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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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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反映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乃至当前国学研究的成果，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优长和学科特色。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是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献学和中国语言学等领域的重要的参考书。而且，此书是系列丛书，每年两册，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创建品牌，可以为华中出版树立良好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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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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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国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本书除了收录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同仁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近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国学研究丛书从前三年每年出一种到目前每年出版2种，已经累计出版9卷，初步形成了华中国学的品牌和优势，在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本书的出版，是国学研究院近期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华中科技大学国学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作为大型学术集刊，已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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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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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生，湖北天门人，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两宋政治史、两宋学术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 分别于1982、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1993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3 年 9 月－ 1995 年 9 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96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2001 年 3 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历史学科。入选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邀请赴该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活动，其间应邀赴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El Paso）进行学术讲座。获选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我喜爱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十佳“师德先进个人”。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办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与宋代社会》、*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研究》、*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从新学到理学 ――11 世纪后半至 13 世纪初年宋学主流的嬗递》等课题。目前承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类项目《两宋学术嬗递与政治变迁》。独著、合著学术著作 5 部，合译学术著作 1 部，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代表作有《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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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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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中华文化中的江南文化/葛剑雄(1)
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进退运用存乎一心/邓小南(6)中国史研究
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阎步克(12)
“保”与殷周时期的保母/陈嘉礼(22)
《楚辞·天问》“伯禹愎鲧”与“产翁制”关系辨析/熊贤品(27)
“偶语诗书”与孔门传业问题探赜/王刚(35)
王霸之争与西汉王朝的灭亡/吴涛(58)
坚壁清野：宋夏战争中的战术运用发微/许玉龙(67)思想史研究
孔子仁学的主体性价值/白宗让(83)
两汉之际谶纬神学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互动与合流/袁宝龙(93)
明代白沙学在湖北的传播——以李承箕为中心/朱志先(107)古典文献研究
国图藏《宋元学案》醉经阁刻本考述/岳珍(121)
日本类书《和汉三才图会》初探/刘耀(130)古代文学研究
谪迁与省咎：论辞赋祖骚传统的一种书写/陈守玺(139)出图文献研究
新出汉简所见边地物价考述——以《肩水金关汉简》为中心/刘金华(153)
读《岳麓书院藏秦简(陆)》札记/武汉高校读简会(165)历史地理研究
试探司马彪《续汉志》中河渠内容之缺失/李昊林(184)
民国《禹贡》半月刊作者群研究/王雪花 吴轶群(194)史学短札
胡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曹旅宁(207)
张舜徽：国学大师通人风采/雷家宏(211)
新发现王阳明佚诗一则考释/吴兆丰(215)书评
评《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陈文豪(217)
《音义》呈光彩《校注》启新篇
——读黄仁瑄教授《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校注》/姜永超(222)
近代汉口城市研究的新拓展
——评《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邓航玲(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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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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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含有两条明暗相交的发展脉络：一是唐蕃古道开通后唐蕃关系几度变迁的客观历史事实；二是考察团队沿着唐蕃古道的走向依次推进考察，感悟并阐述这一段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作者将历史书写与现实活动紧密结合，用实际考察行踪推动行文发展，叙述方式别有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在古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实物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调研行纪的方式描述历史遗存的分布与现状。一般人认为田野考察对近现代的历史研究有很大帮忙，对古代史研究的价值就很有限了。近代以来，我国西部地区虽然也有很大变化，但因为有山川的限制，相对于东部平原地区来说，交通变化非常小，民众的生活方式也保留着很多历史遗存。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对西部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也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民国以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唐蕃古道的考察。民国时期吴景敖著《西陲史地研究》，对“吐谷浑通南朝罽宾之路”“河湟洮岷吐蕃之通路”“党项故道与尼波罗故道”等道路以及涉及的岷州、洮州等地进行了实地考证，绘制了“唐蕃茶马市易干线图”“唐蕃交通要道清水界路图”等，为唐蕃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叙述了作者自西宁南行经玉树入藏的经历，对沿途的社会风貌、自然环境做了详细的记录。青海省博物馆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19831985年间，进行了六个月的“唐蕃古道”实地考察，出版了《唐蕃古道考察记》唐蕃古道考察队编：《唐蕃古道考察记》，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副主编之一的考察队成员陈小平还著有《唐蕃古道》一书，先阐述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涉及的地名、路程及其历史记载，而后用近一半篇幅讲述了自己参与“唐蕃古道考察队”的见闻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胡戟、齐茂椿根据2006年10月从拉萨出发沿唐蕃古道至西安的考察，著有《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胡戟、齐茂椿：《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长安到拉萨：2014唐蕃古道考察纪行》则记录了陕、甘、青、川、藏五省区考古院所联合在2014年对唐蕃古道进行的考察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从长安到拉萨：2014唐蕃古道考察纪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学者考察的视角不一，行文撰写方式也不同，多偏重于纪行，历史感不是很强，但这种亲身前往实地考察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世学者，为今人的研究打下基础。张教授《唐蕃古道》一书，正是对前人躬亲探索精神之继承，他自驾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克服各种困难，以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线索，对于涉及到的遗址遗存都尽量亲自前往踏查并搜集一手资料。第二，以唐蕃古道为线索，体现出青藏高原相关遗址考察与沿途广大区域的点与面的有机结合，为历史考察活动提供了新视角和思路。古往今来汉藏两地之间大规模的地理变动极少，从遗址遗存的实地调研与考察来分析历史事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唐蕃古道》在实地走访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了从长安至逻些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在青海、甘南一带，那里是唐蕃拉锯的重点地区之一，分散着大量遗址点，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如石堡城遗址、日月山遗址、大非川遗址等，都是唐蕃之间曾经爆发的重要战役的见证。本书以唐蕃古道为线，通过实地走访和观测将沿途的遗址点串联起来，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对比其地理形态，对唐蕃之间战略、战术的分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前人的考察纪行相比，更具有学术性。本书涉及的考察范围广阔，以唐蕃关系为主要背景，但并不囿于唐代，上溯昌都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柴达木盆地都兰县诺木洪等史前时期遗址，探索当地的历史渊源；下至清代治理西藏的策略、相关历史遗迹以及当今西藏交通网络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借鉴。行文中又以文献记载与调查实况相互印证，如将河西走廊上的弘化公主墓、凉州会谈的白塔寺等遗址作为相关文献记载的史料补充，并广泛吸取前人的见闻记录，与当下的实景进行对比，尽量保证历史事件和遗址调查信息的完整性，展现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化联系。对于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自然遗迹，书中也着墨较多，青藏高原雪山林立，湖泊众多，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本书对吐蕃进入西域的天然通道之一昆仑山、松赞干布迎亲的鄂陵湖畔等皆有论述。在史学论述中也能够守正出新，将历史知识融入考察行纪中，突破了长久以来青藏高原历史研究过于注重文献的局限，增加了实地考察的印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蕃之间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情况。第三，阐发了唐蕃古道新的时代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唐蕃古道作为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交通网络，将青藏高原纳入了东西文明交流的体系中，同时又从拉萨延伸至琼结、日喀则，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至尼泊尔、印度等国家，连通东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使得西藏打破了封闭的自然地理的局限，成为经济文化互动的交通枢纽。唐蕃古道成为青藏高原文明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纽带，并与“高原丝绸之路”共同体现了道路交通对于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这正是对“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全新阐释。当然，对于大众读物来讲，资料的丰富程度更能提升图书的吸引力，该书在资料使用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尽可能多利用自己拍摄的图片，注明拍摄时间，另一方面如若不得不使用他人的图片时要详细注明出处。由于藏区同汉地之间存在的地理阻隔与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藏地一直处于神秘、封闭的态势，大众对其历史渊源的了解有限。唐代虽有诸多关于吐蕃的记载，但局限性较大，如吐蕃势力曾在西域活动了170余年，在新、旧唐书的《吐蕃传》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全唐文》等史料对此都有所记载，但侧重于军事争夺，对吐蕃在当地的行政组织、社会生产等情况语焉不详，这就突出了藏地史籍材料的重要性。公元7世纪吐蕃本土文字产生之前，民间流传着大量传说，可作为史实的重要辅助材料，后世又不断产生了大量藏地史书，诸如《红史》《青史》《郎氏宗谱》《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新红史》《西藏王臣史》《卫藏圣迹志》《西藏王统纪年》《巴协》等著述，虽然其中一些史籍不可避免地蒙上教法的色彩，但不失为通俗读物中丰富的原材料。藏族历史名著《贤者喜宴》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达日年塞赞时幼为盲童，请“小邦吐谷浑王”前来医治，吐谷浑王前去医治王子时，并未见到吐蕃王，而是从悬挂着饰以松耳石的王子小靴之门穿门而入。而当吐谷浑王的母亲得知此事，便作出了“将被置以吐蕃统治之下”的预言，后来吐谷浑果然被吐蕃所灭，属民尽归吐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唐蕃古道》一书有选择性地吸纳诸如此类的史料，使得历史事件的描述更为生动，史实阐述更为通俗，强烈的代入感使得读者对于唐蕃关系的变迁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总的来讲，该书作为一本大众读物，打破了学科藩篱，内容丰富翔实，视野开阔，体现了对考古、历史和地理等多学科的并举，也涵盖了水文、物候、疾疫等内容。依托于历史，又高于史实的单一叙述，历史现场感强，文笔流畅，古今结合，附有两百余幅彩图，既可以摅怀旧之蓄念，又可以发思古之幽情，是值得推荐的优秀历史读物。一般来说，历史专业学者写普通读物较为困难，《唐蕃古道》一书则可为历史专业书写和大众的学术普及提供一条尝试途径，正如马大正先生在序言中说：“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让文化充满雅趣，让大众在雅趣熏陶下揭谜心醉。”让我们期待读者更多的评判！
精彩文摘1：
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各地各族文化的综合文化，而江南文化的逐步发展，得益于一次次的人口迁移和自然条件的变迁。北方文化层次较高的移民迁入，使得江南地区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应提高。同时，江南的自然环境由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变得宜居，再加上当地居民自身的努力，自汉至宋便由“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演变成了“江南好”的局面。江南文化在多方面显示其新的特点和优势，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近代社会变迁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新的影响，如上海的开埠使江南文化与世界文化进一步接轨。近代上海为江南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精彩文摘2：
至今为止，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三百种，在这之中几乎无法总结出一个共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要想了解“文化”、研究“文化”，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出发。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其他思想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位思想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贡献一种思想，已经十分了不起了，而马克思至少贡献了两种，即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曾在其墓前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做了简明概括：“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所讨论的“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产生的。
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长期生活、生产、生存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产物统统都可以被称为“文化”。而文化产生的前提则是人们有衣、有食、有住，就像人类从原始社会逐渐发展，进而分化出统治者、管理者一样，前提是得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如果每个人的生产资料只能勉强维持自身温饱，那么人类社会是永远不可能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因而我曾经开玩笑地将“文化”称为“吃饱了撑的才有的文化”。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文化”的时候，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出发，今天所讲的江南文化亦是如此。
精彩文摘3：
总的来说，一方面北方文化层次较高的移民迁入，使得江南地区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应提高；另一方面，江南自然环境由一个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过于湿热的环境变得宜居，再加上江南地区居民自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探索和研究。这项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流域(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代表)、长江中下游流域(以浙江余姚良渚遗址为代表)、西辽河流域(以辽宁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开始出现文明起源迹象。之后，从距今5300年起，中国各地开始陆续出现文明起源迹象。到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并且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的早期文明像是“满天星斗”，但是这一时期的文明其实是鲜有延续至今的，是不连贯的，因此苏秉琦先生后来又改称之为“众星仰月”，而这个“月亮”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自陶寺遗址至二里头遗址，黄河中下游的文明发展一直都是延续的，其他各地区的文明发展也终汇集到黄河流域中下游，究其根本，是地理环境因素造成的。在早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大片适合人类利用原始工具即可进行早期开发的土地，这片土地提供了足以养活一个人类群体并且使其繁衍扩大进而形成专业社会分工的充足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当时这片土地与开发时间更早、文明程度更高的尼罗河三角洲流域、两河流域相比，地理条件更为优越。说得更仔细一点，一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多为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没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易于开发与耕作；二是因为在中华文明早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与现在相比略高，降水充沛，适合早期农业的开发。
但中国各地都有早期文化产生，为什么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消失了而偏偏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传承至今呢？一个原因是那些地区的人灭绝了，而灭绝的原因至今还无法知晓；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些地区的人迁移了。以大禹的故事为例，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大禹的传说，比如浙江绍兴至今还存有传说中的大禹陵墓，同时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四川广为流传等等。但大禹治水传说发生的地点却是黄河中游地区，有人说是在三门峡地区。对此，民国年间杰出的水利学家李仪祉先生就曾指出，在黄河三门峡地区绝不可能形成持续多年的洪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大禹在三门峡地区治水的故事应该是虚构的。但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又为何会虚构在这一地区呢？一般来说，持续十几年的洪水只可能出现在大河的下游地区或海边，大多由海水倒灌引起，因此就有学者推测，是大禹部落的后人由沿海地区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带去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当然，为何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会传承至今，到目前为止，解开其历史真相的支撑材料还不足够。但在距今5000年左右大量文明汇集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并向四方传播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便是中华文化与江南文化联系的大背景所在。
另外，在中华文明发展这一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结论指出，小麦栽培技术、黄牛与绵羊等家畜的饲养技术以及青铜冶炼技术均是由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传入，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被改造创新才焕发出崭新面貌的。尽管这只是在众多文化中举的一小部分例子，但也对中华文化以及华夏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教授的团队曾做过一个简单但结果直接明了的统计，即分别鉴定全国现存青铜器的年代，然后标注在地图上，后发现，中国早的青铜器出现在中国新疆，越到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越晚，可见青铜器确实是由外国逐步传入中国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华文明对青铜冶炼、制作技术没有贡献呢？不是，还是有很大贡献的。青铜的冶炼技术在中国被熟练掌握了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又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使得青铜器由日常生活用品转变成为礼仪的象征；另外，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使之成为研究早期社会的重要史料。所以，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为青铜赋予了崭新的面貌和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
精彩文摘4：
关于历史研究的材料，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应该从材料出发，细读文本。今天进入历史学习的方式已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读书方面，面临着阅读方式转换的问题。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批评后生们条件便利了反而不读书。看到这段文字，我们会有很熟悉的感觉。随着电子资源的普及，获取渠道变得日益简便，但是如果习惯于借助数据索引而仅仅停留在搜索拼接的表浅式阅读，反而不利于知识的积累与水准的提升。
其次，在阅读的过程中，如何发现问题尤为重要。伊川先生说：“学者先要会疑。”我曾经在《先生的尊严：悼田余庆先生》一文中写到这样一件事：“针对学生的疑难，(田)先生曾经说，找不到研究题目，找不准研究方向，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大忌。我毕业留校后，有一次和田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的困惑，觉得有些问题，读的材料越多，越不敢下笔撰文。先生拍拍我的手背，勉励我说，这样就对了，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才能真正找到感觉。”研究中要“多闻阙疑”，要清楚问题何在，而且要厘清问题的方向，这样才可能选取适当的材料进行讨论。
历史研究要选择议题，我们论文写作的“选题缘起”，有多种可能。类议题选择，是回应海内外重大关切。例如“什么是中国”“中国与天下的关系”，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大跨度的观察讨论，很多一流学者介入其中，这实际上涉及了我们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学者，有做文献的、有做考古的、有做思想史的，选题广博宏大，初学者做起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需要慎重考虑。
第二类，在某种框架假说、学术潮流的影响下选择议题。日本学者有个特点，尤其是老一辈的学者，善于提炼一些概念性的框架。这些概念主题鲜明，会吸引到较多的青年学者。像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提出，使得一时间关注唐宋历史的日本学者乃至欧美学者数量明显增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框架，概念高度概括，容易流于简单，不可避免会有疏漏之处，可能会受到质疑、批评，因此要注意深化、细化甚至纠偏，以及注意推进。
第三类议题，来自材料阅读比较。许多老先生做学问从具体的材料切入，精湛剖析，勾连引申，做出了气象开阔的研究。通过文献阅读，会发现大量内容值得重新思考。自史料细节着手，得来的结论较为严谨扎实。新材料(例如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出土，让我们对宋代的制度有了更为贴切的理解，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我们解释不了的问题，这就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能性。
第四类议题，来自问题与追索。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柳立言先生运用所谓“五鬼搬运”(what/where/why/who/when)的方法来训练学生，强调在论文学习、写作方面是“史有定法”的。事实上，除去五个“W”，也要特别关注“How”，也就是“如何”“怎样”，亦即事件、制度发生的路径问题，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我们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大量集中出现的词汇，例如宋代“祖宗之法”，这肯定反映着特定时代的某种特点，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做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跟踪追问的。
第五类议题，来自史料批判。研究历史，都要从史料的辨析批判做起，这是基础性工作。前辈们在研究时，会首先分辨材料来源、记载的可靠与否、运用是否得当。邓广铭先生写过《岳飞传》，王曾瑜先生写过《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两者都是弘扬岳飞正气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但在具体写法上有不同。就材料而言，差异之一在于对岳飞的孙子岳珂编纂的《金佗稡编》尤其是其中《鄂王行实编年》史料价值的评价。邓广铭先生认为《行实编年》中有许多作者对于祖父功绩的溢美之词，在撰写过程中，如果找不到能与之印证的史料，就倾向于不采信其中的说法。王曾瑜先生则认为宋代相关材料十分有限，《金佗稡编》尽管有缺陷，但仍然保留了许多历史真相，是记述岳飞事迹为重要的史料。研究者对于史料虚实的考辨，见解有所歧异并不奇怪，理解方式可以互补。后来者要像前辈学者这样，从严肃的史料整理辨析出发，以此作为我们从事研究的出发点。近些年来，历史研究者对于“书写”、对于史学编纂中的涂抹渲染与层层包裹有了更多的警惕之心，如解析孟姜女、王昭君故事，解析某些人物形象在书写中的变化。这类知识考古、解构历史书写的思路，也是进入历史研究的途径之一。
另外，就我们的研究单元而言，历史时段的选择要跟着议题走，研究的问题可能是跨朝代的，那么相应的研究起讫点也应该是超越断代的。而且，无论如何选题，都要重视材料细读、材料辨析，材料应该“成组”，以不同体裁的各类材料去相互“碰撞”，推敲质证。
历史学的论文选题，涵盖面十分宽泛，不是能够一一列举的。我们不能预先划定范围，设定理论方法，而是应当以更加宽容开放的学术态度，促进不同领域的学术发展，鼓励争辩，切磋琢磨，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史无定法”。
大家都在思考自己的学术道路，学术道路是要靠摸索的。摸索的过程就像建设一座桥梁，次第延展，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一步步通向目标。历史本来是鲜活的，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有活力。所谓“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议题、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制度、政治事件，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也就是说，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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