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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三千年的蓟城到国际化大都市
从琉璃河燕都遗址到皇城根遗址
北京这座城经历了悄然巨变。
朝代更替，
兴盛沉浮，
皆在北京这座城纷纷上演。
◎从考古的全新视角，看清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全书从考古发现的全新视角，以各时期出土的重要文物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人物、重要遗址为媒介，梳理出北京3000年以来的历史脉络，800年的建都史，探寻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打开这本书，就找到了打开北京城市尘封记忆的钥匙。
◎国宝级文物讲述北京城的演变和历史细节。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西汉大墓、唐幽州墓等出土的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300多件珍贵文物唤醒沉睡于地下、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古老记忆。
◎以故事带你回到考古挖掘现场，轻松读懂中国史。
考古既是寻找一座地下之城的本来面貌，又是在寻找一座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全书用“悬疑解谜”的方式，通过一个个串联起来的考古故事，将赵福生、王剑英、刘精义、徐苹芳等这些默默付出的考古人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的考古现场完美呈现，一口气破解北京城市发展密码，探索未知、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从朝代的历史更迭，破解北京城市发展密码。
早在3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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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北京是如何从北方边陲发展为全国首都的？考古工作者是如何从地下之城破解北京前世今生的？拨开历史的云雾，走进《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
北京历史深厚悠长，历经朝代更迭与城市变迁，发展成当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以考古发现的角度从时代的演变讲述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全书以西周燕都、汉代燕地、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金陵、元大都、明中都、明定陵、改造帝都、拆卖皇城等7个历史节点、11章内容线，以各时期出土的重要文物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人物、重要遗址为媒介，梳理出北京三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八百年的建都史，探寻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该书视角壮阔，高屋建瓴，呈现了一座城市传奇的历史记忆，具有史料价值，也具有知识普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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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 著
2007年《北京日报》创办了《纪事》栏目，《纪事》栏目由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负责采写，十余年来，《纪事》栏目已成为《北京日报》的精品栏目，采写大量有影响力且极具可读性的主题作品。编著出版《寻找英雄:重温一种伟大精神》《共和国震撼镜头：看得见的历史》《星火征程》《旧京图说》《纪事》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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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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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1
第一章 西周燕都：沉睡3000年的地下城 孙文晔 / 001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北京的“脐血” 孙文晔 / 029
第二章 汉代燕地：从封国到郡县 黄加佳 杨丽娟 / 033
西汉墓博物馆：复活的汉代生活细节 杨丽娟 / 079
第三章 唐幽州：墓志中的血雨腥风 孙文晔 / 083
“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孙文晔 / 111
第四章 辽南京：从军事重镇到王朝陪都 董少东 / 115
天宁寺塔：一塔音韵传千年 董少东 / 141
第五章 金中都：北京都城的起点 黄加佳 / 145
第六章 金陵：隐藏在大山中的帝陵 黄加佳 杨丽娟 / 171
北海艮岳：一段王朝更替的沧桑史 黄加佳 / 199
第七章 元大都：《周礼》中的理想都城 孙文晔 / 205
散落在北京的大都遗珍 孙文晔 / 233
第八章 明中都：北京不为人知的前世 孙文晔 / 237
从地名寻找老北京 孙文晔 / 266
第九章 明定陵：隐秘的万历地宫 杨丽娟 / 271
智化寺：大隐于市 杨丽娟 / 301
第十章 改造帝都：北京城的第一次转身 黄加佳 / 305
中山公园：从皇家禁地到人民公园 黄加佳 / 325
第十一章 拆卖皇城：乱局下的故都 黄加佳 / 331
后记 / 355
参考文献 /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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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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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考古发现与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说到北京城的起源和发展，在北京民间有不少俗语民谚，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其实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历史学的角度考察，这句民谚都不够准确，不能反映北京城市发展历史的真实情况。
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有三千多年，其间主要出现了三个都城级别的城址。一个是在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的西周燕都，另一个是位于北京城区西南部的蓟城，后来发展成为唐幽州城、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这两个城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第三个城就是元大都以及明清北京城，我们今天北京城区的核心区域也是从这个城发展过来的，距今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西周燕都——董家林古城
西周燕都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故又称“董家林古城”。这个古城址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考古发掘的，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九十年代曾开展过局部发掘工作，2019年起为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了更全面的考古工作，出土了青铜器等重要文物。考古结论认为，董家林古城是西周燕国分封到北京地区建造的第一个都城，所以一般称之为“燕国始封都城”。董家林古城遗址包括几方面内容：第一是残存城墙，北城墙保留较多，东城墙的北段和西城墙的北段也有遗迹。第二是在城内发掘出宫殿区和祭祀区遗址，在城外发现了排水沟遗址。第三，在城外的东南区域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大量的墓葬遗址，有三百多座，级别分成高级、中级和平民级。在高级的墓葬中，发掘出不少陪葬品，种类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
尤其重要的是，有些青铜器上铸刻着铭文，比如有一对青铜器被命名为“克罍”“克盉”，器物上刻有内容相同的文字。从铭文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年真正到燕地来当第一代燕侯的人是克。根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他应该就是召公奭的长子，他代替他的父亲到北京地区当燕国的国王。所以这两件青铜器在研究燕国历史和确定董家林古城属性上是非常重要的物证。
这个城具体是什么时间建造的？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燕国是在西周建立后不久就分封了，而西周建立的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明确纪年，即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份即便有一点误差，说北京建城的历史有三千年也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这是通过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从蓟城到金中都
北京历史上除了董家林古城之外，其实三千多年以前还有一座古城，叫作蓟城。蓟城是北京城区最早出现的一座城，这座城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比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按照郦道元的说法蓟丘在城的西北角，由此也就能大致确定蓟城的位置在今天北京城区西南广安门到和平门一带。在北京西二环的东侧有个滨河公园，其中有一座“蓟城纪念柱”，上面写着“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这四句话是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写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北京城区最早是在这个地方起源的，当时是西周时期，这个城叫蓟城。所以从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蓟城跟董家林的燕都大致是同时期营建的，应该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与董家林燕都不同的是，蓟城早期营建的历史只见于文献的记载，而没有考古资料印证。目前从考古发现只能印证两千多年以前战国时期的蓟城，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和平门到广安门这片区域曾发现大量战国时期到汉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生活设施，它的密集分布说明这里有大量的人口聚集，上千年之前，人口大量聚居的地方一定是城市。
蓟城建立后一直延续，起码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又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辽金，发展了一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变化，第一就是名称发生了改变，唐朝以前叫“蓟城”，从唐开始叫“幽州城”，到辽代把这个城市作为陪都，于是改称“南京”，后长期叫“燕京”。到公元1153年（贞元元年），金朝把国都迁到燕京，名字改为“中都”。第二就是城在不断改建，基本趋势就是四至不断扩大，城内的设施也越来越密集。以金中都为例，城里面有很多的居民区，还有皇城和宫城，宫城里建了一系列的宫殿，形成一条南北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跟明清北京的中轴线不在一个位置上，它位于西二环东侧的滨河公园上。金中都城的遗址现在还保留一些，比如南城墙的水关遗址，大家可以到南二环玉林小区的辽金城垣博物馆里去参观。
蓟城的历史从文献上说的三千多年到考古印证的两千多年，一直延续发展，到金中都时达到顶峰。但是金朝在北京统治只有六十多年，1215年（贞佑三年）中都城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下，并遭到严重破坏。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忽必烈当了蒙古的大汗，他为了统一中国，选择定都北京。这时候中都城早已破败不堪，于是忽必烈决定新建一座大都城。
从大都城到北京城
大都城是在平地通过规划修建起的一座新城，为什么要重新建一个城？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中都城破败不堪，已无法再作为都城使用；其二就是中都城所用的莲花池水系水源有限，不能满足一个大都城的用水需要。而在中都城的东北郊有一片很大的水域，当时叫“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什刹海，这片水域的上源是高粱河水系，水源比较充沛。另外，北海的琼华岛是一个制高点，岛上原有金朝皇帝的行宫——大宁宫，在此处建城还有“镇压”住前朝的用意。所以琼华岛就成为大都城规划的中心，以它和周边的水域而设计了大都城，北京的城址也由莲花河水系迁移到高梁河水系。
大都城是建在十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首先进行详细的地形测量，然后制定总体规划。在房屋和街道建造之前，先埋设全城的下水道，再逐步按规划施工。1267年（至元四年）旧历正月，大都城正式兴工修建。主要工程分为宫殿、城池、河道三项。初期主要进行宫殿建筑，1274年（至元十一年）大部分完工。然后修筑城垣，1283年（至元二十年）基本建成大城。1293年（至元三十年）最后完成通惠河工程。
大都有大城、皇城、宫城三重方城。最外是大城，是一座南北略长的城垣。《元史·地理志》记载“城方六十里”。北京现在还保存着几段大都土城遗迹，从马甸到皇亭子这段残垣是北城墙遗址，2003年在此处建成“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供市民游览休闲。由皇亭子到政法大学这段南北走向的土垣是西城墙的一部分，土墙的西北角立有“蓟门烟树”碑。
皇城位于大城的南部正中，主要包括三组建筑，即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东岸的宫城和西岸的隆福宫、兴圣宫。宫城位于皇城东部，主要分为南北两组建筑，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的建筑是前朝，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的建筑是后寝。从大都城平面规划来看，宫城的主要建筑位居南北中轴线上。中轴线南起丽正门，北至中心阁。太庙和社稷坛分别建在齐化门、平则门内。北面是繁华的商业区，只是衙署分布较散。大都城街道几乎都是东西南北向笔直的，相对的城门之间有9条干道相通。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宽28米，其余干道宽25米。干道两侧又等距离排列着许多街巷和胡同，一般胡同宽6—7米。总之，就像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整座大都城“划线整齐，有如棋盘”。
明朝北京城的主体是在元大都城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最终形成内城、皇城、宫城、外城四重方城。清代北京内外城垣没有进行大的修建工程，有所改建的是皇城和宫城。由于明末李自成起义军退出北京时放火焚烧了宫室，清定都北京后又一一重建，还增建了一些宫殿，并且有些改了名称。如明朝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称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改建后的太和殿面阔由9间扩大到11间，进深5间，殿高35.05米，是全国最大的木结构殿堂。
总体来说，由于北京建城历史悠久，特别是近一千年以来，北京成为辽、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城市的营建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时至今日，尽管城墙、城门已很不完整，但保留的都城类型性遗迹、个体性遗迹还是比较丰富的。房山区的董家林村，三千多年前的燕都古城遗迹仍在；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见证了一千年前辽南京城的沧桑；丰台区凤凰嘴村的土城遗址和玉林小区的水关遗址，体现了八百多年金中都城的气魄；元大都的城墙遗迹和西城区的妙应寺白塔，彰显了七百多年元大都城的辉煌。到明清北京城，留下了更丰富的遗迹，如宫殿如海的紫禁城、九坛八庙的皇家祭坛、三山五园的皇家园林，还有数不清的胡同、四合院。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显现出北京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典型的代表。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北京3000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一书虽非专业人士之作，但以数十年北京城市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为积淀，以《北京日报》“纪事”栏目独到的视角和写作风格为底色，用纪“城”、纪“史”、纪“事”、纪“物”、纪“人”的手法谋篇成章，用考古发现的精品铺陈3000年的北京历史，可谓是言之有据梳“城史”，娓娓道来讲“古事”。这是本书有别于其他北京城市考古著作值得赞赏及价值之所在，也是我这个非考古专业人士喜读及乐荐本书的原因。
郗志群
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2年5月15日于北京
如果给北京这座古都寻根，人们也许会想到金碧辉煌的明清北京城，雄伟壮丽的元大都，作为建都之始的金中都，一国陪都辽南京，北方军事重镇唐幽州，或者还有春秋战国的古蓟城。
然而，北京肇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
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迹，一直封尘于地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3000年前。至于北京建城的具体年份，燕都与蓟城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少谜题仍在破解中。
一桩千古悬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条铁路从房山周口店延伸至琉璃河镇，运送着煤炭和石灰。机缘巧合之下，周口店因挖矿挖出化石引起北洋政府矿业顾问安特生的注意，而成为史前考古的焦点。在铁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遗址也在封尘3000年后，被人瞧出了“破绽”。
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该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
那时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至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陶片，俯拾皆是。
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玩陶片的”。吴良才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也是专业的。
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受哥哥熏陶，他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鼐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鼐记述了他与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地分别工作，后来相识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文中所列的7处遗址中，就有3处是吴良才发现的。
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回到北平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
苏秉琦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这些陶片，苏秉琦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平周边，考证之事便搁置了。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各地农村都很困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
“如果没有40年代吴先生提供的线索，也就不会有1962年派学生去实习的事。”曾任琉璃河考古队队长的殷玮璋说。这是苏老每次讲起这件事时，都要说的话。
在考古界，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是什么惊人发现。那么，见多识广的苏秉琦为何对此念念不忘20年呢？老先生如今已作古，记者无从询问。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建在哪里？
据《左传》《史记》记载，武王伐纣后，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蓟与燕。蓟，封的是黄帝（一说尧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带的原住民。燕，封的是召公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
封蓟，是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和原住民。封燕，则大有深意。
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召公奭（音“士”）居太保之位，与周公、姜太公平起平坐，是仅次于王的三公之一。《诗经》记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就开辟彊域达上百里，武王得天下后，封地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召公并没有被封在中原，而是受封于周国最北边的蛮夷之地。有人由此嗅出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但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国门的意图。
周天子分封同宗、亲戚和功臣，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守护周王室的屏障。其中，召公封于燕、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成“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
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后，遗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
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南口和北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召公奭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遗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
周朝初年，商朝遗民叛乱，也是召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清末，出土过“梁山七器”，其中有一件叫“太保簋”的青铜器，就用铭文记载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迹。
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的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会处。燕在南，蓟在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蓟，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
不过，由于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就是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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