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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自述出版生涯，记录与商务有关的人和事
此次对高凤池日记的发掘整理，可称来自高氏一方的“自辩”，包括商务印书馆的馆务、人事，以及对张元济的评价、对自身出版经历的回顾等，具有珍贵的出版史料价值。
工作之外也有生活，呈现性格志趣和精神面貌
不同于张元济的“工作日记”，高凤池日记就是“生活日记”，记录了“时事及家庭琐事”和“先贤近哲之嘉言懿行及个人平日之应世接物”，文笔流畅、感悟深刻。
辑录文存、采访记和张元济日记等，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角度
本书还收录了从民国报刊中辑录的高凤池文存、采访稿，以及张元济日记中述及高凤池的部分、张元济为高氏祝寿所作之序，两相对读，或可为学界重新评价高凤池、丰富对商务印书馆史的认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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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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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出版史上，高凤池是一个被遮蔽的重要人物。本书整理其仅存的日记文献，呈现高氏的平生志业与人格情操，是商务印书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亦展现了近代上海的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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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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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著有《美国杂志的出版与经营》《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等，编注有《清华园日记》《晚清出版史料汇编》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出版史、国际出版、版权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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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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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凤池日记的出版史料价值（代序）
高凤池日记
自 序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附 录
能兼中西学问方为成材说
言 觚
闲 评
致张元济的三封信（1910年）
中国书报事业之概况
谁应负慈幼的责任
慈幼会附设儿童浴室感言
请大家来合作
儿童教养部事工之梗概
本馆创业史：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
范公约翰事略
夏瑞芳夫人行述
费启鸿教士（Rev. G. F. Fitch，D.D.）小传
圣经丧葬考（附我国丧葬礼节）
梦 话
医药与摄生：读报载吴稚老谈话有感
高凤池
高翰卿先生访问记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高翰卿先生家庭访问记
《张元济日记》摘选
高翰卿先生八十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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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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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凤池日记的出版史料价值（代序）
叶 新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创业元老中，就地位而言，总经理夏瑞芳之下即张元济、高凤池二人。张元济（1867—1959），1901年投资商务，次年加入商务，曾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高凤池（1863—1950），字翰卿，1897年投资创办商务， 1905年加入商务，曾任发行所所长、经理、总经理、监理等职。在总经理夏瑞芳 1914年初被暗杀之后，张元济和高凤池均以董事身份，各自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的任上开始走上管理岗位， 1926年、1927年两人分别以监理身份退休，共事十二年之久，其关系合作而不和谐，几致破裂。
高凤池出生于1863年（一说是1864年），1950年以87岁高龄去世；张元济晚四年出生，1959年去世时已92岁。与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印有模等商务高层不同的是，两位均属于长寿之人。大略说来，对早期商务印书馆高层的研究，以张元济为最多，然后是王云五，接着是夏瑞芳，而鲍咸恩、鲍咸昌、印有模少有问津，高凤池则目前尚未发现单篇之论述。
单就张元济和高凤池而言，虽然两人在商务的地位相当，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他们的重视程度相等。与张元济身后特别是近四十年被推崇的境遇不同，高凤池的身后相当地落寞，几不被人所知。张元济的有关研究汗牛充栋，而高凤池的有关研究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也是作为张元济的衬托而出现，应该是后者史料极少之故。长期以来，与对张元济的肯定、推崇不同，老一辈出版人、出版学界对高凤池长期持否定态度，比如章锡琛认为高凤池“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没有夏瑞芳的才干，却自高自大，一贯以创业的老板自居，为职工所不满”，简直是一无是处，似乎为以后的有关评价定了基调。是不是学术界对高凤池的态度也存在有失公允之处呢？这种缺憾是不是史料缺乏所致呢？
2020年上半年，笔者偶尔在1939—1941年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明灯》等杂志上发现了高凤池1930—1935年之间的日记摘抄并进行整理，发现其文笔流畅、感悟深刻，并非章锡琛所谓的“没有文化”之人。其日记内容主要涉及上海的宗教生活、孤儿教育、慈善事业、药房经营等方面。虽然高凤池已于1927年从商务印书馆监理任上退休，但还是长期担任董事，因此日记中也有与出版有关的史料，其中有些内容不无重要。现就这些内容做简要的史实梳理和归类分析。
……
四、对张元济的记载和评价
张元济和高凤池在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面共事 12年之久，共事而不和谐，其经历对双方而言都不甚愉快。张元济 1920年辞去经理职务之后，在给好友梁启超的回信中提到自己辞职的理由：
缘与总经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弟意在于进步，而高君则注重保守。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隐忍五年，今乃爆发。
因此他和高凤池之争实际上是进步与保守之争，是用人新旧之争，事关全国乃至远东第一、位居世界前三位的商务印书馆应往何处去的重大选择。毕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已呈落后、保守之态势。
此次张元济以退为进，逼迫高凤池和自己同居监理之位，鲍咸昌担任虚职性的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书生派的李拔可、教会派的王显华同为经理，又聘请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为把商务带向更加远大的前景做了较好的制度安排，顺应了历史潮流。
以往论述中对高凤池的评价，都是从张元济、陈叔通、章锡琛或者他人之口说出。而高凤池对张元济的亲口评价、对自身出版生涯的叙述几无记载，略见于《本馆创业史》，也就是说在以往对张高之争、书生派和教会派之争的研讨中，完全是一边倒的态势，没有来自高凤池一方的“呈堂证供”或者“自辩”。这次对高凤池日记的发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在已发表的日记中，高凤池也有一些记录涉及他与张元济的往来，以及对张元济的评价。高凤池在 1930年 3月 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张菊生君来托介绍其远族孤孩至孤儿院读书，据言：该孩四岁，父亡母不能守，该嫡派只此一孩，故欲设法栽培之。按菊翁对宗族极为重视，闻其谱系、祠堂、祠产等事，因修辑整理，颇费心力。又承其面赠商务在印之《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闻此出菊翁积年累月，向各方搜集善本，日夜校阅，标注武英殿版舛误之处甚多。频年以来，专事搜集海内孤本旧书，校刊影印，一方保存国粹，不使湮没，一方利用商务设备，发展其志愿。
上述内容谈了两件事：一是张元济想介绍他年仅四岁的远族孤儿到高凤池创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读书，引发他对张元济极为重视谱系、祠堂、祠产等宗族之事的赞同；二是张元济与其见面时送了商务印书馆正在印刷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也就谈起张元济正在从事的古籍搜集、校勘、影印和出版工作，为的是“保存国粹”。
1929年 11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病逝，其职位 1930年 2月由王云五接替，但他提出出国考察半年后履职。 1930年 9月 9日王云五回到上海， 9月 11日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了科学管理计划。高凤池在 9月 12日的日记中提到董事会的开会内容：
下午六时，商务之董事会开于香港路银行俱乐部。王云五君于本年二月间往欧美考察工厂管理法，今事竣，于前日返国，将经过情形报告一切，大致此后公司决定用科学管理。又详述设立研究科、工力比较科、成本会计科、预算科等十二项。又会议时，张菊生君提出总经理王君薪水之外，加赠公费洋三百元，经理李、夏二君加赠公费洋各二百元。余因上次经理加薪，大闹工潮，时未一载，又欲提出此种新名目，恐再惹起工潮，故起而劝阻，张、王二君辩驳甚剧。
在上海的银行俱乐部举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第 376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元济主持。王云五提出的科学管理计划总计有 2万字之多，涉及 12项内容，但汇报时只是简略提到了大致内容。而《张元济年谱长编》还提到，此次董事会会议在此之外，还有其他议题：
请王拟具改良总务处组织草案，先生提议自本月份起，仍由公司致送王云五公费三百元，致送李拔可、夏鹏二经理各公费二百元。议决照办。
这实际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稿本，商务印书馆藏），原文标明此次加薪是月薪，即王云五每月加薪300元，而不是一次性加薪300元。在1930年1月23日举行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69次会议，刚确定王云五的月薪为700元，而到同年9月其月薪即增加到1000元.
因此，对张元济的加薪提议，此次会议讨论虽然照办，但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对经理层加薪鼓励，涉及的人虽少，但其后果可能甚大。当时的商务，屡有工潮发生，均是底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薪水。高凤池恐怕管理层动辄每月两三百元的加薪，会再次引起工人的不满，也许是出于个人意气恩怨，因此起而反对。提议的张元济和受益的王云五对此加以辩驳，加薪的提案终获通过。高凤池在当日记下此事，终于九年之后公开。
……如果说张元济的人才观是“喜新厌旧”，那么高凤池的人才观是什么呢？请看他 1935年 7月 27日的日记：
事业成败，全系人才，已如上言，故事业需才，犹鱼之需水。凡事得其人未有不成，失其人未有不败，此先哲先贤所垂训也。然而“知人善任”四字岂易言哉？在自己要有卓识之目光、宽大之胸襟，对他人既知其长，亦当知其所短。凡夸者未必有真才，貌亲者每怀诡诈。故曰：才不如德，巧不如诚，勇敢不如有恒，口辩不如沉朴。陆宣公曰：“听其言未保其行，求其行或遗其才。校劳（者）〔考〕则巧伪繁生，而贞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售真）〔容其〕伪。”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余与某公共事多年，钦佩其才略智能，因其爱护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才若渴，有饥不择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进、持有片长者，乃效毛遂自荐，争露头角，伪媚饰非，初则如鱼得水，相见恨晚。惟某公系饬躬励行，亢直端严，若辈又轻率浮躁，骄矜好名，大似齐王好竽，客乃善瑟，格格不相入，枘凿日甚，求时相见恨晚，拒时惟恐去之不速。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犹如此哉！
在上述第一段中，高凤池提到了人才对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但是就自己从事多年管理的经验而言，他认为难在管理者“知人善任”，要将是否德诚作为用人的标准。
在第二段中，他提到了共事多年的“某公”，显然是指张元济。也许当时日记所记是真名，只是发表时改了，也未可知。在此，高凤池对张元济的才略智能、爱护公司、饬躬励行颇有欣赏之意，但又认为其用人存在偏颇之处。张元济急于用人，因此被一些有才无德之人所利用，最后反受其害。因此，他发出了“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的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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