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漫谈贝里曼的《梦歌》
美国中生代代表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的《梦歌》是一部组诗形式的个人史诗，由385首“歌”组成，贝里曼自己曾用“切碎的”来形容这部作品。整部《梦歌》写作时间横跨二十年，最早的“梦歌”形式的诗行能够追溯到1947年，当然其中涉及内容所跨的时间比实际写作时间更长。贝里曼一直一边写一边思考如何将数百首《梦歌》按照某种结构进行编排，但似乎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可循的线索，所以现在被称为《梦歌》的这部长诗，从表面上看，要么是一首一首互不相关的诗，要么是具有某种内部关联的一组一组诗。现行的《梦歌》分为两部出版，第一部《梦歌77首》出版于1964年，获得当年的普利策诗歌奖；第二部“梦歌”以《他的玩具、他的梦、他的休息》为题于1969年出版，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不算未完成的断章碎片，已经完成但没有发表的成篇“梦歌”还有几百首；1977年，贝里曼研究专家约翰·哈芬登(John Haffendan)将其中的45首以《亨利的命运》为题集辑出版。当整部《梦歌》出版时，贝里曼的“作者按”有这样的话：“回应评论家是很无聊的，但有些讨论《梦歌77首》的人实在是太不着边际(这话印刷出来就该道歉了，但有谁见过道歉呢?)，所以我就容许自己说一句。这部诗，无论其中的人物多么繁杂，本质上是关于一位名叫亨利的想象出来的人物(不是诗人，不是我)，是一位美国白人，初入中年，有时是黑脸，经受过不可逆转的丧失，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有时甚至用第二人称谈论他自己；他有一个朋友，从没有被命名，会称他为骨板先生或由此衍生出的其他变体。”
贝里曼1947年就写了他后来认为是第一首的梦歌，那首诗的第一行是“那开心的老头是个愚蠢的老哑巴”(The jolly old man is the silly old dumb)。当然，那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为“梦歌”，也不知道后来的梦歌会按照哪种口吻和方式写，在写作梦歌中的过程中，他曾几度考虑要以哪一首诗结束《梦歌》。在他儿子出生的第二天夜里，他在日记里记下：“《梦歌》应该恰好以这件事结束。”当然，他一直以为他那次生的应该是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梦歌》的最后一首，第385号的最后三个词是“我沉沉的女儿”(my heavy daughter)。贝里曼的藏书、手稿、日记等收藏于其生前任教的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这部诗之所以被命名为《梦歌》，可以做如下几方面的解释。一、所谓《梦歌》，当然可以作为“梦”来看，梦之歌所写的便是日之所见所思而发的夜梦，这样的组歌是不需要什么线性逻辑的，甚至连弗洛伊德的“梦之运作”也运用不上。有人甚至曾试图从数字序号出发对他出版的三本诗集进行研究，但从诗人选择出来供出版的“梦歌”来看，似乎很难说其中有什么可经证实的逻辑(除了主人公的情绪线索)。甚至可以说，这些歌的创作过程便是做梦过程。二、仅在1954—1955年之间，贝里曼就记录了好几百页的梦，并不时地加以分析；也是在1955年底，他写出了最早的“梦歌”(和很多早期的梦歌一样，都没能收进后来的《梦歌》。梦之歌也许更应该被理解为“白日的梦幻”(不是“白日梦”)，这是一种亦真亦幻的联翩浮想。我们可以想象处于半醉半醒之间的诗人在不分现实和幻想、不在此时此地也不在彼岸世界的状态下躲在斗室里涂涂改改，一会儿假话真说，一会儿真话假说，一会儿以我作他，一会儿以他作我。这部诗中有几个角儿扮演着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人戴着不同面具依次或同时出场，互相观察或自我省察。也许耽于杯中物的贝里曼一样可以自问，谁知道是我审视蝴蝶还是蝴蝶审视我呢?关键在于，这里有一个落实为文字的文本使得所有的我/我们/他们有了栖身之所。三、这些文字构成的场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梦歌》的世界是围绕一个人建立起来的，这个人叫作亨利。《梦歌77首》初版的“作者按”中，贝里曼说过这样的话：梦歌中的诸多观点和错误不应该推给主角亨利，更不该推给作者，而应该推给这部作品的标题。这是就作品中隐晦难解、语言混杂这一层面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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