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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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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编四位最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研究明清时期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的系列论文，展现日本东洋史、东洋法制史学者眼中传统中国法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以近现代西欧为参照系，从民事审判的法源、民间契约、讼师群体、诉讼制度与文化、民事法秩序等领域表彰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特性所在。此外，本书附录又以“论著目录“的形式展现了日本学界四十年来在明清中国民事法秩序领域的成果积累与研究动向，以便于有志于此的学者按图索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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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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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文化的考察
——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
滋贺秀三 著 王亚新 译
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
——情、理、法
滋贺秀三 著 范 愉 译 王亚新 校
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
——作为法源的习惯
滋贺秀三 著 王亚新 译
关于滋贺秀三教授论文的解说
王亚新 著
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
寺田浩明 著 王亚新 译
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
寺田浩明 著 王亚新 译
权利与冤抑
——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
寺田浩明 著 王亚新 译
关于寺田浩明教授论文的解说
王亚新 著
明清契约文书
岸本美绪 著 王亚新 译
伦理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
岸本美绪 著 陈少峰 译 王亚新 校
关于岸本美绪教授论文的解说
王亚新 著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夫马进 著 范 愉 王亚新 译
讼师秘本《珥笔肯綮》所见的讼师实象
夫马进 著 严雅美 廖振旺 译
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
夫马进 著 范 愉 译
关于夫马进教授论文的解说（一）
王亚新 著
关于夫马进教授论文的解说（二）
赵 晶 著
评 论
梁治平
跋
附录：1980年以来日本有关明清时期民事法秩序研究的
论著目录
小川快之 赵 晶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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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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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选、翻译日本学者关于明清时期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作出相应解说评论的计划形成于数年之前。如果要说促使这种计划形成的最初动机，则应该追溯到更早的过去。
作为本书编者之一的笔者1985年到日本留学。当时，改革处于承包从农村向城市展开的阶段，“一包就灵”那样的口号正在社会上流行，笔者自己也一直以为承包是改革中刚刚“发时”出来的新生事物。然而，在日本学习期间，却了解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日本学者把中国传统的经济规定为一种“承包的秩序”(柏祐贤《经济秩序个性论——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ⅠⅡⅢ，人文书林，1947—1948年)。这件小事给笔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使人深切地体会到：确实，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现在。
在对当代中国的民事、经济审判进行观察研究的过程中，一开始接触到以滋贺秀三教授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围绕中国传统的民事审判、民间契约而发表的论著，笔者就意识到这些学术成果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把握我国现实情况的重要资源。在自己的研究告一段落时，笔者也就开始考虑，能否以某种形式把日本的中国法制史学者积累起来的有关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朋友，达到一种学术上的资源共享。幸而，这样的考虑很快就得到了梁治平教授的共鸣和积极支持。无须多加说明，治平对学术界的贡献早已得到公认。他的法制史专业功底深厚，近年来在相关领域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更是令人瞩目。有了他的赞同和参与，我们很快就形成了出版本书的计划并着手付诸实现。
当然，我们对本书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是受自己的研究兴趣及取向所规定的。
即使并非历史学专业的读者，仍有可能对日本的中国史学所具有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成果抱有一定的印象。然而，近些年来，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滋贺秀三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为代表，在他影响下或与他相呼应的一部分中国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者的研究动向，却开始呈现越出各个专门史领域、甚而越出历史学范围，给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带来影响或冲击的可能。本书所收四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动向的部分重要内容及其独特的方法论。
这个研究动向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史学界历来经常被指出的特点是史料周详、考据缜密，但常常流于琐碎，有“见木不见林”之嫌。但滋贺等人的研究却在着重史料的发掘、考证的严密以及对细小的史实也不轻易放过的学术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把较大力量放在对宏观的理论背景探讨中去。他们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法制以及思想文化的分析置于比较文明论的广阔视野之中，力图通过建立某种文明类型的对比方法来揭示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意义。第二，日本战后的中国史学界所具有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国际上的冷战和日本国内“保守——革新”的意识形态对立为背景，在对于当时日本社会和政治始终保持着批判态度的学者中间，占据着强有力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样的学术方向在批判当时敌视中国的美日联盟和肯定中国革命等方面坚持了学术的独立，但同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强烈影响，也存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以及用发展阶段论的框架去硬套中国历史现象等问题。而滋贺等人的研究则在认真梳理和吸取了战后这种学术潮流中出现的种种重要论点基础上，去除了过分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自觉地保持了不断对自己从事研究时所依据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的态度。可以说，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采用的准据框架，并在揭示整理史实史料的过程中精心地重构这样的框架，正是这个研究动向的另一独特之处。第三，与上述特点相联系，他们一直尝试通过对中国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种种独特概念进行分析来说明史实史料，力图达到一种关于当时当地语境的内在及完整的理解。其方法论的特点就是尽量地运用中国原有的概念来再现当时的情景，并通过分析这些概念来建构能够帮助达到内在理解的框架。如滋贺秀三关于中国家族法原理中“同居共财”以及纠纷解决规范中“情理”等概念的分析，寺田浩明关于土地法制度中“田底田面”、规范秩序形成过程中“首唱、唱和”等概念的分析，都是这种方法论的典型例子。由滋贺秀三最先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概念分析方法，可以说是上述研究动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从非史学专业的角度出发，本书介绍的研究动向在帮助认识以及对应我们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方面可能有如下的理论意义。首先，在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解决引进、消化以及对抗西方文明影响的问题是我们关注的中心点之一。反过来看这又是怎样认识、估价和改造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能够在许多具体的课题（例如，解决纠纷的样式、支撑契约的秩序等）上提供有益的素材和启示。其次，由于社会转型期大量发生的种种失范现象引起了对中华文明的忧虑和要求文化重建的呼声，于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将我们的文化或文明相对化、对象化，以便获得反思的契机也就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然而，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语境或生活世界相对化绝非易事，为了得到参照系而介绍、引进国外的认识框架这一努力也常常伴随着片段支离或极端实用主义的问题。在帮助理解我们自身和促进我们将自己的文化对象化这一方面，本书介绍的研究动向也有一定的优点。这就是∶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讨论而总是立足于具体问题；使用中国自身的概念但分析的手法却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积累和长期训练为背景；发挥日本作为东西方连结点之一的特色，在根据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情况相对化的同时，也不断从日中共通的文化背景这一角度来对西方的框架进行批评和重新构成。换言之，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相对化也是这个研究动向的优点之一。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开始着手进行编选。考虑到想介绍的这一研究动向在上述比较文明论和概念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仅仅是部分论文的翻译可能难以充分反映其意义。于是，经两位编者商量，决定采取编译、解说和评论同时并举的方式来构成本书。具体就是由三名译者分别译出日本学者的论文后，由笔者就每位学者的工作写一篇解说，附在其论文之后，最后则由梁治平教授通读全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整体的评论。在此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了四位日本学者积极的支持和合作。他们不仅迅速地同意了自己作品的中文翻译出版，而且在资料的提供等方面也给以了热情的帮助。尤其是寺田浩明和岸本美绪两位教授，在编选方针和论文内容的理解上还提供了许多极为有益的参考意见。本书的大部分译文和所有解说在写出之后都分别送给了每位学者阅读，经他们提出意见再修改后才最终定稿。由于他们这样的配合，相信本书在忠实反映原文以及作者观点这方面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在此，谨向四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者还要感谢其他三位合作者。作为本书的另一名编者，梁治平教授不仅在学术上给与了笔者许多教益，而且本书的顺利问世在不少方面得益于他丰富的出版和主编经验。另外两名译者范愉博士、陈少峰博士的工作也使本书获益匪浅。我们的合作相当愉快。
最后，谨向法律出版社的贾京平总编和本书责任编辑董晶晶女士表示我们的谢意。没有贾先生的理解和重视，没有董女士的辛勤工作，本书不可能在这样快的时间内，以这样令人满意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王亚新
1998年仲夏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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