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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自选集，毕生学术思想的汇聚
坎贝尔——拯救人类心灵的神话学大师、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代宗师、影响披头士乐队、猫王、迈克?杰克逊、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J.K.罗琳、乔布斯、奥巴马的精神导师。本书是他的自选经典文集，是他毕生学术思想的汇聚。
献给迷茫时代的答案之书，用永恒的神话智慧应对当下和未来
本书收录了坎贝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文集，几十年过去，坎贝尔对于神话和当代生活的解读与论断依然十分贴切：这是一个仪式感缺失的时代，这是一个艰难而混乱的时代，青年人更容易走在迷茫的心灵荒原上。读者可以跨越时空，与坎贝尔进行隔空对谈。
在本书中，坎贝尔将文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知识应用到对神话的解读，并将神话思维应用到对人类历史、东西方文明、战争与和平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解读中，带领读者用永恒的神话智慧来应对急剧变化的当下和未来。
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授叶舒宪专文解读。《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荣格学派代表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银河系漫游指南》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美国编剧大师克里斯托弗·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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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什么是一个“活”的神话，它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能用神话来帮助缓解我们的现代焦虑吗，还是它们加重了我们的焦虑？在《指引生命的神话》一书中，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将文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知识应用到对神话的解读，并将神话思维应用到对人类历史、东西方文明、战争与和平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解读中。他用超越人类社会中各种幻象冲突的真理贯通了古今中外的智慧，探索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遍神话的持久力量，并回溯了从原始时代到当下的神话创作过程，从中提炼出了神话同一的模型及其中蕴含的智慧，以带领读者用永恒的神话智慧来应对急剧变化的当下和未来。
本书是坎贝尔很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他自选的经典文集，汇集了他一生重要的学术思想，他用亲近大众的语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热情洋溢的情感感染着聆听者。他在书中不仅剖析了科学对神话的影响，纵论人类的发展历史和东西方文化的邂逅和碰撞，探寻人们内心的回归旅程，而且还引导人们认识了大自然、地球和宇宙外太空。
读者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经历历史上人类精神的一次次伟大飞跃，而且也可以进行一次由外在世界到我们内心深处奥秘知识的深入探索。正如坎贝尔所说：人会找到数千年走来的路。在这一刻，个人在神话与梦境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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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约瑟夫·坎贝尔
美国知名作家，影响世界的神话学大师
他创造了一系列影响力较强的神话学巨作，跨越人类学、生物学、文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艺术史等领域，包括《千面英雄》《英雄之旅》《神话的力量》《千面女神》以及《众神的面具》系列等。
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代宗师
他是影响披头士乐队、猫王、迈克尔·杰克逊、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J.K.罗琳和乔布斯的精神导师。他的作品被好莱坞列为必读书目，幻化出各种具有戏剧性、娱乐性和心理真实性的故事，是《星球大战》《黑客帝国》《蝙蝠侠》等电影的灵感之源。
具有启发性的心灵导师、演说家
访谈节目《神话的力量》在全美范围内开播后，立即震惊了百万听众，节目同名图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长达一年之久，他的著作一一再版，他的演讲震撼无数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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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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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激与回报之作
01 神话与科学（1961）
神话与科学并不冲突。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对那些没有勇气的人来说，任何能保护他们不至于发疯的事，都应该得到赞许。
02 神话与人类起源（1966）
所有的神话体系都蕴含了两种基本认识，即人类死亡的必然性和社会秩序的永久性。
03 神话与仪式（1964）
所有的神话和仪式都指向关于高深莫测的奇迹的设想，它们以伟大的诗歌和艺术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一设想，并将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
04 东西方的分离（1961）
巨大的荒山野岭将东方与西方分离开来，这也可以看作文化的分水岭：一种是印度和远东文化；另一种是黎凡特和欧洲文化。
05 东西方宗教的邂逅（1970）
我们现在正处在由年轻的、自然的、充满奇妙创造力的时期向迷茫的、不安的、做作的、趋向没落的时期过渡的阶段。换言之，这也会是突破东西方文化限制的伟大时刻的开端。
06 东方艺术之启迪（1968）
东方艺术家提倡“无我”。印度人的心灵和艺术翱翔在超出万物世界的想象中，而中国的艺术家们则更倾向于和自然在一起，与自然所创造的奇迹和谐共处。
07 禅宗（1969）
禅宗主张让生命自然而至，呈现其本色，而不是为其命名，添加意义。禅宗让你返回真我——探寻你从何而来，而非你从何得名。
08 爱的神话（1967）
激情和怜悯是爱的主题的两个极端。它们常常由两个绝对相反的方面，即肉体和精神所代表。在这两个极端中，个体从自身中脱离出来，并在一种更大、更宽容的形式中，重新发现自己。
09 战争与和平的神话（1967）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基本神话：战争神话认同“杀戮是世上所有生命得以生存的恐怖前提”，和平神话则否认这一前提。
10 精神分裂——内在旅程（1970）
神话英雄、萨满巫师、神秘主义者和精神分裂患者的内在旅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启程——启蒙——回归。当回归或者康复发生时，他们就像经历了一次重生。
11 月球漫步——外太空之旅（1970）
从史前人类生存的洞穴，到佛教僧侣矗立在山巅的庙宇，再到探月之旅，随着每一次视野的扩展，人类的意识也得到拓展。我们不仅认识了外在的自然界，也认识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秘密。
12 当代神话——界限不在（1971）
以前人们的生活、思维和神话信仰都有界限，而现在这些界限都不复存在了。我们正在经历重大的冲突，这个时代充满了惊雷、闪电和飓风。
注释
附录 库珀联盟学院论坛的神话学专家
特别解读 从千面英雄到单一神话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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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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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与回报之作
约瑟夫·坎贝尔
1958—1971 年，我在库珀联盟学院 A 的大礼堂举行了 25 场关于神话学的系列演讲，我从中节选并整理了 13 场，本书的第 4 章是由同年举行的两场演讲合并而成的。演讲的题目和主题均来自约翰逊·E·费尔柴尔德（Johnson E. Fairchild）博士，即库珀联盟学院论坛的主席。正是由于他的风趣、睿智和迷人的个人魅力，才使得这个令人愉快的活动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那里做演讲，我一直感到无比快乐，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大礼堂古朴庄严的风格，以及林肯也曾站在同一个地方发表过演讲（也许这是一种对美国辉煌雄辩史的参与感）。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友好的地方有被自由演讲和讨论深深吸引的观众，他们一如既往，专心致志。每次演讲完
毕的自由提问环节，费尔柴尔德博士总是拿着麦克风从容地走下讲台，让每一个举起手来的人发表评论、提出疑问或进行演说，这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从他的演讲中，我学习到了如何与别人分享我的观点，这是我多年来在其他地方无法学到的。我衷心期盼，读者通过这本由演讲而结集出版的作品能依然感受到当初轻松快乐的氛围。
使我由衷高兴的是，费尔柴尔德博士十分支持这一演讲选集的出版。他一直给我真诚的鼓励、温暖的友谊和许多对演讲主题的适时建议，我想把本书作为对他的感激与回报。正是由于他的建议，在与众多观众（大多数是多年来的忠实观众）展开的具有启示性的对话中，我才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水牛神（Buffffalo-Gods）、羽蛇神（Quetzalcoatls）、佛陀（Buddhas）、仙后（Fairy Queens）等。观众们给了我极大的灵感，我衷心感谢他们和费尔柴尔德博士。
我也对纽约公共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和领导表示谢意，在我编写这些章节期间，他们的录音工作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感谢马西娅·舍曼（Marcia Sherman）小姐，这部演讲集几经易稿，她都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将手稿忠实录入，除此之外，她还将其他未收入这部演讲集的手稿也一并录入。感谢我的妻子珍·厄尔德曼（Jean Erdman），是她最初有了出版讲稿的想法，并不断提出建议和批评，这本书才得以最终问世。
1971 年 7 月 4 日
20 世纪 20 年代，正值我的学生时代，那时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到了 70年代，依旧有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在宗教中寻找心理安慰。在那个年代，人们坚信宗教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科学和理性已取而代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胜利告终，世界从此充满了民主的理性统治。赫胥黎早期著作《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足以证明他是当代的文化巨匠，萧伯纳、威尔斯（H. G. Wells）以及其他理性的作家也都不例外。但是，在人们对理性、民主、社会主义等抱着积极心态的时代，却出版了一部将这个“美梦”打碎的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还有一批意想不到的、意义不明确的作品相继问世，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塞尔·普鲁特斯（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等。
这的确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然而部分作家似乎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信息，在我们用理性的成就和进步的政治来照亮地球黑暗一隅的同时，西方文明自身却从最核心的地方开始慢慢解体。在所有的预言和警告中，斯宾格勒的警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因为斯宾格勒的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形态学，也就是文明的生命历程有机模型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其少年期、巅峰期和暮年期，文化为了延续下去，最终将不惜利用精明的策划、浩大的工程和严密的组织进行垂死挣扎，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没落衰败的命运，斯宾格勒把这一衰败的命运总结为“终结”。
在斯宾格勒的理念中还包含着另一个观点，即我们现在正处在由文化向文明过渡的阶段，换言之，从年轻的、自然的、充满奇妙创造力的时期向迷茫的、不安的、做作的、趋向没落的时期过渡。斯宾格勒在远古社会里发现了当代社会的影子—公元前 2 世纪晚期，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帝国的战争期间，以古希腊人文主义（Hellenism）为核心的文化国度希腊让位于以恺撒主义占主导的军事帝国罗马。斯宾格勒把这次过渡称为第二信仰（Second Religiousness），即政治为大都市的平民提供了吃喝玩乐，而政治叛乱和暴力的本质却潜藏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艺术中。
好了，我还是说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吧。我的经历见证了斯宾格勒所描绘的社会发展轨迹并没有逐步完全实现。我依然记得大家席地而坐一起讨论令人担忧的未来的场景，大家努力想象着这一令人担忧的未来怎样消逝，大家揣摩着在这个充满危机和转变的时代会不会隐藏着一些积极的因素。斯宾格勒用周期性的循环来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从文化转向文明的过渡阶段也有周期性。当今，文化意识薄弱并丧失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宣称我们西方文化的整个历史“与己无关”（irrelevant）。当然，这是学生们漠视西方文化的表现。“孩子们”（学生们喜欢这样被人称呼）好像缺少一份了解和体会西方文化的潜能。
有人认为，至少曾经这样怀疑过，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心灵空虚、精神迷茫。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们认为年轻人现在必须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考虑一连串的影响因子，所以得到的结论就是，也许年轻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纷繁的当下和忧虑匆匆的未来上面去了。在这个过渡阶段，西方人不但丢弃了自己过去的文化形式，而且正在酝酿一个足以建立和支撑未来强大的多元文化的文明形式。这一点也恰好与斯宾格勒的观点相吻合。
谈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他的作品《幻象》（A Vision）中，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观的影子。这部作品写于 1917 年至 1936 年之间，是一部怪诞的预言性的作品。诗人向我们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基督教的循环或者两千年轮回的最后阶段。叶芝写道：“我注意到当接近或超过限度，到达屈服的瞬间，当新的螺旋开始颤动时，我极为兴奋。” 同一个主题在叶芝 1921 年出版的另一首令人敬畏的诗中也有所体现：
再度降临
盘旋盘旋在渐宽的螺旋中，
猎鹰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
万物崩散，中心难维系；
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
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
把纯真礼仪淹没吞噬；
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
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
确乎有某种启示近在眼前；
确乎再度降临近在眼前；
“再度降临”！这几字尚未出口，
一巨大形象出自“世界灵魂”，
闯入我的眼界：在大漠尘沙里，
一个长着狮身人面的形体，
目光好似太阳般茫然冷酷，
挪动着迟钝的大腿；它周围处处，
旋舞着愤怒的沙漠野禽的阴影。
黑暗重新降临；但如今我知道
那两千年之久僵卧如石的沉睡
已被一只摇篮搅扰成恶梦；
何等恶兽—其时辰终于来到—
正懒懒走向伯利恒去投胎降生？
德国数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弗罗贝尼乌斯在那一时期也有论著问世。他也认为文化和文明犹如生物的机体一样运作，在其发展过程中带有某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这一点与斯宾格勒和叶芝的观点很相似。不过他是非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以在他的研究中既包括高级文明，也包括原始文化。他把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独具特色的伟大阶段。
第 1 个阶段是原始觅食社会、游猎社会和种植社会。在这一阶段，文字尚未出现，社会文化多种多样。这一阶段从人类出现在地球的物种花名册起就开始了，在有的地方甚至延续到了现在。第 2 个阶段大约从公元前 3500年开始算起，这个阶段有文献记载，而且很复杂，堪称“文化里程碑”—
首先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随后是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国、印度和日本文化，中南美洲文化，波斯和阿拉伯文化以及中世纪和近现代的欧洲文化。第 3 个阶段是一个具有美好前景的时代，这是一个预示着黎明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时代。弗罗贝尼乌斯认为这是人类文化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不过这个最后阶段也许会长达几万年之久。
换言之，在他看来，斯宾格勒和叶芝所阐释的西方文化的最后一个轮回，将会是一个没有国界和限制的伟大时刻的开端。的确如此，此前所有孤立的文化将会在这个伟大时刻邂逅，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霸权的陨落，而是标志着人类的一个新的开端，人类以西方人创造的科学和机器为载体，第一次团结在了一起，如果缺少了科学和机器的支持，我们将不可能抵达这个阶段。
然而，斯宾格勒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了阴暗面，这使得他的观点显得孤掌难鸣。在斯宾格勒的眼里，科学和机器是西方人思想状况的表现，而非西方人却把它们视为摧毁西方文化的武器。这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到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最终实现，科学和工业将停滞不前，人们将失去这两方面的能力甚至兴趣。由此而引发的是科学技术的衰落，人们又将回到形形色色的地方性文化风格而非全球化的风格，所谓的文明欧洲的伟大时代和未来世界的光明前景只会成为一个破碎的梦。与之截然相反，就像其前辈尼采一样，弗罗贝尼乌斯认为，人类正处在由地方特色的文化向全新的未来文化转变的阶段，这种全新的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洞悉力，而这个转变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可逆转的突破。坦白地说，我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我在斯宾格勒的观点中找不到丝毫令人欣慰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终于还是达成了共识，即我们正在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迫切需要智慧的时代。这种智慧属于阅历丰富的老者，而不是富有诗意、想入非非的年轻人。这种智慧不管老幼都会被其同化，成为当中的一分子。此外，假如把思维定格在宗教领域，我们就会明白，以往任何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伟大文化在当今社会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曾经被当作基石的一切现在却显得摇摇欲坠。
然而，一股巨大的宗教狂热和宗教骚动在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当中备受青睐。这种狂热带有极强的神话色彩。那些最常被大家提及的导师来自被西方文明评判为落后地区的人，是那些采用与我们现代科技相比显得原始而古老的模式思维的人。印度的古鲁A、日本的禅师、中国西藏的喇嘛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同样，中国的占卜类书籍也比西方的哲学著作畅销得多。然而，与畅销的占卜类书籍相比，我们最好的心理学家的著作也毫不逊色。其实这本身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强调内敛、潜修和内心活动正是东方文化魅力的终极秘密。
为何宗教在今天会有如此尴尬处境？我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的境遇中找到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类比。在 19 世纪末，大约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野牛在渐渐消失。距今大约 150 年的时候，北美大平原地带要铺设铁路干线，大量野牛屠宰者大肆杀戮，为新的火车世界开路。交通便利了，大批的人口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向西迁移，他们主要从事小麦种植业。屠杀野牛的另一目的是剥夺印第安人主要的食物来源，一旦野牛不复存在，印第安人最终会屈服于白人，去规划的保留地中生活。这个貌似进步的举措对印第安人来说是灭顶之灾。此后，印第安人以内敛的方式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信仰，以求得心灵的皈依。很快，这个信仰在西部印第安人当中得到广泛接受，相当流行。
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与原始狩猎先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以宗教维持的社会秩序中，人和能为自己提供食物来源的动物之间的关系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因此，随着野牛的消失，黏合这个民族的象征不复存在。印第安人的信仰在 10 年间沉淀并凝固在了历史长河中，而来自南面墨西哥的异域宗教却从此在印第安人中肩负起了救赎心灵的重担。诸多已出版的书目都明确描述了这些信徒在布道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大家如何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地点，祈祷、吟唱圣歌、享受圣餐，然后体验幻觉，并在自我中寻找现实社会无法满足的心理需要，即神圣的意象给予他们深层心理的安全感，并赋予他们的生命以简单易懂的意义。
活的神话象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唤醒并引导生命的能量。这一象征是释放和指引能量的符号。它不但能像他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激活人，使人觉醒，而且能引导人，使人沿着这条路勇往直前。这一象征使你具有某方面的能力，而这一能力会引导你投身到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意向中。但是，如果社会群体提供的象征不再起作用，而那些仍在起作用的象征也不再为这一群体所拥有，那么，单独的个体就会像一盘散沙，孤立且迷茫，这时我们面对的就是象征的病变（pathology of symbol）。
加州大学著名精神病学教授佩里（John W. Perry）博士把活着的神话象征巧妙地称为“感动意象”（affffect image）。这个意象与人体的某个感官系统密切联系着。但大脑并非一开始就接受这一意象，并对其作出解释和分析。相反，一旦被大脑所解读，就意味着这一意象已经死亡了。一个“感动意象”直接对人体的某个感官系统起作用，感官系统受到刺激并作出回应，这时大脑才会作出与之相关的有意义的评价。作为对外在显现的意象的回应，某种内在的共鸣便产生了，就像琴弦去回应相同的曲调。因此，社会中任何一个群体一旦听到了他们的核心象征的召唤，即使相隔天涯，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会奇迹般地在这个旗帜下实现统一。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信仰。
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圣经》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圣经》基于5 000 ～ 6 000 年前古老的苏美尔人的星象观察和一个已不合时宜的人类学观念，其号召力在现在看来显得是那么微乎其微。事实上，所谓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根本就与宗教毫无瓜葛，有的仅仅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之间的较量—公元前 4000 年的科学对阵公元 2000 年的科学。伟大的西方文明曾经自诩是把无垠的宇宙、浩瀚的苍穹和悠久的岁月纳入全人类头脑中的启迪者，而伟大的西方文明自己却裹在一个宗教的襁褓中，而这个宗教竟然是一个挤在狭小的宇宙意象之中的无人不晓的远古宗教，这难道不算对所谓的西方文明最怪异的一个反讽和嘲笑？在古老的玛雅日历中，“永世”以64 000 000 年为单位反复循环，这至今都可被轻易证明，以 4 320 000 000 年为一劫（kalpas）的印度文明也不例外。另外，在这些超凡的体系中，终极的神圣力量既非男性亦非女性，而是超越于各种范畴之外的存在；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超凡脱俗的男权神，而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的无形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个终极的神圣力量并非因为超越现代科学的想象力而难以付诸实践。
《圣经》里关于宇宙的意象早已不合时宜，无论是上帝耶和华的一言九鼎或历代子民的言听计从，还是法就是来自神的意志且永远有效这一观念，都应该放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当今世界的社会问题与公元前 6 世纪古老的黎凡特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不是静止的，服务于一个社会的法规不能同样也服务于另一个社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诸多问题在那些刻在石头上、像行李一样让我们背负着的“十诫”中并未提到，而“十诫”在宣布其价值的那一章之后的章节中就已经被忽视了。当代西方的法典并不是一系列无懈可击的神圣法令，而是经过周密的策划和设计，由漏洞百出的官员在国会中草拟而成，法典的主旨是理性地认识社会（当代社会）。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法律不再带有神圣性，我们同样明白了，地球上任何人的法律都从来不带有神圣性。我们同样知道了，不管我们敢不敢这样讲，受人崇敬的牧师再也无法在法律和科学面前呼风唤雨、洋洋得意了。即便是牧师扮演的救赎心灵的角色，现在也被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医生所代替，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牧师开始向心理学家请教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潜能，从而成为优秀的牧师。牧师这种传统的象征意义的魔力不再起作用了，他们的行为只会使人感到迷茫困惑。
简言之，正如北美大平原上突然消失的野牛一般，印第安人不但从此丧失了他们最神秘、最核心的象征，就连这一象征曾经服务的生活方式也一同消失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的世界里，不但公共的宗教象征已失去了权威性，不复存在了，而且这些象征所支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消失了。野牛的消失使得印第安人变得内敛，而我们危机四伏的世界也有着同样的趋向：由于经常与东方交流，在具有巨大的潜在危险、有时甚至产生负面效果的内在旅程中，西方世界向内在世界寻找“感动意象”，而这些意象是在当代世俗社会秩序中显得不合时宜的古老宗教制度无法提供的。
下面我将讲述三件个人轶事，来阐明背景，并说明东西方宗教邂逅时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大约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博士在纽约做讲座，我有幸被邀请聆听他的系列讲座，地点是哥伦比亚一个小巧别致的礼堂。马丁·布伯博士个头不高，却有着惊人的演讲天赋和优雅的谈笑风格，这种神秘的力量使得人们把他推上魅力四射的风云人物的宝座，每周五到六次的讲座令人拍案叫绝。其实，英语只不过是他的第二外语而非母语，他能驾驭得这般炉火纯青，尤其是讲座如此流畅、精辟，真是令人吃惊。但是随着讲座进行，大约到了第三讲的中间，我慢慢地意识到马丁·布伯博士用的一个词语超出了我的领悟能力。
这一讲座关于《旧约》中上帝选民的历史，当然也涉及了当代的内容。这个令我费解的词语就是“上帝”。在他的讲座中，“上帝”有时好像是浩瀚苍宇的创造者，与科学所展现给人们的宇宙不谋而合，有时是《旧约》中无处不在、一人多形的万能耶和华，有时就是那个与马丁·布伯博士经常对话的他者。比如，有一次在讲座中，他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摇着头轻声细语地对我们说：“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上帝令我很悲痛苦恼。”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哲学家格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博士听时，他笑了起来，带着戏弄的神情对我说：“马丁·布伯博士真的是对宗教信奉得太虔诚了，有时甚至有些过头了。”
“上帝”一词在整个讲座中含义模糊，变幻莫测，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举手发问。马丁·布伯博士停下来关切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今晚在您的讲座中有一个词很是令我费解。”
“哪个词？”
“上帝！”我回答说。
他瞪大了眼睛，身子微微向前倾斜着问：“你说你不明白‘上帝’这个词？”
“我只是不明白您所说的‘上帝’，”我说，“就在刚才您还兴致勃勃地说上帝隐去了肖像且不再现身人间，然而我刚从印度回来（我的确在前一年到过印度），我发现印度人无时无刻不在与‘上帝’沟通。”
他突然间有些惊愕，举起双手，手心朝下，全然一副迷茫的样子，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你的意思是，比较一下……”一名叫雅各布·陶布斯 A 的学生插嘴了，他理直气壮地说：“不，博士！（这位学生只想表明博士所讲的他已经知道了，现在只需接着往下讲就是了）坎贝尔先生只想知道您讲的‘上帝’是什么意思。”
马丁·布伯博士迅速地梳理了一下思路，然后漫不经心地给了我一个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每个人都有自我救赎的独到途径。”对马丁·布伯博士来说，这也许是个最好不过的答案了，但对其他人来说真是答非所问，因为东方人压根儿就没有被他们的神放逐。终极的神圣力量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中，它无处不在。它并非外在于其他地方，它就在内心深处，而且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与神断绝联系。但是，唯一的困难在于，有些人不懂得怎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它。如果一个人没有犯错，那么错误就不是他的。同样，问题不在于几千年前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而引发的人类的堕落，也不在于被流放或救赎。这是心理学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 3 年之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印度绅士来拜访我，他虔诚地信奉印度守护神毗湿奴，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的秘书。他主要想和我讨论一些最近读过的海因里希·齐默尔 B 的关于印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书籍，这些书籍是我多年前编纂的。其实他还想探讨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当我们都很放松随意的时候，他说，“每当我访问一个新的国家时，都想了解它的宗教。我买了本《圣经》，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逐页细读，但是……”他停了一下，犹豫不决地说：“我在这本书里根本就找不着什么宗教！”
这难道不与马丁·布伯尚未说出的话相对应吗？一个人的宗教对另一个人来说，根本无宗教可言。
我一方面是在《圣经》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另一方面又研究过印度文化，我想自己也许能给他些许帮助。“好吧，”我说，“我能想象得到，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把这本描写犹太民族想象出来的历史当作一种宗教学习，那么你就不会在《圣经》中期待更多关于宗教的信息了。”
后来，我觉得我更应该把圣经中的《诗篇》介绍给他。但是当我带着浓厚的印度宗教色彩来重新审视圣歌时，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诗篇》的中心主题几乎毫无例外地颂扬在上帝庇护下的歌者的美德，或是抱怨上帝没能向他正直的仆人伸出援助之手。上帝会“打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这些恰恰与印度宗教渲染的宗教感情针锋相对。
在东方文化里，终极的神圣力量超越了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极限，超越了任何形式的表现，也完全超越了任何一个慈悲的或者愤怒的人格观念—选择某个民族高于其他民族，偏袒保护那些虔诚的信徒们，鞭挞诋毁那些无神论者或是所谓的异教徒们。这种神人同性同形的属性，赋予人的情感和思想以超越思想的神秘力量，在印度人看来，这是一种儿童的宗教信仰，真正意义上针对成人的教义的关键是，神秘是超越范畴、超越名字和形式、超越情感和思想的，这是一个人自身存在的基础。
博学的婆罗门阿鲁尼（Brahmin Aruni）在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中对这种认识进行了确切的阐述，这些至理明言记载在大约公元前 8 世纪的《歌者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bad）中：“我亲爱的儿子啊，你就是它。”这里的“你”既不是那个可以被呼名唤姓的你，也不是那个朋友认识并牵挂的你，也不是会生老病死的肉体凡胎的你。这里的“你”也不只是“它”，“不会是它，不会是它”。只有当肉身的“你”抹去自身珍惜和执着的一切，“你”才会到达体验与存在合一的边缘，而作为非存在者的存在是超越所有事物的“无的存在”。存在是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前所未见、前所未想的。例如，神不是作为被人格化的众神或上帝而受到崇拜的。正如我们在伟大的与《歌者奥义书》同时期的《广林奥义书》（B·rhadāranyaka Upanishad）中读到的一段文字：
那些人们说：“信奉这个神！信奉那个神！”神一个接一个，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他所创造的！他自己才是所有这些神……他进入我们的宇宙，甚至进入我们的指甲里，就像剃刀在剃刀盒里，或者火在木柴中。人是看不到神的，因为一旦被看到，神就不完美了。呼吸时，神的名字就是“呼吸”，交谈时，神是“声音”，欣赏时，神是“眼睛”，聆听时，神是“耳朵”，思考时，神是“大脑”：这些只是神行为的名字而已。无论谁信奉这其中的哪一个—都不知道，因为他在任何一个之中都是不完美的。
人应该崇拜他自身，因为人是神的集大成者。人自身就是神的写照和诠释，人认识神就像循着足迹找到丢失的牲畜一样。
我依然记得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发表的关于日本禅宗的精彩演讲，开头部分就是神、人、自然三者在东西方社会的不同诠释，令人难以忘怀。他首先从评论《圣经》中自亚当堕落以来的人类情境入手，他说：“西方社会的人与上帝对立，自然与上帝对立，同时人与自然对立，神造的人、神创的自然与这个造物主本身现在打得不可开交。”随后他又谈起了东方，他说：“自然是我们从中诞生并成为我们最终归宿的母体。”“自然基于自身而创造了人，而人不能在自然之外。”“我在自然之中，自然在我之中。”他继续说，作为最高存在，上帝被理解为先于创造，“在上帝之中，既没有人也没有自然。”“当被赋予了名字，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人与自然出现，我们自己被困在了抽象概念的迷宫中。”
在西方，我们已经命名了自己的上帝。更准确地说，我们已经拥有了被命名的上帝，那是在一本书中被命名的上帝，而这本书来自不同于我们的时空。我们学会了不仅要相信这一形而上学的虚构是绝对存在的，而且还要相信我们的生活也只有基于此才能够形成。然而在伟大的东方，情况却大相径庭，人们重视体验，尤其是自身的体验，而不是信仰其他人。在那里所教授的各种学科都是关于如何获得正确的体验，更深地将自己与每个人都知道的神圣合二为一—同一，并且超越同一，随后达到超验。
佛陀（Buddha）这个词的大意是“觉悟，一个觉醒的人，或某个大知大觉的人”。此词源于梵文中动词词根“budh”，第一层意思是“深测、测量到最深处”，第二层意思是“洞悉、理解、苏醒”。佛陀不是那个意识到与肉体达到同一，而是与肉体的觉醒者达到同一的人；也不是与思想的同一，而是与思想者的同一，也就是说，与意识的同一。佛陀之所以是佛陀，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来自唤醒意识的强大力量，就像灯泡的价值来自它照明的力量。灯泡最核心的部分不是灯丝，也不是外层的玻璃壳，而是这些灯泡将要产生的光明。同样，每个人最核心的部分不是肉体，也不是神经，而是通过它们闪耀着的人性光辉的意识。一旦一个人不是为了保护灯泡而活着，而是为了使灯泡发光发热，那么他就达到佛陀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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