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6年初鲁迅还给友人写信，请托购买。1936年3月21日，鲁迅致当时留学日本的翻译家许粤华的信中说《昆虫记》“德译本未曾见过，大约也是全部十本，如每本不过三四元，请代购得寄下，并随时留心缺本，有则寄为荷”。当时，鲁迅身体已经很不好，半年后即辞世。周建人的《鲁迅与自然科学》也记到，直到生命最后一年，鲁迅还在从欧洲陆续邮购《昆虫记》英译本，计划两兄弟合译出来。现在，我们翻看鲁迅的藏书，光日文版本就有三种：一、大杉荣等译，大正十三年至昭和六年（1924—1931）东京丛文阁版精装本；二、林达夫、山田吉彦译，昭和五年至十七年（1930—1942）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三、大杉荣、椎名真二译，昭和三年至六年（1928—1931）东京丛文阁版平装本。
鲁迅买《昆虫记》读《昆虫记》想译《昆虫记》，不仅仅是因为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而是更看重它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国民性改造中的作用。他从《昆虫记》中得到了知识、启发，获得了武器。鲁迅是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者，他一生致力的目标之一便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国民性的改造，而他常常以《昆虫记》的例子来做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1925年4月，他在《春末闲谈》中谈到法布尔：“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巢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这些知识当然是来自法布尔。在文中，他借细腰蜂发一通议论，表明他对人类社会、对历史的看法，他对中国古代的圣君、贤臣、圣贤的“黄金世界”做了批判，揭露了古今中外那些为现实政治统治权力而编造出来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学说。又如，鲁迅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启蒙时，主张首先是要有好读物，适于青年的读物。他特别指出：“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通讯》）
鲁迅在1933年写的《“人话”》一文中，以法布尔《昆虫记》为例，谈到读书观文的要旨，要能读出作者的观点立场来。他极不主张说教。他说：“现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哪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在《小杂感》《名人和名言》等文章中都借昆虫发表了他的大见解。鲁迅读《昆虫记》，里面的实例常常成了投枪，战斗的利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而周作人，关于《昆虫记》，有更充足的议论和看法。他在《祖先崇拜》一文中有一句话：“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按：指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对这句话，他后来反复加以引用申说。他在《自然》（1944）一文中，在重复了上一句话后发挥道：“这也可以翻过来说，经典之可以做教训者，因其事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人生哲学，故可贵也。我们听法勃耳讲昆虫的本能之奇异，不禁感到惊奇，但亦由此可知焦理堂言生与生生之理，圣人之易，而人道最高的仁亦即从此出。”在《博物》（1945）一文中，他再次重申这句话：“生物学的知识也未始不可为整个人生问题研究之参考资料。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我至今还是这样想，觉得知道动植物生活的概要，对于了解人生有些问题比较容易，……如《论语》上所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读诗有关，青年多认识种种动植物，养成对于自然之爱好，也是好事，于生活很有益，不但可以为赏识艺文之助。生理生态我想更为重要，从这里看出来的生活现象与人类原是根本一致，要想考虑人生的事情便须得于此着手。”周作人论述道，中国人一向是拙于观察自然的，自然科学在中国向来就不发达，而所谓植物或动物学从来都只是附属于别的东西之上，比如说经部的《诗经》《尔雅》，史部的地志，学部的农与医。地志与农学没有多少书，关于不是物产的草木禽虫就不大说到了，结果只有《诗经》《尔雅》的注笺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记载动植物事情的书籍。可见博物学向来只是中国文人的余技。而关心的都是造物奇谈，这些东西有的含有哲理，有的富于诗趣，这都很有意思，但其中缺少的却是科学的真实。自然考察薄弱的同时，我们又往往喜欢把这些与人事连接在一起，将自然界的种种儒教化，道教化。将人类的道德用于自然。鲁迅的《“人话”》一文便是针对这一点而来。然而，周作人的脾性不像哥哥那般锋芒毕露，而是冲淡平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几十年如一日地谈论博物，推举多识鸟兽虫鱼，其思想的深刻和对中国文化批判的力度，并不输给哥哥。他反用《论语》里的“小子可莫学夫诗”一章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觉得也有新的意义，而且与事理也相合，不过事君或当读作尽力国事而已”（《自然》）。他又说道：“中国国民的中心思想之最高点为仁，即是此原始的生存道德所发达而成，如不从生物学的立脚地来看，不能了解其意义之深厚。我屡次找机会劝诱青年朋友留意动物的生活，获得物理学上的常识，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其次是希望利用这些知识，去纠正从前流传下来的伦理化的自然观。”（《博物》）
周氏两兄弟对《昆虫记》的推崇，共同点是认为这本书是有趣的、有益的，对青少年来说是难得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读本。立足点都是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对鲁迅先生来说，还夹杂有对生物科学的感情因素。“鲁迅先生从学医的时候起，及以后，对于生物科学及生物哲学都很有兴趣。他在去世不远的几年前还翻译过《药用植物》，又想译法布尔的《昆虫记》，没有成功。”［见乔峰（即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而周作人则从其闲适冲淡的人生哲学和审美趣味出发，在《昆虫记》中看到更多的是文艺的趣味和生物生理的启蒙，对“诗与科学两相调和”带来的美感大加推崇。
正是周氏兄弟的这般推崇、介绍，国人开始知道法布尔和《昆虫记》，开始翻译法布尔作品集。
1927年上海出版了林兰的选译本《昆虫故事》（据《昆虫学忆札》译后记）。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大文据英文改写本译成的《昆虫记》一册（版权页注明：原著者：J.H.Fabre，英译者：Alexander Teixeira De Mottos，重述者：Mrs..Rodolph Stawell，译述者：王大文，发行人：朱经农。英文原名：Fabre’s Book of Insects。这个本子以后多次重印，收入不同的套书中），有插图5幅，正文共16章，无任何前言、后记、说明文字。同年，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法布尔科学故事》（第一集）再版本（显然该书初版要早于此年），董纯才译，101页，有插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还翻译出版过一些法布尔的其他作品和传记。如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开明青年丛书”中的《科学的故事》，宋易译。该书译序说，“这译本的初稿是在1931年秋完成的，所根据的本子是F.C.Bicknell氏的英译本，和大杉荣与伊藤野枝两人的日译本”。译序中还谈到顾均正译有法布尔的另一本同类著作《化学奇谈》。1935年7月，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周昌寿主编的“自然科学小丛书”中收入《法布尔传》二册，原书名：Fabre，Poet of Science，原著者：G.V.Legros，林奄方译。该书收有法布尔的生活、研究、交友、住宅等照片十余篇。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向仲据F.C.Bicknell英译本重译的《法布尔科学故事》。另外，从《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知道曾出版过一本法布尔的《科学故事》，宋一重译，收入“新小学文库五年级自然科”，没注明出版时间。这些大概是三十年代我国对法布尔的译介简况。四十年代，上述法布尔的图书继续重版，又添了其他的品种。1945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宋易翻译的《家常科学谈》，这也是个从英文本转译的本子，英文原名为The Secret of Everyday Things，Informal Talks with the Children，F.C.Bicknell，译自法文。据译者称，此书从1932年开始断断续续译了十几年。他还提到成绍宗译有法布尔的《家禽的故事》。1948年光华书店出版了一本法布尔写的《生物奇谈》，仍是宋易译，收入“大众科学丛书”。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这些法布尔的著作，70岁以上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都会有依稀的记忆。家父说四十年代读中学时，老师曾推荐他们读过法布尔的《昆虫世界》，开明书店出版，贾祖璋译。当我将这一说法求证于何兆武先生时，他说他小学时读的，正是贾祖璋的译本，书名没印象了，但记得封皮是蓝色的，点缀了许多的小星星。五六十年前的事情，记忆不一定准确，贾祖璋有鸟类译著和著作多种，目前尚未查到他有关昆虫的译著。但这些都说明了法布尔在我国的影响。
姑且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称为法布尔传入我国的第一阶段。从目前所掌握的法布尔的译本的版本看，主要是把他当作一位科普作家，对象主要是青少年读者。虽然当时也强调“这科学的诗人的文字和谈话正是些美丽的散文，活的有生命的小品”（《家常科学谈》译者序注）。
五六十年代，法布尔的和关于法布尔的书仍有出版，既有重版本，也有新译本。1951年上海百海书店出版了沙克军翻译的《昆虫的故事》，收入“百新青年丛刊”，这是一个据英文节译本转译的译本。同年，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了顾瑞金翻译的《蜘蛛的故事》，书前有梅特林克的长文《昆虫的诗人》，这是一篇重要的评介文章，文中写道：“天赋的诗人气质，使得法布尔能够避免人工的虚饰而又富于情趣，自成一格，能跻身今日第一流的散文作品之列。”也是他给法布尔冠上“昆虫的荷马”的美名。仍是这一年，天津知识书店出版了一本法布尔传《昆虫的好伴侣——法布尔》，严大椿编撰，收入“新少年读物”之中。此书1956年又由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重印，书名《法布尔》。三十年代王大文的译本《昆虫记》1956年修订重印，24开，彩色插图14幅，改名《昆虫的故事》，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租型印刷过。这个本子1974年在台北出版，书名改回为《昆虫记》。1963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科学家传记丛书”中出了一本《法布尔》（The Insect Man），原著者是英国的E.Doorly，徐亚倩译。1976年台北徐氏基金会出版《昆虫的生活》，洪霈浓译，收入“科学图书大库，童子军科学丛书”。
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出了一本《“昆虫汉”法布尔》，胡业成著。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张作人译的《胡蜂的生活》，由法文本译出，收入“少年自然科学丛书”，此本当是第一个译自法文原作的选本。同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小林清之介著、宋世宜译的《法布尔》，1983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重版严大椿编著的《法布尔》，1987年北京科普出版社出版勒格罗著、张正严等译的《法布尔生平》。
这40年，法布尔留给读者的印象不能说太深。30至60岁的人中，知道法布尔，读过《昆虫记》的并不多，其影响大大不如第一阶段。
但把镜头切换到九十年代，完全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了。1992年12月，作家出版社悄悄抛出一个由法文原版选译的本子《昆虫记》，王光译，罗大冈作序，此本为“四季译丛”中的一种，出版后一直湮没不彰。这个本子在法布尔的翻译介绍上有其地位，它不是将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改写成浅显易读的儿童读物，而是强调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罗大冈先生的序说：“《昆虫记》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也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更高些。”1997年6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据法文本选译的《昆虫的故事》，黄亚治译，梁守锵校，十余万字，配30幅插图。大概是这本书引发了法布尔《昆虫记》新一轮的出版热潮，这本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巨著再次成为读书界、青少年关注的热点。1997年12月，作家出版社将《昆虫记》选译本修订重版，并于1999年推出“观照生命书系”九种：《蜘蛛画地图》《公鸡背母鸡》《乌鸦照镜子》《害虫记》《胡蜂的甜言蜜语》《在太阳里打瞌睡》《燃烧的大拇指》《感情动物》《敬畏生命·法布尔传》（太阳工作室译）。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昆虫物语》（太阳工作室译），未注明所据文本。据有关专家将之与法文原著比读，发现并不能完全切合，推测可能译自日文本。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昆虫世界》，谭常轲译，未注明所据文本，收入“第一推荐丛书”。1999年1月陕西旅游出版社推出六卷本：《大自然的清道夫——粪金龟》《花丛中的小刺客——狩猎蜂》《夏日林中的歌手——蝉》《荒野中的冷面杀手——蝎子》《纪律剧团的小雄兵——蚂蚁》《长嘴巴的能工巧匠——象鼻虫》，没注明所据文本，配有大量插图。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光译《昆虫学忆札》，收入“世界科普名著精选”（与作家出版社本多有重复）。海南出版社1999年12月推出《法布尔观察手记》（精华卷）六种：《蜘蛛的生活》《蝎子的生活》《象鼻虫的生活》《苍蝇的生活》《石匠黄蜂》《昆虫家族神奇的本能》，据多家英文本译出。与此同时，法布尔的传记也出版了三四个之多。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出版界上演了一出空前的“昆虫总动员”，法布尔的《昆虫记》及其他的作品达十余种。海峡对岸似乎感应到了母体内昆虫的这般躁动，遥相呼应，于1993年出版了八卷本《昆虫记》（包括一本法布尔传），此书系据奥本大三郎日文改写本转译过来，东方出版社出版。2001年推出一个选译本《昆虫诗人法布尔》，张瑞麟译，梅林文化公司出版。
九十年代的这一出“昆虫总动员”，以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推出的由法文原本译出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从鲁迅、周作人最初介绍并呼唤有人来翻译编纂算起，有近80年了。《昆虫记》这部经典在经历了百年的介绍和节译后，终于有了从法文原文直接翻译的全本。
（原载《读书》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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