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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故乡及生活的真情书写
刘绪才
高云峰的散文是以生活的原色为底色的创作，是典型的有时代痕迹的非虚构写作。他的散文取材自己的故乡及生活，围绕着亲情、乡情以及丰富的社会记忆进行创作，主题集中，但题材又丰富多样，多层面、多角度的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观察和生命体验。
关于故乡的写作是很难在深度上出现大的突破的。但是，故乡的独异性和体验的个人化特点又往往赋予这种题材的创作更多的意想不到的精彩。正是这个原因，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等都具备了审美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性。在高云峰的笔下，我们可以记住陕北榆林神木一个叫高念文的村镇。这里有大的陡坡，有走上半天才能到达的集市，有野外的坟地，有窑洞，有在地上嘶叫的野麻雀，有黑豆秸，有大黑羊，有诱人的汽油味儿，更有身体佝偻的奶奶、为苦难而生的母亲，当然还有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一个敏感但又自尊的孩童。就是以这个少年、这个儿童为中心，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故乡”空间才成为了其散文的重要叙事内容。相对于这种“故乡”空间的建构，这个少年、这个儿童的行旅以及成长体验成为了叙事的中心。这个空间内的故事、风物以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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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高云峰的散文写亲人、故人，写同学、同事，写生命中给予他温暖与感动的人。读高云峰的散文，你会深刻地感到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作者用写实的笔法，不虚构，不虚情，客观冷静地摹写了生命中曾经有过的重要的人，有历史感、沧桑感、厚重感。
作者通过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热情讴歌了改革开放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幸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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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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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峰，1962年生，陕西神木人。下乡当过知青，下海经过商，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大学专科学校书记、大学本科学校副书记，做过老师、秘书、官员、研究员，获过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索龙嘎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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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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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中重要的人在文字中永生 1
为苦难而生的母亲 4
叫声爸爸 27
奶奶 你是风中的一片枯叶 56
刮草地的外爷 68
与岳父下棋 83
少年不识愁滋味 97
赶集记忆 117
我们村的女人们 133
母子间的礼物 153
你的青春在我的记忆里 163
天使驾到 179
我与房子 192
人生初见 205
点点滴滴在心头 218
鸽哨，响过蓝天 227
音乐如水在我干涸的心田流过 237
想请初恋吃顿饭 248
斯人已去 师范永存 257
客厅里的颁奖典礼 283
附录 296
面对故乡及生活的真情书写 刘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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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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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中重要的人在文字中永生
自 序
我的老家在陕西省神木县花石崖乡高念文村，一个坐落在黄土沟壑里的小山村，南距黄河九十华里，北距高家堡石峁五十华里。
高念文是一个人名，大约在明朝成化年间，这个人不知从哪里携家带口来到这里，择泉而居，开荒耕种，休养生息，迄今六百多年三十代人。不知从哪一代开始，高念文的后人为纪念先祖，把村名叫成高念文。
直到我的爷爷这一代，除了佛堂岔永兴寺里的一块重修记事的石碑，算是有文字记载留世，再无片纸只字。在高念文这块土地上，至少有两千多先人们生存过，但是，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生存努力、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被岁月的尘土深深地掩埋，了无痕迹。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是老家人的口头禅。
我的母亲目不识丁，瘦弱多病，苦苦支撑一个破碎的家，养育大六个子女，创造了倾巢之下有完卵的奇迹。母亲的苦难、坚强、智慧、大爱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我常常会想，有一天我不在人世，我记忆里的母亲也会和高念文所有的先人一样了无痕迹，这是我不甘心的事，这也是我写下《为苦难而生的母亲》早的动机。
《为苦难而生的母亲》在朋友圈发出后，一个礼拜的阅读量超过五万，我的侄女琴尧在下面评论说：“感谢三爸把这一切写出来”。看到这句话，我止不住流下热泪，我就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你们的先辈曾经怎样活过，就是想让我们的亲人在文字里永生。
2018年，《为苦难而生的母亲》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索龙嘎文学创作奖，在领奖台上，手捧金光闪闪的奖杯，我默默对母亲的在天之灵说：“妈妈，您的儿子写您的文章得奖了！”
和写母亲的动机一样，我想把我生命中经历过的重要的人写下来，这样的人有的已经不在，有的还在，无论在与不在，只要写入我的文章，他就永远在。
正是这样的写作动机，决定了我的散文写的是真人真事，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原因有隐讳，但我心里知道我写谁，亲人们也一定知道我写谁。为了讲述的真诚真实，我写作时常常假设对面坐着我的女儿或者是知心朋友，把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故事讲给他听，这样的氛围不允许我虚构。再说，我的文学水平制约了我虚构的水平，虚构的远远不如真人真事更精彩、更感人。
读者朋友，假使您有缘读到了这本小书，千万不要用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要求我的作品，我没有写作的天赋，更缺乏写作的技巧，我就是想把我记忆中的人和事讲给您听。每当我要写一个人，我极力地回忆我和他有过的点点滴滴，我固执地认为，凡是我忘不掉的就是重要的、有意义的。神奇的是，原本我记得不太清晰的往事，这样的事有的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当我要写出来的时候，沉睡的记忆一一苏醒，场景、细节、音容笑貌纷至沓来，我甚至怀疑我写的人一起和我参与了回忆。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这段话是我对亲人、故人情感真实的写照。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我生命中所有给予我温暖和感动的人，因为有了你们，我没有白活。
高云峰
2021年9月10日于呼和浩特
为苦难而生的母亲
清明节，在母亲的坟前烧过纸钱，从山上回到城里，竟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小巷里，在伸手去敲那扇铁皮大门的瞬间，仿佛听到了门里窸窸窣窣的开锁声，还有那夹杂在轻咳声中的苍老的我的乳名……“妈——”这一声回响在心底却发不出声的呼喊，惊醒了我！望着紧闭的锈迹斑驳的铁皮大门，我蓦然意识到，母亲唤儿乳名的声音永远不会再在门里响起！母亲离开这个小院、离开我、离开她的孩子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我对母亲早的记忆始于“襟有”（陕北把孩子送人的土话）弟弟这件事。记得那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身材高大，宽眉大眼，笑容慈祥。从进门开始，这个人眼神就没有离开弟弟，对弟弟说：“只要你到我家，天天有好衣服穿，好东西吃。”
三岁的弟弟趴在母亲的怀里，吓得大气不敢喘，更不敢正眼瞧一下这个要给他当爸爸的人。母亲紧紧搂着弟弟，面露悲戚，眼睛无神而茫然。听说要把弟弟“襟有”给别人，闻讯赶回家的二姐又哭又闹，还破口大骂。二姐一哭闹，我也跟着哭，心里万分不解，如此聪明可爱的弟弟，母亲咋就舍得给了别人？三个孩子一哭，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干部模样”的人看这一家母子哭成一窝，仿佛生离死别，眼睛红红的赶紧走了。
把弟弟“襟有”给别人，似乎是一个常说的话题，我听邻居、外爷、舅舅都给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把孩儿给个好人家，孩儿逃个活命，大人也少受罪，母亲始终没有松口。母亲三十六岁离婚，弟弟在母亲三十六岁这一年出生，弟弟与母亲的不幸一同降临。也许，母亲舍不去自己生命的牵挂是这个离不开母亲的儿子，活下去的勇气还是这个离开母亲无法活的儿子。
“干部模样”的人走了，母亲边抹眼泪边对二姐说：“高叔叔是干部，又没孩儿，让福林（弟弟的小名）到人家逃个活命吧！”二姐听妈妈这样说，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讨吃一起讨，饿死一起死，谁也不多余，就多余福林？”二姐的话戳到母亲的痛处，母亲忽然停住哭声，歇斯底里地吼道：“罢！罢!罢!要死一起死！要死我先死！”
从此，无论任何人任何家庭，再提“襟有”，母亲都坚决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我有了孩子，我明白了母亲的心，也知道了母亲的苦和痛。母子连心，送人是心头剜肉，不是万不得已母亲怎能出此下策。二姐和我只是手足难舍，年幼无知，不懂母亲把孩子送人其实是在亲情与活命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令母亲没想到的是，生生扯断亲情，比死都难！
六十年代末，我们家就好像一条在风雨中逆水而行的破船，船上挤着瑟瑟发抖的五个孩子，不会驾船的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拉着纤绳牵着这条破船，为了船上的人能够活命，母亲在风雨中拼尽全力，以命相搏。仔细算来，那时母亲还不到四十岁，但腰背佝偻，身材瘦小，面容沧桑，唯有眼睛不大但有神、秀气、灵气。
一九六五年，父亲与母亲离婚。当时，十七岁的大姐刚刚出嫁成家，目不识丁瘦弱多病的母亲拉扯着五个孩子，大哥不满十四岁，弟弟不满周岁，中间还有二哥、二姐和我。父母离婚时判定母亲和五个孩子的生活费每月30元。可是，一九六五年冬天离婚，一九六六年秋天“当权派”父亲被打倒，不要说给家里生活费，自己连工资也没有人发了。一家六口六张嘴，首先吃饭就成了大问题。生产队分粮是“人七劳三”，就是按人头分七成，按工分分三成。我们家一窝妇孺，尽管二哥十二岁就参加劳动，但工分挣得少，没有劳力，三成分不到一成。
我的记忆，母亲一年有两个关不好过，秋天分完粮食要给人家打粮钱，每年大约五六十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必须在旧历年底要给清。另一个大关是每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家里的粮就吃完了，母亲称之为“刮瓮成干”，因为家里的粮食盛在瓷瓮里。我在没上学之前就知道了“青黄不接”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黄的粮食吃完了，地里青的能吃的还没有长出来。为了尽限度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母亲将仅有的粮食极尽节俭，稀饭清可鉴人，窝头面两斗糠一斗玉米磨成。稀饭喝了只是不抗饿，还没有什么后遗症，窝头不仅扎喉咙不好下咽，更严重的是吃进去三天才拉一次，每次干肠拉不出来要用筷子扣。我自己一个人不敢拉，看见大哥、二哥拉赶紧和他们凑在一起，拉不出来也有人帮忙。弟兄几个拉出的粪便干硬干硬，每次都带着血丝。倭瓜、土豆、酸菜顶多一半主食，树皮、草籽只要是能充饥的东西，母亲都会设法炮制成食物。就这样，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借粮。按远近亲疏挨着往过借，母亲手里拿一个白洋布做的口袋，也就能装十多斤，进了人家门，不用开口，人家就知道了来意。那年月普遍穷，不会有宽余的粮食，但是救命要紧，没多有少，量力接济，少的有给借过一碗小米，别小看一碗米，可以和非主粮陪伴坚持三四天，没有主粮，光吃其他植物，很快就会浮肿。有一年春天，我和二姐去胡家舅舅家借粮，头天晚上去，到第二天早上，二姐让我开口，我让二姐说。因为胡家舅舅不是亲舅舅，两个人谁都不敢开口，在院子里忸怩。其实，头一天晚上，舅舅就知道我们家一定是断顿了，和妗子已经商量好接济多少。
舅舅对我俩说：“是不是断顿了？”
我和二姐争着点头。
舅舅叹了一口气说：“先救急吧，都不宽余。”
我和二姐欢天喜地的背着舅舅给的十多斤粮食返回，至少半个月内是饿不死了。再过半个月，地里就长出苜蓿，树上就结出榆钱，槐花、柠条花就会漫山遍野，到那时，我和二姐就有了用武之地。为了不被饿死，母亲把陕北山上长的有可能变为食物的植物，几乎都试着吃过了。怕有的植物有毒，她先吃，吃过一天以后没有什么危险后果，全家人再吃。小时候不能得病，无论什么病，一病至少在炕上昏昏沉沉睡半个月。那时虽然小，但只要听到谁家的母亲直声哭喊，就知道这家的孩子病死了。饥饿的人营养差免疫力低，加上缺医少药，感冒、拉痢都会死人，得病不死全凭命拽。我的母亲领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前行的力量就是身后紧跟的死神。
吃是大问题，穿也是大问题。全家人的衣服鞋袜全是手工缝制，冬换棉夏换单，光是衣服鞋袜一家六口人一个人常年做都忙不过来。母亲一年四季除了下地干农活做饭洗锅，手里总有针线活，不是织毛袜就是纳鞋底。冬天的晚上，煤油灯下，一夜一夜的熬。积劳成疾，母亲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咳嗽一声接着一声，煤油灯下熬夜做鞋缝衣却不能停息，常常是鸡叫了，才和衣而卧。睡梦中会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睡过去，再醒来，母亲还在边咳边做。有时，是一边唏嘘哭泣，一边做针线活，先抬起衣袖擦眼泪，再把针扎进鞋底。她没有停下来痛哭的时间，也没有停下来生病的时间。村里的婶子、大娘也知道母亲的艰难，尽可能地帮她做针线活。懂得母亲缝衣做鞋的不易，我们弟兄几个从春天地不凉开始，一直到秋天天凉之前都打赤脚，不穿鞋。哥哥、姐姐长个了，衣服短了不能穿，拆改拆改我和弟弟穿。棉衣挖去棉花就是冬春换季的夹袄，夏天大多数时间只穿半裤半褂。
住的家是爷爷土改时分的一孔土窑洞，传说是我们村立祖高念文挖的。我考证我们村至少在明朝成化年（1464—1487）有了人生存的记载，由此说来，我们家的土窑洞有至少五百年的历史。这个有五百岁的老窑，深不过五米，宽不过三米，高不过二米五，使用面积也就是十五平米。一半是炕，一半是地，地上四分之一的地方是锅台。不到六平米的炕上大小睡六口人，大姐回来或者亲戚来了，我和二哥就要到别人家或是奶奶家借宿。这一孔老旧的土窑洞庇佑了寡母幼子一家六口人，也容纳见证了母亲所有的苦难。
物质上的压力是有形的，对离婚鄙视的固有观念，对“当权派”被打倒的幸灾乐祸，茶余饭后的风言风语，都是弥漫在这个破碎的、风雨飘摇的家庭令人窒息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别的不说，秋天每次分粮食，打谷场上总会听到人家骂骂咧咧。母亲总担心生产队的会计会有意给我们家少算，每次分粮，母亲总是先把自家能分多少心算出来，现在想想真是一个奇迹。那时生产队分粮，先是用木斗盘出总量，再按人七劳三计算。比如要分的粮食正好是一百斗，按人分的七十斗除以生产队的总人数，再乘以家庭人口，是按人分的数。按劳动工分分的三十斗既要知道当时劳力的总工分数，又要算出每一分分多少，再乘每家的工分，才能算出按工分的数，人口数加工分数才是某一家人的总数。整个运算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全都得用上，会计用算盘噼里啪啦打几个小时才能算出来。母亲只要知道了总数，一会儿就知道我们家能分多少。有几次，会计算的和母亲不一致，母亲让重算，果然是会计错了，为此会计和我们家结了仇。
孩子多自然会惹事多，尤其是我，是村里有名的调皮鬼孩子王，下河捉蝌蚪，上山追兔子，吵嘴打架，无所不极。母亲是一个爱面子的人，特别怕别人骂“有人养，没人教”这句话，对我们兄弟姊妹管教十分严。
一个夏日的晌午，趁大人们午休，我在生产队饲养院的窑脑畔掏麻雀窝，小伙伴扯着我的双腿，我的半个身子在上，半个身子探下去，用一根圪针条掏。麻雀窝里鸟蛋或者是幼仔，蛇都喜欢吃，有时鸟窝里会有蛇，不能伸进手掏。陕北窑洞为了防水，在离顶一尺的地方都安装石板房檐，也是一尺多宽。房檐都是沙石板做的，年长日久，分化严重，极其脆弱，搞不好会连人带石板檐一起掉下去。我把圪针条伸进麻雀窝，里边的麻雀幼仔吱吱乱叫，头顶上老麻雀飞来飞去，拼命嘶叫，恨不得扑在我的头上撕啄。圪针条前端有刺，麻雀窝是老麻雀衔乱麻、布条、鸡毛垫成，伸进去一转就拉了出来，正准备伸手抓窝里的四只雀儿，忽然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怒目圆睁，手里提着一根柳条。手一哆嗦，雀窝掉在了院子里，四只还未长出羽毛的幼雀，一边吱吱乱叫一边挣扎，老麻雀围着幼崽，拃着翅膀尖叫。“小林，下来！”母亲叫我小名的腔调都变了，声音不高，却怒气十足。我在窑顶，母亲在院子里，逃走很容易，但我没有这样做，村子里有好多人看着，我不能让母亲没有面子。尽管磨磨蹭蹭，我还是下到院子，还未站稳，屁股上就是一顿乱抽。我还没哭，母亲先哭了，她拉我走到掉下来的麻雀窝边，那几只小雀儿奄奄一息，母麻雀围着自己快要死去的孩子一边转圈一边嘶叫，并不怕人。母亲指着地上嘶叫的母麻雀说：“妈妈就是这只母麻雀！”话未说完，泣不成声。尽管懵懂，我还是恍然明白了母亲的心，想起我们这个家，想起母亲为儿女所做的一切，心如圪针条在掏。从此，我再没有做过一次戕害小生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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