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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 出版说明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人获取知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审美水平和增强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中小学时期正值人生的成长阶段，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保证一定的阅读量，会让每一个孩子受益无穷。为此，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均对中小学生课内外阅读做了部署安排。2017年9月起，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统编语文教材，“快乐读书吧”“名著导读”“自主阅读”“整本书阅读”等栏目或单元的设置，使得阅读尤其是整本书阅读的理念和实践有了更切实的依托。
课程标准和统编教材建议阅读的多种图书系经典名著，读之可涵养情性、启迪人生。然而，时代变迁、语言疏隔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阅读过程中，很多孩子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愿读”“不会读”“读不下去”的问题。为切实解决这一难题，让孩子们能够轻松读，读懂、读通、读有所获，我们充分发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图书和语文读物出版方面的优势，推出了这套“名著课程化·整本书阅读丛书”。
丛书收录图书三十余种，以我社多年沉淀、打磨而成的优质版本为底本，精编精校。另延请有丰富教、研经验的教研员及一线名师进行课程化的整本书阅读设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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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为三位举世闻名的文学艺术大师谱写的英雄史诗：位是身患残疾，孤独贫困，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的作曲家贝多芬；第二位是生于忧患，受尽磨难，给人类留下不朽艺术品的雕塑绘画大师米开朗琪罗；第三位是不肯安于富贵，愿为天下黎民献身的俄罗斯小说家托尔斯泰。
较之常人，社会和自然并未给予伟人们更多惠顾，生活对他们而言往往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凭着坚强的毅力，他们勇于承受磨难，勇于挑战困难，终于攀登上生命的。作者试图通过伟人们的故事，向读者传送英雄的气息，鼓起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和自强不息的勇气，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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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一九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革命戏剧集》，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
译者简介：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现浦东新区航头镇）人，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傅雷一生嫉恶如仇，其翻译作品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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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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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编者的话
前言
贝多芬传
译者序
原序
初版序
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
译者弁言
原序
米开朗琪罗传
上编战斗
一力
二力底崩裂
三绝望
下编舍弃
一爱情
二信心
三孤独
尾声
死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
托尔斯泰传
代序罗曼·罗兰致译者书
第十一版序
“近消失的光明”
《童年》《高加索纪事》《哥萨克》
《塞白斯多堡纪事》《三个死者》
《夫妇间的幸福》
《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
《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
《艺术论》
《民间故事与童话》《黑暗底力量》
《伊凡·伊列区之死》 《克莱采朔拿大》
《复活》
托尔斯泰之社会思想
“他的面目确定了”
“战斗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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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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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是罗曼·罗兰（1866—1944）在《名人传》卷首语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或许，这也是他为自己全部作品所作的诠释。
自十九世纪以降，英雄主题在法国文学中已日趋式微，至二十世纪则近乎绝迹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愈走向世纪末，文学上的颓靡之风愈盛，人的形象也愈来愈猥琐、渺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于一九○三年面世时，真仿佛是奇峰突起，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由戏剧他一生写了二十一个剧本，重要的是《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12）、《罗伯斯比尔》（1939）等。发端，读者观众反应平平，没想到《贝多芬传》这本三万来字的小册子突然为他赢得了文学声誉。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和《甘地传》（1924）。同样的英雄旋律，在他以毕生心血浇铸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3—1912）和《母与子》（1922—1933）中得到了更丰满、更深入的发挥，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便是由这两部长河小说奠定的。而他那部精美俏皮、文采出众的中长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在成功刻画法国高卢民族健全的理性和特殊精神气质的同时，同样给小说主人公注入了坚强且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灵魂。
显然，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何谓英雄品格，怎样才算无愧于“人”的称号？按罗曼·罗兰的观念，首先就是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亦即他所说的大江大河般《母与子》的主人公安乃德的姓氏里维埃，即河流之意。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罗曼·罗兰是“力”的崇拜者，他将强有力的生命力视为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姓氏克拉夫脱在德语中即“力量”之意。；二是永远保持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从于强权，也不盲目地随大流；三是具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人类的福祉奉献自身。他为之立传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这样的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克利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有不少素材取自贝多芬的经历。和安乃德是这样的人，甚至那位表面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高卢木匠哥拉·布勒尼翁，骨子里也潜藏着这种大灾大难压不垮的英雄素质。
罗曼·罗兰的英雄理想，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罗曼·罗兰影响甚深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延伸。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表明，作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对欧洲历史的飞跃曾起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停滞不前的中世纪，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原罪”说按基督教传说，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从此注定人类必须为赎罪终身受苦。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直到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知识巨人，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本”观念取代“神本”观念，以“人”来对抗“神”；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鼓吹猎取知识、发掘人的聪明才智，提倡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以推动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的“神权”统治，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对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他们以“理性”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自身。应该承认，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无法解释近二三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飞跃发展。时至今日，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理念，仍是西方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活跃的精神因素。在他们的观念中，工作上的责任心是自尊心的体现，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则有赖于每个人的潜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观念，与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当人们试图向新制度索取“理性王国”曾允诺的一切权利时，却发现无比高贵、尊严的“人”正在沦为“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角逐。幻想破灭了，人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动荡不宁的社会。而且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物的奴隶。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唯其向往崇高，才痛感其丑恶渺小；唯其企盼有所作为，才痛感自身的无能为力。可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他的《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想要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拼搏和痛苦的考验，他为之作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他告诫人们：“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
事实的确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的人，并不曾从社会或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顾，从来不曾有一位好心的神明为他们安排通向胜利的坦途。相反，不公正的命运常常给他们设下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贝多芬出身贫寒，十三岁辍学，十七岁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二十五岁时他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耳朵又开始失聪。这种对音乐家而言十分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谁能想到他那些不朽的传世之作，绝大部分竟是耳聋以后写成的。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由于贫穷和残疾，他的感情生活充满了凄苦和遗憾……尽管他的天才征服了全世界，尽管维也纳的精英人物将他视为国宝，尽管皇亲国戚在他面前都会礼让三分，他的生活境况却没有多大改善。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乐曲，常常拿不到分文报酬。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而他为出版这些作品反倒欠了出版商许多债。不错，他的艺术是无价的，于是人们慷慨地用掌声和欢呼酬谢他，却没想到他的鞋子破得上不了街……然而所有的磨难只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服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终于战胜了！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攀登上了生命的。第九交响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听众如醉如痴，许多人都流了泪，演出结束，掌声雷动，当他转身面向听众，全场突然起立，挥动帽子向他致敬，场面之热烈，恍如暴动。
米开朗琪罗看上去比贝多芬幸运，他既无残疾，也不贫穷，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颇有声望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精英阶层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许比贝多芬更受折磨：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入侵，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毁于战乱，共和主义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和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没有妻儿，没有爱情，他的家族不曾给他任何温暖，只想从他身上榨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倾轧，在同行中很难遇上知音……更可悲的是，他的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贝多芬至少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任何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开朗琪罗却没有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对抗教皇的淫威。而且，除了教皇，无人有财力支撑大型的艺术创作。不得不为教皇们的光荣劳碌终身。当然，教皇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承认他的天才，且不止一次保护他的艺术免遭破坏，可是他们剥夺了他的自由，拿他当牛马般使唤，他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一样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岁高龄还得爬上脚手架作画……
如果米开朗琪罗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许他就不痛苦了，就会以受教皇赏识为荣了。然而他是沐浴着文艺复兴的春风长大的，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领悟到这场思想运动的精髓，他比同时代的艺术家更不满足于宗教艺术，更醉心于表现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他之所以对雕塑艺术情有独钟，正是由于他认为雕塑比绘画更能表现人类的“力”。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他的艺术理想也是巨人式的。他想要制造山一般的巨型作品，甚至想把一座山头雕刻成俯瞰大海的人像。这就决定了他和那些只关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教皇们永远不能达成一致，决定了他将终生为理想无法实现而痛苦。
托尔斯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名门贵族，地位优越，衣食无忧，既不需依附任何人，也不必像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那样终日劳碌；他身体健康，婚姻美满，有深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几乎没有经历过艰难的习作阶段就获得了成功……总之，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个“什么也不缺”的人，然而他的痛苦恰恰由此而生。他蔑视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文学声誉，唯独渴望拥有他所未知的——生命的真谛，于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去求索、去探寻。多少和他地位相当的人都活得志得意满，唯独他苦恼不安。旁人眼里的幸福生活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反而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对城市贫民的凄惨处境感到震惊，为农民的贫困和愚昧而痛苦，因自己不劳而获的优裕生活而愧疚，为难以摆脱家庭的羁绊而烦恼……他若像旁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没有烦恼了，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不肯安享富贵，不肯虚度年华，他想要通过造福于人类来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于是烦恼接踵而至：他因批判教会的谬误，弘扬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能见容于东正教教会，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他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而受到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方面的压力，甚至得不到亲人的认同和理解……
罗曼·罗兰说得不错：“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
罗曼·罗兰还想告诉人们，英雄并非没有弱点，也并非无往不胜，——毕竟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但这无损于他们的伟大。米开朗琪罗有许多弱点：软弱、多疑、优柔寡断，做事常常有始无终，不止一次屈服于强权……他不属于贝多芬那种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罗曼·罗兰认为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其实不尽然，他的弱点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身处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以他的聪慧和敏感，不可能意识不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与政治斗争的紧密联系。人文主义无疑符合他的天性，是他发自内心的信仰，这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他在教皇下达的任务之外制作的那些带有异教色彩的作品）；但他也没能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和其他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对“神权”并非没有忌惮心理，何况以五百多年前的科学水平，要摆脱对神的敬畏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处于两种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终生为矛盾心理所纠缠，他的神经质，他的迟疑、摇摆、迷信、恐惧不安……都和这一背景有关。自五世纪古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统治工具已有千年之久，一切触犯其宗教信条或有悖于该神学体系的思想行为，均被目为异端，受到残酷的迫害。所以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初必然是以宗教改革的形态展开。直到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政教分离，近代欧洲才逐步使基督教人性化，融入其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米开朗琪罗的本质性格其实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止一次与教皇发生正面冲突。他的软弱并非缺乏主见或判断力，而是不能超脱现实的利害关系。他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长子”的责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就决定了他在关键时刻必然会逃跑，或者选择明哲保身，向权力屈服。他计划中伟大的作品都半途而废，并不是他没有足够的耐心，而是他永远受着在任教皇的辖制，上一届教皇下达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一届教皇又十万火急地要他接受别的任务。他一生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还时时刻刻为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遭受良心的谴责。所以，与其说他是性格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特定的时代条件成就了他的伟大，却也限制了他天才的发挥。人是很难超越时代的，观念的更新也不是一次思想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尽管他到晚年已成为文艺复兴硕果仅存的后一位艺术大师，其权威无人能与之挑战，他在上帝面前却总是惴惴不安。他越来越虔诚，他七十多岁接受圣彼得大教堂总建筑师的任命时，坚决拒绝一切薪酬，因为他认为这是为神服务，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尽管米开朗琪罗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尽管他没能实现自己宏伟的计划，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艺术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人文精神：他在《大卫》身上，表现了人的理想（这尊气概非凡的人像，无疑是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的化身），在《摩西》和《奴隶》身上，表现了人和命运的抗争；他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记》中，被逐出乐园的亚当丝毫没有对“原罪”的负罪感；他的《后的审判》，以悲壮的场景刻画了人类的痛苦和挣扎；他为洛伦佐·梅迪契和尤利乌斯二世制作雕像时根本不考虑是否像他们本人，而只是用来表现他所想要表现的东西——行动和思想；他的《晨》《昼》《暮》《夜》无比精妙地表现了人的苦恼和感情……有了这些震撼人心的不朽丰碑，谁还会去计较他的软弱和恐惧呢？应当承认，他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勇敢而且顽强的，哪怕民众往《大卫》身上扔石头，哪怕他的《后的审判》被指控为“路德派的垃圾”，他都没有作丝毫让步。在这方面，他和贝多芬一样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如果说他在艺术上常有举棋不定的时刻，常常质疑和否定自己，那可不是因为在艺术上缺乏自信，而是由于他总是无止境地追求完美，由于总有新的创意在他的头脑中产生。艺术是他的偶像，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固然有惊人的天赋，但我们读了这本小书后会明白，为了艺术他曾经历过多少磨难、多少挫折，作过何等艰苦的登攀！五六百年前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今天的艺术家们是想象不出的：为了运送他精心挑选出的石料，米开朗琪罗不得不亲自开山筑路；为了绘制壁画，得首先摸索各种用料的配方；为了铸造铜像，得从头开始学习炼铜；为了掌握人体的结构，他用尸体来研究解剖学十五世纪尚无此类学科，这种研究可说是惊世骇俗之举。，且为此累得大病一场……他也许有时软弱、胆怯，而在艺术探索上，他是勇气十足的，什么也没能难倒他。
米开朗琪罗不是完人，而作为艺术家，他是人类的骄傲。
......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
（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系神话中三女妖之一，以生有美发著名。后因得罪火神，美发尽变毒蛇。头上的乱蛇”。以上据英国游历家罗赛尔一八二二年时记载。——一八○一年，邱尼（即车尔尼，一七九一至一八五七）为奥国有名的钢琴家，为晓邦（萧邦）挚友，其钢琴演奏当时与晓邦齐名。尚在幼年，看到贝多芬蓄着长发和多日不剃的胡子，穿着羊皮衣裤，以为遇到了小说中的鲁滨孙。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据画家克滦白记载。他曾于一八一八年为贝多芬画像。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据医生米勒一八二○年记载：他的富于表情的眼睛，时而妩媚温柔，时而惘然，时而气焰逼人，可怕非常。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篷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他的祖父名叫鲁特维克，是家族里秀的人物，生在盎凡斯（安特卫普），直到二十岁时才住到篷恩来，做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才能懂得贝多芬奔放独立的天性，以及别的不全是德国人的特点。今法国与比国交界之一部及比国西部之地域，古称弗朗特。弗拉芒即居于此地域内之人种名。盎凡斯为今比国北部之一大城名。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尔德（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上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以上见一七八九年九月十五日贝多芬致奥斯堡地方的夏台医生书信。她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他一八一六年时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十五岁上已经知道了。”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篷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勃罗宁一家。可爱的爱莱奥诺·洪·勃罗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爱莱奥诺嫁给了韦该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该勒、爱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他们的书信，读者可参看本书的附录。他的老师C．G．纳夫也是他好的朋友和指导：他的道德的高尚和艺术胸襟的宽广，都对贝多芬留下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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