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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通过爬梳大量的史料和文献，本书为我们完整呈现了近代日本报界政治动员的历史。从学术层面看，此书由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切入，为我们观察和认识日本近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就现实而言，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中日两国人民无法回避的，此书为更为理性地认识日本报界在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中的历史责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同时，日本报界在近代日本历史中的功过得失，也警示今天的我们必须重视良好新闻环境的营造，谨慎使用新闻传媒这把“双刃剑”。
1.视角独特。作者以“政治动员”为切入点，用“贯战史”方法书写日本报界与政治动员历史，力图为读者呈现一部不同于其他日本报史研究的，充满矛盾与斗争、血腥与残酷的近代日本报界政治动员史；
2.史料丰富。征引大量散佚在报刊、杂志、个人文集中的稀见中、日文史料，为近代以来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涉华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新成果；
3.以小见大。近代日本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即与政治建立了密切联系，本书由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切入，为我们观察和认识日本近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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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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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完整勾勒出近代日本报界发展脉络的“报界政治动员史”。全书以“政治动员”为线索，对1868—1945年间日本报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做了系统梳理。书中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也涉及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日本报界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石桥湛山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通过还原近代日本报界发展史，阐述其发挥政治动员功能、参与宣传战之必然性，并论及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及历史问题，力图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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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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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1971年生于吉林长春，祖籍河北乐亭，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首批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曾任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等。研究领域为日本新闻史、中国东北新闻史。在《抗日战争研究》《日本研究》《历史教学》《新文学史料》《当代作家评论》等C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项目、省部级基金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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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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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章明治大正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节幕末明治初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第二节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第三节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小结
第二章明治大正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
节中江兆民与《东洋自由新闻》
第二节福泽谕吉与《时事新报》
第三节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
小结
第三章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战
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第二节侵华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第三节报界的宣传战
小结
第四章战争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
节“情报局时代”的绪方竹虎及其对华“和平外交”
第二节“东洋经济新报时代”的石桥湛山及其“小日本主义”
小结
第五章政治动员思维在战后的延续
节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问题
第二节日本报界的历史认识问题
第三节历史根源、外在动因与报界特质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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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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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还原近代日本报界发展史
192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师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78）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位“早慧的天才人物”据称曾受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后，他高度理性地分析了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宣传策略和宣传效果，讶异地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拉斯韦尔在他的研究中，以“宣传组织”“战争罪行与战争目标”“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宣传成果”等为小题目，揭示了交战各国的战时宣传方法和策略、谎言和欺骗，在当时的学界和公众中引起了一片恐慌，甚至有评论家称《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鼓吹阴谋和战争权术，是“一本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呼吁要将它“马上予以销毁”。
但是对于战争来说，宣传是如此之重要：“宣传有效力的作用是动员社会成员仇恨敌人，维持与中立国及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使中立国转而反对敌国，以及粉碎敌人坚不可摧的抵抗。简而言之，正是宣传在战争中对国际态度的重要影响使其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当公众相信，是敌人发动的战争，并且是他们阻碍了永久的、有利的以及神圣的和平时，宣传家就已经实现了他的目的”。1935年，拉斯韦尔又出新作，与人合作完成了《宣传与专制》等一系列宣传方面的独家之作，用他的手段、方法分析和研究宣传功能及社会控制，探讨宣传的本质和规律。
这一时期，日本的宣传战理论家们也在加紧研究宣传的本质和策略。1935年，日本忧国社出版了《为国际宣传战做准备！》，阐述了建立国际宣传研究所的目的，以及宣传的定义与宣传的重要性，列举了宣传在美国、中国、俄国等国家内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宣传在军需品工业、经济贸易与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媒体、统制、机关与组织三方面剖析宣传技术，并对日本宣传研究机构进行了建设展望。此后日本关于宣传战的理论研究和实战成果层出不穷。1936年，帝国陆海军民社出版了《思想宣传战下大和民族的觉悟》；1937年，内阁情报部编辑出版了《近代战和思想宣传战》，森田书房出版了小松孝彰的《威胁日本的宣传战》；1939年，时代社出版了粟屋义纯的《战争与宣传》，东亚国势调查所出版了若杉浪雄的《创建宣传部》；1941年，新民书房出版了水野正次的《总体战和宣传战：纳粹思想谋略的研究》，“阿鲁斯”出版社出版了深尾重正的《纳粹的广播战争》；1942年，霞关书房出版了水野正次的《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思想战纲要》，大日本翼赞壮年团出版了奥村喜和男的《扫灭英美的思想战》；1943年，文进堂出版了松元末吉的《形而上战：无形的敌人》，敞文馆出版了寺田弥吉的《总体战·思想战·教育战》；等等。这些关于宣传战、思想战的研究，不仅聚焦于日本，更是涉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中国、苏联等国，成为日本在战前和战时发动宣传战的理论源泉和政策依据。
当然，《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并非宣传理论研究，也非仅仅关注战时宣传。以上只是表明，人力、物力等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非常重视“没有硝烟的战争”——宣传战，所以在国内国外宣传战实践中，日本报界才与政治动员产生了必然的紧密联系。
近代日本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即与政治建立了紧密联系：幕末战争时期，各报纸各为其主，互相攻讦，在公共领域发起了“佐幕”与“勤王”之争；明治初期，更是以政党报纸之身份，摇旗呐喊，介入政府内部斗争；在自由民权运动、护宪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时期，为追求民主政治，报界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动。1913年1月17日，在东京召开日本全国新闻记者联合大会上，400多名代表联合做出决议：督励议员清除阀族，弹劾“桂内阁”，保障赞同并且实行以上主张的议员再次当选和惩处反对派议员，保障言论自由、修改报纸法。
报界的联合行动在引发了愤怒群众攻击拥护政府的报社后，终迫使“桂内阁”倒台。
日本早期的绝大部分报纸，并非政党报纸，也非隶属于军部，尽管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也在尽力地影响着政治。在经历了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之后，报界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末期，《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份。以植松考昭、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为代表的《东洋经济新报》，和以村山龙平、岛居素川等为代表的《大阪朝日新闻》，正在自觉地担负着宣传民本主义、推动代议政治的舆论工具职能。
“九一八事变”之后，仍然有少数媒体人如石桥湛山，坚持在《东洋经济新报》上批评日本国内政治和舆论：“有一部分人是依据法律受到了言论压迫。但我认为，今日我国失去言论自由的原因，是我国的学者、评论家、有识之士或是报纸以外的言论机关的经营者，没有人能像650年前的日莲一样，将自己相信的事物毫不隐藏地说出来，为国家尽自己努力。我认为现在的人连日莲勇气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仅是这样，我看到有一些人竟然表面上迎合现在的社会舆论，说出一些根本就不是自己真心的言论。近我国的非法运动面临着，如果走错一步，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危险境地。如果说存在力挽狂澜的方法的话，那就只可能是言论自由的力量。如果言论自由被压制，完全窒息了的话，国家一定不会有前途。”
坚持批判军国主义的媒体人，还有在《福冈日日新闻》任副社长的菊竹六鼓，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之际，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军部，要求追究军部的责任。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笔桐生悠悠也发表过《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等文章，反对军国主义，甚至引发了当地老百姓和军人针对报纸的“不买运动”。后来他在名古屋主持读书会的会志《他山之石》，继续发表反战言论，6年内接受过27次禁止发行或删除报道的处罚。只是这些媒体均为地方报刊和非主流报刊，《他山之石》的订户也只有区区300份，影响力极其有限。
但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除了极少数影响力微弱的媒体，其他绝大多数媒体均开始从事变前的“批判军部”转向为“历数中国的排日行为”，支持国策，主张“只有强行才是与中国交涉的基调”（《东京日日》1931年10月10日社论）。在政府一方，从1936年底开始合并报纸，1940年组建情报局，对内对外宣传实施一元化管理，报界沦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不遗余力地鼓动“万众一心”，充当战争帮凶，终使国家步入了战争轨道，在整个社会层面完成了“总体战体制”。1944年《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进入小矶内阁任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大政翼赞会副总裁，支持日本对外扩张，参与并亲自组织了两次对汪精卫的诱降工作，从传媒人转向为积极支持侵略扩张并亲力亲为的法西斯政治家。
近代日本报纸媒体记录了日本国家和民族兴衰跌宕的命运。在《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中，安平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也涉及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日本报界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石桥湛山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客观、公正地分析与评价，力图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
在明治大正时期，即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报界与政府既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也相互斗争——展开控制与反控制，这种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正是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报界发展的必经阶段。报界曾经为追求民主政治而努力——作为争取自由民权的“民主之刀”，为反对军部独裁而大声疾呼，为争取宪政民主而不惜流血抗争。总体来说，明治大正时代的报界在推动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政治动员的积极作用。
但是，当日本政府为推行侵略扩张国策，不断加强舆论控制后，报界无力对抗，转而放弃了做政党和民众维持宪政民主、“参与政争的有力武器”，服从“国益”，“转向”为政府对内控制舆论、鼓动“举国一致”发动侵略战争的帮凶。作为鼓吹侵略扩张国策的“专制之刀”——通过狂热的宣传行动、细致的战胜报道、虚假的欺骗宣传，甚至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限度地支持了侵略战争及其长期化。
日本报界在近代史上经历的自身发展、壮大直至毁灭、再生，与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对于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日本报界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后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战后报界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战前和战时的国家民族观念，鲜明地保留了“总体战特征”。时至今日，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仍未停止。
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总体战体制下的日本媒体史，只是将切入点限定于总体战体制下日本报界政治动员机制的形成，通过还原近代日本报界发展史，阐述其发挥政治动员功能、参与宣传战之必然性，并论及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及历史问题。在“总体战”研究范式下，以“贯战史”的方法论探讨近代日本报界与政治动员的历史，得到的结论是“漫长的战后”仍将继续。
如今时代，新闻记者和传播学者们，正面对着日益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和不断迭代更新的宣传工具，在对社会大众诉说政治变动或战争原因，争取国际声援或中立国转向，以及鼓动社会情绪时，近代日本宣传理论家们已经留下了大量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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