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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牛津通识读本:第二次世界大战

書城自編碼: 377472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外語英語讀物
作者: 格哈德·L.温伯格 著,梁道华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44790000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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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似乎是一个人们无法避免却又极力想避免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在百年前,但它身后的阴影至今投射在我们心中,也彻底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这本书从这场大战的起源开始,梳理了其中多个重要事件,无论是欧洲战场的惨烈还是中国人民坚定抗日的决心,都在书中得到体现。在祈望和平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让相同的悲剧不再上演。
內容簡介:
Di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使人们祈求这样的灾难不再重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都是前一次大战的两倍,这种情况何以发生?格哈德·L.温伯格在本书中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过程以及战争对参战者和经历过战争的普通公民的影响。他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和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开始,通过考察包括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巴巴罗萨行动、日本对华战争的扩大、后方战线的发展以及1944-1945年盟军的胜利等关键事件,来分析战争的进展。在探讨战争的代价和影响时,温伯格总结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当今社会留下了恒久的印记。
關於作者:
格哈德·L.温伯格,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1928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在肯塔基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史和军事史。曾主持美国历史学会的战争所获德国档案微缩摄影项目,整理出希特勒所作《第二本书》并出版,另著有《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1980)、《战争中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1994)等书籍及多篇学术文章。
目錄
序 言
引 言
第一章 两次大战的间隙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第三章 西线战事:1940 年
第四章 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入侵苏联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第六章 转折点:1942 年秋至 1944 年春
第七章 各国后方以及技术、医疗领域的发展
第八章 盟军获胜,1944 —1945
结 论 119
索 引 122
英文原文
內容試閱
序 言
孟钟捷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代“无法过去的过去”。从根本上而言,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运行法则源于七十几年前的炮火、泪水、教训和探索。正因如此,即便任何一段历史都是独特的存在,永远不会以同样的面貌轮回再现,但当下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龙去脉的一次次回溯和呈现,仍然不啻为某种让世人保持警觉、谨慎权衡、小心决策的资治法宝。
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战争何以发生以及盟军如何取胜这两个问题,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有关战争起源的争吵,自战火出现后便没有停歇过。有人归咎于凡尔赛体系的结构问题,有人指责希特勒的处心积虑,有人批判欧美国家的绥靖主义,有人指向苏联的外交自保。即便在“二战”起始点上,都存在着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1941年说等不同论断。与此相似,有关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获胜的原因,研究者也各有所选,从人心所向到国力比较,从战略优劣到决策成败,从外在环境变迁到内部结构变化。就此而言,对每一位书写二战史的学者来说,怎样回应上述问题,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牛津通识读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反映了作者格哈德?L. 温伯格的学术功底及其个人的研究心得。1928年, 温伯格出生于德国城市汉诺威。1938年,他因犹太身份而不得不随家庭出逃英国。1941年,他来到美国。在日本短暂服役后, 温伯格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肯塔基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著名的德国流亡历史学家汉斯?罗斯菲尔斯(Hans Rothfels)。罗斯菲尔斯持坚定的反纳粹立场,认为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对温伯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毕生投身于对希特勒、纳粹德国及二战史的研究,整理了包括希特勒《第二本书》在内的德国档案, 曾出版《德国与苏联》(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战争中的世界》(A World at Arms)、《胜利展望》(Visions of Victory)等著作。
除此之外,温伯格积极参与了有关二战史的各次重大争论。20世纪50年代,他与导师罗斯菲尔斯一起,同德国右翼历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展开辩论。希尔格鲁伯认为,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是一种防御方案,因为希特勒担心苏联会攻击德国。不仅如此,他还把英法向德国宣战的9月3日作为“二战”爆发日。对此,温伯格始终持批判态度,坚持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很早就做好了侵苏准备,德国入侵波兰的9月1日是毋庸置疑的“二战”起始点。60年代初,他反驳波裔美国历史学家大卫?L. 霍根有关“二战”起源于英波密约的观点,提出德国早在《霍斯巴赫备忘录》中就表明了入侵波兰并发动全球战争而非大陆战争的态度。这一立场支撑他批评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认为后者对希特勒的外交理念评价过低,因为在温伯格看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进一步而言,希特勒并非泰勒眼中的传统政治家,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型政治人物。由此,他在90年代有关屠犹问题上的“目的论”和“功能论”的争议中力挺前者,批评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罗宁未能认清希特勒早已确立的屠犹目标,反而陷入有关“最后解决方案”如何形成的繁琐考证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2007年,他在评述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的著作时,反对后者贬斥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做法。温伯格认为,希特勒在苏台德危机时已做好了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而张伯伦通过谈判手段让他不得不进行了“战略退却”。就这一点而言,张伯伦并非无功而返。简言之,在其漫长的二战史研究生涯里,温伯格始终秉持着希特勒及其纳粹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一基本立场,强调希特勒的反犹反共意识形态及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
本书是温伯格于2014年出版的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译本。上述理念及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心得,都浸润在字里行间中。
在引言里,作者回应了有关“二战”起点的争议,但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即便此前已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军事冲突。当然,他随即重申了自己的老观点—“德国发动战争之初,即有吞并全球之意”,由此让这场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特色”。
在通往战争的“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温伯格既关注了《凡尔赛条约》的问题,又肯定了它给国际治理带来的一些正面元素,如国际联盟“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影响了20 世纪普通民众和领导人的思考方式”,对于战犯加以审判的条款即便没有落地,但也“为人们开始思考战争的恐怖提供了新的因素”。作者充分描述了希特勒的霸权构想,并在此背景下肯定了张伯伦的斡旋努力,因为《慕尼黑协定》被希特勒视作“一辈子犯过的最大错误”。也正因如此,1938 年后,希特勒的侵略步伐变得更为坚定。
有关战争的进程,作者并没有过多创新之处。但显然基于自己的研究心得,温伯格专列一章详谈“巴巴罗萨计划”。不仅如此,他在东亚地区也发现了苏、德、美、日四国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对于双方的战略方案与具体战术进行了颇为精到的叙述和点评,基本反映了最近四十年来军事史方面的研究进展。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专列一章分别讨论了各国后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一次“整体战”。它不仅外化于战场上的生离死别,而且还表现为后方世界的纷繁复杂。既有抵抗者,又有合作者,既有屠杀,又有静默。当然,战争推动了军事科技以及战地医疗技术的长足发展,“战后,这些成就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作者总结说,“虽然‘二战’期间物质破坏巨大,但毕竟也有几样有益的技术进步”。
在温伯格看来,“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是失败的后果更加可怕,从这个意义上说,胜利的高昂代价是值得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大战的性质和结论都在警醒世人,今后对待战争应慎之又慎”。
全书言简意赅,从全球史的视角,评述了这场世界大战在各地区的兴起、发生与影响。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关注欧美大国,而是尽量把笔触伸到为战争所影响的一切国家。例如中国,温伯格虽然不赞同把“二战”起点放在1931年或1937年,但并不否认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而且提醒读者,“不管有无外援,中国人民都会坚持抗日”,并提到了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至少一千五百万”。他也注意到日本的战争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以至于那些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拒绝与日本达成和解”。
当然,一本带着明显作者研究印记的小书,不免挂一漏万, 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讨论。在关于战争的起源讨论中,温伯格显然过于重视了希特勒的称霸野心和决策影响,对英法的绥靖主义缺少深入分析。与此相反,他对苏联的各种批判散见于各章之中。甚至在有关“二战”影响的评述里,他也只关注到苏联人的感受变化,却没有提及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霸主这一事实。此外,作者似乎对波兰抱有最大的同情心,以至于在两处都以最高级的方式来提及波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受‘二战’蹂躏的程度有波兰那么深远”,“没有任何国家的损失比波兰遭受的蹂躏、冲击、劫掠和毁灭更严重”。然而,这种定性在比较视野下却是值得怀疑的。
不管怎样,温伯格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美国二战史学家,他的这本小书依然是我们走进这场“无法过去的过去”不可或缺的入门指南。

引 言
起初,人们把终止于1918年11月11日的那场战争叫作“大战”,几十年以后,才陆续有人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将1914年到1919年间那场肆虐全球的冲突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立碑纪念,足以说明那场战争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和破坏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1914年以前,也发生过多次波及全球、极其血腥的战争,其中既有陆战也有海战,但是,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殃及如此多的国家和殖民地,直接或间接牵连如此高比例的世界人口,帝国与封建王朝灰飞烟灭,无数生灵涂炭。战争一结束,人们额手称庆,以为再也不会发生这种灾难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1918年后仅仅过了二十年,历史悲剧差点重演?并于第二年(1939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火再度点燃?
如今,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从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算起,有人认为应从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算起,有人则认为应该从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算起,还有人认为应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算起。本书认为,上述战争冲突的性质不同。发生在东亚的两次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对华局部侵略的升级扩大,意大利在非洲东北发动的战争行为是其殖民扩张的延续,而西班牙内战自始至终没有打出国门。尽管在上述战争中有外部势力为冲突一方提供援助,但是公开参战的只有直接相关的几个国家。的确,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是蓄意加入德国于1939年发动的范围更广的战争行动,但是日本人的偷袭并非上天注定(详见本书第五章)。1945年至今,国家间的战争和内战也发生过不少,所幸没有任何一场军事冲突蔓延至全世界。
本研究姑且采纳这种观点,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那么,为什么认定它一开始就是世界大战,而不认为它开始只限于欧洲内部,直到1941年底后才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须知,此前始于欧洲而后波及其他地区的战争发生过多次。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欧洲,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世界特色,涉及全球范围。德国发动战争之初,即有吞并全球之意,这点我们将在第一章详细介绍。应战的盟国一开始就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天以后,南非联邦也宣布参战。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也从最初就介入了,比如,法属殖民地的非洲士兵在法国作战(他们投降以后被德军枪杀的有成千上万),英国在印度也招募了这场战争规模最大的志愿军。意大利直到1940年6月才正式参战,但是它一参战,就将非洲大陆拖进战争的旋涡。不会有人认为1941年五六月间在伊拉克爆发的抗英起义和在叙利亚爆发的战争仅限于亚洲范围吧?
海上的战争也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大战的色彩。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1939年12月在乌拉圭近海爆发的德国“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与英国“埃克塞特”号、“埃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巡洋舰之间的海战;1940年苏联人给德国提供援助,派遣补给巡洋舰穿越北冰洋,沿着西伯利亚海岸向东,以使德国能够击沉盟军部署在太平洋的舰船。德国人发动潜艇战、英国 截击德国商船,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
如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终于1945年9月日本投降,那么,其中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人们对于是谁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意见不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发动的这一点毫无争议。本书第一章重点探讨的问题是,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成年人对前次战争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何以还能爆发?它是如何爆发的?德国发动战争的时候,志在必得,而且有段时期确实有获胜的势头,为什么最后胜利的反而是盟国?后面几章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此外,本书还将重点考查为何有些国家站在了德国这边,比如主动参战的意大利、日本、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从而和西半球的大部分国家相背;又为何有些国家和英国、法国站在了一起,比如受到侵略后才应战的苏联和美国。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所以有必要考查战争在各参战国引起的改变,也有必要考查部分参战国战前拥有的殖民帝国的兴衰。本书也将探讨武器的重大变革以及医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巨大进步。有不少新的机械设备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并投入使用的,它们现在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将继续影响下去,写作本书初稿所用的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章
两次大战的间隙
1919 年的巴黎和会
战胜国代表在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谈判拟定和平条约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如何处理战败的同盟国成员?如何对待从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新兴国家?如何解决中国、日本就德国之前在中国占领的殖民地归属权的纷争? 如何处理德国的其他殖民地?如何防止类似刚结束的战争那样的灾难重演?诸如此类问题,在有关1919年巴黎和会的文献中很少提及,但是,很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看作同一个根本问题的不同侧面,这个根本问题是:随着领土的基本概念从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发生转变,如何重组欧洲及其领地? 1815年,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动荡之后,当时的和会代表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次,参加巴黎和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未能适应20 世纪初巴尔干战争以及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纷争中已经突显的民族国家原则,正是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
如何促进效忠于一个王朝的国家向以民族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国家的转变?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和谈代表们所做的努力并非完全公平合理,但是他们的功劳也很少得到应有的承认。在欧洲,自认为受到异族统治的人数大大减少了。此外,总体而言,和平条约有三个方面是契合这个努力方向的,我们也应该肯定这一点。欧洲有好几个新兴国家被迫签下协定,承诺尊重位于重新划定的国界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这种保护少数民族的机制后来所发挥的作用不及当初其制定者的设想,但是,必须肯定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条约的第二个特征很能反映这种以民族划定国界的原则,条约规定在欧洲好几个地区的居民可以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其用意是此后划定的国界应体现他们已经明确选择的民族身份。这一点在日后问题重重,不过这种设想仍然值得肯定。
和平条约的第三个特点反映在对德国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内非突厥人居住的那部分地区的安排上,即一反传统,注重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有几块很小的德国的殖民地(西非的喀麦隆、多哥)就近并入了英国、法国的殖民地,德属东非(坦桑尼亚)有一小部分并入葡萄牙的殖民地莫桑比克,但大部分德国的殖民地与分配给英国、法国的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地区一样,被转换成了“托管地”。这些托管地分为三类:一类,在不久的将来即可获得独立;二类,取得独立所需的时间要稍长一点;三类, 在较长时间内要受到外部势力的管控。这些国家被分配给不同的战胜国管理,直至独立。这些国家的新统治者必须向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下设的特别委员会汇报工作。这样的制度安排和以往相比有个重大变化。上次国际冲突之后,印度的一部分、加拿大、西半球的其他部分、亚洲、太平洋岛国等殖民地被从一个殖民帝国转让给另一个殖民帝国,决策者当时从没想过殖民地人民可能希望有些政令出自本国首都,而不是出自伦敦、巴黎、马德里、里斯本、华盛顿、东京、罗马,或者任何一个本国之外的地方。
另外两个创新也值得一提。主要是在美国的推动下,一个名叫“国际联盟”的新的国际组织成立了,其宪章称为《国际联盟盟约》(以下简称《盟约》)。之后订立的所有和平协定都自动将《盟约》作为第一部分。《盟约》的大意是鉴于刚刚过去的战争带来了深重灾难,有必要确立全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免悲剧重演。应设立一个常设国际论坛,讨论亟须解决的任何国际事务。另外,应建立一套机制,负责监督少数民族、托管地、全民公决,为每个成员国的独立完整提供集体保护。该机构后来的实际作用没有预期的那么大,不过它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影响了20 世纪普通民众和领导人的思考方式。
另一个创新是在与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加入一条对战犯加以审判的条款。这是德国人最痛恨的条款之一,最终也并没有举行国际审判,改由德国法庭在莱比锡开庭审理。那些审判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迫使战胜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采用了其他方案,不过,这个概念为人们开始思考战争的恐怖提供了新的因素。一艘德国潜艇的艇长下令用鱼雷击沉一艘医疗船,然后下令用机关枪射杀救生艇上的幸存者,过后竟然还指望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掌权之后可以平步青云,这一点也不奇怪。不过,该条款展现了人们处理此类问题的新思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与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就显得尤为重要。该条约确立的从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原则的转变最为重要,争议也最大。德国作为新兴大国,成立时间不到半个世纪,但是,并未因此分裂。国内居民更加认同自己为德意志人,而不是普鲁士人、符腾堡人、萨克森人或巴伐利亚人。此前一个半世纪被德国抢占的领土将物归原主,即法国、丹麦和波兰,但是,德意志人密集居住的地盘基本没有被移交给战胜国,和平条约的缔结者的上述决定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为将被抢占的领土归还给丹麦和波兰,将在对边界如何重新划分有争议的地区举行全民公决,这条规定也将适用于萨尔地区(该地区后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十五年以后才和德国统 一)。归还从波兰夺来的大部分土地,在德国引起的反对声浪最高。波兰1772 年、1793 年、1795 年三次发生分裂,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乘人之危,攫取了波兰大片土地,从而使得俄罗斯更加接近欧洲中部,并且在波兰第一次分裂时,建立了一条连接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东西走廊。虽然波兰立国远早于德国,但将从波兰抢来的领土物归原主(和1772 年以前的情况一样,意味着开辟一条南北通道),仍被很多德国人看作奇耻大辱。德国人的这种愤怒情绪,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许许多多的德国人相信波兰人和东欧其他斯拉夫人是低劣人种,文化也落后。允许他们投票决定自己是德意志人还是波兰人,意味着波兰人可以和德国人平起平坐,这简直是在侮辱德国,因为德国人自认为是完全不同的高贵人种。参与制定和平条约的德国代表团,最终说服战胜国不按原计划将上西里西亚地区直接交给波兰,而在该地区举行全民公决(通过全民公决,该地区仍会保持分裂),但有许多德国百姓并不认为这是德国谈判代表取得的重大胜利,而是在德国人的伤口上撒盐,是对其自我认同的再次羞辱。自始至终,人们无视了一个事实,即包括普鲁士、巴伐利亚、奥尔登堡在内的许多邦国,一直游离在德国之外,直到后来的1945年。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围绕德国西部边界的争议及谈判委员会的处理方式。鉴于法国不久前曾先后两次遭受德国入侵( 1870年和1914年),因此法国人非常担心德国再度入侵,情况颇似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前的欧洲,很多国家担心遭到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入侵。谈判委员会曾认真考虑把莱茵兰从德国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这么做虽然可以保护法国免遭入侵,但严重违反民族国家的原则。在英、美两国代表的一再坚持下,莱茵兰仍将是德国的一部分,不过,为了保护法国和比利时,将做出特别安排—莱茵河以西地区以及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内的范围将被划为非军事区。另外,英国、美国分别与法国签订担保条约,确保如果德国再度入侵法国,英、美两国将会驰援。当时的设想是,这样的安排既为法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又不违背民族原则。德国可以保留该地区,不过对于再度入侵法国将会有所顾忌,毕竟,一旦向法国开战,就意味着向英、美两国宣战。德国也必须尊重波兰及奥匈帝国灭亡之后新兴小国的独立主权。因为有了非军事区,德国西边的门户大开。不幸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个担保条约,随后英国拒绝独自担任保证国,导致这个机制在20世纪30年代崩溃。美国从它参与设计的条约体系中抽身而出,履约的责任落在一群在大战中元气大伤的国家肩上,实际上助长了战败国再次冒险的投机心理。
与德国签订的条约中还有两类条款让德国人深恶痛绝,从而想方设法加以破坏或漠视,即对德国军队的限制和战争赔偿。战争中,德军首次将轰炸敌军后方城市引入战术,协约国对德国的这种做法切齿痛恨,但不愿意以牙还牙,结果是,和平条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虽然德国人在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现,只要德军一再轰炸敌国后方城市,对方还是会以牙还牙的, 但在1918年以后,德国人利用苏联友人提供的设备巧妙避开了这条规定。条约规定他们不得研制装甲车辆、潜艇,但德国人总能想出办法绕开这些禁令。至于条约把德国军队的规模限制在十万人以下,德国人的规避办法是训练武装警察。虽然条约经过德国议会的批准成了法律,德国最高军事统帅们也曾宣誓遵守宪法和共和国的法律,但他们仍然以能尽可能多地违反当初的誓言而扬扬得意。
此前在每次战争结束以后,战胜国往往迫使战败国赔款,最近的一次赔款是当时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强加给法国的。这次,条约起草人修改了表述。由于多数战争行为及其附带损害发生在德国以外,因此在条约以及随后的谈判、辩论中 所说的“赔款”一词是为了表明,德国的赔款并非其战败赔款,而是用来修复德国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所需的费用。关于损害赔偿的谈判过程既漫长又复杂,在此不赘述,不过关键结果必须顺便交代一下,因为这个结果对于德国及战胜国都将产生影响。为了逃避赔款,德国政府于1923年故意制造通货膨胀让其货币贬值,1931年至1932年又故意制造剧烈的通货紧缩,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德国实际赔付甚少,战胜国只好各自负担重建费用, 导致战胜国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然而,德国国内的情况是国内民众对政府极度不满,也更加愿意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新的政府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崛起
德国战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战败之后,国内局势混乱,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对于刚刚过去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解释,并纷纷为国家的未来献计献策。许多军队领导和部分政治领导人认为,德国之败不在于前线受挫,而是因为有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其他颠覆分子在背后捅刀子。如今,他们作为德国战败的受益人,成了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实行一套新的政治制度,绝不容忍多党政治带来的内部差异,才能保证在唯一政党领袖的领导下取得胜利。通过散布这种信息,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民选总统兴登堡身边的人误以为他们可以控制事态发展,期待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能够不吃败仗,他们于1933年1月底说服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此前,希特勒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一直坚持德国在背后“挨刀子”的说法,盛赞意大利法西斯和苏联实行的一党制。他坚持认为德国的未来不在于发动战争夺回德国在“一战”结束后签署的和平条约中失去的零星土地——那是他所说的“边界政客” 所出的馊主意,而在于发动战争,获取巨大的“生存空间”,这是和他本人一样的“空间政治家”所极力主张的。在1933年的短短几个月内,希特勒巩固了德国的一党专制政权,与此同时,此前一直秘密进行的重整军备的进程也被加快了。希特勒就任总理后没几天,就向军队领导人解释说,重整军备就是为了在东欧征服大片生存空间,并使之德意志化。
希特勒认为,之前秘密进行的重整军备如果开足马力,足以应付他所筹划中的大战的初期需求——他要拿捷克开刀,打算通过征服捷克来巩固德国在中欧的地位,扩大征召陆军师的规 模。下一场战争必将需要新式武器,尤其是单引擎、双引擎俯冲轰炸机、更大的坦克以及大型战舰。这些武器是预备用来对付法国和英国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前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让德国吃尽了苦头。虽然击败西方列强是个必备的前提,但希特勒假定,按照计划,在随后对苏联的进攻作战中,不必动用什么新式武器,他的理由是,击败苏联人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苏联人是下等的斯拉夫人种。他认为,也该德国人走运了,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清洗掉了统治阶级的精英(主要是日耳曼人),在希特勒看来,如今在苏联掌权的不过是一群酒囊饭袋。把下等的苏联人消灭之后,随后对美国的战争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将会很充 足(尤其是石油)。美国人虽然也是低劣民族,但离得比较远,海军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觑。所以在1937年,对英、法两国开战所需的武器设计制造顺利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命令开始研制进攻美国所需的洲际轰炸机及超级战舰,因为这些武器的设计、建造要耗时多年,这一点他估计得没错。
世界各国对希特勒的反应
除了德国,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敢相信,刚刚经历了当时所谓的“大战”,竟然有人处心积虑企图再次发动可能殃及世界大部分的战争。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武器装备的发展。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这些措施表明,多数大国认为限制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必要的。德国于1933年正式退出条约,其他国家没有察觉这是德国铁了心要再次发动战争的预兆。同样,日本从限制发展海军的条约中退出,美国对此的反应是最低限度地重整自己的海军军备,而英国的反应甚至比美国还要迟钝。1931年日本强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他国家仅是口头反对,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加以干预。当时,德国与中、日两国关系都不错,1937年秋冬季节,德国努力居中调停。看到东京政府拒绝向中国国民政府做任何让步,希特勒选择站在日本一边。希特勒一直呼吁要和意大利结盟,一来因为他钦佩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二来因为它只能牺牲“一战”的盟友来为我们扩大第三帝国的地盘。日本和意大利的情况相同,所以日本是德国另一个理想的潜在盟友。
20世纪30年代,德国重整军备的步伐更加明目张胆,美国国会却通过了所谓的“中立法”。如果美国在“一战”之前就制定这个法律,不至于被卷进1914年的世界大战,如今,时移世易,实施这项法律,反而更容易加快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通过这样的法律,对法国、英国而言无异于当头一瓢凉水,对于德国来说则是一剂强心针。法国、英国都不愿因为德国公然违反和平条约而对德宣战。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伤亡,法、英两国的民众一想到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就惶恐不安。英国大幅度裁军,法国则开建一条坚固防线,以打消德国再次入侵的念头,或者,万一德国再次进犯,可以以此抵挡其进攻。德国无休止地抱怨1919 年签署的和平条约对德国过分苛刻,导致法、英两国民众和领导人对德国人动了恻隐之心。一位于1943年5月在突尼斯被俘的德军将领向随后于1944年2月被俘的一些德军将领发感慨说(他们的谈话被秘密录了音),如果德国能再签一个《凡尔赛条约》,大家就会高兴得蹦到天上去。然而,当初成功说服战胜国给德国在不遵守条约规定方面留有余地的德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太晚了。
随着德国和意大利、日本的勾结越来越紧密,英国更加不愿意和德国对抗了。大英帝国及全球英联邦成员所面临的威胁迫使欧洲及地中海、东亚国家提高了警惕。法国当初同意将莱茵兰继续留在德国,以换取美国、英国的支持,现如今这个承诺不复存在,法国国内陷入痛苦的分裂,这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地位。1936年3月,德国人得寸进尺,在莱茵兰重新军事化,从而彻底违反了和平条约的所有条款,然而,法国政府仍然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法国与几个东欧新兴国家签订的条约,并没有被看成是对法、俄于1914年以前订立的盟约的有效替代。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杀掉很多高级军官,加上德国与苏联并不接壤,所以,法国1935年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也指望不上。
1938年3月,希特勒下令入侵奥地利。从当时发布的照片和报道看来,似乎奥地利民众对于失去自己的独立主权兴高采烈,所以,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挺身而出捍卫这样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直到七年以后,奥地利人才发现,即使他们并入了德国,可他们毕竟不是日耳曼人。然而,吞并奥地利立即显现出几个重大的后果。希特勒在国内的支持率再次飙升,德国获得了大片经济价值极高的地区,得以与意大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接壤,同时极大地增加了对捷克的威胁。
捷克危机
希特勒计划于1938年秋入侵捷克,占领其大部,之后可以考虑把最东部的那个省留给匈牙利,一小块给波兰。他所计划的战争的第一步将利用地理阻隔和舆论宣传阻断外国干预。看一眼欧洲地图,就能发现捷克的地理位置除了与罗马尼亚有很短一段边界以外,与之接壤的全是其敌对国家,对捷克都有领土要求。宣传工作则依靠捷克境内居住的大约三百万日耳曼人, 他们主要分布在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如果把外界的注意力聚焦在捷克的少数民族日耳曼人所受的所谓“苦难”上,再鼓动其中一些人制造一定数量的事端,那么德国入侵捷克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是捷克应得的惩罚,他国就不会干预。毕竟,国界划定的原则是不同民族的自愿选择。希特勒估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捷克灭国速度太快,别的国家根本来不及出手阻止。
德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很好,不过最终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希特勒怂恿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向捷克政府提出层层加码的要求,英国政府却敦促捷克领导人对这些少数民族做出大幅让步。1938年7月,法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告诉捷克政府,法国不愿也无力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大动干戈,加拿大自治领、南非联邦、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成员也向伦敦打了类似的招呼。英国首相张伯伦仍然希望,只要捷克政府充分让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温斯顿?丘吉尔在公开场合批评了这个策略,但私下里他向布拉格当局坦言,如果他当权,他也会奉行同样的政策。
眼看德国就要大举进犯的时候,张伯伦执意飞往德国。而希特勒虽然铁了心要发动战争,却也不好意思不接见英国首相。希特勒故意漫天要价,他坚持要求捷克割让其日耳曼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连同其防御工事。希特勒万万没有想到——同时也很失望——张伯伦竟然获得了布拉格政府的同意,并在第二次会谈的时候将这一决定转告给了德方。接着,希特勒得陇望蜀,提出更多的要求,摆明了就是不愿意缔结和平条约。至此,英、法政府终于明白,德国只是在寻找战争借口罢了。随即,两国开始战争动员,且明确表示,如果德国胆敢入侵捷克,它们将对德宣战。希特勒看到这种情况,同时认识到德国公众仍然倾向和平,便借此作罢,顺势响应墨索里尼的和平呼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刚刚征服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当时仍忙于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根本无力发动一场大战。因此,希特勒取消了进攻捷克的计划,同意在慕尼黑举行第三次会晤。在此次会晤中,他表面上接受了解决方案,但这根本不是他的真实目的。
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根据《慕尼黑协定》,捷克把边境地区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波希米亚割让给德国,这个协定一直被认为是向德国的步步紧逼投降。世界各国长出了一口气,一场大战终于避免,而希特勒对此却十分不满。希特勒后来将这个协定看成他一辈子犯过的最大错误。不管希特勒想的是对还是错,他认为那是德国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期。因此,他不但决定在次年( 1939 年)发动战争,同时还下定决心,战争的发动方式必须是无可避免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938年张伯伦就让这场战争避免了,下次他再也不会上当,这场战争是打定了。德国必须设法创造机会,时机一到,捷克的其余部分都要拿过来。他要因势利导,慢慢培养德国民众的战争狂热情绪,而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乃是随后征服苏联的必要前提。为了能将重兵集中在西部,东方邻国必须臣服。1938年冬天,匈牙利和立陶宛表示臣服,但波兰没有。
复国后的波兰在严肃认真的谈判中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他们愿意创造条件,方便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之间的交通往来,也愿意将但泽自由市切割,将市区让给德国,但是波兰人不愿举国臣服德国。波兰人清楚,他们身处两个敌对国家(德国和苏联) 之间,但他们仍然下定决心作战,不愿将国土拱手让人,波兰人的这个立场与法、英两国在政策上的调整不谋而合。
照理说,德国吞并了捷克边境地区,应该知足了,其实不然,它显然没有知足,这就迫使巴黎和伦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1938年冬天有传言说,德国有可能对低地国家、罗马尼亚以及波兰发动进攻,据此,法、英两国政府决定调整政策,如果德国发动进攻,不管是进攻西欧国家还是东欧国家,只要该国奋起反抗,它们两国就会伸出援手。
德国随后于1939年3月占领了捷克中部地区(即捷克的主要部分),充分表明柏林觊觎的远不止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这更加坚定了英、法两国的立场。它们决定,下一次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只要对方反抗,英、法就对德宣战。主意已定,英国颁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平时期的征兵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国一致同意将捷克境内的少数民族日耳曼人强制迁移到德国境内。这些日耳曼人总喊着想要“并入帝国老家”,他们的这个心愿必须满足,但不是按照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式。
希特勒希望孤立波兰,他认为这是攻击法国、英国的必备前提,不过他也做好了准备,同时以一敌三。他把进攻波兰的时机选择在秋天,希望冬天的严寒能够推迟西方对德国的报复。此外,德国公开与意大利结盟,与日本进行谈判,意图让英、法在是否出兵干预这个问题上三思。然而,日本在与苏联发生于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和苏联的小弟蒙古国边境的诺门罕战役中的败绩,促使日本当时不愿意明确表态。在柏林看来,既然无法和日本签订协定,那么和苏联签也一样,因为苏联当时对波兰有着巨大的领土需求,而且在德国与西方列强交战时,苏联还可以帮助德国打破封锁。
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德关系很好,希特勒上台以后,斯大林屡次努力,希望恢复与德国的良好关系,但在1938—1939 年以前,希特勒对此嗤之以鼻,因为苏联和奥地利、捷克之间不接壤。但是,现如今,希特勒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时机合适,摧毁他们轻而易举。斯大林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让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狗咬狗”,符合苏维埃的利益,纳粹的领土扩张思想只是个幌子,掩盖着屈从于资本利益的国家政权的真实目的,而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市场和利润。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警告,如果德国在西欧称霸,一定会调转枪口进攻苏联和美国,对此,斯大林置若罔闻。他公开与英、法两国进行谈判,暗地里积极与德国商谈协议。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英、法被彻底摧毁,凡是应许给苏联的,都将归德国,甚至还能得到更多,所以他对斯大林是有求必应。1939年8月,德国外长被派往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以及一份从历次外交谈判中确立的用来瓜分西欧的秘密议定书。希特勒授权他让步,甚至可以超出斯大林的要求。在8月23日签订两项协定之前,两国先签订了一份经济协定,该协定确保德国不怕经济封锁,同时约定,德国、苏联将联手瓜分波兰。
希特勒得知莫斯科的协定已经签署,立即下令进攻波兰。英国首相张伯伦预先警告过,英国将会恪守对波兰的保护承诺,希特勒故意把进攻时间向后推迟了几天,以麻痹伦敦,然后突然下达进攻令。这次,希特勒决意开战,决不允许像1938 年那样,被和平谈判捆住手脚。德国之前与捷克有过细致的谈判,但是与波兰之间没有,最终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也比较温和,以换取德国国内民众的支持;但就连这些好像客气的要求也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它们被宣布废止。希特勒命令德国驻华沙、伦敦、巴黎的大使在最后关头离岗几天。他向高级军官解释说,他的唯一担忧是在这个关键时候,会有哪个“混蛋”提出和解。
希特勒的担忧纯属多余。英国政府刚刚和波兰正式结盟,并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撤回进攻部队。不出所料,德国不予理会,英国对德宣战。几个小时以后,法国也一样,先发布最后通牒,德国不予理会,接着法国宣战。同时向德国宣战的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不久之后,南非联邦也跟着宣战。英属殖民地的印度政府也对德宣战,然而爱尔兰宣布中立。不用说,法属殖民地也卷入了战争。虽然墨索里尼一时还没有站到德国一边,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显然已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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