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新面貌”战略的实施章
章“新面貌”战略的实施以朝鲜战争为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中，由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战略优势渐失。为重塑优势，美国推出了“新面貌”战略，即次“抵消战略”，企图以非对称的方式消解苏联军事上的战略优势，慑阻其发动军事侵略或扩张的可能，重新稳固或夺回战略主动权。“新面貌”战略取得一定的成效，使美国在核技术方面提高显著，航天领域进步迅速，导弹研发突破众多，投送能力增强巨大，联盟战略成效剧增。固然这一战略的运用引发苏联强烈的反弹，使两国的战略对抗更加激烈，军备竞赛螺旋上升，但是美国仍以较小的代价获取了重大的收益。当然，也有人认为，美国次“抵消战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后以失败而告终。节“新面貌”战略的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使两国关系进入冷战状态。冷战初期，美国在综合力量上占有优势，并掌握着“核大棒”。但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如美国般迅速降低规模，反而依靠其集中式计划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增加，对西欧国家和驻欧美军形成了巨大对比优势；另一方面“红色浪潮”开始席卷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正稳健而有力地扩展，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着影响，苏联势头愈发迅猛，美国优势渐渐遭削弱。为此，美国重拾离岸平衡的“均势战略”，企图通过介入朝鲜战争刹住苏联扩张的势头。但在中、朝、苏的战略联合狙击下，美国不仅没有达到恢复均势的目标，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战略后果。朝鲜战争是美军历史上次没有凯旋而归的战争，历时3年的艰苦鏖战，美国国力严重透支，经济上陷入深刻危机，军事上面临严峻挑战，战略优势丧失殆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面临的为紧迫的战略任务。一、国际格局的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居于极其有利的国际地位。战争中，美国本土几乎未受任何攻击和破坏，反而因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兵工厂，经济规模极大膨胀，军事力量急剧上升。战后，美国充分利用战胜国的优势和新近取得的权势地位，缔造了世界秩序。按照罗斯福的世界蓝图，美国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两块基石，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促进和控制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建立起一个以其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联合国总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办公机构均设在美国。国际贸易组织虽然未能如愿如期诞生，但作为其替代机构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却建立起来了，而且运行比较顺畅。与美国的保全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在战争结束时都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在欧洲，由于西欧国家遭受重创，政治矛盾激烈，社会对抗严重，安全无力自保。于是，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西欧提供公共产品，使西欧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安全得到保证。作为回报，西欧国家政治上一致全力地支持美国，使其成了西方世界名副其实的 “盟主”。在亚洲，中国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受损严重，又在战后旋即陷入了内战，国民党政府希冀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被美国全境占领，韩国也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获得了主导权。西北亚的土耳其在政治上也倾向于西方，并成为北约组织中的亚洲国家。在联合国，美国稳定地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更是以四比一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而当时的苏联，不仅在地理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包围，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孤掌难鸣。然而，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使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支柱顷刻倒塌，彻底改画了国际政治版图。在领土面积广大和政治诉求高远的世界三个大国中，中苏的正式结盟导致美国在大国政治中陷入孤立，出现了以二对一的状态。中苏结盟的战略成效很快就显现出来，在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不可一世的美国终铩羽而归。不仅如此，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美国一手构建起的雅尔塔体系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为护持秩序，维系霸权，杜鲁门政府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开展对所谓“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以强化自己的阵营，减少不发达国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可能与机会，但收效甚微。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改变，美国始料未及，因而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主动权的维护和增强问题。 二、军事优势的动摇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对前任所推行的遏制战略进行检讨与调整，其主要因素是美国军事优势地位堪忧。1947年春，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应声落下，宣告了冷战开始。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如今的对峙前线，欧洲大陆成为了美苏争霸核心地区，双方在欧洲不断陈列重兵，添加砝码，事态陷入一片紧张，战争的幽灵悬浮在战后狼藉的欧洲上空，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美国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火在欧洲大陆上星星点点，似有燎原之势，“铁幕”后的苏联凭其在二战中取得的地缘优势和动员起来的庞大兵力，一直侧目西向，虎视眈眈。对此，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根据1953年中央情报局的估算，苏联当时常规力量约有175个陆军师，并可在30天内调动125—145个预备役师。 CIA，“Soviet Gross Capabilities for Attacks on the US and Key Overseas Installations and Forces Through I July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11-7-55 (CIA， June 23， 1955)相比之下，美国仅仅只有26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其规模只相当于苏联军队的17%，即使加上预备役力量，也不过是25%左右。 DOD，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pp104-106苏联在常规力量上享有数量优势。在当时的条件下，战区级规模作战依然是决定大国战争的胜负手，美苏双方在常规武器方面尚不存在代际差距，的数量优势在战略上依旧可以直接兑现为相对军事优势，所以苏联有足够的资本和灵活性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地点与美国展开较量。当然，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大国冲突和美国令人恐惧的核报复，苏联通常采取隐蔽的代理人战争来争夺地盘。虽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依其一贯传统，战争甫一结束，军事人员就大规模地复员，战斗力大幅缩减。尽管在西欧仍保有大量驻军，却仍难以阻挡苏联大纵深作战的攻势。而西欧国家在惨痛的战争之后，已不可能在军事上给予美国像样的支持。欧洲的对峙线上，美军只能躲在核武器的保护伞下勉强支撑。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结束都使欧洲惴惴不安，唯恐欧亚大陆东端的战争尝试会激起苏联在大陆西端展开行动。由于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捉襟见肘，只能被迫部署在少数极重要的战略地带保持对峙，美国不得不主张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有限战争。即便如此，美国本就有限的战略资源仍在战争中受到了极大消耗。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与苏联的军事对峙中，美国在数量规模上处于严重的下风。在以“铁”和“血”决定胜负的时代，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和劣势往往决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结局。因此，美国感到忧心重重，急切地要改变这种压抑被动的状态。三、经济支柱的坍塌要在常规军事力量上获得优势，不仅需要人力，也需要财力和物力。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严重挑战，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密集会商，寻求对策。它在第141号文件（NSC-141）中呼吁，美国急需大幅增加国防费用，集中使用“大陆防御”“民防计划”，以及对中东和远东地区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和135/3号文件(NSC-135/3）中提出的遏制战略目标。 Office of the Historia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Volume II，Part1［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9， Document 42然而，朝鲜战争的久拖不决使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极力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早在竞选活动中，他就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战略困境，认为单一强调为实现安全而强化军备，不断扩大财政赤字，终会削弱美国的经济，而经济的衰退，又使得军备发展变为无米之炊。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安全不仅仅是有形的国土防御，还包括维护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体系，因而必须重塑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他在1952年评论道：“一个破产的美国和一个在战场上被打败的美国，苏联人更想得到前者。” Robert McMahon，The Cambridge Hi 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891953年，他就任总统之后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人民变得厌倦战争，尤其在他们看不到决定性胜利结局的时候。”刘早荣：《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战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5页，注①。艾森豪威尔还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更为根本的战略目的是捍卫一种以个人选择自由、政府程序民主和经济财产私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NSC-68提出“手段可以依照适应利益的需求予以扩展，美国有能力付出任何代价以实现安全”，这很可能导致“手段毁掉目的”的情况。在他看来，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具有非生产性和消费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军费开支只会空耗社会财富而不能生产社会财富，同时还会挤压社会生产的各项资源，如剥夺劳动人口、挤占钢铁资源等。无节制的扩展军事手段，必然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遭受毁灭性影响。他曾经这样说过：“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在30多个城市里各建一座现代化教舍，等于两个为6万人城镇供电的发电厂，两座设备完善的医院……”刘早荣：《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战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5页，注①。通货膨胀或经济管制，不受限制的军费开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性质。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的直接军费开支高达1299亿美元，导致赤字剧增，引发了经济大幅衰退。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美国亟需摆脱无节制增加国防投入的战略思维，转而寻找一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遏制苏联的方式，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美国重新执掌与苏联进行战略博弈的主动权。四、安全缺失的焦虑战后，美国所奉行的遏制战略，是建立在各种优势之上的。为确保国家安全，美国一直主张把战争阻挡在国门之外，而且在地域上越远越好。所以，它利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有利地位，在世界各地驻军，将苏联围堵起来。但是，情况的发展不断地脱离美国预设的轨道。在亚洲，美国曾经希望把中国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支柱，但很快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成为泡影。因此，它仅在西太地区取得了一些控制点，如韩国、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中苏结盟之后，一旦对上述各点发起军事攻击，美国都难以阻抗，朝鲜战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且据有日本北方四岛，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构成重大的威胁。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大国，使美国控制欧亚大陆东端战略图谋完全落空，更使其遏制苏联的战略链条在亚太地区完全断裂。在欧洲，苏联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东欧国家的条件，在红军所到之处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并在当地驻扎大量军队，对西欧一直存有觊觎之心。美国虽然建立了北约组织，但由于纵深缺乏，常规力量不足，西欧国家普遍实力衰微，能提供的安全保障力量有限。一旦苏联向西欧发起进攻，北约靠常规力量根本不可能取胜。如果苏联控制了西欧，美国就失去了在欧洲的战略支撑点，国家安全将受到直接的威胁。这样一来，美国几乎没有其他战略选择，只能诉诸于核武器。1949年，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核武器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其战后所依赖的核威慑构成了根本性挑战。杜鲁门政府在提出遏制战略时，核武器是其重要的后盾。当苏联拥有核武器后，美国不仅在常规力量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核力量上也不再独享，因而其本土也就难以成为战争庇护所。王国强编著：《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当时苏联尚无洲际运载工具，但美国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苏联就会拥有。由此，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美国以其现有的能力都难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只得另辟蹊径。第二节“新面貌”战略的制定在国际格局巨变、军事优势丧失、经济危机深重、安全重心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战略来改变日益不利的处境，“新面貌”战略便应运而生。一、评估战略环境为了应对苏联对其国家安全战略所构成的挑战，美国的决策者迅速捕捉到了客观战略环境的变化及趋势，改变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战略认知，且颇具颠覆的性质。，安全领域威胁严重。朝鲜战争前，甚至在1949年前，美国认定其所面对的战略环境是相对宽松且安全的，虽然铁幕落下，冷战触发，但其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享有的战略主动权，在战略资源和战略实力的对比上占有优势。基于此种环境认知，美国选择了以实力优势为基础的遏制战略，本质上是在优势环境中以大打小。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巨变，美国对于战略环境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性转变，现实安全受到了威胁，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红色浪潮”的挑战，在欧亚大陆外围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权势难以为继。更为尤甚的是，美国在经济上遭受的重创使得遏制战略面对新的环境时显得根本不可持续。第二，经济发展挑战严峻。杜鲁门推行的遏制战略，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且不计成本。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必须在军事领域投入巨额资源，而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乏力。艾森豪威尔认为，虽然与苏联进行冷战是必要的，且有着明确的目的。但这个目的并不必须是单纯的“胜利”，因为不计代价和后果的胜利，其破坏性如同失败一样，在核时代尤其如此。刘早荣：《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6页。如果为了遏制苏联，使美国经济崩溃，那就是本末倒置了。第三，价值体系优势堪忧。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是其立国的根基。美苏之间冲突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时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将自己的制度扩展到全世界，建立它的社会主义‘一统天下’”。 转引自刘早荣：《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Eisenhower， 1953，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Washington DC），《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6页，注③。而世界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充分说明美国的价值体系吸引力有限。使美国更加提心吊胆的是，“多米诺骨牌”现象已经出现。根据以上认识，美国感到它再也不能延续以前的老路了，必须改弦易辙，否则一切都晚了。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刚一上任，就一方面着手结束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另一方面命令国防部全面评估国防政策。他强调，面对新的战略环境，美国的国防政策必须遵循两项原则：“首先，我们必须为海陆空三军提供足够的力量以阻止未来共产主义阵营的侵犯行为；其次，维持这样的力量必须不能破坏国家经济的健康。” DOD，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the Semiannual Report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 1953， p3正如国务卿杜勒斯表述的那样简单：“如果经济稳定毁了，那么一切都毁了。”［美］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指令，美国政府组建专家小组，制订了“日光室计划”，开始对苏联各种战略的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影响展开全面的评估。经过评估，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突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平衡经济与战略的关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战略。其基本要求是：首先，继续奉行遏制苏联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从朋友变成了对手，其根本原因是两国之间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难以调和。苏联致力于建立一种与美国价值观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和国际体系，在美国看来，这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从各个方面着手继续实施遏制苏联的战略，不能有所改变。其次，建设应对苏联威胁的力量。力量是战争制胜的基础，也是威慑对手的根本手段。遏制与威慑是一体的，没有威慑能力，就谈不上遏制。从朝鲜战争中，美国认为它得到了两个方面的经验：一是面对变化的国际战略环境，美国军事力量显然不足；二是实现遏制成功的关键，在于使用军事力量。所以，美国要慑止苏联的侵略行为，就必须具备与苏联相匹配或居于优势的军事力量。再次，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遏制与威慑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撑，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又离不开经济发展。无论是扩大军力规模，还是增加武器装备，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朝鲜战争及之后，美国面临的紧迫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如果因为军费开支过大，动摇了经济的稳定，不仅军事力量得不到发展，反而置美国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后导致苏联不战而胜。后，确立长远战略较量的基点。美苏之间所进行的冷战，与热战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比的是谁发展得更好，谁更能赢得本国和世界民众的支持，谁更能在国家治理上少犯错误。遏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场长远的战略较量。基于上述看法，美国着眼于找到一种既能保持军力优势，又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全齐美的办法。为此，1953年6月至7月间，美国军政要员在国家军事学院连续举行会议，深入研究长期遏制和威慑苏联的各种可能方案，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针对三种战略方案展开论证：一是在现状下持续原有的“遏制战略”（该组由3月被杜勒斯从国务院解职的乔治·凯南领导）；二是画出清晰的战略红线，并承诺对一切越线行为进行打击的“威慑战略”；三是综合利用经济、心理、政治、情报等一切可能手段将共产主义势力“推回去”的“间接战略”。各组研究成果为制定新战略提供了重要基础。后来，考虑到苏联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便又加入了一条“和平战略”，即一旦苏联赶上了美国的核优势，美国可与苏联展开谈判。 二、提出战略概念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参联会的意见建议和“日光室计划”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经过反复权衡，于1953年10月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NSC-162/2），其所体现的全球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被称为“新面貌”战略。1954年1月12日，杜勒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中公开宣布了这一战略。他使用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eliation）一词，因刺激性强而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反应，成为战略界内的“热词”，后来甚至成为该战略内容的代名词。因此很多人误认为“新面貌”是那种“哪怕遇到小程度的威胁也要使用核武器”的盲目全面核战略。事实上，该战略的核心不在报复的内容而在报复的形式——“非对称反应”，即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重新获取行动自由和战略主动权。虽然，美国强大的核优势是抵消苏联常规部队数量优势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美国的同盟体系、心理战、情报战、经济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面貌”战略作为一个全面的、非对称的威慑战略成为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的核心战略指导思想。在杜勒斯的演讲中，“新面貌”战略旨在平衡长期的经济偿付能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的目的无比清晰：“我们和其他的自由国家都希望以可容忍的代价阻止敌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军事上的“局部防御必须通过加强大规模报复力量的远距离威慑来实现”。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Speech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NY， January 12， 1954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无限制地在一切情况下都使用核武器，事实上，它只是将核武器从特殊武器的列表中拿出来，放入正常武器的行列中，通过提升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在核武器不具有特殊性时，对手很难从预先的征兆判断出美国是否真的会使用核武器），使对手在战略决策时陷入一种全过程的恐慌（因为不知道究竟何种行为会招致核报复），终失去战略平衡。“新面貌”战略的本质是寓守于攻，即通过发展核武器，慑止苏联可能的侵略或进攻，使美国在激变的国际战略环境中稳住阵脚，进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通过经济发展，为提升常规军事力量创造条件，后实现对苏全面常规威慑，而非核威慑。核威慑可能使对方产生冒险心理，常规威慑更能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三、确定路径选择既然“新面貌”战略是针对杜鲁门遏制战略调整提出的，它必然就有所不同。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将遏制苏联的战略转向长期化，同时对手段运用做出重大的改变，以使美国有更多的战略选择和腾挪空间。换言之，美国在遏制苏联战略目标不变情况下，对方法与手段做出改变，以非对称的方式夺回战略主动权。具体地说，美国打算从四个方面着手。，在战略目标的确立上，“新面貌”战略将促进经济发展和捍卫价值观安全摆到了与维护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以总体安全观代替简单地在军事上应对和击退苏联威胁，明确一切手段的运用都不可以损害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二，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与杜鲁门政府强调必须对所有威胁予以对称回应——“不可避免却又对称有限”的方式相比，“新面貌”战略则更倾向于使用非对称回应——将做出反应的确定性与采取何种反应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制造一种不对称的威慑态势。第三，在战略手段的运用上，“新面貌”战略削弱了核武器的特殊性，突出和明确了核武器——尤其是战术核武器——在威慑战略中的首要作用。第四，在战略步骤的确立上，美国并不谋求快速取得遏制或冷战的胜利，而是着眼长远，立足先胜。通过核力量建设非对称抵消苏联数量优势这一战略选项进入决策者视野和头脑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首先，这一战略的基础出自艾森豪威尔对于战争性质的认知。艾森豪威尔认为“人类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核时代，核武器（战术的或者战略的）必将成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处为古德帕斯特将军的评述，参见Peter Grier，“The First Offset，” Air Force Magazine， 2016(6) ， pp58-59核武器已经成为未来战争的必须项而非可选项，美国必须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其次，核优势是美国所拥有的为“非对称”的战略优势。1952年底，美国拥有841颗核弹头，而苏联仅约有120颗。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正以每年数百个的速度扩充其核武库，而苏联每年只有约100个。美国在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方面更占有优势，美国当时拥有的战略轰炸机，如B-47喷气式远程轰炸机和B-52洲际轰炸机，空中加油能力也随着KC-135C的研发也得到了发展。且在欧洲、亚洲和北非还有海外基地以支援核打击行动，这就使部署更加灵活。而苏联只有笨重的旋翼推进式中程轰炸机，且没有靠近美国的基地。 Robert JWatson， Into the Missile Age，1950-1960， Washington DC: DOD， 2007， p457相比之下，美国如果大幅扩充常备军，在数量上与苏联一较高下，以求对一切苏联的挑战都能“灵活反应”，在当时领导层和民众的认知中既不符合其个人主义传统精神，也不符合其社会——特别是经济——现实。美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队，如果强行提升国防开支，美国的经济很可能崩溃。历史地说，美国从北美一隅走到世界舞台中心，就是因为其长期坚持节制军备、发展经济这一战略原则的结果。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能够胜选，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其做出的大幅削减国防开支、着力发展经济的承诺。正如1953年12月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既然我们不能将美国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堡垒，那就必须要为在陷入战争时使用原子弹做好计划”。 Melvin P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p139核战争不可避免、非对称核优势明显、常规力量增长不符合现实条件，所以“新面貌”战略就成为了当时可行且成本的选项。该战略旨在“保持强有力的安全态势，强调充足进攻性的报复力量和防御力量可以小化苏联侵犯行为的威胁。这基于拥有充足的核能力，包括必需的基地，协调有效的大陆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适当部署且能够阻止或一开始就能对抗挑衅行为的待机部队……和充分的动员基础，以及美国人民坚定的精神支持”。 Secretary James SLay，“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koreanwar/documents/indexphp?documentdate=1950-10-31&documentid=ci-4-3&pagenumber=1， 1950-10-31第三节实施“新面貌”战略的方法根据“新面貌”战略的构想和设计，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三方面进行了能力建设：一是优先发展提升核力量优势，尤其是在投送核弹头方面的优势；二是减少国防支出，调配国防开支项目；三是推行盟国战略，协助盟国加强常规作战力量建设。一、优先发展核武“新面貌”战略的核心逻辑是“以核武求安全”，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多项措施以确保维持并扩大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具体实施上，美国的方针是重点使核武器规模化、多样化和小型化。其中，小型化核武器的主要特点是分散化、便捷化、多元化，增强反应手段使用的灵活性，拓宽可选择核手段运用的图谱，增加对手判断的不确定性。这一时期美国并非单纯向着规模化和大型化核武器发展，反而更注重战役和战术层级核武器的发展。正如鲍勃·沃克所说的那样，“次‘抵消战略’的技术根源是核武器的小型化，我们成功地将一个5000磅的核弹缩小到150磅……美国使用这些战术级和战场级核武器来进行常规威慑，并警告苏联，如果进行攻击，我们将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还击”。 “Rmarks by Deputy Secretary Work on Third Offset Strategy， Brussels，” Belgum， April 28， 2016，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Speeches/Speech/Article/753482/remarks-by-d%20epty-secretary-work-on-third-strategy/当然，作为一名经历过二战洗礼的资深战略家，艾森豪威尔很清楚，战略博弈是一个互动过程。“新面貌”战略必然引起苏联的竞争性反应，发展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美国不可能寄希望于永久保持战略核优势，所以“新面貌”在设计之初就决定它只是一个历史阶段性战略。随着苏联核力量的不断发展，“新面貌”战略也不断进行调整，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优势阶段。这一阶段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在时间上几乎等同于“新面貌”战略的提出阶段，期间美国对苏联享有核优势，主要表现为：独享氢弹技术，核弹头和运载工具质量数量都大幅领先，拥有前沿核基地。也就是说，无论是弹头数量、运载工具，还是部署范围、打击手段上，苏联均只能望其项背。相对优势阶段。莫斯科的反应之迅速并没有让美国人“失望”。1953年8月，美国“日光室计划”开展期间，苏联成功试爆了一颗40万吨当量氢弹，次年5月4日劳动节阅兵上公开展示了M-4“野牛”洲际喷气式战略轰炸机的原型机，并在1955年7月航空节上实飞，标志着苏联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可能。威胁之下，美国加快了战略推进，通过扩大核投送与核部署来维持全面核优势以争取时间，等待苏联集权主义体制内部的弱点暴露出来。这一时期的关键举措有：加速部署B-52洲际重型轰炸机和液体燃料的“阿特拉斯”和“泰坦”洲际弹道导弹，扩大“雷神”中程弹道导弹对西欧的出口数量等。激烈竞争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在核武器领域取得飞速的发展，美苏之间核竞赛愈演愈烈。事实上，此时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仍比苏联强大得多，核弹头数量是苏联的10余倍。而且苏联的很多装备其实都只是“门面工程”，如前面提到的“M-4”战略轰炸机，由于其油耗高的惊人导致航程有限，加之自从试飞开始就事故不断，所以几乎没有实际运用价值，仅仅制造了9架，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弥合美国国内政治上的重大分歧。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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