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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在2002年11月认识了李辛。那时我在北京刚刚住了6个月,一切都是新鲜的。作为一个有西方医学和传统中医学背景的医生,我受邀在北京国际协会(Beij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举办的侨民社区活动中介绍中医。作为交流会之后的延续,我想给听众们安排一次机会,来参观北京一家中医诊所。很偶然,我遇到了李辛,他带领我们参观了平心堂中医诊所,这是他出诊的地方。虽然那时他非常年轻(32岁),但我意识到他对中医有非常深入而独特的理解,并且,他有特别发达的敏锐直觉。经历过一系列在北京不同医院学习的失望后,我知道这正是我要找寻的人。他友好地邀请我,在他出诊时可以坐在旁边。这让我非常激动。但随后,我发现由于自己有限的中文理解,极大地影响了随诊的深入体验,我决定先去学习中文。随后的一年,我们见过几次面,分享彼此对中医的认识。李辛告诉我,他在1988年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第二年担任了“黄帝内经”课程的课代表,但那时他还未能理解中医学,因此感到灰心。随后,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去学习现代医学。现代医学对人体的清晰阐释令他十分着迷,但是,他渐渐发现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治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在某些领域的治疗思路几乎是空白,于是他又重新回到中医的学习。1991年,他遇到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任林先生。任先生那时40多岁,精通太极、佛道、经络和中医方药。在任先生在学校暂居一周的期间,李辛把自己的住处借给他,自己则去同学那里合住。在短暂的相处中,李辛看到任先生每晚都会静坐,他看起来那么年轻、有精神,清晰而稳定,这些都给李辛留下深刻的印象。临别前,任先生请李辛随他到学校图书馆。当时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尊张仲景先生(《伤寒杂病论》著者)的塑像,任先生要求李辛按照中国传统礼仪,先后向张仲景先生的塑像和他本人鞠躬。接着,他告诉李辛:“中医非常简单,面对病人,你只需要问自己,他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任先生又指出:“方剂的秘诀在于,一张药方中起关键作用的只有3~5味药。如果方中有太多味药,可能是开方医生思路还不够清晰,也可能是为了迷惑其他医生。”他用“逍遥散”做示例分析,并说:“你要暂时忘掉所学的课本知识,体会每个病人的寒热虚实及方药的方向与作用。”那天以后,李辛再没遇见过任先生。但任先生的短短数语已足以点燃他对中医的热情和信心,并指给他一个学习中医的全新方向。从此,他每天都在图书馆阅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及历代各家诸如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张元素、张景岳、薛己等古代大家的书籍。他读的第一本古医书是元代李东垣的《脾胃论》。学习古籍是艰难的,不仅因为古文艰涩,更因为古人善用取象比类来表达思想。好比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你必须体会艺术家当时的感受,而非只看艺术作品外在的风格或表达的方式,理解古医书最关键就是读出古文背后的含义。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提出了方剂的基本法则——“补泻在味,随时换气”,即补和泻的功效来自药物的“味”,选用“寒”或“热”药,取决于当下的病机。这意味着在治疗时,明白药物的“气味”以达到补泻的目的,非常重要,这在《黄帝内经》中有同样的阐述。李辛于1993年毕业。因为希望和父母一起生活,他回到了父母的所在地,并且成为当地卫生学校的中医教师。那时他开始静坐和学习太极拳,体会如何安神虚意,通调经脉。1995年,李辛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的一所卫生学校和一家中医药发展中心任职,负责教授中医课程和举办讲座。1997年,他进入天津中医药大学攻读心身医学硕士专业,同年进入当时北京第一所中外合资中医机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办的北京炎黄国医馆。北京炎黄国医馆内有30多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名老中医,提供传统的中医医疗保健服务。当时李辛作为《健康会讯》主编和健康管理中心负责人,负责培训年轻的治疗师,帮助他们提高针灸、按摩和静坐技能。那段日子,李辛有机会与不同领域的名老中医交流学习,获益良多,拓展了他对中医的实践和理解。在北京炎黄国医馆,李辛遇到了宋祚民先生。他是李辛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宋老先生从京城名医孔伯华先生,是一位儿科和内科专家,当时已年过七旬。李辛在跟从宋老先生随诊期间,学会了使用性味轻清流通的药物来补益精气和调理气机的方法,这是“温病学派”的长处。2002年,我和李辛相遇时,他正应诊于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平心堂中医诊所。一年后,当我跟他随诊学习时,我看到他的诊断那么清晰,完全不同于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理解,即使面对各种疑难病证,他的治疗也能快速取效。慢慢地,我意识到把李辛对于中医的理解和实践保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在其后的一段日子,我开始把体会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我深信用简明清晰的方式表达传统中医精义之所在,对正在探索传统中医的现代人士来说实为重要。于是,2004年9月,关于本书的构想成形了。克劳迪那·梅赫(Claudine Mérer)2006年12月法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