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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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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浙江海宁人，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政府系，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同年执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其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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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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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讲什么是政治？/ 1
1.1政治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3
1.2中国人的政治观/ 7
1.3孔子与韩非政治观的分野/ 9
1.4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 / 11
1.5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观/ 15
1.6理解政治的当代观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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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讲政治学： 智者如何思考？/ 23
2.1岛屿的寓言： 谁之统治？何种秩序？/ 25
2.2什么是政治学？/ 34
2.3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 37
2.4从“黑暗时代”到启蒙时代/ 43
2.5经验研究范式的兴起/ 50
2.6从政治科学到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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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讲意识形态大论战/ 59
3.1政治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 61
3.2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 63
3.3什么是自由主义？/ 69
3.4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 72
3.5自由主义的演进与嬗变/ 75
3.6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79
3.7什么是保守主义？/ 84
3.8撒切尔夫人改革与里根革命/ 90
3.9什么是社会主义？/ 92
3.10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新工党/ 94
3.11意识形态论战的场域/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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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讲政治生活中的国家/ 105
4.1世界版图上的国家/ 107
4.2国家起源的逻辑： 安全与暴力/ 109
4.3从封建主义到现代国家/ 111
4.4理解国家的不同维度/ 115
4.5国家理论的不同流派/ 118
4.6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 120
4.7国家能力的不同视角/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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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讲不同的政体： 民主、威权与极权/ 127
5.1全球视野中的政体类型/ 129
5.2什么是民主政体？/ 132
5.3民主政体的治理细节/ 137
5.4民主模式的多样性/ 139
5.5民主的悖论与被误解的民主/ 141
5.6威权主义政体的逻辑/ 147
5.7极权主义政体的逻辑/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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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讲政府结构与政治制度/ 155
6.1如何理解政府机构？/ 157
6.2政治系统与官僚系统的比较/ 160
6.3政府形式： 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 163
6.4议会制“大战”总统制/ 168
6.5公民投票与选举行为/ 173
6.6不同选举制度的逻辑/ 178
6.7如何理解现代政党？/ 182
6.8政党体制的不同类型/ 186
6.9央地关系： 联邦制与单一制/ 189
6.10制度设计与宪法工程学/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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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讲法治与公民权利/ 197
7.1国王可以强拆吗？/ 199
7.2政府有权捕杀禽类吗？/ 200
7.3宪政与宪法的基本问题/ 202
7.4宪政与司法审查/ 209
7.5法律体系与司法系统/ 215
7.6公民权利与《世界人权宣言》/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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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讲民主转型的政治逻辑/ 221
8.1民主转型遭遇僵局？/ 223
8.2如何理解民主转型？/ 225
8.3民主史： 从雅典、英国到现代/ 226
8.4现代化导致民主化？/ 230
8.5驱动民主转型的阶级力量/ 233
8.6政治文化重要吗？/ 236
8.7影响转型的国际因素/ 241
8.8转型政治中的精英行为/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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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讲如何参与？为何抗争？/ 249
9.1什么是政治参与？/ 251
9.2政体类型与政治参与/ 253
9.3投票与选举权的普及/ 254
9.4独自打保龄？/ 258
9.5社会运动与非暴力抗争/ 259
9.6如何理解社会运动？/ 263
9.7市民社会理论/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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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讲政治文化真的起作用吗？/ 271
10.1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273
10.2托克维尔论政治文化/ 275
10.3阿尔蒙德与公民文化/ 278
10.4英格尔哈特： 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 280
10.5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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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讲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 293
11.1什么是民族主义？/ 295
11.2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理论/ 299
11.3民族国家与族群政治/ 300
11.4族群政治与政治发展/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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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讲暴力、革命与内战/ 309
12.1政治的两幅图像/ 311
12.2政治暴力与常见的暴力现象/ 312
12.3政治暴力的类型与逻辑/ 31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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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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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很重要？
（代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很荣幸您能打开这本书！
本书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政治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的，力求成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政治学普及作品，旨在让您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政治学的常识，加深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的认知，逐步养成系统的政治思考能力。
为什么政治很重要？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后来出任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非常忙碌，他远离故乡和家人，整日忙于政治事务。1780年，亚当斯太太的来信对此多有抱怨。收到夫人的信件以后，亚当斯回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亚当斯用这句后来很出名的话强调了政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解决好政治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实际上，约翰·亚当斯阐述的道理不仅对两百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适用，而且对今天很多尚未完成现代转型的国家也同样适用。
在亚当斯看来，政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么，今天是否依然如此呢？
大家先来看几则新闻——
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说：“要从严治党，惩治这手绝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1949年以后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表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意指政治权力必须要受到制约，这种制约应该是有效的制度约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观点呢？一个实际的考虑是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控制腐败的主要办法应该是用制度约束政治权力。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制度的笼子？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政治学。
第二个新闻事件与美国政府有关。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就面临着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是否要上调的问题。近几年，国际媒体上频繁出现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fiscal cliff）的说法。2013年10月，奥巴马还不得不临时关闭了部分联邦政府机构。面对这一现象，很多重要报纸和媒体都刊发了评论，但一些评论对美国财政与公债问题缺少深入理解，因此就难以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按照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政府公债占GDP的比例已超过100%，日本的比例已超过200%，有的欧洲国家的比例高达120%~160%。这些都是惊人的数字！那么，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是如何造成的？政府公债固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就离不开政治学的思考。
有读者还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临时关闭事件中，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是主要的当事人。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是何种政治机构？三者是何种关系？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经常遭到国会的否决？这个新闻似乎还揭示出，美国是世界上富有的国家，但他们却有一个缺钱的政府；奥巴马总统是世界上权势的政治家，但他在国内却处处受到掣肘。相比之下，英国就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很少听到英国首相跟议会就提案或法案问题“打架”。这又是为什么呢？学过政治学，就会知道美国是总统制，英国是议会制，法国是半总统制。总统制是什么？议会制是什么？半总统制又是什么？不同政府形式的政治逻辑有何不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治学来回答。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些，即便他整天看国际新闻，甚至本人到了华盛顿、伦敦或巴黎，很多事件也未必能看得清楚透彻。
再看两则环境新闻——
2013年初，北京《新京报》公布了一张照片，读者可以在照片近处看到国旗，但不远处的天安门就只是隐约可见了。有网友给这张照片留下的评论是：“您站在天安门广场，却看不见。”这说明当天北京雾霾极其严重，估计PM2.5已超过500。2012年华北地区的重度雾霾，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引发的严重环境问题。更糟糕的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更大范围内频现重度雾霾，不少中西部城市都面临雾霾的困扰。
那么，如何治理雾霾呢？环境专家容易认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PM2.5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个问题搞清后，就不难拿出治理方案。具体怎么治理呢？技术上讲很简单，只要把构成PM2.5的几个主要成分通通干掉，把几个主要来源通通降下去，空气质量就能变好。的确，治理雾霾的技术原理是这样的，环境专家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环境专家的这种技术解决方案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呢？这就关系到政治问题。技术解决方案能否成为一种公共政策，是政策背后的政治决定的。比如，有些措施从技术层面来看是可行的，但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却难以实施。这样，此种技术解决方案就会被否决掉。因此，治理雾霾貌似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另一个环境问题是地下水污染。近两年，中国地下水污染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如何治理地下水污染呢？比如，假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新的立法，旨在治理地下水污染。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部新立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怎样？比方说，某省某县有一家年销售额达百亿规模的大型造纸企业，它是该县的GDP大户与纳税大户，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可能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或省政协委员。过去，这家企业为了降低污水排放成本，打了一根很深的污水排放管道，通过高压办法把污水排放到1000米深的地底下去了。但是，按照全国人大的新立法，这种污水排放措施属于重点整治和清查之列。这个企业经过计算发现，改造污水排放系统的一次性投资就需要一两亿，此后每年污水处理的成本还会增加数千万。显然，这样做会大幅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
那么，这家造纸企业会怎样做呢？一种可能的方案是逃避监管。改造和维持排污设施的成本是多少？逃避监管的成本又是多少？该企业会比较两种成本。经过权衡，企业可能会跟当地政府沟通以达成某种“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企业得到的好处是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经营绩效，地方政府得到的好处是更高的GDP指标、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企业与政府官员——特别是直接监管机构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就更难阻止企业进行违法污水排放了，新立法在地方层面落实也就容易成为一句空话。这个假想的案例揭示，治理地下水污染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涉及一整套的政治体制与制度安排。
此外，媒体报道披露的大量新闻事件都跟政治有关。从奶粉质量、食品安全到医疗问题、养老保障，从农民工子女上学、异地高考到房价与土地财政、钓鱼岛与中日邦交，等等，都跟政治有关。实际上，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政治。无论是否喜欢，政治总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出生的时候，生育当中就有政治；上学的时候，教科书当中就有政治；工作的时候，就业当中就有政治；落户的时候，户口当中就有政治；上网的时候，网络当中就有政治；就医的时候，医疗当中就有政治；投票的时候，选票本身就是政治；后离开人世时，墓地可能也关乎政治。从摇篮到坟墓，政治对每个人不离不弃，更说明了政治的重要性。
既然政治如此重要，理解政治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必修课。政治学就是理解和研究政治现象的学科。政治学感兴趣的是在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前两个问题是描述性的。要了解政治现象，我们既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去观察，也可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去体验。通过这样做，我们就能了解到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有人不仅对中国政治感兴趣，也对外国政治感兴趣。除了借助媒体与网络，现在中国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到国外去读书、访问、旅行、工作或定居，大家可以借助这些机会去观察外国的政治。
第三个问题是解释性的。“为什么发生”会更深奥一些，更多地涉及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学研究。比如，为什么各国政治体制会如此不同、各国治理水平的差距如此之大？有人注意到，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被称为民主国家，有些国家被称为不民主国家，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民主能解决腐败问题，但现在仍然有不少民主国家没有很好地治愈腐败，那又是为什么？还可以在政治领域找出很多类似的问题去问“为什么”。试图解释一些重大的政治现象何以发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当然，本书作为一部政治学普及作品，受限于篇幅和难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具体来说，本书试图介绍和探讨政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主要理论与重大议题。比如：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孔子与韩非的政治观有何不同？
身处荒岛的众人如何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从哲学思辨到博弈论，政治学走过怎样的路？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别主张何种政治观点？论战焦点何在？
如何理解现代国家？如何解读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等时髦概念？
全球范围内有哪些主要的政体类型？不同政体的政治逻辑是什么？
如何理解民主政治模式的多样性？为什么政治制度很重要？
国王可以强拆吗？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
为什么有的国家实现了成功的民主转型，而有的国家则没有？
选民根据什么来投票？为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奏效？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民主可以跨文化移植吗？
什么是民族主义？怎样解读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
如何理解政治生活中的暴力现象？内战何以发生？
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政治学？
如何理解政治科学研究的常见误区？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科学研究？总之，这部书正是为那些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而写的。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现代政治学常识的探索之旅吧！
岛屿的寓言： 谁之统治？何种秩序？[1]
这一讲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开始。假定我们正在大学教室里上课，课堂上共有120位学生和作为大学教师的我，突然，教室里的所有人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弃置在太平洋深处的一个岛屿之上。这个岛屿无人居住，有数十平方公里大小，岛上有淡水、森林、花草、鸟类和小兽。此外，我们永远都跟外界失去了通讯和交通联络，既不会有国际救援组织来搜寻我们，也不再能够使用手机或者互联网。我们的可能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岛上生存下来。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你认为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如何思考这个问题？从经验来看，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代表性观点。不妨把几种可能的意见记录在下面。
有人认为：
首要的是解决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一下子穿越到一个无人小岛之上，大家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恐惧。这种情况下，出于人性的本能，大家可能会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发生内斗。一旦发生内斗，那么我们在这个岛屿上生存的几率就更低。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有人说：我们首先应该选出一个领袖。因为一群人在这个岛上，有些人会想先去寻找食物，有些人会想先去寻找水源，可能还会出现突发的紧急状况，如果众人各有主张的话，我们可能会陷入危机当中。所以，应该有一个领袖来统领大家，他能代表众人来做决定。
有人则强调：
重要的应该是分工和产权，明确分工和界定产权是关键。资源分配固然很重要，但我们现在应该还没有什么资源。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干什么才是重要的，需要建立一个分工的制度。另外，怎样界定产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先见先得的私人产权制度，还是大家共有的产权制度安排？这个也非常重要。
还有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这样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生存秩序。处在这样一个岛屿之上，我们从长远来说需要解决生产和繁衍的问题，从近期来说需要解决每个人的安全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秩序，那么无论是安全，还是生产或繁衍都是不能实现的。
上面几种主张各不相同。无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到底什么是首要的问题呢？
有人会想，突然穿越到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其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空气清新，风景如画，白色的沙滩加蔚蓝的大海，听上去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问题接踵而至，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政治秩序了。固然，上面几位同学的看法都很重要，但这些问题都跟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有关，那就是构建政治秩序的问题。
无论是资源分配也好，还是领袖也好，或是分工和产权也好，当然还有更接近的表述即生存秩序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其他问题都无法解决好。更现实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上面提到的内斗与暴力的问题，甚至是互相残杀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按照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说法，就可能会陷入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所以，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怎样的政治秩序。
那么，在这样一个岛屿上，在原先的政治秩序消失之后，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怎样的政治秩序呢？任何政治秩序首先要解决统治的问题，统治方式的差异也决定着政治秩序的差异。那么，可能的统治方式是什么？如何决定由谁来统治呢？
有人提出来，要不要遵循传统来统治呢？换句话说，过去怎样，我们现在也怎样。在这个教室里，讲台上的老师是较有权威的人。现在突然穿越到一个岛屿上，有人提出来，我们要不要基于这样的传统来进行统治呢？过去，讲台上的老师给我们讲课；到了这个岛屿上，还是让老师说了算行不行？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老师可能做学问还不错，讲课还可以，但统治岛屿和领导众人到底行不行？但同时，还有人考虑得比较现实。他们认为，尽管讲台上的老师未必是一个完美的统治者，却是现实当中一个“可得的”统治者。因为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不服，可能会提出巨大的异议，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这样我们在岛上生存的几率就会降低。基于传统进行统治，就是遵循“历来如此”的惯例：我们过去怎么统治，现在还怎么统治。
先假定我们遵循传统进行统治，讲台上的老师成了统治者，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估计大家不再会关心我是否有学术能力和是否善于授课，大家关心的应该是：我是不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与智慧、学识、才干、精力相比，一个统治者是否公正可能更为重要。
那么，我是不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呢？我能不能建立一种公正的秩序呢？这种公正的政治秩序应该让每个人都得到合理的份额，让众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在此基础上，我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为众人服务的行政机构？还有，我能不能做到知人善任和用人所长呢？比如说，能不能请强健有力的人来负责治安？能不能请富有管理才干的人来负责行政？能不能让为人公正且懂得规则的人来负责司法？能不能请学识渊博的人来负责下一代的教育？能不能请技艺高超的人修建房屋和船只？这些，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也许一开始我干得还不错，我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公正而有为的统治者，做到了众人所期望的一切。那样，尽管在这个岛上并不富有，但我们能拥有基本的安全和秩序，有必需的食物可以充饥，有结实的木屋可以御寒，众人能够安居乐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会满意现状吗？大家会认同讲台上的老师作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吗？
我想，应该有不少人会表示赞同。但是，即便我作为统治者做到了刚才所说的一切，大家会发现仍然有不少的问题。比如，也许我在短期内（可能两三年）做得很好，那是因为存在迫在眉睫的共同危险。我们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政治秩序，必须要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在这个新的岛屿上生存下去。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会不会一直是一个公正而有为的统治者呢？
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身上具有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弱点。成为统治者以后，我完全可能变得贪图享乐和不知节制，我甚至变得贪婪、骄横和暴虐。当我建立了护卫机构（也就是军队警察部门）和官僚机构以后，就拥有了强大的统治力量，拥有了压制反对意见和反对派的强制力。这样，我可能开始不太在乎众人的意见了，不再去认真倾听大家的诉求了，过去的约束机制也不再起作用。久而久之，我的私欲会进一步地膨胀，我甚至喜欢所有人都来讨好我。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统治者发生了这样的蜕变，我就偏离了一个公正而有为的统治者的标准。结果是，这个岛屿上已经创造出来的政治秩序就会逐渐败坏掉，整个治理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众人开始发出抱怨、甚至是反抗的呼声。
当然，可能还存在第二种更好的情形。穿越到这个岛屿上以后，我一直是一位非常自制的统治者。经过两三年时间，我带领大家实现了刚才所设想的良好秩序和有效治理。此后，我还时刻提醒自己要成为一个卓越的统治者，要努力做到深谋远虑、公正守法和自我克制。如果一个统治者一直能这样做，岛屿更有可能实现长治久安。但即便如此，统治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死，统治者死了又该怎么办呢？比如，我作为统治者有一天死了，那么这个岛屿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仍然面临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人会说，你不是有儿子或女儿吗？是不是让你自己的后代来直接继承统治者的位子呢？还有人会说，要不要请老师来指定下一任的统治者？在单个统治者可以说了算的政治秩序里，这些都是可能的选项。但是，总的来说，当一个优秀、开明、自制、公正、有为的统治者去世以后，问题总会反复地出现，正如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大家会发现，基于传统的统治方式总会存在问题，没有人能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一直能拥有一位公正而有为的统治者。
这时，也许有人在想，要不要试试另一种办法？如果有一天统治者年岁已高，丧失了履行统治的能力，或者干脆死了，有人提出来我们要不要尝试根据第二种原则来选择我们的统治者？这种原则要求选择那些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人来担任统治者——这里的卡里斯玛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即所谓超凡魅力型的统治者。
我们教室里也许有一位同学恰好符合卡里斯玛型人物的特质。这位同学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器宇轩昂，而且具有令人愉悦的个性。这位同学不仅本身出类拔萃，而且还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样一个人就具有了令众人折服的魅力，恐怕可以被称为岛屿上魅力、众望所归的人物。既然原先的统治者会老去，有人提议就不妨根据卡里斯玛原则来选定一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这种主张应该会有相当的市场，既然我们必须被统治，那么为什么不找一个具有超凡魅力、众望所归的人来领导我们呢？这种见解无疑是有理的。
但问题是，一个魅力型统治者会不会更好地统治这个岛屿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教室里的某一位同学符合这样的要求，属于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这个教室里的多数人倾向于让他来做我们的统治者。但是，当他从一个众人意向中的统治者变成一个实际的统治者时，随着他身份的变化，他的心态和行为都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仍然是：成为统治者之后，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会不会变得贪婪？会不会破坏已有的公正规则？会不会丧失原本具有的美好品格？再进一步说，他会不会有一天变成一个暴君？大家会发现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由于这位统治者是一位超凡魅力人物，所以他对岛屿造成的危害可能还比普通统治者为大。
很多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的。一开始，出现了一个众望所归的超凡魅力型领袖，众人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然后，在这位卡里斯玛型领袖统治五或十年后，大家发现他变得越来越糟糕了，甚至完全沦为一个暴虐的统治者。这样，众人不再能够心悦诚服地找到“服从的道理”；相反，很多人甚至开始寻找“反抗的缘由”。此时，岛上肯定会流传很多私下的或公开的对统治者表示不满的传闻，关于这位统治者胡作非为的半真半假的“谣言”也会遍布整个岛屿。实际上，到这种地步，这位卡里斯玛型统治者的合法性已经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了。
就在这个时候，岛上的护卫队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是一百余人的共同体（暂不考虑人口繁衍因素），有一个五到六人的护卫队就可以了。护卫队成员是体格比较强健的人，而其中强者是护卫队的队长。比较碰巧的是，这位队长不仅身强体壮，而且还有相当的领导力。听到民怨沸腾的呼声之后，他觉得这个岛屿再也不能让这样一位统治者继续统治下去了。
于是，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说服护卫队的其他五位成员，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把这位原本具有超凡魅力的统治者囚禁起来了，或者用一条独木舟把他流放出去，或者就直接处死了。然后，这位护卫队长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政治声明。政治声明这样说：
尽管我们的岛屿过去在这位统治者的领导下，曾经有过令人倾慕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贪婪、无能和败坏。如今，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暴君。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忍受他的统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正义的力量推翻他。我们推翻他没有别的目的，目的就是要重建本岛的公正与秩序！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多人跑到岛屿的广场上去庆祝和欢呼，因为一种忍无可忍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一个暴虐的统治者终于被推翻了。但问题是，新的统治会比旧的统治更好吗？新的统治者会比旧的统治者更优秀吗？大家不要忘记，新建立的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什么？暴力。实际上，政治游戏的规则已经变成了“谁有力谁统治”。在一个一百余人的共同体中，如果有一个六人或八人的护卫队，他们本身体格强健，又能组织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其他人就很难去挑战他们。所以，这位过去的护卫队长靠着这个武力组织，就能建立起对这个岛屿的统治。
那么，大家对这种统治抱有多少期待呢？这位护卫队长既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仁慈的独裁者，又有可能成为一个腐败骄横的独裁者。一句话，他既可能成为明君，亦可能成为暴君。但是，即便他是一个开明君主，仍然不能解决他死之后的统治问题。
此外，这种直接基于强力的统治还有一个问题。这位护卫队长自己成为统治者之后，他还要任命一位新的护卫队长。由于过去这场政变，护卫队长成了一个政治上极重要的职位，因为他直接控制着暴力工具。由于这位统治者的职位本身就是在护卫队长这个职位上通过政变而获得的，所以，他会时刻提防新的护卫队长是否会发动政变。为了稳妥起见，他甚至可能设立两个护卫队：左护卫队和右护卫队，使他们保持权力的均衡。那么，这种均衡会很稳定吗？这个就很难讲了。如果出现更强有力的护卫队长，他就完全可能通过政变取代现有的统治者。另外，现有的统治者终有一天会年老体衰，这也会加大下一次政变的风险。
所以，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篇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里的机遇就是运气，强力就是暴力。这个问题是汉密尔顿在1787年致纽约州人民的信中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还可以拿来问教室里的每一个人，所有人都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再回到岛屿之上。如果上面讲到的政治情形不断重复，也许有一些人会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政治问题。其中一些人也许活得比较长寿，他们见多识广，过去又受过政治学或法学训练，这样他们的思考也许更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一位长者开始觉得对这个岛屿上的很多事情大彻大悟了，所以，他就开始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不停地唠叨一个道理。他想要说的道理是什么呢？这位长者这样说：
我们岛屿的统治再也不能沿袭过去的做法了，无论基于传统、基于卡里斯玛还是基于暴力，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这几种统治方式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善治和实现长治久安。很多人对我们这里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亲眼所见，比如，统治者开始可能是好的，但后来就变坏了；上一任统治者可能是好的，但下一任统治者就变坏了；更不用说统治者与统治者权力交替时发生的惨不忍睹的一幕幕悲剧了。所以，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过了。
当这样一位长者不断地跟岛上的众人去阐发这些道理的时候，有人可能会来向他继续请教：“先生，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照您的说法，我们怎样才能在岛上构建优良而长久的政治秩序呢？”这位长者说出了下面这样一番话：
我们岛屿的统治应该要基于法理。惟有法理型统治，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那么，什么是法理型统治呢？可能岛上的很多年轻人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事情还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老朽来到这个岛屿之前——大概是几十年前了，跟大家曾经生活在一片大陆上。在那片大陆上，存在着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政治秩序，它们有的非常优良，有的并不理想，有的则糟糕之极。但是，根据老朽的观察，凡是良的政治秩序都是法理型统治。观察了本岛过去数十年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和治乱兴衰，老朽更确定无疑地以为，只有法理型统治才能真正改善本岛的政治状况，才会有利于本岛长久的福祉。
你们现在肯定很关心什么是法理型统治。简单地说，法理型统治要遵循三个原则：
个原则是，不管谁统治，首先要建立基本的规则。这个基本规则决定了无论是谁掌握政治权力，他只能按确定的规则来统治，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们应该把一个确定的规则放在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之前。就像过去英格兰的著名法学家柯克爵士对当时的英格兰国王所言：国王啊国王，您尽管在万人之上，但仍然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所以，基本的法要优先于统治本身，基本的法要优先于统治者本身。这种传统过去被称为“立宪主义”。我们首先要明确基本规则，明确统治者和统治机构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然后再来讨论谁来统治和具体如何统治的问题。
第二个原则是，所有岛上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有切实的保障。无论谁做统治者，他都不能破坏岛上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重要的是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统治者的暴虐与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公民权利得到确定无疑的保护时，统治者也不应该和不能够为所欲为了。这样，统治者也更有可能成为优秀的统治者，岛上公民们才能获得一种有保障的生活。
第三个原则是，要通过一种和平的、寻求岛上多数公民支持的方式来选择统治者。当然，这意味着一种投票制度，但投票制度的具体形式则存在多种选择。一种办法是直接选举，所有岛上的成年公民——比如，18岁或20岁以上——可以在一个预先确定的时间，到广场上来投票决定未来两年中谁将成为我们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办法。但也有人会对这种选举方式表示担忧，众人真的能选出对本岛有益的领袖吗？他们的主要顾虑是，这里的好多年轻人没有政治经验，可能缺少政治判断力。因此，让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来直接选举统治者，未必是一个审慎稳妥的做法。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先让18岁以上的公民选出一个议事机构——比如15位或25位公民代表，再由这个议事机构来决定谁将成为我们岛屿的统治者。我估计，大家会选择更有能力和智慧的年长公民来组成议事机构，这样可能会形成更审慎的决定。
当然，法理型统治的具体安排要比这三条原则复杂得多，但老朽以为这三条原则是重要的。实际上，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岛屿已经尝试多种统治方式和政治秩序，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我们现在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法理型统治。惟其如此，本岛才能长治久安。
如果你是岛上一位公民，听到长者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再去思考本岛过去政治上的纷扰，你会不会赞同这位长者的见解呢？用他所倡导的法理型统治原则来构建我们岛屿的政治秩序，是否更合理呢？
这位长者的见解在岛上激起了很多秘密的讨论，尤其是那些富有经验的年长公民对此讨论更为热烈。一部分人说，在尝试了诸种并不理想——后往往很糟糕——的统治方式之后，法理型统治是本岛惟一的出路。若不能实行法理型统治，本岛将继续在一批优秀的统治者与一批糟糕的统治者之间来回摇摆，将无法摆脱这种治乱交替的命运。
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法理型统治的政治秩序固然是“可欲的”，但是它也是“可得的”吗？住在岛屿另一头的另一位年长智者就持有这种见解。他这样说：
听到上面那位老先生的见解，我感到有些忧虑。我已经同他争论好多年了，你们众人还是不要轻信了他的看法。在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大陆上，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形。有的国家就采用刚才那位老先生倡议的方式来构建政治秩序。固然，有的国家实施得非常之好，但有的国家实施下来却是一场政治悲剧。照我看来，一个地方的政治如何，完全不取决于他们所实施的制度，而取决于实施这些制度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比他们有什么样的制度，往往更重要。
在那片大陆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不少国家实行这种法理型统治的政治秩序后，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如果你让公众投票来决定谁统治他们，结果是该国的精英阶层马上四分五裂了，形成大量的派系。富人有富人的派系，穷人有穷人的派系；有神论者有有神论者的派系，无神论者有无神论者的派系；甚至东南西北的人群还各有各的东南西北的派系。结果是，一开始各个派系之间只是互相竞争，到后来有的就变成互相恶斗了。在不少国家，投票活动常常都演变为暴力角逐。极常见的情形是，那得势的一方往往想方设法压制失势的一方，而那失势的一方总喜欢制造混乱的局面，使那得势的一方也难以统治。那样的话，不要说好的治理，就是连和平与秩序都难有保障了。
所以，要以我的经验来看，统治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怎样设计就能怎样设计。实际上，现有的政治就是我们这些年来自己造成的。不是我过于悲观，我只是一个务实的人。要我说，我们大概只能在现有的状态里生活。你们若问我如何变得更好，我直接的想法是我们可能很难有办法变得更好。我知道，你们未必同意我的见解，特别是那些憧憬未来的年轻人。但是，你们也要知道，人本身就有缺陷，所以人类社会怎么可能没有缺陷呢？
岛屿的故事讲到这里，大家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讨论没有标准答案，政治不是数学，很多时候并不存在惟一的解。我只希望，诸位都能有自己的判断。
两位年长智者关心的是同一个问题：一个社会如何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然而，前者更多关注“什么是可欲的政治秩序”，后者更多关注“什么是可得的政治秩序”。用更学理的方式来说，个问题是我们在岛上应该构建何种政治秩序？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岛上能够构建何种政治秩序？前者是“应然”的问题，关注应该怎样；后者是“实然”的问题，关注事实怎样。诸位现在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这两种思考问题的路径差异很大。
的确，当思考我们应该拥有何种政治秩序的时候，还必须考虑我们能够拥有何种政治秩序。如果回到经验世界，大家还会发现，一种政治秩序的构建较少取决于智者的思考，较多取决于政治参与者的行动。不是政治哲学原理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而是主要政治集团的观念、行为、选择以及互相之间的政治博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这正是现实政治的冷峻之处！
如果想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还可以超越一个岛屿的政治秩序问题，转而来思考诸岛竞争的问题。假定今天不只是我们这样一个班级和教室，而是我们有五个类似的班级和教室，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位老师和120位学生，同样的规模，类似的男女比例，大家的智商和知识程度相当。此时，我们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同样弃置在太平洋深处五个规模与资源相当的不同岛屿之上。然后，经过50年、80年、1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造船技术或别的技术也许发达一些。我们五个不同的岛屿能互相接触、彼此发现对方的时候，就存在一个诸岛竞争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50年、80年、100年以后，我们的岛屿可能会比别的岛屿更富有和发达一些呢？我们当年的人口条件是相当的，岛屿的资源条件也是相当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诸岛发展程度的差异呢？
倘若我们的岛屿是其中发达的一个，如果开放签证的话，其他岛屿的公民可能很乐意来我们的岛屿经商或者工作，乐意让他们的子女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而我们会给他们当中条件较优秀的人发放绿卡，或者长期居留证。如果是这种情形，我们必须要问：我们是凭什么胜出的呢？因为有的岛屿可能跟我们完全不同。糟糕岛屿的公民们发现还有别的岛屿之后，甚至还会发生大规模的逃亡。为什么诸岛之间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如果深入探究，大家应该能发现，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政治秩序的不同。到那个时候，作为学者的我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许还能写出《岛富岛穷》或《为什么有的岛屿会失败？》这样的学术畅销书。
总的来说，政治秩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岛屿的福祉。每个人的生活好坏，每个人的职业成就高低，每个人的才干知识是否有用武之地，每个人是否具有努力工作的动力，每个人是否珍惜自己的德行与名声，每个家庭是否更安稳和幸福，整个社会是否拥有和平与安定，所有这些方面都跟岛屿的政治秩序有关。政治秩序的优劣，除了关系到一个岛屿的福祉，还关系到诸岛之间的竞争。一种优良的政治秩序，更能使一个社会产生发达的文明和强大的竞争力，从而使得这个岛屿不仅不会落后，反而还会遥遥领先，成为诸岛竞争中的胜出者，成为人类文明的领导者。
上面讲的故事尽管只是一个政治寓言，但这大概跟人类社会过去上千年走过的道路是有关系的。如何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政治学思想与研究的演进，很大程度跟这个问题有关。
本文摘自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1]这一节曾刊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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