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厨房用具的多样性，我们可以想象，食谱也是类型各异的。人们烹煮汤与肉汤，这从汤盘（soupières）、汤碗（jattes pour la soupe）和碟子（assiettes），还有汤勺（或称煮物勺）、用来喝肉汤的带把杯子（tasses）和长柄大汤勺（louches）的存在中显现出来。短柄小平锅用来煮稀粥，这是小孩子和穷人基本的营养。吃肉的证据是储存肉类的多种用具，例如腌肉桶，或是“挂肉的钩子”；还有用来切、剁、去皮和烹饪肉的用具，例如烤肉扦、旋转烤肉扦、滴油盘和烤架，以及储存肉的用具，包括炖炒肉的勺子。新鲜的优质肉会被放在烧烤扦上烤或腌制；质量不那么好的肉会用小锅或炖锅做成炖菜。羊肉和羊羔肉，与牛肉和牛犊肉一样流行。马丁·李斯特说：“至于肉类，质量较高的牛羊肉与我们的不相上下，不过还不能说比我们的好。而他们的牛犊肉鲜红粗糙，根本比不上我们的；我相信，在英国之外，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把牛犊肉做得这么好。”
一本食谱书在宫中非常流行，即《王室与有产者厨师》（Le Cuisinier roial et bourgeois），其作者据说是某位利摩日的马西洛（Massialot de Limoges），它出版于1691年，描述了19种烹饪羊羔肉与羊肉的方式、13种牛肉做法和12种牛犊肉做法。人们以培根或火腿的形式消耗猪肉。1657年，一位陶工师傅有“腌肉桶中的半只猪”，价值6利弗尔。1664年，一位酒商的地窖里藏有“75磅腌猪肉培根，每磅5索，7只火腿，价值10索”。由于存在相应的制作工具，以及长柄平锅或滴油盘之类的烹饪工具，我们可知，巴黎人的餐桌上也会有腊肠和黑香肠。巴黎人也非常喜欢家禽与野味。只有富裕的人家中才会有阉鸡锅，这是一种用来烹制阉鸡的锅。在《王室与有产者厨师》中，有23份鸡肉食谱、17份阉鸡与肥鸡食谱、9份火鸡食谱、8份兔肉食谱和7份野兔肉食谱。
圣安托万和奥特伊尔郊区周围的半农村区域中的少量居民拥有家禽养殖场，其中有鸡、公鸡、鸽子、兔子、火鸡和鸭子。肉类、家禽和野味也会被做成馅饼里的肉糜，富裕的家庭有专门的馅饼烤箱（fours à paté）来制作此类馅饼。家中壁炉不适于烹制肉类的巴黎人不得不购买成品熟肉。某些逝者，包括3个画家，留下了30～60利弗尔的“肉类供应”欠债。
清单中很少有蔬菜的痕迹。但在圣安托万郊区，一位酿酒人的粮仓里有“6蒲式耳去年收的豌豆，4蒲式耳大蚕豆，2蒲式耳菜豆”，其总价值为12利弗尔。一位奥特伊尔的居民也种菜豆。巴黎周边半农村区域的贫寒家庭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果蔬，从而改善生活状况。我们注意到了沙拉碗（saladiers）、沙拉篮（paniers à salade），一些装米的碗，还有炒栗子的长柄平锅的存在，这说明沙拉、大米和栗子也出现在巴黎人的菜单中。
人们通常用黄油和油来烹制肥肉。黄油锅（pots de tallevane），或称仆人锅是一种储存黄油的特殊食具，出现在一些厨房中。更明确地说，公证人偶尔会提到“6磅（2.7千克）黄油，腌制过且融化过”，或是“11磅（5千克）融化的黄油”。黄油的两种主要储存方式是腌制和融化。黄油被放在陶罐里，摆在桌上，“放在调味瓶架上的一系列调味瓶之中”。盐，作为一种为各类菜肴调味、赋予它们风味的调料与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它在腌肉桶里用来储存食物，在盐盒里用来做饭，或是被装在佐料瓶中放在桌子上。研钵和杵一同使用，用以将盐碾成颗粒。估价人也提到了醋瓶和醋桶。醋与油和芥末（储存在芥末罐里）混合在一起，就是沙拉调味汁，它就像所有调味汁一样，被放在味碟里。其他用具还有胡椒瓶、磨胡椒机、香料盒、橄榄勺和木制研钵（带有铁质或石质的杵，用来捣碎香料和蒜）。
干酪很少在清单中留下痕迹：干酪沥水架（égouttoir à fromage），某些格鲁埃（Gruière）干酪，还有一块布里圆干酪，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所有相关信息，可能还能加上一些干酪账单，包括一份20利弗尔的布里圆干酪的账单。在巴氏灭菌法发明之前，牛奶是一种极易腐败的食品，它的存在只能从一些牛奶碗和牛奶锅透露出来，包括1760年在圣安托万郊区的一位养畜农夫家里发现的“16只牛奶锅，还有7个牛奶陶罐”，这位农夫有7个小孩，还养着6头奶牛。另外还有6头其他的牛也得到了估价，
其中1头在一个运输车夫（voiturier par terre）家中，另外5头属于奥特伊尔的居民。但这些是孤例。来自城市中心的人们并不自己给牛挤奶：他们从挤奶工人那里买奶。一位画家的妻子甚至在丈夫疾病的后阶段欠了一位牛奶女工价值15利弗尔的鸡蛋与牛奶。
人们也很喜爱糕点，我们能从只见于富裕家庭的专门烹饪用具中得知这一点：1650年，华夫饼模具，空心松饼模具（poupelinier，这个厨具出现在《有产者厨师》中），甚至还有一只带铜盖的烤箱（这是一种用来制作小杏仁饼的工具），都出现在战时临时总特派员（Commissaire Général de l’ Extraordinaire des Guerres）艾尼昂·德博雅奈（Aignan de Beauharnais）家中。318世纪期间，糖的消耗量逐渐上升。大革命前夕，巴黎人对它的消耗达到了每人每年5千克，4这一点，清单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加以证实，其中记载的物品包括：糖面包，几磅红糖，糖碗，还有磨糖机。就像盐一样，糖也被主妇们广泛用于食物储存。
虽然人们更愿意把酒储存在地窖里，家中的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藏酒。1661年，弓箭手查尔斯·勒里奇（Charles Le Riche）去世时，房间里有0.5大桶的干红葡萄酒。1659年，一位丝绸商人家中有2.5大桶的勃艮第干红葡萄酒，它们被储存在“高处的仓库”里。至于特遣牧师弗朗索瓦·吉勒贝尔（Fran.ois Guillebert），他把“1.5大桶的勃艮第优质干红葡萄酒”与木材和炭一同储存在一间位于“通往四楼的路上”的破屋里，而他的房屋则位于圣阿沃耶路（rue Sainte-Avoye）。估价人记录的其他储存处还包括食品储藏室、院子、阁楼和商店后房（arrière-boutique）。被储藏的酒类的数量差异巨大，从一打酒瓶或长颈大肚瓶，到几大桶或大酒桶。我们应该记住，巴黎人的平均酒类消耗量通常很高，在17世纪中叶达到了每人每年150升。
酒类支出可能会非常高。一位富裕的有产者服装商的地窖，在1716年被估价为888利弗尔，这相当于他整个家中财产的40%。3我们见到的昂贵的酒窖之一属于商赛尼茨侯爵（Marquis de Champcenetz）；1775年，它价值2752利弗尔。酒瓶数量越多，葡萄酒的种类也就越多。拉格朗日先生［救济法院（Cour des Aides）顾问，死于1775年］的酒窖被估价为2644利弗尔。其中主要是勃艮第葡萄酒，有130升装在木桶里，还有300瓶欧赛尔红酒。西南酒的代表是格拉夫和伯恩的白葡萄酒。还有白夏布利酒，香槟和埃罗红酒。其他酒类还有地中海加度酒——包括400瓶马拉加酒、塞浦路斯酒、马姆齐甜葡萄酒和阿利坎特酒。这里有9张带孔的木板，用来放置酒瓶，它们会被放在“三只老木桶”里清洗。许多别的优质葡萄酒也出现在清单中，有些来自勃艮第，其他酒则来自卢瓦尔河谷。
由于价格，只有很富裕的人才买得起银质咖啡壶：1748年，萨文侯爵（Marquis de Savine）有一个。相反，铜质和锡制咖啡壶的价值仅有几索。清单很少标明容量，虽然偶尔会提到“三条腿的银咖啡壶，可装8杯咖啡”，或是2个“每个能装12杯咖啡”的咖啡壶。在富裕的家庭中，会有优质的喝咖啡用具：伊丽莎白·高格（Elisabeth Gaugé），一位死于1775年的单身妇女，拥有“印度瓷制成的四个杯子和杯托”。
咖啡储备很少见，只出现在富裕家庭中：1739年，德波纳克侯爵有192磅（87千克），价值345利弗尔12索，也可说是每磅36索。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神父兼神学博士皮埃尔·玛丽·德·拉·科朗塞勒（Pierre Marie de La Collancelle），将“16磅生咖啡”储藏在“一个建在墙中的橱柜”里。1775年，在拉格朗日先生家中，一个装在沙龙壁炉旁边的橱柜里装有9千克的“莫卡咖啡”（“caffé moka”）——这是一种为优质的咖啡，还有6张“咖啡餐巾”（“serviettes à café”）。这就是极致的精致。并不只有富裕的巴黎人沉溺于咖啡这种提神饮料。1768—1790年间，圣日耳曼－欧塞洛瓦教区有37.5%的成员，以及1770—1772年间圣尤斯塔什教区33%的成员拥有咖啡壶。这一物品甚至在1760—1762年间更为贫穷的街区，圣尤斯塔什郊区，也为15%的居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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