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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话语心理学将语言与心理的基本问题重新界定为通过话语实现的社会行为。它挑战现有心理学传统理论，探讨关于在心理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感知—认知理论的持久争议，强调话语心理学视角的意义，突出对记忆与归因概念的重新建构，揭示记忆与归因的一体两面。
本书围绕心理学话语方法的核心要素展开。该方法旨在将话语（自然发生的谈话和文本）作为社会行为的完成过程来研究和理解。作者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推出融合性的话语行动模型，直指心理学有关语言、认知、真理、知识和现实等核心概念的颠覆性重构。书中择取大量法庭交叉质询、日常交流对话、报刊新闻报道、电视采访和政治性话语等不同类型的实证材料，以展示话语心理学的方法和分析策略。
作为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新视角，本书是心理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社会学，以及所有涉及文本与对话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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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里克?爱德华兹（Derek Edwards），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话语分析及话语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话语心理学》（1992）、《话语与认知》（1997）、《常识》（1987）、《思想困境》（1992）等。
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英国拉夫堡大学法律心理学家，话语心理分析的先驱。其研究主要关注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儿童虐待等。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从事对自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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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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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１
话语行动模型２
模糊画面的分析、细节和排斥５
政治话语和心理学的一致假设８
本书的简要介绍１０
第一章 社会与认知１６
在话语上聚合１７
话语是认知的主题还是认知的渠道？ ２１
还原论２４
感知主义、记忆与归因２６
专栏１ １ 稻草人和玉米娃娃３０
记忆、归因和对抗主题３３
话语分析：一个初步介绍３７
第二章 乌尔里克·奈塞尔的记忆４１
约翰·迪安的证词４５
“逐字”记忆４９
“要点”记忆５１
专栏２ １ “立足点”的丢失５２
“片段式”记忆５５
被交叉质询的迪安６２
错误归因：迪安的性格６６
普通谈话和法庭谈话６９
报告和归因７４
第三章 劳森大臣的记忆７８
“劳森门事件”：要点概述８３
真相在哪里？ ８６
专栏３ １ 劳森是谁？ ９１
真相是什么？ ９４
错误是什么？ １０１
专栏３ ２ 黑箱、齿轮和事实１０２
记忆、真理和话语１０７
第四章 文本、描述与推论１１１
话语、语段和归因１１２
归因语义学１２１
理想对话１３１
日常生活中的归因１３６
专栏４ １ 这仅仅是语言行为主义？ １４４
第五章 作为归因的描述１４８
话语和事实建构１５０
作为修辞建构的共识１５５
明确的共识：有目共睹１５７
专栏５ １ 关于新闻发布会的不同版本１６３
从共识到共谋１６３
专栏５ ２ “他们一定会那么说，是不是？” １６９
确证：独立证人的共识１７３
日常谈话中的归因管理１７９
第六章 世界建构与自我建构１８５
身份的事实性话语和文本１８６
免责的动机１８８
专栏６ １ 谁是布莱恩·沃顿和艾伦·沃尔特斯爵士１９０
找到辞职的责任人１９５
提出和驳回指责２００
建构一个更值得批评的动机２０４
自我取决于世界２０７
（话语中的）世界是修辞建构的２１５
角色、脸面和话语心理学２２４
第七章 话语心理学２２８
专栏７ １ 话语行动模型２３０
行动２３２
事实与利益２３５
责任解释２４６
话语行动模型和海湾战争２５３
专栏７ ２ 反身性２５７
话语行动模型和心理学的碎片化２６０
附录 转写方法与理论２６５
参考文献２７１
索引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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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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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本书的时候恰逢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邻国后不久，我们开始了本书的撰写。这之前，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是否已有同类题材的书，进行策划与讨论。最后一章完成的时候，也是伊拉克军队撤退时溃不成军的画面（如果现在还可以这么描述的话）首次出现在电视屏
幕上的时刻。我们惊异地发现，本书阐述的心理学可以用来解释当时铺天盖地的关于海湾战争的媒体报道。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离不开各种形式的建构，而每一种建构都可以作出动机与道德、策略和政治的推论。然而，尽管自然主义和生态效度近来得到重视，主流心理学的视角即便可以用来对这些过程作出一定的解释，却也无力完成甚至无法开始这项任务。
关于记忆的心理学无法解释近期和以往发生的事在战争的合法化和持续化中发挥的作用。有关归因的心理学（通常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推理）很少关注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如何被刻意组织在一起以支持某些理由和否定另一些理由。对很多心理学家而言，特别是那些主要研究能力和过程的心理学家，这些问题不仅根本没有意义，而且会扭曲正确的、科学的心理学定义。本书无意贬低心理学总体上合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不希望人们把它看作攻击传统心理学的又一论著。尽管如此，我们在书中提出的有关如何处理对话和文本材料的概念重构，无疑会对传统心理学方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旨在完成三项任务。第一，勾画出一个能反映主要心理学现象如何与参与者的话语产生关联的模型。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提供一个功能完备的图式，可用于解释和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心理学话语。第二，通过一系列相关分析来展示支撑话语心理学研究的分析类型。这类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密切关注话语和文本的微小细节，这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不太熟悉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是对当前大多数心理学研究蕴含的感知和认知假设进行批判性比较。本书的编写依照记忆研究所依据的感知—认知主义理论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归因分析来展开。在这里，我们首先详细介绍前两项任务，然后再一一介绍各章论点。第三项任务将在第一章着重阐述。
话语行动模型
尽管本书展现的分析各有侧重，但其总体意图是提供一幅有关话语心理学关键概念之间关系的整体画面。我们用话语行动模型（discursive action model）来解释这一相互关系。第七章将对这一模型作充分阐述，每一步骤的分析基础都有详解。这里对一些核心观点稍作概述，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各章的细节。
话语心理学的焦点是话语和写作的行动导向。对参与者和分析者双方而言，主要问题是这个话语过程中的社会行动或互动任务。不同于社会互动分析侧重的常规问题，如处理社会和群体间关系的方式（通过称呼形式、言语适应等），或言语行为的辨识等，本书关注的焦点是认识论。我们研究的是知识的性质、认知和现实：事件是如何被描述和解释的，事实性报告是如何建构的，认知状态是如何定性的。这些被定义为话语主题，即人们在话语中选为主题、主动关注或暗示的事情。我们并不把这样的话语建构看作说话者潜在认知状态的表达，而把它们看作在特定情境和场合的建构，置于当时的语境下进行检验。在这些描述形成的社会行动方面，特定的场合与语境对参与者和分析者都有意义。因此，在这个模型中，记忆被理解为特定情境下对过去事件的描述的产物，而归因是这些描述提供的推论，是参与者话语中暗含的事务。
我们的核心观点之一与感知—认知主义对描述性话语的处理有关。具体而言，我们不同意两条假设：一是参与者使用看似描述性的话语是其“客观性”表现，二是这类描述性的话语不反映深层的“心理学”变化。这些基本假设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日常话语中，人们会选择以恰当的描述和报告来处理有风险的敏感话题或争议话题（Drew，1984;Pomerantz，1984b）。实际上，我们认为描述和报告可以被用来处理参与者在自然环境中常常面临的两难处境，即他们在提供事实性报告的同时，被怀疑是否与这一特定事件或其实际后果之间存在利益关联。这些报告的接受者同样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来控制这种两难处境。因此，通过提供报告，而不是直接作出指责，说话者并不保证特定的互动结果，而是争取确立一种“是什么就说了什么”的责任解释。
一旦确定参与者在报告和描述的过程中开展了重要的心理工作，一个新的分析领域便浮出水面。这就是事实建构的领域，即依据某些日常过程建立任何看似可信并难以驳斥的特定事实版本。一旦我们认识到事实报告在处理暗含激烈冲突的两难困境时具有的关键作用，就不难看出这些日常过程的重要性。报告是一种处理微妙心理问题的行为，而且报告常常被原原本本地接受。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尤其需要保持报告版本的事实性与中立性。话语心理学的主要分析任务之一就是辨识有助于产生这种事实性的参与者技巧。
通过一系列间接方式，运用描述来处理风险困境，指向了话语心理学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析焦点。这就是事实版本的修辞学建构。争议情境中涉及的描述或报告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事实的矛盾性。也就是说，这些描述或报告通常被组织起来用于破坏或拒斥另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事实描述或报告。这就使得分析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分析不仅是为了阐明某一事实描述相对于分析者界定的外部“现实”的性质，而且要研究这一描述相对于参与者不认同的其他描述的性质，这样的分析会更加有意义。
这一模型的最后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责任解释在理解参与者方面的中心地位。心理学家一直密切地、系统地关注一个层面的责任解释，特别是对事件责任归因的部分。这是归因理论的主要焦点。但很少有人关注另一层面的责任解释，即创造这个对外部世界的报告或描述的说话者的责任，而他们的描述或报告是推论因果关系的依据。同样，一旦我们放弃某一事件的特定描述的客观性现实，而把日常报告当作不同种类的话语行为来考虑，我们就可以看出责任解释是一个共同特征。实际上，我们强烈反对把单纯的描述排除在人的责任范畴之外的观点。我们将努力展示这两个层面的责任解释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例如，我们会阐述一个过去事件的报告（其中已形成或包含这一事件的责任解释），如何被建构和组织起来，用于处理当下对话互动中的责任解释问题。
同样，通过说话产生的当前行为特征可以作为依据推导出被报告事件的责任归因。这些浓缩的、概要的主题将在本书主要章节的具体分析中作详细阐述。
记忆、归因和对抗主题
本章开始时我们提到，向话语分析方向转移的一个后果是切断了传统的心理学分类?在传统的心理学分类中，记忆和归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分支领域?从话语角度来看，这两个主题经过恰当的重新概念化之后密切相关?人们说话时，想法和现实?事实和推理?原因和解释会混合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混乱不清，而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行动导向的世界里(Heritage，1984)?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过去事件的故事版本是在原因分析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融合在一起进入更广层面上的行动排序，处理诸如指责和表扬?安排活动?解决争端等事务?过去发生的事情根据现在的功能需求被重新建构——正是在这个环节，话语分析可以为认知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而我们选择记忆和归因作为后续章节的主题，正反映了对话语研究所要求的认知主题的重组?探讨分别为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典型主题的记忆和归因还有一个好处，即这两个主题是大家熟知的，以此为基础阐释我们的概念重构有助于大家的理解?
但是，我们从截然不同的分支领域来检验这些心理学传统主题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它们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假设非常相似?对二者而言，它们都以感知认知主义为基础，都认为现实的理解基于常规经验的图式概括?认知心理学对归因和文本记忆的研究既关注人们如何感知世界，也关注人们如何通过事实和原因推论来理解世界?在记忆心理学研究中，原因推论是调节记忆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会忘记他们读到的或听到的事情的精确事实细节，却能记住看似有着合理关联?推论和因果关系的故事版本?此外，人们在归因时，依据的是被描述出来的某人干了某事的事实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和归因研究是彼此的镜像?事实与推论是记忆和归因研究的关键问题?正如我们所说，它们也是话语分析最核心?最普遍的主题?
我们会侧重讨论记忆和归因心理学研究在特定领域的发展，而不是综述记忆和归因心理学研究的整个领域?这些特定进展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即认知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在话语的认知研究方面，正在向真实世界背景转移?奈塞尔(Neisser，1981)对迪安在“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面前所作的证词的研究，以及其后出现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和采用对话方式的归因研究(例如，Au，1986;Hilton，1990)，都可看作我们自己的分析研究的出发点?
之所以选择这些研究来讨论，是因为它们似乎与我们半路相遇?尽管保留着认知主义的视角，但这些研究反映了对谈话和文本现象的努力探索?我们会强调与传统记忆和归因研究的差异，但我们不希望浪费精力争辩某种现象的研究者是否应该研究另一种现象?我们说过，指出认知主义的错误不是我们的目的(至少本书如此)?事实上，认知主义是理论和研究的可行的?建设性的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向自然语境和话语转移的当口，我们需要在方法和理论上作出根本性转变，以及对日常认知和话语作进一步概念重塑，而不仅仅是对这一趋向给予认可?
迪安的案例有一个值得强调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它发生在法庭这个场合?迪安作为证人在听证会上提交了书面证词，在质询环节作了口头证词?他提供的事件叙述不仅包含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力有多好，他的记忆是怎么运作的，而且涉及一些归因问题，如谁该负责什么，谁该承担责任等——在这些问题上，他也受到牵连?对抗语境非常适合开展有关记忆和归因的研究?有研究者(Edwards & Middleton，1986a)指出，如果关于记忆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平行的真实环境，最理想的就是那些可以让人们冷静地进行完整?准确回忆的场景?从表面上看，人们被传唤提供证据的司法场合最符合条件?但实际上，目击证人证词的实验研究是真实世界问题研究潮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例如，Lloyd，Bostock & Clifford，1983)?与交叉质询的对抗场景相近，归因理论家从哈特和奥诺里(Hart & Honore，1985)的法律过程的因果推理研究中得到启发，将此作为一般归因分析对话模型的基础(Hilton，1990;Turnbull & Slugoski，1988)?
法律场合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生态资源，可用于研究事实报道?记忆?归因和原因解释如何建构起来成为情境化谈话的一部分?除了与记忆和归因研究关系密切，它还是对话分析的协同研究的焦点(例如，Atkinson，1978;Atkinson& Drew，1979;Drew，1978，1985，1990;Halkowski，1990; Linell &Jonsson，1989;Molotch & Boden，1985;Pomerantz，1987)?
法庭，或者更宽泛地说，对目击证人进行交叉质询的思路，是本书最有价值的主题，因为它们是对真相和利益?原因和报道的基于谈话的对话式探寻?这对目光远大的认知心理学家而言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对事实和证据及其社会组织形式的处理非常有
力，提供了一个介于实验环境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舞台，实验研究的发现在这里可以有用武之地?它对话语心理学的吸引力也是如此，实验研究的应用性在这里得到检验，它一方面可以直接与记忆和归因心理学相关，另一方面可以为常规谈话的修辞组织?
利益和矛盾的研究创造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想将律师当作一个新模型来替代“科学家”?电脑?小白鼠?相反，这是一个生态的?隐喻的主题，是我们的观点和论述扎根的地方?再次重申，它的优势不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法庭不单单是真实世界语境，有关记忆?归因?对话和修辞的生态研究已在这个领域开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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