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总（Martin W. Huang），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东亚研究系教授。著有《文人与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自传倾向》《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中华帝国晚期的男性构建》和《私密的记忆：中华帝国晚期的性别与悼亡》。编有《蛇足：中国小说传统中的续书和改写》和《明代男性友道》等书。
內容試閱：
自序
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篇论文是《难以逃遁的困境：〈阿 Q正传〉的叙述者及其话语》一文。距今正好三十年。这篇论文是我根据当时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时的一门课程的期末报告改写而成的。这门课是当时我与比较文学系的爱玛 ·卡法莱诺斯（ Emma Kafalenos）教授以叙事理论为题而做的独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y）。卡法莱诺斯教授是叙事学理论的专家。她学术作风严谨，为人却非常和善可亲。我读博士期间在她那里学到不少有关叙事理论的知识，特别是法国派的叙事学理论（ narratology）。论文发表在 1990年第 4期的《现代中国》（ Modern China）上，此文的中文译文第二年即在《上海文论》上刊出了。译者是当时还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孙绍谊教授。孙教授后来在上海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在电影和电影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极有建树，是这方面的知名学者。但那时我们还互相不认识，所以，那时他将我的中文名字音译为“黄维宗”。后来，他到南加州大学读博士，而我刚开始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所有我们才有机会在南加州相识。此后我们多有来往。还有一次竟然在从洛杉矶飞上海的飞机上不期而遇，一路畅叙，那是我越洋飞回中国愉快的，也是感觉飞行时间短的一次长途旅行。孙教授多次到我们学校东亚系客座讲授过有关当代中国文学的课程 ， 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没想到这两位与此篇论文关系很深的师友却都在去年同一年（ 2019年）去世了，而孙绍谊教授年仅 58岁，让人不胜唏嘘！这次把这篇论文的中文译文作为附录收在这本自选集中，以寄托我对两位的深切追思。这篇文章是本集中一篇在撰写时以“理论先行”的论文。像许多在北美攻读文学的研究生一样，当时我也是对各类新的文学理论特别感兴趣。学了之后，总希望能用到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上。这篇论文即这种理论热情的产物。但以后写博士论文时，开始仔细思考中国文学史上一些较大的议题，就觉得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未必都能帮得上忙，因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卡法莱诺斯老师在读了我博士论文后曾说过：“那时你对巴赫金的理论那么倾心，可在你博士论文中几乎没提到他！”不过文学理论上的严格训练对我后来的治学还是多有裨益的。
虽然这篇文章是自选集中一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而且西方文学理论气息比较浓，但它预示了我今后学术研究的走向，能让读者看到我学术研究风格和兴趣在之后的三十年中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譬如，文章触及了鲁迅作为五四运动新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与古代文人传统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而传统文人的自我认同（ literati identity）则是我之后一直关注的一个主要学术议题。一方面，作为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一员，鲁迅一生为“打倒孔家店”不遗余力，自视肩负着拯救被关在“小黑屋”里的中国人之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一重任时有疑虑，对自己这种疑虑也颇多自我解剖。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作品如《祥林嫂》等至今读来还如此富有魅力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的疑虑与传统儒家的忧患意识可能不是没有传承关系的，虽然他平时对程朱理学是那么的深恶痛绝。而在《难以逃遁的困境》一文中，我正是朝着这个思路去细读《阿 Q正传》的：像被他讽刺嘲笑的阿 Q那样，小说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讽刺的对象。他作为一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无法逃遁的困境恰恰是他不得不依赖这个传统的话语来批判这一传统，这位叙述者与这一他要唾弃的传统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在我学术生涯的前十多年里，明清小说研究是重点。但同时“文人”还是一个经常触及的议题。在这方面我于 1995年出版的部专著《文人与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自传倾向》（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是一个具体例子。按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浦安迪教授的建议，初稿写成后还寄给了周汝昌先生请教。那时他亲笔回了长信提出了不少看法。该书首先从明清小说的“文人化”以及那个时代文人所经历的自我认同危机的角度探讨了十八世纪小说中自传倾向抬头的原因。接下来具体讨论了《儒林外史》《红楼梦》和《野叟曝言》三部长篇小说中的自传因素。一个主要的论点是：西方自传小说往往以人称写成，所以自传叙述比较直接而连贯。但这三部小说尤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的自传叙述是间接的，其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那么连贯，有时还要借助于面具（ masking）。《儒林外史》将当时一个文人在社会上能或想担当的各种角色走马灯似的一一排列出来加以审视，从热衷功名之士，到以遁世邀名的科举失意者，再到想通过做学问而保持自己社会精英地位的学者。实际上读者也可以把这些人物看作作者吴敬梓本人亲身经历过的人生各个阶段的象征性代表（他自己也曾热衷科举，考场失利后也曾退过隐，也想通过做学问来寻求新的人生目标）。虽然许多学者都已指出杜少卿这一人物是作者自指，但我们亦可以在小说中许多其他人物的身上找到作者的影子。整部小说可以读作吴敬梓对自己寻找文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及其迷惘的一种反思。《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显然是作者曹雪芹的直接的自我写照。但他的自传意义须从反面来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贾宝玉的形象是对传统文人的一种批判。他希望自己永远不长大，永远是十三岁（曹雪芹十三岁时，其家世可能有很大的变故），永远不必担当起当时别人眼中读书人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角色。贾宝玉这个形象反映出作者自己对文人传统的一种深切反省。如果说小说中作者也有许多传统文人惯有的牢骚，诸如“怀才不遇”（石头的“无才补天”），那反倒是通过几个女性人物（如探春甚至于王熙凤等）来间接体现的，而她们的处世态度与贾宝玉正好相反。这两种相对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作者自我认同的两个既矛盾又相关的方面。作者既想超越传统文人角色的限制，但同时又找不到其他有效的选择，唯有通过像贾宝玉那样消极拒绝长大成人的姿态来表示对文人命运的悲观。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作者的自传叙述是通过一系列的“他者”（这里还包括了不少的“她者”）或“面具”来间接展开的。在书中我提出了用中国文化里的 “自况 ”这个概念来研究这些小说也许要比 “自传 ”的概念更为恰当这一观点。（我注意到国内王进驹于 2006年出版了《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一书。）相比之下，《野叟曝言》的自传成分却要比自况的成分要更多一些。小说主人公文素臣无疑是作者夏敬渠的自我写照。文素臣作为小说作者虚构的“自我”取得了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所梦想但却完全没有希望取得的一切成就。小说中文素臣成了一个内圣外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国大臣，其子孙又远到欧罗巴成功弘扬儒教。整部小说可以读作一个清代失意文人的超大型自传“狂想曲”。
我研究明清小说的第二本英文专著是于 2001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由张蕴爽教授（现执教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翻译成中文并于 201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自选集》所收的《“情”“欲”之间：清代艳情小说〈姑妄言〉初探》和《〈弁而钗〉和〈林兰香〉：“情”与同性恋》两篇论文是写作此书的前期阶段性成果。该书主要是探讨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由欲到情的明清小说发展历程。除了许多经典作品之外，在书中我还讨论了多部不太被文学史家重视的作品，如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如《痴婆子传》《如意君传》和《灯草和尚》等）。因为此书已有中文译本出版，在此就不赘述了。
2004年，我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蛇足：中国小说传统中的续书和改写》（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的论文集。该书收集了当时美国研究明清小说续书传统的成果，论及了包括明代四大奇书、《红楼梦》的许多续书以及几部晚清重要续书作品。在该书的引言和章中，我尝试勾画出明清小说续书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理论宏观层面探讨了明清小说续书的特点。续书是明清小说史上的一个非常普遍现象（在现存的作品中大概有五分之一不到是续书）。它一共有两次高潮 : 明清之际和晚清（《红楼梦》的续书热也可以看作另一个特殊的高潮）。两次续书高潮都与朝代轮替以及社会大动荡同步。在章《界定和阐释：续书现象初解》（“ Bound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 Xushu’”）我把续书的兴起和它的文体特征与明清历史的具体发展联系起来研讨。另外，从白话文小说文体历史来看，稗官小说文本往往具有特殊的不稳定性以及编辑、改编、改写的随意性。所以我们为续书作界定时必须十分谨慎。以《水浒传》为例，在明代有一百回，一百十五回和一百二十回本以及其他繁简不同版本流行。后来，金圣叹正是利用《水浒传》文本的不稳定性而将小说腰斩成七十回，并宣称这部小说七十回以后的章节是另一个作者添加上去的续书。这里续书作为一个文体概念成了金圣叹改写《水浒传》的借口。而《金瓶梅》的作者却又从《水浒传》“武十回 ”的情节演化出另外一部洋洋一百回的大部头小说，这部小说在广义上讲可算作一部极富创意的续书。若我们接受《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等人而不是曹雪芹，那这四十回也应该算作续书，尽管程伟元和高鹗两人坚称他们仅仅是在原作者的稿子上做了修改和编辑。这里原著与续书以及编辑改写与续书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区别了。另外，续书与原著的著作权（ authorship）（在金圣叹的评点逻辑里，著作权与阐释权紧密相连）等这些小说版本史上非常复杂的问题又联系在一起了。如果《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续书，那么，几乎所有我们现在能读到的《红楼梦》续书都已经是续书的续书了（因为它们
几乎全都是把一百二十回刊本作为原书来续的）。写续书的人集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于一身，而其作品则既是阅读又是创作。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续书成了一种特殊而饶有兴味的文学现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续书作者首先是原著的一个读者，因此，续书也可被看作是对原著的一种阅读和阐释。从这层意义上看，《金瓶梅》未必不能看作是对《水浒传》的一种阅读和阐释：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之流的市井流氓代替了《水浒传》中那些铮铮好汉而成了小说的主角，酒色财气代替了兄弟义气。《金瓶梅》的作者似乎在告诉他的读者，《水浒传》中那种好汉的辉煌时代在这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很少人能像梁山好汉那样讲义气而又不近女色。在这里，武松仅是个孤立的例外，成了《水浒传》好汉世界遗迹的象征。读完《金瓶梅》之后，读者也许会对《水浒传》中栩栩如生的好汉世界的真实性产生许多疑问。
从小说发展史来看，续书往往是一部小说经典化的产物。《水浒传》的经典化造成了要控制其解读的需要，这样，也就有了比较系统的评点的必要。甚至有个别读者会觉得评点还不够，还要借由续书再进一步加强对原著阅读的制约，所以就有了《金瓶梅》《水浒后传》乃至于《荡寇志》那样的后续作品出现。当然，写续书还有许多其他动机，但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
么明清小说续书和明清小说评点几乎是同时在明末清初开始兴盛的，因为两者都与阐释经典的需要有关，这就是我所称之的“阐释的兴起”（ the Rise of Interpretation）。在所有明清小说中，经典的小说当然是《红楼梦》，所以，它风行于世不久，各种续书就接踵而来，其中不少续书成了对原著直接互为竞争的不同阅读和阐释。对先前已出版了的《红楼梦》续书的批评成了一些后来问世的《红楼梦》续书中的一个经常的话题。它们似乎都得了“续书焦虑症”。
在该论文集中，还收了我的一篇有关晚清刘鹗为自己《老残游记》写的续书《老残游记二编》的文章。这篇论文探讨了“原著作者自己写的续书（ autographic sequel）与别人写的续书（ allographic sequel）有什么不同 ”这一重要议题。实际上，续书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命运也是颇有意思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开始连载后，大受欢迎，结果不少未经授权的续书随即问世。有些出版商甚至登广告邀请别人来写续书。据说为了不让别人给《啼笑因缘》乱写续书，张恨水不得不违背初衷而为自己的原著写了续书。但在他的续书里，张让原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都一一死去，以使别人的续书再难写下去。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一般只有旧派章回小说才会有续书，五四以后的新派小说则很少有。巴金要给自己的《家》写续书，但他作为新派作家却不耻续书这个名称，他将他自己的两部实际带有续书性质的作品命名为《春》和《秋》进而出版，统称原著及两部续书为《激流三部曲》。可见，在五四新作家的眼里，续书是旧文化传统的陈迹。
文人的性别自我认同（ gender self-identity）一直是我关心的课题。在西方学界妇女研究兴起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以前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社会文化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几乎一直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但这些研究很少用性别的概念来分析男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像妇女一样，男人也是有性别的（ men， like women， are also gendered beings），所以性别研究也须包括“男性研究”（ men’s studies）才算全面。而明清文学中一个一直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现象便是文人在他们自己男性性别认同过程中对女性形象的依赖和挪用。例如，他们常常会将自己比作一个“弃妇”或“节妇”来宣示他们自己的丈夫气或这种丈夫气所受到的挑战。当然这与古典文学中美人香草的传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情况在明清时期似乎变得复杂得多了。而且我总觉得性别研究好是把男女两性的性别概念放在一起作并列研究，这样效果会比单独研究男性性别构建或女性性别构建更好，因为男女各自的性别社会属性是相辅相成的。譬如，传统男性文人的性别认同往往不光是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而且与他们对妇女作为 “他者 ”的性别认识也有很紧密的关系（反过来研究女性自身的性别认同也是如此，但因为明清妇女留下来的文字相对少得多，所以困难会大一些）。这次自选集里所收的两篇论文《是“英雄失路”还是“寡妇夜哭”：徐渭的性别焦虑》和《国难与士人的性别焦虑：从明亡之后有关贞洁烈女的话语说起》就是通过晚明和鼎革期间文人性别认同危机的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新尝试。在这基础上我于 2006年出版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男性构建》（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该书除了研读晚明清初有关的诗文作品，还分析了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到《水浒传》中的好汉，再到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白面书生，一直到清中后期小说中的文武双全的儒生以及侠士，这一系列男性楷模形象的演变过程。尽管此书分析小说的章节还是占到了很大的比列，但注意力已开始转向小说以外的材料（该书的后一章则分析了明清家训中士人家长对自家子弟作为男性家庭成员的训诫），尤其是文人的诗文集。这本专著标志着更多其他文体的文献材料开始纳入了我的研究范围。
2007年，我接受了荷兰专门注重研究性别的汉学学刊《男女》（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的邀请，编辑了《明代男性友道》（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的专辑。该辑收有我的文章《男性友道与十六世纪中国的讲学运动》［“ Male Friendship and Jiangxue（ Philosophical Debate）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该文讨论了晚明友伦兴盛与王阳明心学讲会盛行之间的密切关系。该文主要的论点是：讲学 /讲会为那个时候的士人在“家”和“国”之外开辟出了一个特殊的“公共场域”（ public sphere），使得友伦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空间。在为这一辑《男女》专辑撰写的长篇引言中，我对友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晚明文化中日益高涨的地位作了一个概述。指出晚明心学的盛行、旅游和商业的发达等对朋友地位的上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当时的友伦话语与我们现代社会的朋友概念是有很大不同的。现代社会学家一般认为“同学”或“兄弟”之类的关系是一种“被赋予的”的社会关系（ ascribed relationship），而朋友则是一种“自取的”关系（ achieved relationship）。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两种关系往往是重叠而很难区分的。譬如，一个朋友常常又是同乡或一起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同年，而一个好朋友则一定要以兄弟相看，而且好朋友之间子女还经常联姻而结所谓的“秦晋之好”。现代西方文化在朋友关系中所看重的是其平等的因素，但在中国传统的“友伦”中“平等”则很少强调。这里“师友”这一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师”与“生”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当然朋友一伦在所谓的五伦关系中对儒家的君父臣子的等级次序还是有冲击的。朋友这一伦与五伦关系中的其他几伦（如君臣、父子和兄弟）所可能产生的冲突则是我探讨明清友道的重点之一。这次自选集中所收的好几篇都是与文人交游有关的。
在从“男性研究”的角度探讨明清时期的友道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它与男风的关系。明清有些关于朋友的话语与男风的话语有时是比较难分清的。例如明代邓志谟编有《丰韵情书》一书，在其归类于“金兰”一类的书信中，不单有男风情人之间的情书，还有读上去很像是一般朋友之间的书信，这些信是写给情人的还是写给一般朋友的很难区分。在晚明男风小说集《弁而钗》中的《情贞记》中，主人公赵王孙被抱怨是“又要相处朋友，又要做清白人”。显然，“相处朋友”指的是男风行为，朋友在这里几乎变成了男风的同义词了。但是，一旦一般朋友关系演变成了男风关系，马上会导致在这种新关系中产生像存在于男女之间的那种不平等。也就是说，在这种男风关系里，扮演被动角色那一方往往须按传统女子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他须“从一而终”或为他的情人保持贞洁等。《弁而钗》所津津乐道的“情贞”和“情烈”等让人赞美的品德主要是针对那些在男风关系中担当被动角色的伴侣而言的。与此相反，担当主动角色的则可以继续以男人的标准来行事，享受一个男人在那个男权社会可以享受的一切特权，而这个人一般又总是比较年长的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显然这是一种在地位和权力上不平等的关系。这种特殊的 “性别不平等 ”在许多明清有关男风的文献中往往是作为正
面现象而加以赞美突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文献的叙述重点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那些在男风关系中扮演被动角色的“小官”。并还会用许多其他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如“龙阳”“相公”和“娈童”等等。为什么在男风关系中担当主动角色的就没有这样的特殊称呼呢？或许是因为只有前者才被视为另类，而后者却很少被视为与其他一般的男人有什么太大的不
同。在当时那个社会里，人们一般不会将沉溺于男风但又承担主动角色的人视为特殊的群体并加以区别，但是好男风同时又担当被动角色的却很容易被视为特殊的群体而成为另类男人。在社会的性别权力的结构里，这些另类的男人“降格”成了“女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旦介入男风关系，扮演被动角色的那一位常常会为自己的“失身”而羞愧，而扮演主动方的却很少会有类似羞愧的表示。不但如此，后者反而还可能会为此而感觉自己男子气大增。这与西方的近代同性恋史相比似有不同之处。西方的同性恋史学者认为：同性恋（ homosexuality）这个词是要到相对较晚的时候（大概要到十八世纪以后）才被用来归类那些有同性倾向的人们，并将他们视为另类的“第三性”（ the third sex）而加以迫害和歧视。可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在男风关系中担当“小官”角色者才被视为另类。所以，从性别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男性）“同性恋”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男风”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后者没有笼统的“第三性”的含义。
我近的一本专著是在 2018年出版的《私密的记忆：中华帝国晚期的性别与悼亡》（ Intimate Memory: Gender and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重点是研讨文人如何悼念自己的亡妻亡妾的（以探讨散文作品为主，但悼亡诗也有论及）。书中我提出了明清时期文人“记忆力的世俗化”这一论点。以往中国古代的碑传文描写的对象大都是男性士大夫，而且这些碑传文的内容重点是墓主 /传主的功名仕途，私人生活方面鲜有涉及，一般都是歌功颂德或标榜德行的。这样的情况在明清的时候似有所改变。明代唐顺之曾抱怨那个时候 “屠沽细人有一碗
饭吃，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荆川先生集·答王尊严》），说明了当时碑传文有了平民化的趋势，因为这些平民是没有什么大功大德可言的。要给他们写碑传文，谈他们的“庸行”是免不了的。但随着晚明有关妇女的碑传文的急剧增多，这一平民化的进程更是加快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曾说：“从来碑志之法，类取一二大事书之，其琐细寻常，皆略而不论，而女妇
之事，未有不琐细者，然则竟无可书者矣。就如节妇，只加节之一字而足，其余亦皆琐细也。”（《黄宗羲全集 .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这也就是说，琐细之事是妇女碑传文作者几乎能写的。清初的毛际可在他为其母亲写的“行略”中说三十年前他母亲去世时他才十二岁，所以有关她的记忆他已不是很多。现在要写她的生平，很是无奈，可是他“又不敢浮袭古贤媛遗迹，夸诩失真，以为此他人之母，而非吾母也”（《会侯先生文钞 .童太孺人行略》）。毛际可为自己亲人写传略，要有琐细而真实的记忆为根据。为妇女写碑传文，要将传主写得真实，写她个人日常生活琐细是不可避免的。更有甚者，传主若是与作者关系很近的女性，那这种“世俗化”就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加深。一般碑传文的文人作者大多都不认识墓主 /传主，他们受托写作时，往往只是间接根据墓主 /传主的亲朋提供的材料（如行状）。因为他们对墓主 /传主不了解（没有自己直接的记忆，他们要依赖他人的记忆），写起来很容易流于呆板空洞，有时甚至来个“状曰”后，干脆一字不改的照搬墓主亲友的行状里的一些文字而了事。但一个文人为其亡妻写碑传文时，则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了。他们与墓主 /传主曾是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感情一般都很深，所以回忆起来更容易写出墓主 /传主不为别人所知的往事，有时甚至是那些很私密的“琐细”。这些文人为其妻妾所撰写的碑传文往往会有较浓的私人回忆录的兴味。这种特殊的 “私人记忆 ”对明清碑传文的世俗化的贡献不可低估。如进一步细分的话，与写亡妻不一样，因为妾的特殊地位（她扮演着亦妻亦婢的双重角色），丈夫在撰写有关她的碑传文时，拘束会少一点（少了一份写正妻过去生平应有的严肃），所以“偏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丈夫在回忆她有时会更多写到自己，悼念小妾对有些文人来说甚至成了自我吹嘘的借口（譬如明中聂豹的《亡妾王氏桃姐圹记》和明末清初李渔的《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冒襄著名的《影梅庵忆语》是为回忆他姬妾董小宛而写，其特有的开创性并不是偶然的。正因为是妾而不是正妻，所以，他能这样比较无所顾忌地自由发挥，打破了现有文体的限制，而创立了“忆语体”这一全新的回忆录式的文体（其正妻亡故后，冒襄写有《祭老妻苏孺人文》，相比之下，遵守一般祭文的文体规则，要保守多了）。有了冒襄所开的先河，才使得一百年后沈复能再一次另辟蹊径，以其正妻为他回忆叙述的主角而写出了《浮生六记》这样崭新的回忆录。
虽然《私密的记忆》这本专著的重点是分析文人有关妻妾的各类碑传祭悼文，但其中一章是讨论男性文人撰写的有关亡姊亡妹的回忆文章。写自己的亡姊亡妹，因少了写自己妻妾要避嫌的顾虑，所以有时会写得更放松而反倒更感人。黄宗羲同时代的钱澄之写的《方氏姊墓志铭》即一例。这篇墓志铭塑造的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妇女形象。这位弟弟甚至还提起了她的不少缺点：譬如，她作为独生女受他们母亲的溺宠，以至于她一开始到夫家一点都不会治家，她没有善待下人，以至于后来他们死的死，出走的出走。但正因为不是完人才显得平凡，才显得可亲。作者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为这样一个极其平凡的女子写墓志铭有要作一番辩解的必要。她是他所深切怀念的姐姐这一点已是足够的理由了。“史则美恶兼载，铭则称美不称恶。”（唐顺之《荆川先生集 .按察司照磨吴君墓表》）但钱澄之是在为自己亡姊写墓志铭，这些为写大男人墓志铭而设的条条框框就无暇顾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一个极为平凡的妇女的墓志铭会这么感人。它读起来更像一篇私人回忆录。回顾与自己关系比较近的女性时，这种私密的记忆力常常会有助于一个文人作者从传统文体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说出在其他场合他不能或不愿说出的话。总而言之，私密的记忆往往会使文人在怀念亲人时更容易打破传统碑传文之间的文体界限而肆意发挥，乃至于发明一种新的文体，因为现存的文体已经无法用来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或思念了（如冒襄的《影梅庵忆语》）。
《私密的记忆》的一个主旨是要分析男性文人在为别人作碑传时，因他们本人与墓主传主的关系亲疏不同，他们的写法和态度会很不一样。清初的方苞，在给子弟训诫时，站在男性封建家长的立场上，常常会冠冕堂皇地重复“妇言不可听”之类的老调。但他在回忆自己的亡妻时又为自己的“执义之过”而内疚。在他给自己几个姊妹写的祭文传记中却又站在母家的立场上，为自己的亲人抱不平，其中的有些观点在当时宗法男权社会里不一定能站得住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方苞对妇女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的地位和行为准则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时会不太一致。所以，一个明清文人对妇女的态度出现自我矛盾不应该让人惊讶。“何时”“何地”或者“对谁说”以及 “与自己是什么利害关系”等因素都须考虑进去，方能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考量。我们必须善于读出这些文人字里行间的意思，有时没说的要比说出来的更有意义，尤其是作者描述的对象是与自己关系很近的女性。《私密的记忆》一书试图通过研读一批特殊的祭悼碑文来揭示这些明清文人各自不同的男性“立场”（ positionality）使他们怎样塑造出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妇女形象。这些形象凝聚着这些文人作者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自己作为男性的种种性别焦虑。
这本自选集所收的后一篇论文《死得好！清初一个烈妇父亲的荣耀与悲伤》是我撰写《私密的记忆》这本书的副产品。该书有一章专讲明清文人怎样纪念他们已成烈妇的亡妻，如钱澄之《先妻方氏行略》一文。他妻子在明清鼎革大乱之际，为了免受盗匪的凌辱，涉水而死。《明史》有她的小传。可能是事隔时间较长后才写的缘故，再加上主要是要弘扬其妻的烈妇义举，钱澄之这里行文比较冷静客观，与其说是丈夫对亡妻的怀念，不如说是一位文人史家在为一位烈女作传。行文中作者很少流露出自己作为丈夫的个人感情。相比之下，前面提到的他为其亡姊写的墓志铭反倒感情流露得更多，所以更为感人。《死得好！清初一个烈妇父亲的荣耀与悲伤》一文探讨的主角是清初的毛际可。其对烈妇女儿所作的回忆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了在为自己亲人写碑传文时一个文人作者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尤其是把自己的亡女作为烈妇来回忆的时候。因为《私密的记忆》一书主要是研究文人有关妻妾和姊妹碑传祭悼文的，这篇探讨文人回忆亡女的文章因为体例的关系就没采纳进去。这次在英文旧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多的修改用中文写出，可看作我的研究成果。
《私密的记忆》一书一个未作深入探讨的相关议题是明清文人撰写的有关他们母亲的大量碑传文。因为那时在较为富庶的家庭中一夫一妻多妾的现象很普遍，有些作者在回忆自己嫡母庶母时叙述策略也是颇有可读之处的。在那个特别强调嫡庶有别的时代，庶子有关的记忆往往更耐人寻味。这是以后研究的一个课题。
这次自选集所收的论文，一部分是自己用中文写成，另外一部分则是请人将我英文原稿翻成中文后再发表的，所以文字风格会有些差异。因论文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写成（有一两篇则是在学术会议发言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重复之处在所难免。为了保持原样，除了明显的错误之外，其余未做修改。例外的是其中两篇译文，因有些错误和行文较生硬之处，所以这次出版做了一些改正。在本书的后附上了笔者已出版的英文学术论著论文目录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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