转化为“还原”“比较”这样可操作的方法，从而把阅读的鲜活的体悟上升到理性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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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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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为福建师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学术著作有《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文本中心的突围和理论建构》《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月迷津渡》《演说经典之美》《幽默心理与幽默逻辑》等。散文集有《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灵魂的喜剧》《愧对书斋》《孙绍振演讲体散文》。2009年，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出版《孙绍振文集》八卷。新著作有《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中华书局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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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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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言之一
修订前言之二：答读者问13则
自序
第一章 在大自然面前的审美心灵变幻
前言：夏天为什么缺乏诗意经典
春天：九种不同的古典诗情
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叶绍翁
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宋祁
鹧鸪天代人赋（陌上柔桑破嫩芽）／辛弃疾
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杜甫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韩愈
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白居易
祝英台近晚春（宝钗分）／辛弃疾
春天：两种不同的现代诗情
春／艾青
初春／王宜振
春天：两种不同的散文美
解读朱自清的《春》
解读林斤澜的《春风》
秋天：六种不同的古典诗情
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杜牧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范仲淹
苏幕遮（碧云天）／范仲淹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马致远
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刘禹锡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杜甫
一种秋天的当代诗意
采桑子 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毛泽东
秋天：一种现代散文美
——解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
两种不同的冬天的美
卜算子 咏梅（风雨送春归）／毛泽东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毛泽东
对自然美的科学阐释
——解读贾祖璋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第二章 艺术家心灵奥秘的多维透视
前言：刹那心灵颤动的审美价值
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荷塘月色》解读
以《背影》为例谈方法问题
在政治幻想和艺术幻想之间挣扎
——解读李白的《下江陵》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解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解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解读余光中的《当我死时》
寻找精神的“旅店”
——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
第三章 崇高的三种趣味：情趣、谐趣和智趣
第四章 童心、童趣和心灵宝库
第五章 亲子之爱的诗意和卑微
第六章 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第七章 进入小说艺术的审美世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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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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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中学还是大学课堂上，经典文本的微观解读都是难点，也是弱点。难在学生面对文本，一目了然，间或文字上有某些障碍，求助于注解或者工具书也不费事。这和数理化或者英语课程不同，课本上那些难点、疑点，如果教师不加阐释，学生不可能凭着自发的感性理解悟透彻。自然科学或者外语教师的权威建立在使学生从不懂到懂，从未知到已知。而语文教师，却没有这样的便宜。他们面对的不是惶惑的未知者，而是自以为是的“已知者”。如果不能从其已知中揭示未知，指出他们感觉和理解上的盲点，将已知转化为未知，再雄辩地揭示深刻的奥秘，让他们恍然大悟，就可能辜负了教师这个光荣称号。语文教师的使命，要比数理化和英语教师艰巨得多，也光荣得多。数理化英语教师的解释，往往是现成的，全世界公认的，而语文教师，却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作独特的领悟、探索和发现。不能胜任这样任务的人，有一种办法，就是蒙混，把人家的已知当作未知，视其未知如不存在，反复在文本以外打游击，将人所共知的、现成的、无须理解力的、没有生命的知识反复唠叨，甚至人为地制造难点，自我迷惑，愚弄学生。这样的教师白白辜负了自己的生命。按常理来说，这样的教师应该是极少数，但据我多年观察，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一些大学教授习惯于感叹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不济；其实，这并不表明他们有多高明，恰恰相反，说明他们缺乏羞耻之心。中学教师不是你们教出来的吗？你们在大学课堂上，不是常常以在文本以外打游击为能事，用一些传记材料、时代背景打马虎眼吗？许多学者可以在宏观上把文学理论、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充斥着文坛和讲坛。在文本外部，在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方面，他们一个个口若悬河，学富五车，但是，有多少能够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呢？就是硬撑着进入文本内部，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术语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
我这样说，并非故作惊人之语，有大学教学四十余年经验为据。试问大学中文系教授，让你们去教中学语文，在微观分析中，有多大把握能保证超越中学水准？请问古典文学的教授，有多少能把“霜叶红于二月花”“二月春风似剪刀”“草色遥看近却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妙处说得令人心服口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究竟好在哪里？讲了多少年了，还是古典诗话中那些印象式语言。中学课堂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玄妙的、空洞的赞美。请问美学教授，如果学生反映《背影》中父亲的形象“很不潇洒”，又“违反交通规则”，有多少人能够当场点出这是什么样的美学问题？有谁能够从理论高度上回答学生的疑问：薛宝钗、繁漪、周朴园是坏人吗？对于《荷塘月色》的解读，长期限于反映“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矛盾”，谁能从中看出文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桎梏？如果学生感觉不到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生命走向衰亡的美，应该如何应对？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学教师感到无从分析，你能告诉他们，从哪里发现矛盾？祥林嫂之死为什么没有凶手？《祝福》中的那个“我”为什么有负疚之感？对于小说是否多余，该如何阐释？为什么鲁迅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在艺术上不该这样的”？为什么又最喜欢《孔乙己》？那么《孔乙己》在艺术上成熟在哪里？在《最后一课》中，小弗郎士对于学习法语的转变，是可信的吗？过一天，他又故态复萌，又讨厌起法语语法来了，怎么办？在《项链》中，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为什么不继续写下去，把真项链换回来，弥补经济上的损失？这不是更加“环环紧扣”吗？为什么《皇帝的新装》中的人物没有个性？《愚公移山》中的智叟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有智慧的，而蛮干的，正是愚公。应不应该给智叟平反？对于“愚”和“智”的转化又该如何分析？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用两节文字介绍长妈妈的名字，不是多余吗？为什么主张尽可能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的鲁迅，这样浪费篇幅？等等。
要解决这些微观的问题，不但要有深厚的宏观学养，而且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而是过硬的功夫。而这种功夫的特点，就是于细微处见精神，越是细微，越是尖端，越是有学术水平。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这正是智慧的尖端，生命的高峰体验。在这样的尖端上，教授的头衔并不能保证任何优势。
微观分析的幼稚和粗暴，策源地乃在大学课堂，长期流毒中小学，遂成顽症。大学教授们应该感到惭愧，感到脸红，感到无地自容才是。但是，现实却是，悲天悯人的教授们一个个活得很滋润。这是为什么？大学的学院体制庇护了他们。学院式的评估体系，把文本的微观分析当作“小儿科”。其实，这是愚昧。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经济科学，乃至于管理科学，微观分析都绝不是“小儿科”，而是“大学问”。美国声名赫赫的MBA，那些最名牌院校（如哈佛、西北大学）的教学，就是以个案分析为主的，甚至连毕业论文都可以省略。
宏观的基础研究和具体部门的应用研究，是根结连理的。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互相促进。研究宇宙以及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是大学问。研究一粒沙，从中看到整个世界；研究一滴水，从中看到大海；研究果子狸的病毒，从中找到克制SARS之道；研究果蝇，从中追寻长生之途，也是大学问。研究大脑血管，并不见得比研究乌贼鱼更高贵。宏观有宏观的难度和局限，微观有微观的难度和局限。二者不可偏废。但是，当前最缺乏的，可能还是微观的。
当然，我并不想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大学教授，中学自有中学的问题。
缺乏微观基础的空话、套话、大话、胡话乃至黑话，本是由来已久的顽症，却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借强调师生平等对话之机，找到了合法的避难所，于是，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所问肤浅，所答弱智，滔滔者天下皆是。表面上热热闹闹，实质上空空洞洞，糊里糊涂。在处理课文的方法上作秀，多媒体豪华包装，花里胡哨，目迷五色。但是，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却有时如蜻蜓点水，有时如木偶探海。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把生命奉献给了个案分析。不是个别的个案分析，而是空前大量的。这不仅仅是把学问通俗化，也是在寻求学理的突破。
从做学问来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宏观的理论建构为基础，把握了普遍的原理，然后高屋建瓴，在必要的时候，再作有限的个案的具体分析；另一种方法则是，在对宏观理论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把握以后，进行广泛的、大量的个案分析。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理论，甚至颠覆权威理论。走这条路的人似乎比较少，在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但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都是以文本分析起家的。这个办法比较艰苦，有点手工业方式。但是，也有它的优越性，就是它的基础比较雄厚。以这样的文本分析为基础概括起来的理论，其可靠性和可行性都比较可观。
杜牧这首诗的可贵就在于：1.他打破了多年来天经地义的想象机制。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花肯定比叶子美好，而杜牧却说，叶子比花更美。在一般人看来，秋天肯定不如春天美好，而杜牧却说，秋天比春天美好，不但比一般春天的景色鲜明，而且比春天最鲜艳的花朵还要鲜艳。这表现了一个诗人精神的活跃，不为常规所拘，这是诗人艺术想象的突破。2.这首诗的灵魂，全在最后这一句，以一个比喻而使这首诗经受了千年的考验，保持住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力。这个比喻的生命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远取譬”。
比喻分为近取譬和远取譬。所谓远取譬，是从空间距离来说的，为了求新，不在人身近处，而是在人身的远处，在人的想象遥远的、为流行的传统的想象所忽略的空间展开。严格说来，远取和近取，是许慎第一个在《说文解字·叙目》中提出的。但是，许慎说的不是比喻，而是传说中文字的创造——近取诸身，远取诸大自然。
实际上，从文学，尤其从诗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心理观念。有时从空间而言并不远，但是，从心理来说，却处于被遗忘的地位。杜牧把秋天的叶子比作春天的花就是一例。从秋天想到春天，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是远取譬，但是，从叶子想到花却是近取。我们之所以觉得它新异，是从心理、从想象和联系的角度来说的，这是被忽略了的，因而是出奇制胜的，是突破性的，个性特别突出，是很有创造性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从根本上来研究一下比喻的特殊规律。
比喻的矛盾是：第一，它发生在两个东西（秋天的叶子和春天的花朵）之间。用修辞学的术语说，是本体（叶子）和喻体（花）。所以朱熹对比喻下过一个定义，说是“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这话说对了一半，并不是任何两个不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都能联系得起来。要成为比喻，还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这两个东西，在共有的一个特点（红）上联系起来。这是从正面来说的，从反面来说，要构成比喻就得有一种魄力，除了这相通的一点以外，其他的一切性状都暂时略而不计。在这里就是，不管叶子和花的区别有多大，都放在一边，而把“红”当作全部。第二，这从表面上来说，是很有点粗暴的，但是，从深层来说，又是很精致的。这个联系必须是很精确的，不但表层的性质要相同，而且隐含的联想的意味也要相近。据《世说新语》记载，有一天下大雪，谢安和他的侄儿侄女聚会。谢安说，下这样大的雪，如何来形容它好呢。一个侄儿就说了：“撒盐空中差可拟。”但是，谢安的侄女谢道韫却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赞成谢道韫的。这是因为，盐和雪在“白”的字面意义这一点上虽然是相通的，但盐所引起的联想却和雪花引起的不太相同。盐有一定的重量，是直线下降的，速度也比较快，而柳絮比较轻，下降的速度不但比较慢，而且运动的线路飘飘扬扬，方向是不固定的。就霜叶和二月鲜花而言，它们在“红”这一点上，不但相通，而且在“红”所引起的联想上——红得鲜艳，红得旺盛，红得热烈，红得有生命力——也是自然而然的。
通过对红色的强调，杜牧表达了从秋天的叶子感受到的生机勃勃的情致，这表现出诗人的内心迥异于其他诗人的特点。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大自然的美的欣赏，对生命中哪怕是走向衰败的过程，都充满了热情，以美好的语言加以赞美。
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要把作品写出个性来，并不完全靠观察、贴近生活，而要通过贴近生活来调动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经验、记忆和思想。这个过程与其说是贴近生活不如说是贴近自己，贴近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思。也许有人感到这是一句怪话，一句废话，自己就在身边，不是已经很贴近了吗，还要贴近什么呢？不然。这恰恰是人类的一个弱点，越是自己内心的、属于自己的、有个性的东西，越是难以接近。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被一些现成的套话包裹住，一开口，一写文章，这些套话就自动冒出来，因为它很现成，不费劲。因为不费劲，所以它有一种自动化的、自发的倾向。正是因为这样，在写作过程中，如果不排除现成的（别人的）套话，自己的个性就不能顺利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章、诗歌中的个性是排除现成套话的结果，同时又是自觉调动自己被套话淹没的深层情思的结果。会写文章的人，善于调动自己内心深处的储存，能超越感觉的近处，从感觉的远处找到自己的话语。
杜牧这首诗之所以动人，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为读者赞叹了千年的比喻，还因为诗的结构很有层次。诗人并没有把这个比喻放在第一层次的前景位置上，而是把它安排在第二层次上。在第一层次，他先引诱读者和他一起欣赏寒冷山坡上的石路。一个“斜”字，有很大的潜在量，不但写出了山的陡（不陡，就不用“斜”，而用“横”了），也表现了人家的高，居然在云端里。这样的人家，有诗的味道，是因为它很遥远，有的版本上是在白云“深”处，有的则是在白云“生”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白云“生”处，更有遐想的空间，它更缥缈。对于读者，这很能引起超越世俗的神往。如果作者满足于这样的美景，就很可能使有修养的读者产生一种缺乏个性、没有特殊心灵感悟的印象，虽然在文字上（构图上）不能说没有功夫，但是，对于诗来说，心灵感悟的特殊性好像不够。如果写到这里为止，就不能不令人产生比较平庸的感觉。在唐诗中，有许多这样的诗，文字可以说无可挑剔，但因为缺乏心灵微妙的感兴，而只能达到很普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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