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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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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权威，杨武能先生研究歌德、译介歌德成就显赫，获得国际歌德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成为荣膺这一世界歌德学研究最高奖的第一个中国人。本书是歌德研究和德语文学研究的入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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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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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前人对歌德及其作品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认识歌德的范围和视野，推进了对歌德的进一步的认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走近歌德”“歌德抒情诗咀华”“《浮士德》面面观”“结语”，是对诗人及思想家歌德深刻的剖析和呈现，为读者走近及了解这位名人提供了多面的解读。本书曾于2012年首版，且是中国翻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歌德研究学者杨武能教授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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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武能，四川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兼外语学院教授、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点博士导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歌德及其汉译研究”首席专家。
曾获联邦德国总统颁授的 “国家功勋奖章”、联邦德国终身成就奖性质的学术大奖“洪堡奖金”以及世界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中国译协“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广受好评的译著有《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诗选》《歌德谈话录》《海涅诗选》《茵梦湖》《格林童话全集》《豪夫童话全集》《特雷庇姑娘》《魔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嫫嫫（毛毛）》等数十种，《歌德与中国》是杨武能教授关于歌德研究和德语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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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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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辑 走近歌德
人类光明未来的卓越歌者——歌德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他不是“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对恩格斯关于歌德评价的一点质疑
狂飙·铁手·自助者——评《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
论《少年维特的烦恼》与“维特热”
智慧之书世象之镜—— 关于歌德的两部史诗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逃避庸俗
《亲和力》——“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
“西方向东方发出的问候”——浅论《西东合集》
歌德论“世界文学”
第二辑 歌德抒情诗咀华
《塞森海姆之歌》——第一块里程碑
狂飙突进的号角——关于《普罗米修斯》及其他颂歌
“新的爱情新的生活”—— 关于“丽莉之歌”
“愿人类高贵、善良……”——关于歌德在魏玛头十年的抒情诗
南国之恋——关于《迷娘曲》和《罗马哀歌》
第二次青春—— 关于“古典时期”的其他抒情诗
憧憬东方——关于《西东合集》(上)
共振，心弦和着诗弦——关于《西东合集》(下)
潘多拉与缪斯——关于《爱欲三部曲》
“暮色徐徐下沉……”——关于《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智慧的最后结论”——关于歌德晚年的抒情诗
诗人歌德：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第三辑《浮士德》面面观
说不完的《浮士德》
历史沧桑的艺术缩影——《浮士德》的时代精神
贫瘠的土地天才的硕果——《浮士德》诞生始末
术士·哲人·人类的杰出代表——浮士德形象考辨
“否定的精灵”和“恶”的化身——《浮士德》人物考辨之一
瓦格纳、格利琴与海伦——《浮士德》人物考辨之二
宇宙和人生预言和寓言—— 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上）
“浮士德精神”与西方近、现代文明—— 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下）
何止“自强不息” ！—— “浮士德精神”别解与反思
结语
思想家歌德
永远的歌德永远的伟大——为纪念恩师冯至而作
附录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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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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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光明未来的卓越歌者
——歌德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的天幕上，约翰· 沃尔夫冈·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无疑是一颗灿烂明亮的巨星。2019年8月28日，已是他的二百七十周年诞辰。歌德虽然生活在两个多世纪前的德意志大地上，他的精神、思想的光辉却穿越浩瀚时空，照耀着生活于今天的我们，照耀着21世纪的整个人类。对人类思想文化史作一番客观的检视、分析，像歌德一样的大哲人和大思想家实在不多；他所倡导的“浮士德精神”，可谓浓缩了肇始于16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影响不但至今犹在，而且遍及整个世界。在德国和德语国家，歌德更是像我们的孔夫子似的被看作民族精神的代表，被看作圣人。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小小魏玛城，一个多世纪以来不仅一直享有德国民族文化圣地的光荣，而且在1999年歌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时被欧盟正式确定为“欧洲文化之都”。
歌德一生辛勤写作，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搜集最广的魏玛版《歌德全集》多达143卷，西方的文学史家惯于把他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但是，歌德不仅仅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人；尽管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德国杰出哲学家那样创建庞大而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高瞻远瞩的思想，却不只影响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歌德也有许多在当时堪称具有深远意义的发现和创见。
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一批既思想敏锐、性格坚毅又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学者；兼为画家、诗人和数学家的达·芬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他们，称他们为“巨人”。两百多年后诞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歌德，同样是这样一位“巨人”，与达·芬奇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既高瞻远瞩又博学多才、多产而且影响深远这一点上，通观整个人类文化思想史，几乎找不到什么人可以与歌德相比。
然而，歌德并不是神，并不是无因和偶然地产生的天才，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产儿。在《诗与真》的序言里，歌德自己就说过：“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为其时代所裹挟、所定性、所造就，可以讲，一个人只要早生或者晚生十年，从他的教养和对外影响看，都可能成为完全另一个人……”
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的1832年2月17日，歌德还告诉艾克曼：“归根结底，我们都是集体性的人物，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绝不把我的作品仅仅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而是还归功于除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千千万万的事件和人物。”
故而，在阅读歌德的一部部代表作之前，在深入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叙述他的生平，概括地谈谈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介绍一下那些在不同时期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事件和人物。
一、市民之子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其时，德国和整个欧洲都已经受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只是在为祸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它不幸分裂成为三百多个小邦，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相比，在各方面都显得十分落后。在这个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下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中，法兰克福是一座商业发达和享有一定自治权利的“帝国自由市”。
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歌德是该市一位非常富裕的市民，学问也很好，只是由于出身微贱 —— 歌德的祖父是一名裁缝 ——受到贵族社会的歧视，终生未获公职，只能花钱从帝国皇帝处买了个皇家顾问的空头衔。在不满和愤懑之余怀着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他十分重视对儿子沃尔夫冈的教育和培养。他内心充满对子女的慈爱和温情，外表却显出“铁一般的严峻”。
父亲的诱导和严格要求，不但使歌德在家庭教师带领下完成了一般学业，掌握了法、英、意大利语言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语种，而且还让歌德养成阅读的爱好。歌德十岁时已开始读伊索、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等的作品，他更是十分喜欢阅读《一千零一夜》《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等。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父亲郁郁寡欢的处境，也很早便引起歌德的注意，使他对世道的不公进行思考，养成了观察生活和遇事问一个为什么的习惯。1755年11月，传来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还不到七岁的歌德便对容许这一惨剧发生的上帝是否真如教会讲的那样仁慈、公正，产生了疑问。
歌德的母亲是该市市长的女儿，由于家境清寒而下嫁有钱的市民约翰·卡斯帕·歌德。她比丈夫年轻整整二十一岁，性格刚好与他相反，活泼开朗，善讲故事，早早地启发了歌德的想象力，使他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757年新年，歌德才八岁，就写了一首贺年诗，献给自己的外祖父母。他十五岁时写的一首题为《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的诗长达一百六十行，登载在了故乡的一家刊物上，虽然他自己当时并不知情。这首诗，极有可能就是歌德最早发表的作品。
歌德还有一位非常慈祥的祖母。歌德四岁那年过圣诞节，她专门请人来给孙儿孙女演了一场木偶戏，在孩子们眼前展现出一个奇异的童话世界，使小歌德对戏剧产生了喜好，此后便尝试着自己演戏、编戏。
1756年，在德国版图上爆发了英国支持的普鲁士和俄国、法国支持的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战争中法兰克福被法国军队占领，歌德的家里遂住进来一位法军少尉多兰伯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伯爵和伯爵带到家里来的艺术家，小歌德不仅接触了绘画艺术，而且常获得赠券去看法国剧团的演出，欣赏到了狄德罗、莫里哀等的名剧。他因此对戏剧艺术更加痴迷，十一岁时已自己根据神话编写成一个剧本。
总之，从自己的家庭中，歌德获益甚多，这对他后来的成长和发展有所助益。他下面的诗句可以看作是对此作的一个总结：
父亲给我强健的体魄，
还有立身行事的谨严；
母亲给我快活的天性，
外加喜欢把故事杜撰。
曾祖父生来爱好美色，
他的幽灵也忽隐忽现；
曾祖母喜欢金银首饰，
这同样流贯我的血管。
所有因素形成
不可分割的整体，
你能说什么是
此人禀性使然。
歌德的这一节诗不无调侃意味，但却坦率而符合实际。
二、放浪在“小巴黎”
1765年，十六岁的歌德离开家乡，遵从父亲的意愿去莱比锡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学习法学，然而他自己却对文学和造型艺术更感兴趣。在当时盛行的绮靡轻佻的洛可可文风影响下，他写了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抒情诗和剧本。在号称“小巴黎”的莱比锡，年轻的歌德像出笼的小鸟似的无拘无束地生活了三年，颇过了些放浪形骸的日子，法律没学好，对该校名重一时的一批文学教授，如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权威理论家高特舍特和寓言作家格勒特等，也深感失望。不过，收获仍然有，那就是结识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位挚友恩斯特·沃尔夫冈·伯里施。
伯里施年轻而富有才华，却不得不以作贵族的家庭教师糊口，因而变得愤世嫉俗，脾气古怪，性格乖僻，以致最后丢掉了差事。他十分器重歌德，不仅用自己优美、工整的书法把歌德的诗汇抄成册，成为歌德流传下来的第一个诗集《安内特之歌》，还认真告诫他：“写诗这件事不意味着用鹅毛笔和墨水在荷兰纸上信手涂抹，时间、才华以及精力都很珍贵，绝不可以虚掷。”伯里施还教歌德对事、对人更多地持批判态度，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后来歌德在《诗与真》中回忆起这位朋友时满怀感激，认为他身上有着靡非斯托的某些气质，既机智聪明，又玩世不恭和尖酸刻薄，是自己的诤友和老师。
除去伯里施这位挚友和诤友，歌德在莱比锡还结交了美术家约翰·米歇尔·施托克和亚当·弗里德利希·奥塞尔。他向施托克学铜版雕刻和蚀刻，向奥塞尔学绘画。特别是身为莱比锡画院院长的奥塞尔，更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带领他接近以温克尔曼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艺美学，从而厌弃了轻佻雕琢的洛可可风格。
随后，年轻的歌德还专程去参观著名的曼海姆博物馆，见识了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家和旗手莱辛在其理论名著《拉奥孔》中谈及的古典雕塑杰作；去造访闻名遐迩的德累斯顿画廊，目睹了伦勃朗等尼德兰现实主义大画家的风采。同时，在莱比锡的剧院里，他还观赏到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封·巴尔恩海姆》，以及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代表作《伪君子》的演出，大大地开阔了眼界。
另一方面，同当时一些放荡不羁的年轻大学生一样，歌德在莱比锡也没少干“傻事”。多年以后，他的同学回忆起这位发式独特、穿着怪异的“天才诗人”时，总忘不了讲两件事：一是他在酒馆的墙上题诗嘲笑权威教授，受到校方申斥；一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耶稣并非基督教的创立者”，差点引起轩然大波。
当然还少不了谈情说爱：从1766年开始，年轻的歌德经常光顾一家酒店，很快就迷上了店主薛恩科普夫的漂亮女儿安娜·卡特琳娜。他昵称她凯特馨，为她写了不少情诗，可后来却发现她对自己并不理解，在他与她的心理和精神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可以说是十七岁的歌德第一次倾心热恋，然而从中尝到的主要是痛苦。收获也不会没有：由此产生了他第一部完整的剧作《恋人的乖僻》。这个作品虽然从形式到内容还纯粹是一部洛可可风的歌剧，却起到了使歌德恢复内心宁静的作用，让他从此有了一个解除心灵伤痛和不安的屡试不爽的办法，如他许多年后在《诗与真》中所回忆：
就这样，我染上了一种终生不曾抛弃的癖好，就是把使我快乐和痛苦抑或激动的事情化作一幅画，一首诗，以此了结过去，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想法，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生性使然，我常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更加迫切地需要有这种能力。我的所有作品，都不过是一篇巨大自白的一个个片段，这本小书（指《诗与真》——作者）就是企图使我的自白变得完整的一个大胆尝试。
对于理解、认识歌德的作品乃至整个创作活动，他的这一段话都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有着至关重要的导向意义。
身心两个方面的恣情放纵和过度消耗，使歌德终于垮了。1768年7月，他严重咯血，病倒在床，一连好多天生命垂危。不得已回到故乡，疗养了差不多一年半才算度过危机，获得康复。在养病期间，受母亲的女友封·克莱滕贝格的诱导，歌德接触到了德国路德教虔信派的原始基督教理论，读了《教会和异教徒史》和《魔法与犹太神秘哲学和接神论大全》之类的神秘主义著作，还搞了些炼金术的试验。这些看似荒唐的活动，一方面舒缓了他心灵的紧张，另一方面为他日后创作《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积累了经历和素材，并激发了他探索自然奥秘和进行科学试验的兴趣。
三、斯特拉斯堡的春天
1770年春天，歌德病愈后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这座当时还属于德国的城市地处南方，与法国交界。它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大教堂，而且也受到来自法国的启蒙思想之风更强劲的吹拂和影响。在歌德眼里，它那大教堂则是德意志民族艺术的一座伟大纪念碑。
1770年至1771年间，斯特拉斯堡的市民们常常发现在大教堂高耸入云的钟楼平台上，迎着从阿尔萨斯平野里刮来的阵阵雄风，兀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这只鹰就是歌德！
他一次次攀登钟楼，既为了欣赏艺术和亲近自然，也为了锻炼还在康复的体魄。他特意立在没有遮拦的钟楼平台上，为的是克服自己常常晕眩的毛病。他生来讨厌看令人恶心的东西，却偏要去上解剖课；他一直怕听嘈杂的声响，却偏偏常跟在军乐队的鼓手身边行进。青年歌德就这样顽强地锻炼自己的身体，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为的是将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年轻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身心都很快获得了健康。不过，他仍然没有多少心思去上法学课，而是把精力花在研究历史、哲学、神学和社会学，并对医学和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同时，学习之余，他还结识了不少进步的学者和作家。其中，与当时正在斯特拉斯堡治眼疾的赫尔德的邂逅和交往，更是作家和诗人歌德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赫尔德虽只比他年长五岁，却已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被公认为当时正在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纲领制订者。在赫尔德的引导、鼓励下，歌德阅读荷马的史诗、品达的颂歌等有价值的古典作品，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钻研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还搜集、整理民谣民歌，从而接近了文学的真正源泉，认识和理解了文艺的本质和意义，找到了自己应该学习和仿效的楷模，彻底摆脱了在莱比锡沾染的洛可可文风，克服了在养病期间所受的神秘主义哲学影响，思想和创作开始走上一条健康、自然和面向现实的正确道路。
不过，对于年轻的歌德来说，向赫尔德学习并不轻松。身体上的病痛使他的这位导师脾气变得很坏，歌德常常遭到他靡非斯托式的冷嘲热讽。平素狂傲任性的富家公子这时却表现得虚心、隐忍而有耐性，不能不认为这是歌德在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个近似天赋的优点和长处。正是靠着这样的优点和长处，歌德一生中有过不少的好老师和好朋友，从这些老师和朋友处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教益、帮助、推动、激励，如此才终于出类拔萃，成为本文一开始说的那样一位可称举世无双的大文豪和大思想家。对这一点歌德颇有自知之明，因此自诩为“集体性的人物”。正是在他这谦虚中，我们越发体会到了他的伟大。
歌德，特别是诗人歌德，除了师友之外还有一个获得激励和助益的重要源泉，那就是爱情，那就是他一生中爱过的一个个女性。
在斯特拉斯堡的郊外，有一座宁静的村庄叫塞森海姆。1770年10月，大学生歌德乔装改扮后随一位同学去拜访村里的牧师布里翁，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他先和牧师独自坐在房里交谈，谈着谈着突然眼前一亮，“好似在这乡野的天空中升起来一颗美丽耀眼的明星”，原来是牧师的小女儿弗里德莉克走进了屋子。对这位身材苗条、容貌姣好、性情温柔的农村少女，年轻的大学生一见之下就“心花怒放”，两人很快亲密起来。参见《诗与真》第10卷。
在返回斯特拉斯堡之后的10月15日，歌德写信给弗里德莉克倾诉了对她的爱慕，月底再次骑马去到塞森海姆，受到了姑娘一家的热情款待。这样，两个年轻人都沉醉在青春勃发的爱情里，一直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他们不只在塞森海姆相聚，而且同游莱茵河两岸的美丽风光，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在此之前，歌德虽然也曾单恋过故乡一个叫格利琴的比他年长的女孩，也曾在莱比锡和凯特馨相恋过，但真正尝到爱情的甜蜜和幸福这却是第一次。于是，随着自然界的春天的来临，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到来了！在火热的爱的激情的驱动下，歌德写了一组被称为《塞森海姆之歌》的抒情诗，其中就有十分脍炙人口的《五月歌》《欢聚与离别》和《野玫瑰》等。
《塞森海姆之歌》不但是年轻诗人真情的流露、迸发，而且是他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向古典杰作和民歌学习的具体实践，因此有了崭新的风格和音调，既带有民族和民间的特色，也富有诗人个性的音调、韵律，可以称得上是他一生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里程碑。
大地多么辉煌！
太阳多么明亮！
原野发出欢笑，
在我心中回响！
万木迸发新枝，
枝头鲜花怒放，
幽幽密林深处，
百鸟啭鸣歌唱。
……
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这在《五月歌》中唱出的生命的春天和自然界的春天真是太美丽可爱啦！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夏天到来时，歌德已渐渐疏远弗里德莉克，并在不久之后完全断绝了来往和书信联系。原因是他发现在自己和这位农村女孩之间，实在还有着教养和习俗方面的种种差异。他不得已抛弃了心爱的弗里德莉克，使这个单纯、善良的少女十分痛苦，以致再无心恋爱和嫁人。歌德自己也深感内疚，他后来一系列作品中的负心男子都遭到了严厉惩罚，少有善终，可以看作是他的自责和忏悔。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一年半后，为遵照父亲的愿望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歌德完成了一篇论立法者的责任的论文，可是由于有“基督教的教义并非出自耶稣”等批判教会的提法而未获通过。作为弥补，他经特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关于“法的地位”的答辩，最后总算在8月6日勉强得到一个法律博士的头衔。8月底，歌德离开斯特拉斯堡返归故里，因为没能带回一份“正式打印的论文”而令父亲耿耿于怀。可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在斯特拉斯堡得到的已经很多、很多。
四、狂飙突进的旗手
回到法兰克福，二十二岁的歌德受命成为市陪审法院的律师。但对这个职务他仍然虚与委蛇，四年中只办了二十来件讼案，令父亲颇为失望。与此同时，他却积极投身正在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成为运动初期的主将和旗手。
狂飙突进运动大体发生在1770至1785年的十多年间。它得名于年轻作家克林格尔的一部叫作《狂飙与突进》的剧作，可以说是对此前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发展、提高和一定意义上的反拨。它反对一切现存秩序和规章的束缚，鄙弃干枯的理性，以“自然”和“天才”为其口号，实际上是要求感情自由和个性解放。它呼喊“自然”，意在否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压迫人性的陈规陋习；它的“天才”，即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个性和潜能的独立特行的个人，推而广之，则主张焕发民族精神，在文艺作品乃至思想行为中反对对外国的模仿。
这样一些主张，原本包含着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但囿于德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顽固而资产阶级格外软弱涣散的国情，狂飙突进运动缺少经济和政治动力，也缺少社会群众基础，仅仅成了一场由部分二三十岁的年轻作家和知识精英参加的“文学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运动。尽管如此，这个运动仍具有全德的性质，在德国的文学和思想发展史上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
歌德回到故乡后即和一些年轻和富于叛逆精神的作家来往密切，在思想上自然而然地受到他们的促进和影响，使他的创作第一次突破个人生活和感情的狭小范围，增加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反过来，他又以自己的天才思想和作品，影响了自己周围的朋友，推动了整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发展。
1771年10月14日，他作题为《莎士比亚命名日》的讲演，为狂飙突进运动提供了“文学革命”纲领。稍后，他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创作了剧本《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不但结构一反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的陈规，而且塑造了一个以暴力反抗现存秩序的“最高尚的德国人”，在1773年一出版即引起热烈反响，被誉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学成果。而歌德本人，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天才。
在故乡法兰克福的四年，年轻的歌德真可以算是意气风发，创作成果也十分丰硕。他冬季自由自在地盘旋在溜冰场上，其他季节则无拘无束地在山水和自然间徜徉和漫游，因此获得了一个“漫游者”的雅号。在不惧艰险、风餐露宿的漫游途中，他写出了一系列充满战斗豪情的漫游者之歌。此外，他这段时期创作的《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致驭者克洛诺斯》等格调自由豪放的颂歌，更是洋溢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天才之作。
不过，上面举的那些事迹和作品，只表现了青年歌德刚强的一面。与此同时，在邻近法兰克福的达姆施塔特城，他经常参加一些以感伤为主题的青年男女的聚会活动，自己也读英国的感伤小说，创作自然不免也受其影响。
1772年5月，歌德遵父命到韦茨拉尔城的帝国最高法院实习，在那儿狂热地爱上了友人克斯特纳的未婚妻夏绿蒂·布甫，内心绝望而又痛苦。9月，他终于接受好友默尔克的忠告离开了韦茨拉尔，却久久不能忘情于自己的心上人。后来，又遇上一些其他刺激，特别是听到韦茨拉尔一个公使馆的青年秘书为单恋朋友之妻而绝望自杀的消息后，歌德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仅仅四周的时间写成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再次以写作医治心灵的伤痛，获得心灵的解脱。这部小说在1774年的秋季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当即引起巨大的轰动，使年仅二十四岁的歌德成了当时德国乃至全欧享有盛誉的作家，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和无可争议的旗手。
然而，这位旗手很快便扔下手中的大旗，离开狂飙突进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他已多少觉察出，德国的腐败现实远非一场缺少群众基础的文学运动所能改变。同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法兰克福，他又爱上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丽莉，并且和她订了婚；可这是一场痛苦多于欢乐的爱情，也促使他努力挣扎着想要逃脱。结果，软弱的市民青年维特为逃离腐朽庸俗的社会和“返归自然”而开枪自杀了，强悍的铁手骑士也在监狱里高呼着“自由，自由”含恨死去，歌德自己却顽强地活下来，决心逃离故乡法兰克福，去探索另外一条改变现实的道路。
1775年11月，歌德终于丢下他十分讨厌的律师工作，也没有如他父亲希望的那样去意大利学习考察，而是乘上刚继位不久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派来的马车，动身去了魏玛。
五、恪尽职守的枢密顾问
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约有十万居民，面积仅三十六平方英里，只是德意志三百多个分裂的小邦中的一个。它的首府魏玛居民还不足六千，是一座非常宁静的小城。在卡尔·奥古斯特年满十八岁主持政事前，公国有十七年之久一直由他寡居的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治理。公国虽然小得可怜，但宫廷的设施、排场、礼仪一样也不缺少，一点都不马虎，而且长期主政的女公爵醉心文艺，在自己小小的宫廷里先后礼聘了为数不少的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她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歌德去魏玛的时候，著名作家维兰德、诗人兼作曲家封·艾因西德尔和封·塞肯多夫，以及以“童话之父”著称的穆佐伊斯和《堂吉诃德》的德译者弗·伯尔图赫等已在那里。以后，经歌德举荐，又来了赫尔德等文艺界的名流。
不论对歌德个人或是对魏玛甚至对整个德国文化的发展，他应邀前往魏玛，都是一件意义巨大和影响深远的事情。此事虽阴差阳错但最终成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魏玛决定了伟大诗人歌德二十六岁以后的整个人生旅程，歌德则帮助小小的魏玛成为辉耀古今的德国文化圣地，成了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名城。
初到魏玛，歌德还仅仅是作客，除了陪年轻好动、任性贪玩的奥古斯特公爵骑马野游，参加组织宫中的娱乐活动，就没有什么正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歌德年轻十岁的公爵和他越来越亲密，对他越来越言听计从。歌德本人呢，也被魏玛浓重的文艺气氛所深深吸引，并且发现公爵年纪虽小，却不无抱负，本质就像是“尚在发酵中的名贵的酒”，将来定会有所作为。住到次年二月，歌德已写信给法兰克福的朋友：“我可能要留在此地尽心竭力地起一些作用，时间长短则全凭命运安排。即使只有几年，也总比待在家里极欲有所作为却无所事事要好……公爵对国事满怀热忱，我完全了解他，对许多事情因此完全放心。”
这段话表明，歌德留在魏玛的初衷确实是想“有所作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他慢慢抑制住狂热的激情，增加了务实的精神。“有所作为”在他看来不只意味着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抱负，也是一种道德的考验和成长的需要。而小小的魏玛公国，在当时算是比较开明的，正好让命运安排给歌德作他接受考验和实现理想、抱负的试验场。
1776年6月，歌德正式就任魏玛宫廷的枢密顾问之职，从此便政务缠身，渐渐地把公国的大至外交、军事、财税、林务、矿业、水利、交通，小至防火条例的制定和宫中游乐活动的安排组织等事情，通通管了起来。他在两年多以后写道：“我事情多得一塌糊涂……繁忙的压力对心灵大有好处；压力解除了，心灵是可以更加自由地享受生活。但一个人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却再可悲不过，最美好的馈赠也会令他生厌。”
又隔了两年多，他写信给友人说：“我的天性逼迫我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即使在最小的村庄和一座荒岛，我同样必须勤勤恳恳，否则便活不下去……”
在魏玛从政的这些年，歌德也确实努力作了些改革，但都只能是小修小补，既不能根除大的制度弊端，对他所同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爱莫能助。相反，他倒为无聊的琐事和应酬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并且不得不违心地在许多事情上委曲求全，一改自己狂放不羁的本性而变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歌德仍不免遭到宫中善于搬弄是非和钩心斗角的男女的攻击、暗算。再说，魏玛实在太小了，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也无益于改变德国鄙陋的现实。
当然，收获也不可忽视。亲身参政增长了歌德的人生阅历，使他这个市民青年不但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对民间的疾苦也多了几分了解，为他日后的创作特别是写《浮士德》积累了重要素材。此外，由于分管矿业和林业，他对矿物学、植物学都有所钻研，同时还花不少业余时间研究骨骼学、解剖学、数学、光学和色彩学等，并且有了一些对当时而言重要的发现，促进了他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进化论色彩的世界观的形成。也可以说，歌德在魏玛的特殊环境和地位上，更快地成熟起来，进入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境界。
然而文学创作却大受影响，作品比前四五年少了许多，已开始的《浮士德》《埃格蒙特》《塔索》等剧本都没有完成，仅写了一些抒情诗。这些诗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他写给封·施泰因夫人的。
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七岁的七个孩子的母亲，歌德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称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相信自己和她是“前世夫妻”，命中注定了他要受她“温柔的魔带的羁绊”。事实上，封·施泰因夫人也是歌德在魏玛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总的看来，他俩之间的关系少了青春期的爱情狂热，多的是心灵的契合。而且，在两人的关系中应该说是封·施泰因夫人起主导作用，是她影响歌德，使他的内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做到了忠于职守、克己奉公，连立身处世也慢慢变得冷静和节制。这些变化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例如著名的诗歌《神性》《人的局限》《水上精灵歌》《对月》等，就少了狂飙突进运动时的澎湃激情，多了成年人细致深入的人生思考。
在魏玛一住十年，整天忙于政务和宫廷酬酢的歌德终于感觉累了，烦了。1786年9月3日凌晨，他事先没有通知他称作“小巢”的魏玛的任何人，便改扮成一个画家（亦说商人），化名“缪勒”，离开他正在那儿疗养的卡尔斯巴得温泉，朝着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的南方古国意大利奔去。
六、重获新生
意大利不只有温暖的阳光、热情的人民，更是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的文艺复兴发祥地，历来被欧洲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视为自己的“根”之所在。歌德的父亲就曾为提高修养到意大利游历，并留下了一部游记。歌德于魏玛出走之前两年写了长篇小说片段《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里边有一个神秘的女孩迷娘，她唱的一首内涵丰富、感人肺腑的怀乡曲，实际上就道出了诗人自己对意大利的热烈恋慕和向往。
“在古国的土地上，我感到欢欣而又快乐”——“我青年时代的所有梦想眼下全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感到像“每天都在脱一层皮”似的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整个人“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获得了“新生”。类似这样的句子，在他到意大利后写的书信、游记和作品中，真叫比比皆是。难怪歌德流连忘返，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南国一住就是一年九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遍游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等文化名城，踏访庞贝古城等废墟、遗址，观赏、临摹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而且也了解民情风俗，亲身参加天性乐观的意大利人民的各种节庆活动，特别是1788年2月的罗马狂欢节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还广交艺术界的朋友，提高艺术鉴赏力和修养，自己作画达一千余幅之多。他还渡海前往西西里岛，悉心考察研究岛上的亚热带植物，在巴勒莫的植物园里为自己提出的植物形变论找到了宝贵的实证，即他所称的“原植物”。他甚至冒险三度攀登有名的维苏威火山，一直走到火山口边上，直接观察“那冒着蒸汽的、发出咝咝声的地狱的大锅”。总之，到了意大利的广阔天地里，歌德一下子又变得年轻、大胆和充满朝气了，与湫隘的魏玛宫中那位圆滑老练、谨小慎微的枢密顾问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在文学创作方面，歌德也恢复了活力，完成了反映16世纪尼德兰人民革命的悲剧《埃格蒙特》，把《伊芙根妮在陶里斯岛》的散文初稿修改成了诗剧，《浮士德》和《托夸多· 塔索》的写作也有进展。
当然还有热烈的爱情。歌德在罗马等地曾和不止一个活泼爽朗的意大利女子相恋、同居，其中一个被他耐人寻味地戏称作“浮士蒂娜”。他晚年完成的《意大利游记》是他重要的自传性作品，全面记录了他在这个南方古国的经历和感受。他在回魏玛后不久写成的《罗马哀歌》不乏大胆的性爱描写，充满他对与浮士蒂娜等爱侣缠绵相处的幸福回忆，是她们使他恢复了青春的爱的活力。
呵罗马，你诚然大如一个世界，可是没有
爱情，世界不成世界，罗马不叫罗马。
如此放肆的对爱的呼喊，表明意大利之旅使歌德完全恢复了本性，获得了新生，也重新找到了他作为诗人的自我。因此在不得不准备返回魏玛的前两周，他竟然每天一想起要离开意大利，都会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详见本书所收的《南国之恋》。
七、家庭生活
1788年6月，歌德回到魏玛，坚决辞去大部分官职，只担任宫廷剧院总监，兼管矿业和耶拿大学的一些事务，以便专心从事写作和科学研究。在两三年里，他完成了诗剧《托夸多·塔索》、长篇动物叙事诗《列那狐》《罗马哀歌》和《威尼斯警句》。最后这两部组诗，也反映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与二十三岁的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的邂逅、相爱与结合。
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虽出身微贱、相貌平平，却活泼大方、朴实善良。歌德回魏玛后，一天在花园中散步时与她偶然相遇，不久便成为事实上的夫妻，拿歌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结婚了，只是没有举行仪式而已。”
可是对于堂堂大臣和贵族歌德 —— 他已在1782年由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封为贵族，回魏玛后仍保留着在枢密院里的职位 ——与一个出身下层又缺少教养的女工不明不白地生活在一起，在那个时代真是有失体统的冒失举动，因此遭到了魏玛宫中包括封·施泰因夫人在内的男男女女的大肆攻击。虽然他俩在第二年的圣诞节便有了一个儿子，却一直等到七八年后的1806年才正式结为夫妻。
克里斯蒂娜一共为歌德生了五个子女，但活下来的仅长子奥古斯特一人。这个平凡的女子对歌德忠心耿耿，平时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后来在拿破仑入侵德国时期，她有一次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保护了受到闯进家里来的法国士兵威胁的丈夫。然而，她却长期受着贵族社会的歧视，即使在正式结婚以后仍然被排斥在贵族社交生活之外。歌德在魏玛也十分孤独，自然对她充满眷恋和感激之情，在不少作品里留下了对她的纪念，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1813年附在一封信里寄给她本人的那首题作《找到了》的小诗。
1816年6月6日，歌德夫人在满五十二岁那天与世长辞，正卧病在床的诗人欲哭无泪，写了四行挽歌对她表示哀悼：
太阳啊，你想冲破乌云，
放出光芒，却白费力气。
随她我失去了生命的
全部获得，唯有哀泣。
就这样，歌德失去了与自己相伴最久的亲人。而且一生当中，除了少年时代，他可以说都在忙于事业，没有享受到多少亲人的温暖和家庭的幸福。他小时候最亲密的妹妹早在1777年就夭折了，父亲也在五年后逝世。母亲虽然比较长寿，活到了1808年，可是自到魏玛后歌德却难得和她见面。连爱子奥古斯特也在四十岁时死在了他的前头。总之，歌德的家庭生活不能算幸福美满。
八、进化与革命
歌德在莱比锡上大学时，即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到魏玛后便没有停止过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不断取得一些在当时来说并非不重要的成果，还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和专著。前面已谈到他关于“原植物”的发现。他据此提出“植物形变论”，并于1790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一百二十三节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试图证明植物从低等到高等全一个样：所有的果、花、叶、茎都进化、发展自唯一的一个基本器官，即种子。在此之前，他曾在自己兼职的耶拿大学研究比较解剖学，并于1784年3月发现了人类的腭间骨 —— 以前人们认为只有动物才有腭间骨 ——，从而证实了他关于一切生物都有相同的“原形态”和“亲缘关系”的设想。歌德在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动物学方面的发现和观点，使他成为欧洲在达尔文之前主张进化论的先驱。在观察自然界时，他因此始终坚持唯物的和进化的宇宙观，这在18世纪无疑是相当进步和可贵的。
可是另一方面，歌德观察社会问题也机械地搬用进化的观点，因此便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在魏玛从政时的所作所为，即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更暴露了诗人歌德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这一根本缺陷。
1789年7月14日，巴黎革命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消息刚传到德国，所有的进步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歌德也不例外。他在1790年3月3日写信给朋友雅可比说，“法国大革命对于我同样是一场革命”，并亲手画了一棵“自由树”。可是，当雅各宾党暴力革命和专政的实情渐渐为外界所了解，当革命开始向着莱茵河以东蔓延，除了赫尔德、福尔斯特等少数思想特别进步者以外，德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吓坏了，对革命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歌德也是如此。如果说，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正好表现了德国现实不可救药的鄙陋，表现了资产阶级极端的软弱，那么，对于歌德个人，还应该看到他的退缩是受进化论宇宙观和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
正因为歌德信奉缓慢但有序的进化和改良，所以对革命中出现的暴力和“混乱”现象便感到厌恶。他甚至讲，他“宁可犯不公正的罪过，也不愿容忍混乱”，并称这是他的本性。1825年4月27日，他在与艾克曼谈话时为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辩护，说：“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是因为它带来的好处和毁掉的充其量相等而已。……我非常高兴看到任何使我们预见到未来远景的改良……任何使用暴力的跃进都令我心里反感，因为它不符合自然。”
出于以上的思想根源，歌德很快就对法国大革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随后又写了《大科夫塔》《市民将军》《激动的人们》等一些戏剧和诗歌，以宣扬反对暴力革命和主张改良的观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不光彩的篇章。
不过，歌德也并非一些人所攻击的那样是“公侯的奴仆”甚或革命的敌人。他自己讲，他“同样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并相信每次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都是政府的咎错所造成”。因此，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进攻法国，妄图推翻革命政权，实现封建复辟，次年又围攻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成立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美因茨城，这两次战役歌德虽然都随当时已是普鲁士将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一起亲临前线，成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并在后来把它们记录在《随征法国记》和《围攻美因茨》这两部自传性的作品里，但他对战事本身却毫无兴趣。他在战场上很想念家里的爱妻幼子，并且仍旧专心做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他甚至认为“安静地坚守在工作室里，细心地照料科学和文艺的圣火”，以使“和平来临时不致于缺少万不可缺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才是他的职责，也是他度过政治动乱的“黑夜”的最佳办法。参见Peter Boerner: “Goethe”，S. 88。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在法国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些年，他确实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倾注了更大的热情，耗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九、挚友席勒
歌德和另一位当时与他齐名的德国大诗人兼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早已认识，但由于误解，彼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敬而远之。直到1794年7月底，他俩在耶拿的一次自然科学讨论会后作了深谈，才开始结下亲密的友谊。1799年，为加强与歌德的合作，席勒放弃在耶拿大学的教职，迁居到了魏玛。
两位大诗人结下友谊，正如歌德说的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它不只帮助歌德摆脱了旅居意大利归来后的精神孤立状态，不只使他的创作生命开始了狂飙突进时期以来的第二个春天，也不只让席勒的创作和思想发展得到了同样的促进，还造就了整个德国文学长达十年之久的成果辉煌的古典时期。
歌德和席勒先是密切配合，在1795年和1796年共同写出了四百多首叫作“赠辞”的针砭时弊的短诗，紧接着又你追我赶地创作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叙事谣曲，致使1797年成为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叙事谣曲年”。正是在席勒的不断鼓励和督促下，歌德把原本大量花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又集中于文学创作，终于完成了早在大学时代便已开始创作的《浮士德》的上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第一部即《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叙事长诗《赫尔曼与多萝特亚》，使自己的文学声名再次鹊起。
与此同时，在歌德的帮助下，席勒也完成了他后期的戏剧代表作《华伦斯坦》三部曲、《奥里昂的少女》《玛利亚·斯图亚特》《墨西纳的新娘》和《威廉·退尔》等。其中特别是《威廉·退尔》，连题材也是歌德主动让给席勒的：为了支持朋友的创作，歌德不仅放弃以瑞士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为内容写一部叙事长诗的计划，而且将自己在瑞士实地搜集的背景材料都提供给席勒，这样才使从未到过瑞士的席勒在剧中把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情风俗描绘得真实生动，给读者和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除了可见的作品，两位大诗人在思想上的交流和相互启迪，更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他们在歌德领导的魏玛宫廷剧院排演自己和莎士比亚等的剧作，以验证共同追求和发展的古典主义风格。他们一道提出以审美教育来完善人性和改造社会的理想，在德国的美学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努力，小小的魏玛进一步成为整个德国的文化中心，又吸引了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兄弟，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扬·保尔、蒂克、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兄弟等前往；还有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和匈牙利杰出的钢琴家李斯特，也曾旅居魏玛，在这个小城中留下了影响和足迹。魏玛作为德国文化圣地的影响经久不衰，甚至远远地超越德国的国界，至今仍受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崇仰。
人们说，自1794年起，歌德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事与席勒没有关系。1805年5月9日，受尽贫病煎熬的席勒猝然与世长辞。自己也正卧病的歌德事后闻讯大为悲恸，说他因此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半”。从此他对什么都不再有心思，并于生前就作好了安排，死后要与自己的好友同穴而葬。
在席勒亡故后的十年里，本已鹤立鸡群的歌德在魏玛更显孤单，真如失去了生命一半似的经常闹病。加之对拿破仑战争中动乱的时世感到厌憎，遂产生了迟暮的念头，主要作品《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都写不下去，却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回忆录和自传。
歌德比席勒整整年长十岁，两人的性格、气质、出身、经历、地位以至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等本来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却在渴望光明、追求真理、发扬人道和繁荣德国文学的共同奋斗目标指引下走到一起，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谊，相互帮助、砥砺，相辅相成，至死不渝，实可传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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