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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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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研究城市的百科全书类图书，它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其词条类目涵盖了城市人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史、城市规划、城市政治学、城市心理学、城市社会学，具有整体性的视野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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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二将定居在城市地区。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并非来自欧洲或美国，而是来自被称作发展中世界的巨型城市或新兴的城市带。
城市研究是一个范围宽广的领域，并且仍在扩张中，涵盖了众多学科和专业范畴，各自有其专门组织、学术期刊和代表性著作。《城市研究关键词》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以体现城市研究领域的跨国性和跨学科性，包含了古代、现代以及对城市研究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多个城市，涉及的理论、研究动态和关键人物，既对其所在学科有重要价值，同时对城市研究这一领域有巨大影响，旨在展示该领域的当代图景，并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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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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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哈奇森，威斯康星大学格林湾分校社会学教授、城市与区域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集中在城市移民、种族与族裔和街头帮派，与马克·戈特迪纳合著《新城市社会学》，主编《城市社会学研究》（Research in Urban Sociology）系列丛书，是《城市与社区》（City & Community）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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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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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75万人口的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首都，同时也是荷兰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是兰斯塔德城市群的一部分，而该城市群覆盖了荷兰西部大部分地区，且容纳了全国人口1650万的约一半。兰斯塔德城市群还包括荷兰第二和第三大城市鹿特丹和海牙。12世纪末，在阿姆斯特尔河的一个堤坝上，阿姆斯特丹逐渐兴起。1585至1672年的黄金时代是阿姆斯特丹商业成功的全盛时期，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主要贸易市场。在此期间，阿姆斯特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1613至1663年间阿姆斯特丹沿着向心性运河网络的扩张奠定了其日后城市形态的基础。1672年法国和英国的共同侵略使荷兰共和国陷入灾难，黄金时代也走到了尽头。尽管1672至1795年期间(白银时代)的荷兰共和国依然深陷困境之中，但是阿姆斯特丹却成功巩固了该城的繁荣。它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市场，并成功地保持了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黄金和白银时代大量民居的建立反映了城市的繁荣。
1795年贵族寡头政府被推翻，旧制的荷兰共和国灭亡，不久法国占领荷兰。1795至1813年，阿姆斯特丹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很多房屋被空置，有些甚至由于缺乏维护而倒塌。1813至1920年期间阿姆斯特丹经济复苏，并从1870年开始扩张。财富的增加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国家步入新的黄金时代。大型而简陋的工薪阶层社区得以建立。1920至1940年期间，阿姆斯特丹经济出现衰退。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所谓的20—40环形区与19世纪低劣的建筑相比毫不逊色。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在这一时期也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 运河被填平，新的交通路线开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姆斯特丹人口增长温和，但城市区域却急剧扩张。同时，阿姆斯特丹获得了文化和经济双方面的国际美誉。
许多游客被荷兰著名的博物馆（如凡高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阿姆斯特丹市立现代美术馆）以及市中心通行的运河和建筑风格这些有形的历史财富所吸引。对游客来说，同样吸引人的还有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形象，这一形象主要体现在城市关于红灯区和软毒品使用的政策。这些文化特点使旅游业成为阿姆斯特丹重要的经济来源。然而，城市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商业服务（银行和保险公司）、贸易和分配（史基浦国家机场［the National Airport Schiphol］非常靠近阿姆斯特丹，而且城市里还拥有一个大型海港）。由于两所大型研究型大学和各类大学的存在，阿姆斯特丹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阿姆斯特丹一直以来都不是单一的工业城市。相反，荷兰首都历来的特点是相对较强的金融业，以及文化产业、旅游业和其他与消费相关的经济产业的存在。阿姆斯特丹具有完善的后工业经济和就业结构。该条目将主要强调两大主题： 作为移民城市的阿姆斯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巨大潜力。
移民城市
几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一直经历着移民热潮。16、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是全球贸易中心，它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大量涌入的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里，阿姆斯特丹移民人口大大增长，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颇高（包括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大约占50％），而且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民族多样性： 阿姆斯特丹拥有大约177个民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虽然阿姆斯特丹有穷人移民群体，但决定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住房质量的因素不单单是收入和等级。得益于不同类型住房的混合分布以及住房部门的强势，阿姆斯特丹的种族隔离程度并不高。阿姆斯特丹庞大的社会住房部门具有高度的管制权： 收入和家庭组成了阿姆斯特丹住房分配与住宅分化的主要标准。阿姆斯特丹房屋市场较为显著的国家干预有三个主要的方面： 大量的社会性住房；实现住房分配监管的各种规则，最近这些规则甚至涉及社会住房之外的行业；以及相当重要的租金补贴。在城市最受欢迎的地区，只有摩洛哥人这一群体的密集度出现了稳步的上升。然而，这一密集度远远比不上聚居区的密度，竟然没有一个区域的摩洛哥人口比例超过50％。然而，城市许多地区是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地区，其实这并不足为奇，因为阿姆斯特丹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城市。
然而，移民也的确给城市带来了某些严重挑战。整个荷兰境内，反移民和反伊斯兰教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许多方面，阿姆斯特丹西部的一些地区（统称为“新西部”）不仅变成了真正的战场，甚至成为多文化城市的象征性战场，以及移民整合失败的辩论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姆斯特丹种族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庇基莫尔区，不久前还是荷兰最臭名昭著的住宅区，并被称为“荷兰最接近于贫民窟的地方”，但是现在却成为移民整合的成功案例。庇基莫尔区的族裔多样性不仅得到市区通信管理局的赞扬，而且也得到许多居民的称许，这可以在（多）民族节日中得到展示。但是，论题与现实往往是两回事： 对于庇基莫尔区的很多人特别是大量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充满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的区域，同样阿姆斯特丹西部地区也不像许多人暗示的那样问题重重。
激进的政策
阿姆斯特丹因其对占地运动、吸毒、卖淫、性生活、住房、城市区域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政策和做法而闻名。它也被称为“同性恋之都”。
住房、城市区域规划和占地运动。虽然与其他城市相比阿姆斯特丹已经失去了明显优势，但是阿姆斯特丹的住房和城市区域规划似乎比很多城市更加激进，许多政策不再是完全不同于北欧和德国城市的政策。尽管社会住房的比例仍居世界最高，但是两个大项目的进行正在显著地降低社会性租房的数量。其中一个项目是将出租房出售给租户，虽然租户只有在房东提供出售的情况下才可以购买他们的房屋，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一项目可以媲美英国的“购买权”项目。第二个项目旨在推行战后街区的翻新： 许多民居被拆除或者被私营房屋所取代。另外，占地运动与以前相比也不再那么容易和令人接受。荷兰政府正在讨论颁布对占地运动的禁令，虽然阿姆斯特丹市不支持这样的禁令，但是占地者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已越来越敌对。毒品。荷兰毒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用户和他们周围的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健康，该政策优先考虑弱势群体。为减少对毒品的需求，阿姆斯特丹正在推行积极的保健和预防政策。《鸦片法案》（The Opium Act）规定了对毒品的使用。《鸦片法案》对给健康构成不可接受危害的硬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和摇头丸）和给健康不构成严重危害的软性毒品（如大麻等）进行了区分，并将毒品进出口定为最严重的罪行。持有毒品也是违法行为，但出于个人使用目的而少量持有软性毒品则不构成犯罪。此外，任何人持有少于0.5克的硬毒品一般不会被起诉，但是警方将没收毒品并咨询保健机构。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零零散散分布着一些所谓的咖啡馆，人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并食用软毒品。由于太靠近学校，政府部门迫使一些这样的咖啡馆关闭。令很多非荷兰人惊讶的是，荷兰人对于软毒品和硬毒品的使用比其他许多国家都低。例如，有超过两倍的美国人经常使用大麻或可卡因。阿姆斯特丹的毒品使用高于荷兰其他大部分地区，不过对大多数大城市来说可能都是如此。卖淫。与毒品一样，阿姆斯特丹对待卖淫的宽松立场似乎使其成为国家政策和旅游繁荣下的特例。2000年，卖淫在荷兰实现了合法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卖淫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例如妓院许可证就是用来控制非法移民的一种方式。注册的妓女需要纳税，对没有许可证的妓女则可以采取法律制裁。与许多外国人的印象相反，一般情况下，荷兰公民不支持或鼓励卖淫和性交易。然而，卖淫在荷兰是比在其他地区更被接受的一种社会事实。克里斯·布朗茨提到了“监管容忍”： 在立法之前，尽管“受妓女服务”或作为妓女提供服务不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需要“自我调控，必要时可以通过行政法规强制执行，哪怕在这一背景下刑法是一种威胁”。由于荷兰的独特情况，阿姆斯特丹的主要红灯区德瓦伦，不仅涉及危险、不道德、毒品和犯罪的观念，还涉及宽容、兴奋和自由，因此德瓦伦成为阿姆斯特丹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性行为的商品化在这里不再隐晦。与其他红灯区不同，德瓦伦的游客不仅仅是试图寻找性快感的男性异性恋者，街道上的人群还有散步的当地人以及夫妻、妇女、男性同性恋者、商业伙伴以及有四世同堂的家庭。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社会的角度出发，该区域并没有与周围环境完全分离，界限相对模糊： 在满是文化机构、体面的咖啡馆、托儿设施以及住宅区（通常位于妓院和性用品商店的上面）的街道上零星散布着一些性用品商店。近日，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展了一场极力限制红灯区范围的运动。可以说，阿姆斯特丹正在开展一场有针对性的中产阶级化的改革运动。
一个普通而激进的城市
由于阿姆斯特丹的历史意义及其建筑遗产，加之阿姆斯特丹往往被视为一个具有世界上最激进政策的乌托邦城市，它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对象。苏珊·法因斯坦（Susan Fainstein）的《了解阿姆斯特丹》（Understanding Amsterdam）将其称作“那个城市”。虽然阿姆斯特丹跟大西洋彼岸的同类城市相比仍然更加激进，但已不再是20世纪70年代那个极其激进的城市。事实上，其他几个欧洲城市现在已经具有了与阿姆斯特丹同样激进的潜力。尽管如此，阿姆斯特丹仍然是一个既“普通”又“激进”的重要城市。在欧洲，阿姆斯特丹是充满动力、机遇和矛盾的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城市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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