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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秦汉英雄气运》选取作者近年关于秦汉史研究以随笔、短论以及并非十分专深的论文形式发表的若干成果，从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开放胸怀等方面介绍秦汉时期我们民族精神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时代特色。
通过通俗解读历史学知识的方式，与读者一起深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识、理解和说明，以利于继承其中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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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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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盗墓史》《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名物丛考》《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秦汉盐史论稿》《插图秦汉儿童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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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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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秦史考察的意义
秦文化的实用风格
秦“力士”与秦文化的“尚力”倾向
秦始皇“天下一统”的历史新识
秦“抑商”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
再议“焚坑” / 052里耶发现：秦史认识的新视窗
迁陵“邮人”的历史足音 / 066秦始皇帝的海洋意识
秦汉宫苑的“海池”
《史记》的海洋视角
关于“刘项不读书”
英雄歌哭：太史公笔下刘项的心思和表情
《汉书》的海洋纪事
汉代的“海人”
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的人才意识与人才政策
北边“群鹤”与泰畤“光景”：汉武帝后元元年故事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东方朔言“海上”“仙人”
张骞“凿空”事业
合浦的海气珠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史家的“童心”：《史记》阅读体验
“好会”：《史记》记述的和平外交
司马迁的行旅
楚风与海气：汉史考察视野中的楚文化
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
丝绸贸易史视角的汉匈关系考察
战国秦汉政论的“美善”
以
僻远的滇西南高山峡谷和瘴气荒烟作背景，讲述了西南边远地区苗族同胞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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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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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记载，桓玄派遣何穆说刘牢之，有一段论功臣命运的名言，其中说到“乱世”“英雄”：“自古乱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乐毅、玄德孔明，然皆勋业未卒而二主早世，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鄙语有之：‘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故文种诛于句践，韩白戮于秦汉。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犹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开辟以来，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见容于暗世者而谁？至如管仲相齐，雍齿侯汉，则往往有之，况君见与无射钩屡逼之仇邪。今君战败则倾宗，战胜亦覆族，欲以安归乎？孰若翻然改图，保其富贵，则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无穷，孰与头足异处，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惟君图之。”发表这篇论说的人，当然是从传统史观出发，首先以军事政治业绩论“英雄”，而我们知道，创造历史的“英雄”事业，本来自有普通百姓如农人、兵士、商贾，甚至妇女儿童们的贡献在内。何穆所谓“乱世君臣”，从“燕昭乐毅”到“玄德孔明”，前者处于秦人奠基帝业的时代，后者处于汉末王朝衰微的时代。可以说，他总结的“英雄霸王”时代的历史体会，是关心秦汉史的朋友们所熟悉的。另一位对历史心存特别的关注，也有特别的见解的政治家，在青年时代表露的历史感想中，也曾涉及秦汉历史。他在《〈伦理学原理〉批 注》中谈到读史的个人情趣倾向。写道：“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善也。”的这段文字，说明了一般人回顾历史时共同的心理倾向。他所说到的“吾人”“赞叹”的四个重要时段， 即“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正是自“燕昭乐毅”到“玄德孔明”的时代，也可以理解为秦汉时期的略微扩展。
秦汉是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自秦始皇实现统一至曹丕代汉，这441年的历史阶段成就了政治建设、经济开发与文化繁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发明家、隽才学者、逸人高士、农夫工匠、僮仆贩客，以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均各有贡献。可以说全社会共同创造了辉煌的秦汉文化。他们推进历史进步之事业，成功的基点在于富有英雄主义特色的时代精神。实际上，战国时期秦崛起与扩张的历程中，已经表现出在秦汉时期得以发扬光大的进取精神、务实态度和开放胸怀。
本书集合了作者有关秦汉文化风格的若干文章，从不同角度试图说明这一英雄时代的精神风貌。起初以《秦汉英雄器宇运》为题，是借用与秦汉前后相距不远的史家对秦汉人物的评价。《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莹传》：“（薛莹）著书八篇，明曰《新议》。”裴松之注引王隐《晋书》：“（薛）莹子兼，字令长，清素有器宇，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器宇”言度量、胸怀、仪表、气概。《晋书》赞美人物，有“器宇宏旷”（《晋书》卷三五《裴宪传》），“器宇高雅”（《晋书》卷三七《宗室传·任城景王陵传附弟斌传》），“器宇弘劭”（《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神明器宇”（《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等说法。后来人们习用的“器宇轩昂”语，早见于《三国演义》第四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是用来形容汉末英雄人物诸葛亮的：“张昭等见孔明丰神飘洒，器宇轩昂，料道此人必来游说。”“器宇”也写作“气宇”。后来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气宇调畅”（〔南朝梁〕陶弘景：《寻山志》）、“气宇清明”（〔宋〕储泳：《祛疑说·邪正》）、“气宇清深”（〔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包佶》）等。唐人吕岩《七言》诗之十四有“虎将龙军气宇雄”句。所谓“气宇雄”，正与本书初拟题名“英雄器宇”意思相近。
后来再三思索，觉得“器宇”或“气宇”作为对“秦汉英雄”基本正面的判断，仍未能全面涵盖我们所讨论主题的内容。要全面考察和说明“秦汉英雄”的得失、成败、盛衰，兴起与凋落，得意与困顿，光荣与诟辱，想到了可能较为适宜的“气运”一语。《六韬·盈 虚》：“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关于“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注：“指气运言。”（清《平津馆丛书》本）《潜夫论·德化》关于“人君之治”的讨论，也说“气运感动，亦诚大矣”。“气运”似乎又超越人为所能的神秘力量，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艺文类聚》卷二八引曹植《节游赋》：“感气运之和润，乐时泽之有成。”此“气运”则体现自然伟力，似乎又有天地规律的意义。治道与“气运”相关。生命亦与“气运”相关。“英雄”事业之“盈”“虚”，有时也以“气运”解说。元人邵亨贞《悼赵士弘先生宋宗室良字行》诗：“英雄随气运，浩荡济艰危。”（《蛾术诗选》卷二《五言长律》，《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本）清人罗天尺《洛阳》 诗：“园囿盛衰关气运，图画零落叹英雄。”（《瘿晕山房诗删》卷八《七律》，清乾隆二十五年刻三十一年罗天俊增修本）张埙《秋试》 诗：“文章关气运，科目重英雄。”（《竹叶庵文集》卷八《凤皇池上集四》，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吴锡麒《韩蕲王将台三首》其二：“盗贼有时关气运，英雄无策救危亡。”（《有正味斋集》诗集卷二《严江集》，清嘉庆十三年刻《有正味斋全集》增修本）感叹历史世事，都 言“英雄”“气运”“气运”“英雄”，对于我们的秦汉史考察均有启示。于是这本小书终取“英雄”“气运”语，以《秦汉英雄气运》名题。
历代文献多见史论家赞誉战国秦汉“英雄”时代的文例。如：
迄乎周秦，兵革迭兴，英雄互起。（〔唐〕 谢偃：《杂文九·玉谍真记》，《文苑英华》卷三五九）
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魏郑公谏录》 卷四 《对有天下者皆欲子孙万代》录太宗语）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 项。（《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汉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国之资，无唐虞之禅，岂徒赖良平之奇谋，尽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项氏为驱人也。（《晋书》卷四八《段灼传》）
汉之兴，驱取英雄，以成大业。（〔宋〕 蔡襄：《端明集》卷 九《太平可致绝所施为》）
高祖入关，既因秦制，世宗挺英雄之略，总文景之资……。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
汉武英雄思拓边，昆明习战遗风传。（〔宋〕 王十朋：《观习水胜》，《梅溪先生后集》卷三）
汉武帝英雄盖世。（〔明〕 李乐：《见闻杂记》 卷五之三十八）
汉武英雄主，蚁视诸豪酋。（〔明〕 刘遵宪：《读史有感》其 八，《来鹤楼集》卷一）
汉武英雄略，羌胡两截分。玉关连斥堠，张掖变耕耘。（〔清〕 陈田撰辑 《偶读边报各赋九塞一首》 录一，《明诗纪事（五）》庚签卷二〇）
光武以仁厚之德，济英雄之志。（〔元〕 胡一桂：《双湖先生文集》卷八《东汉纪·光武》）
兴亡一半由天意，一半亦贵人谋工，我思光武真英雄。（〔清〕 俞樾：《昆阳怀古》，《春在堂诗编》甲丙编）
冲、质不永，桓、灵坠败，英雄云布，豪杰盖世，家挟殊议，人怀异计。故从横者欻披其胸，狙诈者暂吐其舌也。（《三国志》卷四二《蜀书·郤正传》）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三国志》
卷一四《魏书·程昱传》）
董卓煽祸，英雄群起而攻之。（〔元〕 胡一桂：《双湖先生文集》卷八《三国·汉昭烈》）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 卷二一《魏书·王粲传》）
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三国志》 卷三二《蜀书·先主传》）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 卷三五 《蜀书·诸葛亮传》）
……其惟玄德、孔明，可谓英雄耳。（〔宋〕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五）
信古之英雄，惟诸葛孔明为不可及矣。（〔明〕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九七《论八首·尔朱荣》）
蜀汉人材，孔明而下，定推赵云。孔明以圣贤而英雄，子龙以英雄而圣贤也。（〔清〕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八《陈寿〈三国志〉》）
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
回顾古代“英雄”史观，应当注意到“英雄”之高大身形的背后，与光辉对应，往往有阴暗的影子。观察对于秦汉史影响深刻的人物，如商鞅、秦始皇、汉武帝等，都应当注意到他们在当时推进历史的另一面，也为后世若干严重的政治罪恶提供了先期条件。
当然，以上这些有关“英雄”的历史感慨，依然多是从战争史和行政史视角赞叹当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而历史之丰富多彩，往往也表现于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之“英雄互起”“英雄并起”“英雄群起”时段之间的“承平时代”，文化之进步，亦多实现于并非“兵革迭兴”的所谓“安逸宁静之境”。回顾秦汉时期的历史，是可以看到这一情形的。
《秦汉英雄气运》选取作者近年关于秦汉史研究以随笔、短论以及并非十分专深的论文形式发表的若干成果，从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开放胸怀等方面介绍秦汉时期我们民族精神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时代特色。希望通过通俗解读历史学知识的方式，与读者一起深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识、理解和说明，以利于继承其中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成败得失，不敢妄做乐观预想，愿意虚心接受读者的评判。
摘要
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
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位 54 年。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 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重要的 历史影响。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称颂汉武帝“雄材大略”。荀悦 《前汉纪》写作“雄才大略”。对于汉武帝，应劭有“冠于百王”的评价（《风俗通义·六国》）。曹植也赞扬汉武帝“功越百王”（《艺文 类聚》卷一二引曹植《汉武帝赞》）。明代思想家李贽称汉武帝为 “英雄”“圣主”“好皇帝”“英明之主”“千古大圣”，以为“不可轻议”，又说：“孝武乃大有为之圣人也。”“有为之功业已大矣。”（《藏书》卷一《世纪总论》）作为生活在不同时代，对历史有深刻思考的 学者，他们都不属于权力集团的中坚力量，并不是正统思想的宣传者，这些意见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曾经说，历代帝 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129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 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说汉武帝是“为中国 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 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长久。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要举措，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榦所说，都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后的赞语
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 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 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 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 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 “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在多方面完成了的历史创造。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除了汉武帝的历史表现以外，还在于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张骞、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不过，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像班固所说的，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静的晴空。
汉武征伐匈奴
汉武帝时代，以军事成功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而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匈奴游牧部族联盟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形势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曾经侵扰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为严重、为困难的问题。
汉武帝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由于对于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战争的性质。“北边”形势的变化，保证了中原农耕生产秩序的安定。
对汉武帝时代用兵匈奴的历史意义的争论持续了两千年。持积极 肯定态度的评价，认为这一军事行为有益于中原的安定，有益于汉文化的传播。《盐铁论·论勇》记录的支持汉武帝匈奴政策的意见，则 以“怯夫有备，其气自倍”，“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等言辞，赞扬了战时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
汉武帝征伐匈奴，积极经营“北边”，促进了长城沿线地方经济的进步。屯田事业的发展，使得“北边”走向繁荣。河西地方农耕开发与水利建设的成就，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张骞“凿空”
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 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后十三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张骞打通中西交通道路的成功称作“凿空”。《史记》卷一二三 《大宛列传》：“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裴骃《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人，他对于发展中西 交通的功绩，确实在这一角度上有“凿空”的意义。张骞之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
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正是 由于这一历史变化，汉王朝才开始真正地面对世界。正如张维华《论汉武帝》一书所说：张骞通西域，“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 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
在汉武帝时代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人形成了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132臣，虽改朝而不变。”当时汉王朝军事体制中有“胡骑”“越骑”部队。少数民族军人甚至负责京畿卫戍。上层社会乃至宫廷生活中“胡巫”“越巫”的活跃，也体现了当时的民族关系。
罢黜百家，表章 《六经》
汉武帝的谥号虽然是“武”，班固在《汉书》卷六《武帝纪》后的赞语中总结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却并没有一个字言其武功，而是突出地强调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说，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突出进步的。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
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 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汉武帝时代影响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他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儒学之 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 以平津侯，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建议各地以道德学问为标准荐举人才，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汉武帝元朔 五年（前 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与历朝建国初期的形势同样，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出现以“功臣” 133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的形态。汉武帝执政，开始了新的历史转变，“贤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选官制度史有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这样三个主要阶段。察举制的确立，是汉武帝的一项政治发明。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孝廉”的做法。不过，这种选举形式还没有成为确定的制度。
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的地位 已经得以确立。这一历史进步意义重大。劳榦因此认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卷六《武帝纪》）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可纪念的一年”（劳榦：《汉 代察举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
汉武帝时代实行了史称“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坚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强
调文化教育行政的重心。这对于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是有明显的积极的意义的。
上古文化的丰收季节
《淮南子》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卷三〇 《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
《淮南子》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 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说的：“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体现“民本” 思想的内容。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班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 （章学诚），“《五经》之橐钥，群史之领袖”（崔适），“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鲁迅）等，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 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标范性的影响。
汉赋和乐府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 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为著名的是 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 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华美，辞藻奇丽为特 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清代学者郎廷槐《师友诗传录》有“汉武乐府，壮丽宏
奇”的评价，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 的肯定。
晚年汉武帝和“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急烈的政治风暴，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之多，竟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曾经疑心有人使用 “巫蛊”的巫术手段谋害自己，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处理“巫蛊”
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太子军与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卷六六 《刘屈氂传》）。这是中国帝制时代首都发生流血事件的的史
例。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在追捕中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 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思子 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曩者，朕之不明。”对于边境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危害，表示“悲痛常在振心”。又向臣民宣布，对于“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的政策，坚定地予以 否决。他在正式颁布的史称“轮台诏”即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哀痛之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作为宣示“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之 决心的政治信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所以“秦以之亡，汉以之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 年”）！李贽《史纲评要》卷七《汉纪》评价：“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 田余庆这样评价“巫蛊之祸”与汉武帝的政策转变：“历史动向 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 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 2004年）
汉武帝的“文采”
《沁园春·雪》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名句。汉 武帝在军事方面功业显赫，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评 价汉武帝时所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然而，班固在《汉 书》卷六《武帝纪》的赞语中，却着力宣扬了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特 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也值得我们重视。
赵翼《廿二史札记》又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说到“汉诏 可观，至今犹诵述”。这些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 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 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 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宋代学者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八写道：汉武帝的作品，“《外戚传》有《伤悼李夫人赋》，《文选》有《秋风辞》，《沟洫志》有《瓠子之歌》 二章”。清代学者沈钦韩指出，《艺文志》所说汉武帝自己创作的两篇赋，就是“《伤李夫人》及《秋风辞》”（《汉书疏证》卷二五）。
《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 137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等句，富有深意。《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清人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下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
一个多情的帝王，一个无情的帝王
“金屋藏娇”故事，是以汉武帝为主角的宫廷情感童话。在陈皇后也就是阿娇之后，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卫皇后色衰，王夫人得幸。王夫人去世较早，后来李夫人得宠。李夫人去世后，又有尹婕妤等有宠。据说这位尹婕妤，原先是倡女。《史记》褚少孙补述说：“士不必
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史记》卷四九《外戚 世家》）这样的说法，看来符合汉武帝的心理。他晚年喜爱的女人钩弋夫人，却因其子被选定为继承人，被汉武帝冷酷地逼上死路。
汉武帝在位时，曾经频繁任免丞相。他在位 54 年间，先后用相 13 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 4.15 年。其中卫绾汉景帝时任相，汉武帝 任命的丞相计 12人。其中除田千秋继续在汉昭帝时代担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蚡精神错乱致死，也不属于正常死亡），有 3人被免职，2人有罪自杀，3人下狱处死。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数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汉武帝晚年，曾出现李陵所谓“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 （《汉书》卷二四《苏武传》）的情形。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 数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 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功 业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
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 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
在汉武帝时代，法令极其严酷。据《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说，当时因为社会矛盾尖锐，“穷民犯法，酷吏击断”，法网越来越繁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主持司法的官员也不可能全部通读。
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冤狱纷生，不知有多少人不平而罪，不平而 死。特别是下层民众中，很可能有一些本来可以促使文明进步，推动 社会前行的人才，被暴政和酷刑灭杀了。
田蚡指责窦婴、灌夫等“腹诽而心谤”，终皆致重罪（《史记》 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颜异因廉洁正直，由基层官吏升任 大司农，主管经济事务。他对于汉武帝造白鹿皮币的政策表示不同意见，引起汉武帝不满。酷吏张汤与颜异素有成见，竟然以“腹诽”罪名判定死刑：“（张）汤奏当（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据《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说，从此之后，有了“腹诽之法比”。这种因思想罪杀人的恶劣制度，其开端也始于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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