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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常熟翁氏日记研究(日记研究丛书)

書城自編碼: 376507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研究
作者: 贾宏涛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50635838
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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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日记眼光观照翁氏家族乃至晚清的内部世界
內容簡介:
本书以《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为主体,参照《翁曾翰日记》《翁斌孙日记》,并借助翁氏诗文集、书信、题跋、年谱、方志、手稿、传记等相关材料作为补充,突破以往以历 史、政治角度看待翁同龢日记的局限,试图以文献对读、书籍史、文化史、阅读史等视角观照,掘发翁氏父子二人的阅读史对翁氏家族绵延兴盛的内在动因,进一步认识翁氏家族,并 勾勒出晚清书籍世界的轮廓和样貌,展现晚清医疗图景,从而丰富日记文献的多层次价值。
關於作者:
贾宏涛,1991年生,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期间曾赴京都大学短期访学。目前研究方向为清代经学与文学、清代文献文化 史。曾于《文献》《古典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数篇。
目錄
目录

绪论
第一章翁心存、翁同龢居京日记对读
第一节书写与叙述:翁氏父子日记中的雷同巧合
第二节补录与追叙:翁氏父子日记中的时间错位
第三节重估和再判:《翁心存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的
价值比量
第二章翁氏日记与晚清上层书籍世界
第一节琉璃厂、隆福寺与翁氏父子
第二节作为礼物的书籍
第三节经世与谒问——书籍的向上攀爬
第三章诗书继世长:翁氏日记中的家族世界
第一节藏书及聚散
第二节君子之泽,五世“不”斩:读书作为家族的一种生
活方式
第三节桐城派与翁同龢的阅读
第四章翁氏日记的疾病叙述及其家族医疗史
第一节“药物”之外:疾病的应对与策略
第二节从何处来:医者的延请与身份
第三节话语斟酌:医者的更换与审度
第四节进退之间:患者与医者的角力
第五节“我”的视角:疾病体验与感伤化的叙述
结论
附录一上海图书馆藏翁氏家族题跋整理
附录二翁氏批跋古籍善本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日记研究丛书”总序

日记作为一种文献类型和书写方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近几十年出土的秦汉文献中,出现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王奉世日记”“元延二年日记”这样带有逐日记事性质的简牍。命名是考古工作者所拟,反映出学界对此类文书的类型判断还不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已初步具备了日记的基本形态。
降及宋代,“日记”作为一种文体之名开始正式使用。当时名公巨卿多有日记,南宋刘昌诗《芦蒲笔记》卷五即收入北宋赵抃的《赵清献御试日记》,惜宋人日记存世数量不夥。明清以来,日记蔚成大观。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仅1840—1911年间有日记存世的近代人物,就超过了1100位。时至今日,日记更成为中小学语文课外写作指导的重要内容,其数量之多,已难以具体统计。
在今人观念和多数工具书的定义中,日记一般指对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这其实道出了日记作为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文献,内容无所不包、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特点。从古人对日记丰富多彩的别称:日历、日录、日钞、日札、日注、日笺、日纂、日谱、日识、日志、小乘、小钞、小录、游录、密记、笔记、游记、客记、征记、琐记、载笔、笔略、纪略、纪程、纪事、纪闻、路程、云烟……也不难领略日记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无论就知人还是论世而言,日记都是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日记是一人之史,尽管存在视角受限、立场局限和日常琐碎等诸多问题,但它所呈现的私人化、细节化、现场感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表现方式,具有其他史料所不能及的特殊价值。日记这些方面的特点,恰好能弥补正史叙事带来的缝隙,与宏大历史叙述之间的有效互动,使历史变得更加情意流转、血肉丰满。近人籍忠寅认为,“求古人之迹,高文典册不如友朋书札,友朋书札不如日夕记录”(《桐城吴先生日记序》),也道出了日记的特别之处。
尽管中国日记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现存的大量日记主要产生于清代。尤其是最近二百年,堪称日记的集大成时期,中国日记的典范也在此期形成群体规模。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日记,如《曾国藩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从各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最为丰富、体式最为完备、数量最为庞大,可以视作中国日记的辉煌典范。这一时期的中国“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之变与中西之争成为时代主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映射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新动向。此期,中西文明在“体”“用”诸层面形成有意味的冲击与反应,而内生的中国本位的文化也迎来新的征程。从1840年到1949年,古老的中华文明经受了历史的淘洗、西方的冲击、时代的检验,最终以全新的姿态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迁,不仅见诸煌煌正史,而且在诸多私人文献里也有真切具体的传达。日记就是其中极具价值的一种。作为“准传记”和时代备忘录,日记包涵自我叙写,承载集体记忆,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近传统”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记是中国日记最重要的样本,可以作为分析中国日记传统、探究中国日记文化的范本。
有鉴于此,整理和研究这一时段的日记也成为当前中国日记研究的热点。例如,张剑、徐雁平、彭国忠等人主编的以日记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自2014年起,每年一辑,陆续在凤凰出版社推出,目前已经出版八辑,其中整理的日记超过百种。在相关典范日记出版物的引领下,最近十年,日记的影印、整理以及阅读需求不断升温,仅以近百万字和百万字以上的近现代名人日记整理成果而论,就有《翁心存日记》(2011)、《翁同龢日记》(2012,中西书局新版)、《徐兆玮日记》(2013)、《管庭芬日记》(2013)、《钱玄同日记》(2014)、《徐世昌日记》(2015)、《荆花馆日记》(2015)、《张謇日记》(2017)、《袁昶日记》(2018)、《张棡日记》(2019)、《皮锡瑞日记》(2020)、《王伯祥日记》(2020)、《徐乃昌日记》(2020)、《赵烈文日记》(2020)、《蒋维乔日记》(2021)等。此外,据闻《何绍基日记》《李慈铭日记》《叶昌炽日记》《袁昶稿本日记》《谭献稿本日记》《萧穆日记》《杨树达日记》《潘重规日记》等整理本也即将推出,成果可谓丰硕。
如上这些成果在为学界提供丰富文献的同时,也对日记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记就不仅是文人案头的读物、交流的谈资,而且成为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由此催生的日记体文学,还在新文学运动中,作为文学生力军冲锋陷阵,为新文学的开拓立下汗马功劳。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丁玲、阿英、赵景深等人都为日记研究和日记文学的繁荣做出过突出贡献。他们不仅将日记作为静态文献加以研究,也将其视作呈现个人生命历程的“人的文学”大加提倡,试图以此突破“载道”传统,为文学开辟抒情和个人化的新路。但总体而言,此期人们能够利用和乐意利用的日记数量还较有限,日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日记研究特别是近现代日记研究有了长足进步,涉及政治史、环境气候、地域文化、阅读史和书籍文化、传记学和个体意识、经济史和生活史、灾难史和疾病史、易代之际的科举和教育、日记与文学、域外游记和出使日记、日记作者和版本形态、日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然而,与丰富的影印和整理成果相比,日记研究仍显薄弱,还存在诸多尚待深入和丰富的空间。比如,近现代日记“有什么”,这是从前日记研究关注的重心,相关研究也多从各个学科和研究目的出发,挖掘带有倾向性的材料。这固然有助于推动各领域的研究,却不免将每一部日记肢解,使得日记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今后的日记研究,应当致力于恢复日记的主体性,在重视史料发掘的基础上超越史料学,即不仅将日记视作材料库,还要更加注重日记“是什么”,充分认识到日记对于中国历史人物的生命世界和文字世界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从琐碎的衣食住行和个人的纷杂经验中,整体展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的必要性和特殊价值;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日记等的特质与表达方式,探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总结具有中国气派的日记研究理论。这些无疑需要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日记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文献,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今人理应充分挖掘日记的价值,使其在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特推出这套“日记研究丛书”,希望丛书的出版,能为方兴未艾的日记整理与研究提供切实有用的借鉴,同时衷心期待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批评、指正和帮助。

第一章翁心存、翁同龢
居京日记对读

清代日记卷帙浩繁,而家族内部同记日记,则更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翁心存、翁同龢父子都长期保持记录日记的习惯,而在1860—1862年,二人都居住于北京,生活一地,且时间交错,由此便为日记的对读提供了可能。而在相似的时空条件下,由具有亲缘关系的父子所记录的两种日记文献,则似乎存在文本上的某种接近。但出于记录者本身不同的叙述习惯、撰写方式,其中也势必会在文本间呈现出某种差异。本章便以翁心存、翁同龢三年居京日记为中心,以文献对读为方法,探究翁氏父子居京日记之间的同与异,以及翁氏二人日记的文献特质及叙述法则,并在对读的视角中重新考量《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的文献价值。

第一节书写与叙述:翁氏父子
日记中的雷同巧合
1860—1862年,翁氏父子曾在北京中街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日,这便直接导致二人生活有所交叉重叠。在他们的笔下,日记中除正常的天气记录以外,日常见闻、朝政大事、社会民生等信息都有机会被纳入父子二人的叙说视野。二者记录中出现某种相似,似乎不难理解,然而翁氏父子日记却在书写法则、内容编排、语气措辞等多个方面出现雷同巧合,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按类别择录如下。

(一) 科考信息

咸丰十年(1860)
三月初十日丑刻大风作,吼声如虎,较前日更甚,天明后晴,黄霾涨天,日光韬景,午后愈甚,沙积地皆黄。夜,月白,大风彻夜达旦。六儿、松孙接场去,申刻车回,云试者身体平安。芝翁来。钦命头场题:“大学之道”,“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定于一”,“聚米为山,得波字”。(清)翁心存著,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1501页。(《翁心存日记》)


三月十日大风沙。巳正到小寓,筹侄已出矣。未正源侄出,阅场作均妥,源侄尤胜。杜筠巢师来。夜风未止。与五兄谈至夜分。会试题:“大学之道”,“植其杖而芸”二句;原文标点有明显错误者,引用时加以改正。后类此情况者不再出注。“定于一”。诗题:“聚米为山。得波字。”(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翁同龢日记》)
按,“钦命头场题……得波字”与“会试题……得波字”似。父子均录当日科考题目。
咸丰十一年(1861)
四月十四日天明后雨霁,晴朗。夜,月朗,三更后阴。……濮州知州范允中前经降旨发往军台,现在尚无下落。官文等奏湖北乡试展至十二年秋间举办。《翁心存日记》,第1609页。因论述需要,摘引日记较多,为使文章尽量简洁,摘录日记中与论点无关者悉数省去,下循此例。(《翁心存日记》)
四月十四日晴,北风。先祖潜虚公忌日,侍大人行礼后检考具。……郑铁盦亦借住彼。湖北乡试改于十二年秋举行。《翁同龢日记》,第113页。(《翁同龢日记》)

五月十七日清晨阴,巳刻风作,午后渐晴。夜,星月交辉。……四川奏本年乡试改于来岁举行。《翁心存日记》,第1618页。(《翁心存日记》)
五月十七日阴如昨,晚晴。……四川乡试改来岁举行。《翁同龢日记》,第119页。(《翁同龢日记》)
按,“官文等奏……举办”与“湖北乡试……举行”,“四川奏……举行”与“四川乡试……举行”似。关于湖北、四川科考时间的变动,父子均据官文奏述转录,且记录位置一致,均在当日日记末尾处。
同治元年(1862)
四月廿七日清晨浓阴欲雨,辰刻后放晴,仍热,午后云霾漠漠,风。……刘长佑奏官绅捐资助饷奖叙。何君亮清诗“贻我”,“贻”字失黏,列三等,渠场中懵然不觉,岂非命耶。《翁心存日记》,第1731页。(《翁心存日记》)
四月廿七日龢生日,晨起,大人前叩头。……闻第一名王珊诗中有“翠沾泥融马”之句。何孟寅写作极佳,而诗中用“贴我贻我”仄,用此字虽平仄双收,生僻已极,孟寅云是日草稿本是“率育”,不知何以误写,阅过数次并未见到,命也。《翁同龢日记》,第204—205页。(《翁同龢日记》)
按,“何君亮清……岂非命耶”与“何孟寅写作……命也”似。二人同录何亮清科考情况,且情感表达一致。

关于“科考信息”,翁氏父子都曾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翁心存中举之后参加会试虽一波三折,但仍在三十多岁取得进士头衔,翁同龢则更于咸丰六年(1856)一举高中状元。作为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积极参与者,翁氏父子日记中对科举信息的敏感和关注,或许可以成为翁氏二人共同记述科考信息的一个较为融通的解释。但记录位置以及情感表达却出现诸多一致,比如对何亮清考场所犯失误同报以“岂非命耶”的惋惜,再如对试题平仄的分析,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巧合。另外,此处也仅罗列了同日的几则日记,这种类型的问题在日记他处均有十分丰富的表现。

(二) 朝政战事

咸丰十年(1860)
正月初五日晴,寒。得恒月川书,即复之。胜保撤去钦差大臣,即往河南督办剿匪事宜,派关保为胜保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安徽军务,除翁同书本系帮办外,并派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傅振邦督办徐宿一带剿匪事宜,田在田帮办,山东剿匪事宜派德楞额督办,乾清门三等侍卫哈勒洪阿帮办,俱驰驿前往。惇亲王之次子载漪承继与瑞敏郡王奕志为嗣。《翁心存日记》,第1488页。(《翁心存日记》)
正月初五日饭价人处,与诸君博塞。景鉴泉约文昌馆观剧。夜祀先。胜保督剿皖匪日久无功,命撤去钦差大臣关防,驰往河南督办该省剿匪事宜,以关保为帮办。命袁甲三署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安徽军务,除翁某本系帮办外,以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命傅振邦督办徐、宿一带剿匪事宜,仍以田在田帮办。命德楞额督办山东剿匪事宜,以三等侍卫哈勒洪阿帮办。《翁同龢日记》,第41页。(《翁同龢日记》)
按,“胜保撤去钦差大臣……奕志为嗣”与“胜保督剿……哈勒洪阿帮办”似。翁氏父子于当日共记时事,翁心存日常一直有阅读邸抄的习惯,或是从其中抄录。而翁同龢所记虽有文字变动,当是书写时据己意调整,然大意基本不变。
咸丰十年(1860)
三月十二日晴朗,风定,颇暖,午后风又作。夜,月皎,风定。草再行明白回奏稿,命六儿书之,申刻令五儿赍下园,拟于明早恭递。白英来。薄暮闻杭城于二月廿七日失守,贼由清波门轰入,文武官员不知下落,奈何奈何。《翁心存日记》,第1502页。(《翁心存日记》)
三月十二日风止。三谒筠师,缮回奏折,五兄下园递折。杏农、修伯、白英来。夜筮,遇未济之解。杭州于二月二十七日失守,贼由清波门入,合城官员不知下落。《翁同龢日记》,第47页。(《翁同龢日记》)
按,“薄暮闻杭城……文武官员不知下落”与“杭州于二月……合城官员不知下落”似。此处叙述杭州城为太平军攻占一事,可以看出,内容并非转录自公开性的邸抄、奏折,而只是个人听闻的感受记录。翁氏父子在所描述的内容、语气措辞、内心感受,甚至叙说顺序都近乎一致。
咸丰十年(1860)
四月九日晴朗,风来爽然。夜,月皎。闻圣躬少痊。贾相销假,乐制军到京,均未召见也。召见军机、怡王、肃顺。闻丹阳于廿九日失守,张国梁不知下落,奈何。《翁心存日记》,第1515页。(《翁心存日记》)
四月九日晴。张良哉来。门生袁民章廷俊来见,伊新从陕西到京也。徐季侯招饮文昌馆。闻丹阳失守,张国梁无下落,恐苏、常从此不保矣,奈何!《翁同龢日记》,第53页。(《翁同龢日记》)
按,“闻丹阳于廿九日……奈何”与“闻丹阳失守……奈何”似。此组情况与上组相同,且记录位置一致,皆于当日日记末尾处。
咸丰十一年(1861)
五月廿三日赤日杲杲,申刻云起西北方,旋散,未成雨,仍晴。……见云抚徐之铭奏陕西巡抚邓尔恒曲靖被害情形,诚如圣旨,可疑处甚多。《翁心存日记》,第1619—1620页。(《翁心存日记》)
五月廿三日晴,傍晚阴,无雨。……见徐之铭奏陕西巡抚邓尔恒被戕情形,原折支离已极,咄咄怪事。《翁同龢日记》,第120页。(《翁同龢日记》)
按,“见云抚徐……可疑处甚多”与“见徐之铭……咄咄怪事”似。此组描述见到奏折后二人的反应,表达类似,且同样记于当日日记尾处。
咸丰十一年(1861)
六月十日寅正复大雨一次,仍阴,小雨如雾,雷隆隆不休……午正即回。闻苗练反正,寿州撤围,旧令尹似可遄归矣,吁。《翁心存日记》,第1624页。(《翁心存日记》)
六月初十日天明时大雨。……巳刻领轿到孙宅,即散。闻寿州围解,苗练反正矣。《翁同龢日记》,第122—123页。(《翁同龢日记》)
按,“闻苗练反正,寿州撤围”与“闻寿州围解,苗练反正矣”似。此处记录苗沛霖造反一事,只将前后语句调整,并同样置于日记尾处。
咸丰十一年(1861)
六月廿九日见户部奏办理九官号折。《翁心存日记》,第1629页。(《翁心存日记》)
六月廿九日见户部办理九官号原折。《翁同龢日记》,第126页。(《翁同龢日记》)


咸丰十一年(1861)
八月廿四日见董元醇折。《翁心存日记》,第1643页。(《翁心存日记》)
八月廿四日见董元醇原折。《翁同龢日记》,第137页。(《翁同龢日记》)
按,以上两组措辞一致,同于日记尾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朔,父子二人日记同时对有关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罪名及其他几道上谕奏折做出大篇幅的记录。因篇幅过长,暂不摘录。参看《翁心存日记》,第1652—1654页;《翁同龢日记》,第145—147页。

按,翁心存任工部尚书时与肃顺等人为同僚,肃顺为人跋扈,曾借“五宇官号事件”恶意打击翁心存,且此事与“辛酉政变”有关,翁氏父子二人当日均具录长折。

关于“朝政战事”,翁心存、翁同龢均为清廷官员,政治家的身份促使他们不得不对朝廷大事保持一定的敏感和关注。然而日记中却有多处在语气措辞上呈现出很高的相似性,比如他们听闻杭州、丹阳失守后的情绪反应几乎一致。如果说对邸抄、奏折的摘录是因为有公开传播阅读的文本作为记录依据的话,那么对这种只是听闻性质的事件,在情绪表达上都有诸如“合城官员不知下落”“张国梁不知下落”的情绪感发,同时抒发最具个人感情色彩的用词“奈何”都保持高度的雷同,以及记录位置都很有默契地放于当日日记的末尾处,则不能不说又是第二个巧合。此外,朝廷对“辛酉政变”中载垣、肃顺、端华等人的定罪奏折,翁氏父子均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笔墨转抄誊录,这种行为的一致性又让人颇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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