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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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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作为东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也是人类观念急剧转变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di一个文化大碰撞、大汇合的时代，甚至可以是人类历史上di一个“全球化”时代。本书对这一欧洲古代史上☆令人兴奋的时期进行了概要性讲述，涉及了希腊化世界的方方面面，但它绝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恰如克雷格·B. 钱皮恩所言，即使对于深研二十五年希腊化史的学者而言，阅读本书依然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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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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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也可能是欧洲古代史上☆令人兴奋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你只要掌握一种语言就可以从罗马一直漫游到印度；从西西里到塔吉克斯坦，国王们在努力应对统治多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挑战，而希腊城邦国家则在历史上已知☆早的联邦制下走到了一起；托勒密王朝的科学家们在测量地球的周长，而极具开拓性的希腊阿尔戈英雄们则探险到了印度洋和非洲大西洋沿岸。在本书中，你可以了解希腊化世界的诸多方面，包括它的历史、文化、建筑、文学、科学和艺术，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前323年），到罗马帝国征服托勒密王国（前30年），彼得·索恩曼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广泛历史回顾，以及个别城市和国王的叙事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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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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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索恩曼 牛津大学古代史副教授，在瓦德汉姆学院主讲希腊和罗马史，凭借著作《梅安德河谷：从古代到拜占庭的历史地理》（2011）于2012年获得声望卓著的朗西曼奖；与西蒙·普莱斯合著了《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的历史》（2010），并定期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有关希腊和罗马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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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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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章 希腊化的概念
第二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
第三章 “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和希腊化王权
第四章 埃拉托色尼和世界体系
第五章 不期而遇
第六章 普林恩
希腊化时代大事年表
出版商致谢
索 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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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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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吴晓群
如今，“全球化”早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了，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拥抱还是排斥，它都已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全球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变化，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唯有变化是恒定不变的。
历史上，超越国界、洲界且各方面互动持续时间长达近三百年的大变化当数两千年前的希腊化时代。在那段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杂居在一起，各方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环地中海沿岸的各民族，通过彼此观念的相互交流，调整与融合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可以说，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既是对古典希腊文化的发展和延伸，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吸纳与利用。希腊化时代作为东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也是人类观念急剧转变的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个文化大碰撞、大汇合的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希腊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个“全球化”时代。
在此，我们不对该提法做概念上的追究，但那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却是为学界所公认。“描述希腊化文明丰富多彩的面相”，将“这个极其多样化的新世界”作为写作的对象，也正是这本《希腊化时代》的作者彼得·索恩曼想要做的事情。然而，如何在一本仅有百页左右篇幅的小书中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在西方，有关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著述不少，其中多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而这一本则属于通识类读物，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之一。作者彼得·索恩曼是牛津大学古代史副教授，在瓦德汉姆学院主讲希腊和罗马史。但他更有名的著作是2012年获得朗西曼奖的《梅安德河谷：从古代到拜占庭的历史地理》，他还与西蒙·普莱斯合著了企鹅欧洲史系列中的《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的历史》。此外，索恩曼还定期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有关希腊和罗马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通过以上简短的介绍，基本上可以看出，索恩曼既是一位有着严谨专业背景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热衷于向大众传播学术知识的通识作家。前一重身份保证了其内容的严谨和准确，后一重身份则要求其文笔通俗易懂。
这本《希腊化时代》恰好体现了这两重身份的完美结合。彼得·索恩曼以专业的眼光，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将一个多样且丰富的希腊化时代立体地展现了在读者面前。
首先，作者从索里的克莱尔库斯铭文入手，想象一个名叫克莱尔库斯的小男孩曾做过一场开始于塞浦路斯海岸，结束于巴克特里亚的漫长旅行。我们知道，在公元前275年前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一位著名人物，哲学家索里的克莱尔库斯（Clearchus of Soli）的确曾从希腊来到今天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城访问，在这座今天一个被发掘出来的两河流域以东的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城市中，他在基里阿斯王陵墓的一根石柱上留下了著名的德尔斐箴言中的一段文字。克莱尔库斯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旅行，完全得益于希腊化时代东西交通的便利和人员往来的频繁。索恩曼以一场想象中的旅行开始他的叙述，这样的阅读体验让读者犹如在向导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随后，在解释“希腊化”这一概念的由来时，索恩曼先学术性地介绍了德国学者德罗伊森及其代表作《希腊化史》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但他并未过多铺陈，而是迅速转向读者，清楚地提醒他们，想要了解这个时代，需要明白自身的阅读立场究竟是“以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文化融合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还是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并将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希腊化世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这样的写作思路等于帮读者梳理出了理解希腊化时代重要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提供了可能的解读路径。
在材料的处理上，索恩曼对希腊化时代留给后世的丰富材料予以肯定，认为抱怨这一时期文献的缺乏是一种“无病呻吟”。索恩曼指出，除了的确不算令人满足的叙事史外，尚可借助其他材料，如官方档案、私人信件、商业契约、学生习题、隐修日记、神庙记录、石刻铭文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等，来展示当时国家机制的运作、商业经营及管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诸多方面，并由此得出结论：后世对“希腊化历史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古风时代或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正是基于材料的丰富性，作者证明了自己从多方位叙述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合理性。
在主体叙述中，索恩曼基本上是以重要人物（包括军阀、国王、学者等）为主线，串连勾勒出希腊化时代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复杂多变的王朝发展与政权更替、东西交流中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政治格局的合纵互动与利益变化、城市规划与建设、学术成就与科学研究、图书收藏与学派兴衰、文化传播与艺术创作，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由此，作者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生动而又形象地将希腊化时代波澜壮阔的文明画卷徐徐展开，在有限的篇幅里，揭示了希腊化时代文化与历史“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这一段“人类历史上短暂而美妙的时刻”以一种活泼清晰而又准确深入的笔法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样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既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专业水准，也凸显了其独特的问题视野与思想方法。
当然，索恩曼对希腊化时代文明繁杂多样性的呈现，也体现出20世纪后半叶学界在希腊化时代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势。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将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和价值归于希腊—马其顿人和近东非希腊民族的共同创造，而非希腊文化的单纯传播，从而修正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学术圈内对希腊化王朝臣属民族文化的忽略。
事实上，无论学界对此有着怎样的不同意见，只要人们仍然把“希腊化时代”或“希腊化世界”这些表示这一时空范围的概念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单位或名称，也就是承认了希腊化文明是多元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当然，其中也充满了种种张力和冲突，甚至有着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难题。
应该说，两者间的交融，既超越了古代东方，也超越了古典希腊。由此而形成的希腊化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合并”，双方是在互动的基础上相互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堪称世界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普世性不是通过减法和强行统一思想，而是通过加法和日趋混同而得以运行。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模式首次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与继往开来的意义。
如同希腊化时代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一样，当今世界也有着对一体化的诉求与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只是今天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显示出，世界已不再允许西方文明的单独发展或东方文明的孤立存在。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群体生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更加重大的时代转换期，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将更加不再被地理环境所阻隔，也不必然为文化、民族及宗教等观念所遮蔽。这或许是今天我们读《希腊化时代》一书所自然产生的联想和进一步的期望吧。
本书的中文版由陈恒教授领衔翻译（陈恒译、二、三章，李腊译第四、五、六章）。陈恒教授长期以来耕耘于希腊化研究领域，是国内该领域内的权威专家之一，他以专业而又流畅的译笔将这本《希腊化时代》介绍给国内读者，既拓展了中文学界对希腊化时代的研究视角，又让大众对这一时代有了生动形象的了解，可谓功莫大焉。是为序。
2021年10月1日于湾谷
章 希腊化的概念
来自索里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约公元前350年，一个男孩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小城索里出生。像其他3 500万人一样，这个小孩作为伊朗国王的臣民长大，这位国王是波斯的阿塔薛西斯三世，“万王之王、万方之王”，犹太人、巴比伦人、伊朗人、埃及人和希腊人（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全体希腊人）的统治者。有两百年历史之久的波斯帝国，疆域从爱琴海岸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麓，本应看起来是稳如天的。
当这个男孩—我们不妨称之为克莱尔库斯—成年时，他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公元前334年春，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马其顿军队进入亚洲。不到两年时间，塞浦路斯就落入亚历山大囊中，公元前331年秋，随着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败于高加米拉战役，阿契美尼德国王的波斯帝国就烟消云散了。
当亚历山大的军队行军至亚洲腹地时，克莱尔库斯则向西航行到雅典，在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研习哲学。他访问了德尔斐阿波罗神殿，仔细地抄录了神谕（“认识你自己”“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他开始写作，记述正在形成的神奇的新世界：犹太人的宗教、印度的智慧、波斯的祭司。由于后来的作家保存了一些引文，我们仍然可以读到克莱尔库斯遗失的哲学著作中的一些残篇，如《论教育》《论阿谀》《论友谊》，以及其他一些作品。
公元前323年夏，“世界之王”亚历山大殒命于巴比伦。随后几个月，亚历山大帝国就在几位麻木不仁的马其顿将军手中分裂为几个区域性的辖区：托勒密在埃及，安提帕特（后来的卡山德）在马其顿，帕迪卡斯（后来的安提柯）在亚洲。不过，对于这位好奇的年轻人而言，世界正在向他敞开。索里的其他年轻人已经在希腊人的新世界过上了他们无法想象的生活：索里的斯塔萨诺作为统治者（总督）统治着伊朗东部的德兰吉亚纳，海军将领索里的希罗已经探险到红海的阿拉伯沿岸，远至霍尔木兹海峡。
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前几年，这位索里人出发前往东方世界。从叙利亚到中亚的所有土地，都由亚历山大继业者中伟大的人物“征服者”塞琉古一世统治着。克莱尔库斯从叙利亚海岸向东骑行到幼发拉底河；然后顺河直到塞琉古的新首都—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这是现代巴格达南部地区一天的旅程。他跨越了扎格罗斯山脉，沿着伊朗沙漠北部边缘行走，这条漫长而尘土飞扬的道路通达世界的尽头：位于阿姆河边的伟大要塞阿伊哈努姆，在现代阿富汗的东北部深处（见第五章中的描述）。
克莱尔库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规模的希腊人团体，他们在距离德尔斐5 000英里远的兴都库什雪山下修建新城。这座城市里有一座希腊剧场和一座希腊体育馆；在阿伊哈努姆的皇宫宝库中还有残存的莎草纸，上面有亚里士多德遗失著作的部分残篇。克莱尔库斯接下来去了哪里，我们只能靠猜测了：或许他跨越了山脉进入印度，也许长途跋涉返回到地中海世界。不过，他在阿伊哈努姆的石头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该城的奠基者塞萨利的基尼阿斯王的墓地建筑群里，克莱尔库斯竖立了一根石灰岩柱子，上面镌刻有古希腊七贤的格言，这些格言是他三十年前在德尔斐勤勉复制的：“作为孩童，举止优雅；作为青年，自我克制；到了中年，公平正义；处于老年，睿智顾问；弥留之际，则无悲伤。”他在柱子基石上镌刻了如下的警句：
这是那些著名老者的睿智警句，
它们在神圣的皮托（德尔斐）被奉为神圣。
克莱尔库斯仔细复制了这些警句，并把它们
带到这里，镌刻在石柱上，在基尼阿斯的疆域内熠熠生辉。
这块石碑存留至今，虽因游牧民族入侵遭到了些许破坏，但字母还是像当初刻写时一样清晰细腻（见图1）。自2006年以来，作为喀布尔博物馆全球珍宝巡展的一部分，这块石碑甚至比克莱尔库斯游行得更远：它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得到了展出，2017年又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度过了夏天。假如博物馆保安长时间不注意的话，你便可以让自己的指尖略过“克莱尔库斯”的名字，回想那与众不同的人生：开始于塞浦路斯海岸，（或许）结束于巴克特里亚刺眼的阳光之下。这就是希腊化时代的生活，假如那里确实存在过此类生活的话。
“希腊化”时代？
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弗拉维罗马、都铎英格兰、“光辉三十年”；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历史“分期”是一种钝器，但是如果没有分期，我们根本无法谈论往昔。今天人们通常把古代希腊史分为四个时期：古风时代（约前800年至前500年）、古典时代（前500年至前323年）、希腊化时代（前323年至前30年）和罗马帝国时代（前30年—粗略地说—至公元284年）。如此随意定义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即是本书的主题。
像古代史上的大多数时代一样（“青铜时代”“公元前5世纪”“古代晚期”），“希腊化”的概念也是现代的发明。这个词本身实际上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的一个段落，耶稣的犹太追随者被划分为“说希腊语的”和“说希伯来语的”，这两个词语大概只是指他们选择所说的语言（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现代早期的《圣经》学者认为，犹太人的希腊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希腊方言，即“希腊化语”，这在《新约》和《七十子圣经》里的希腊语中得到了体现。
德国学者约翰· 古斯塔夫· 德罗伊森（1808—1884）早使用了“希腊化”这一术语，所指的不仅仅是一种希腊方言，而是地中海文明中的一个完整时代，这一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前334年至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对亚洲的征服。在亚历山大征服的时代，德罗伊森写道：
东西方的融合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接下来双方很快都出现了发酵与转变。公众生活的新觉醒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知识领域，还是在商业、艺术、宗教、道德层面都是如此。让我们用“希腊化”这一词语来描述这个新的世界历史概念。希腊文化在主宰东方世界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它，从而创造了希腊化，在这种文化中，亚洲和希腊的异教—实际上是全部古代本身—注定达到。
对德罗伊森来说，这种东西方杂交的终结果是基督教本身。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希腊化世界的整部历史—在基督教信仰上达到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希腊化”宗教，诞生于希腊精神与东方精神的融合。幸运的是，德罗伊森的著作并非完全充斥着这种模糊不清的神秘主义：他那庞大的、没有完成的《希腊化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一部涉及公元前323年至前222年间的严肃政治史。
无论好与坏，德罗伊森这个术语变得流行了。在当今，“希腊化”这一词语不仅用来指历史时期（希腊化时代），而且用来指地理区域（希腊化世界）。此外，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代所有符合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典型特征的文化现象，诸如希腊化王朝、希腊化诗歌、希腊化雕塑、希腊化宗教等。
通常来说，希腊化世界处于北纬25度至45度之间欧亚非大陆西部相对狭窄的温带地区，从西面的亚得里亚海和利比亚到东部的喜马拉雅山—大致说来，这些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殒命时所统治的地区。这个地区包括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黑海、埃及和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以及接近兴都库什北面和南面的土地。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所有这些地区要么是说希腊语的地区，要么是由说希腊语的王朝统治着的地区。历史学家有时会提到希腊化的迦太基、希腊化的阿拉伯，甚至希腊化的印度，目的在于凸显这些边远地区和“核心”希腊化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希腊化爱尔兰或希腊化中国这种概念是有悖常理的。
现代有关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开始于公元前323年，即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时开始的，结束于公元前30年，即屋大维把托勒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的那一年。起点很明显。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间对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快速的、暴力的、戏剧般的征服是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建立了马其顿人对幅员辽阔的西亚地区的统治。伴随亚历山大征服而来的希腊文化的“全球化”，或许是“希腊化”时代区别于早期希腊历史各个时期好的理由。
在这个时期末，事情就没有那么清楚了。那些位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马其顿的主要继业者王国，在西部面临罗马的扩张，东部面临帕提亚的扩张，终都土崩瓦解了，但是这一过程非常冗长且较为混乱。马其顿本身早在公元前146年就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则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一些小的希腊化国家（比如东克里米亚的博斯普鲁斯王国）在罗马帝国时期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坦率地说，希腊化晚期的当代历史研究有点混乱。公元前146年以后的马其顿史通常被当作罗马史的一部分来处理，尽管在大多数方面，“早期罗马帝国的马其顿”与亚洲的晚期希腊化王国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与罗马帝国的西班牙。
就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希腊化文化”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德罗伊森此处“融合”的观念仍旧焕发着幽灵般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语民族向埃及、亚洲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希腊语、希腊生活方式、希腊城邦制度也广泛地传播到被亚历山大所征服的非希腊语地区。不过，我们要以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文化融合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还是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一个“统一的”希腊化世界吗？与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任何王国相比，塞琉古、安提柯、托勒密和阿塔利德王权彼此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点；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实际上不同于先前这里的希腊化王国，尽管并没有你所认为的那么不同。从希腊到恒河流域处处都留下了独特的新艺术风格（个性化的肖像、现实主义题材、“希腊化时代的巴洛克风格”）的痕迹，新的“东方”崇拜（诸如埃及神祇伊西斯和塞拉皮斯崇拜）在希腊语世界也非常流行。
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希腊化”这个概念制约我们。但要想对这一概念进行有意义的归纳概括是困难的，比如说希腊化家庭或希腊化经济，更不用说希腊化美学或与众不同的希腊化“世界观”。不过，确实很容易把一个人为的共同体强加在希腊化世界，只要武断地把那些不符合我们先入之见的所谓希腊化世界“真实状况”的民族和文化排斥在外。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的希腊城市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历史中并不受重视（太远离西方了），帕提亚诸王也是如此（太伊朗了），青铜时代的欧洲各个民族同样如此（太野蛮了）。写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传道书，也并没有被当作希腊化时代的文献来看待（太犹太了）；用拉丁语模仿希腊史诗的恩尼乌斯的《编年纪》也是如此，作者所用的语言是南意大利的奥斯坎方言（太罗马了）。大体来说，希腊化世界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书写希腊化史
有关希腊化世界的书籍大多数一开头就抱怨这一时期文献的状况。这是无病呻吟。几乎就所有标准而言，我们对希腊化历史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古风时代或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
我们对古代世界有关希腊化王朝的叙事史了解得并不多，这是事实。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丛书》第18—20卷记述了公元前323年至前302年间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约45—120）《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几位早期的希腊化时代人物传记则进一步补充了相关内容。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间罗马兴起为世界霸权的过程，是由麦加罗波利斯的波里比阿（约前200—前118）的卷帙浩繁的40卷本历史描述的。波里比阿的著作只有前五卷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过很多遗失的部分可以在李维的《罗马史》第31—45卷中重新构建，李维的著作大量使用了波里比阿的那些遗失的叙事。众所周知，希腊化时代的犹太人历史是丰富的，而且有与特定事件相关的细节：“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圣经新约外传》的部分内容）提供了一个有关公元前160年代犹太人起义反抗塞琉古统治的扣人心弦的同时代叙事，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1世纪）第11—12卷是有关希腊化时代犹太教的主要信息来源。
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是巨大的知识空白，因为这方面可靠且连续的叙事没有存留下来。公元前3世纪的“核心”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极其不清晰的：公元前280/279年，在安条克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之间是否发生了一场“叙利亚继承战争”；我们并不知道科斯战役是发生在公元前262年还是公元前255年；塞琉古王朝失去了伊朗南部地区，我们知道的是，这肯定发生在公元前280年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这段时间内。
但是，叙事史并不是一切，希腊化历史学家还是在各种让人震惊的档案证据中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托勒密埃及的沙漠保存了成千上万的官方和文学莎草纸，揭示了托勒密国家的内在运作机制，其细节的详细程度对任何更早的地中海社会而言都是无法想象的。公元前3世纪中期，一位托勒密埃及的低级财政官吏考诺斯的芝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两千多份的巨大商业档案，大部分与法雍绿洲私人大地产的经营管理有关。法雍位于现代埃及的南部。莎草纸还为我们提供了解托勒密王朝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便捷途径。我们可以阅读私人信件、离婚契约、学校习题，甚至可以看到希腊隐士古怪的梦日记，以及孟菲斯的塞拉皮斯神庙的两个埃及双胞胎小姑娘的梦日记：
帕肯月第17天，双胞胎中的一个叫泰斯的女孩做着梦。在梦中，我似乎正沿着街道走下去，数了九栋房屋。我想返回。我说：“这就是全部，多九栋。”她们说：“哎呀，你可以走了。”我说：“对我来说有点晚了。”
帕肯月第 25天，托勒迈奥斯在月亮节的梦。我看到泰斯高兴地用甜美的声音在大声歌唱；我也看到泰斯在笑，她的脚大且干净。
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莎草纸一般只承载着托勒密埃及的内部历史。在希腊化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拥有大量的文献形式是石刻的希腊铭文。公共铭文和私人铭文所描述的希腊化城市是喧嚣之地，很多铭文是长达几百行的熠熠生辉的散文：国家之间的协约、献给伟大公民捐助者的荣誉、希腊化国王们的信件；土地销售、神庙财产清单、有争议的遗嘱、神灵显现的描述。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帕加马的一篇铭文有237行，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城市管理官员的职责，这类官员负责道路、山脉、蓄水池、厕所和其他公共建筑的维护。一份来自迈安德河畔的小城马格尼西亚的档案，包含了希腊化国王和城市的六十多份信件和敕令，让人们认识到城市及其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文件是留存下来的相关城市的公共文献，因此对于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的希腊公民制度来说，马格尼西亚的档案成为宝藏一般的证据。
铭文往往进一步揭示了主要的历史事件。比如普鲁塔克在《德米特里乌斯传》（写于公元1世纪晚期）中用三个短句，向我们讲述了公元前287年一场成功反抗“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王统治的雅典起义（本书第三章会概述其生涯）。1971年，考古学家在雅典广场的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篇很长的献给某位斯费图斯的卡里阿斯的荣誉敕令，这是一位爱琴海地区的托勒密雇佣军首领。这篇铭文以丰富的、生动的细节描述了雅典革命的过程，开头如下：
当人们起来反抗占领这座城市的统治者时，他们将敌方士兵赶出了城市中心；不过，莫塞昂山麓的要塞仍旧被占领着，乡村还处于战争状态中，驻扎比雷埃夫斯的军队控制着乡村，德米特里乌斯带着军队从伯罗奔尼撒出发来镇压城市。卡里阿斯一听到城市处于危险中，就选取一千名雇佣兵和他一起驻扎在安德鲁斯，给他们支付薪水并提供口粮，以便可以立即驰援城市，帮助那里的人们，按照托勒密国王对人们的善意来行动；他带领军队进入乡村，全力保护谷物收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把食物带到城市……（等等）
就是因为这个文献，我们知道雅典起义得到了“救主”托勒密一世国王（前305—前282年在位）的支持，托勒密一世是德米特里乌斯在爱琴海地区争夺霸权的首要对手。现在，卡里阿斯铭文是我们理解公元前280年代托勒密埃及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
除这些书面文献以外，希腊化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那些极好的各种类型的实物证据。从希腊到阿富汗，大量的希腊化城市、圣殿、要塞已经被挖掘出来，其中有代表性的城市是普林恩，第六章会对其加以描述。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拉特莫斯山下的赫拉克利亚那令人敬畏的遗址，几乎完整地保存了其全部的希腊化时代的城墙环道，以及配套的塔楼、人行道和卫兵室（见图2）。我们一些保存好的希腊化建筑的范例来自约旦：靠近现代安曼（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对此进行过描述）的卡斯尔·伊尔·阿卜德要塞是小型的希腊化宫殿，而纳巴泰王国的首都佩特拉古城，则让我们对希腊化晚期都城巴洛克式的城市景观有了充分的了解。
相比于古代其他任何时期，黄金、白银、青铜铸币的研究对于希腊化历史而言都更加重要。几个主要的希腊化国家—特别是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朝和旁遮普的印度—希腊王朝—我们只有通过这些国家发行的铸币才能有效地了解它们。铸币也生动地说明了希腊化世界各个遥远地区之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凯尔特民族次铸造钱币；这些钱币几乎都模仿马其顿腓力二世（前359—前336）的黄金钱币，这也反映了主要的希腊化王国广泛地使用了凯尔特雇佣军（见图3）。
后，尽管从根本上说当代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叙事比较单薄，但希腊化国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和科学文本（参见第四章的主题）。在诗歌领域，赫罗达斯的《抑扬格哑剧》和提奥克利图斯的《田园诗》都生动地再现了希腊化世界的日常生活；悲剧作家以西结的《出埃及记》把《圣经》中关于摩西出埃及的叙事翻译为希腊语，并以希腊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还拥有极其丰富的希腊化时期的数学文献，其中包括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佩加的阿波罗尼乌斯的主要著作。“教喻”诗则位于诗歌和科学的交叉处，诸如阿拉图斯的《物象》（论述星座），以及尼坎德的《底野迦》和《解毒剂》（论述有毒的动物和毒物）。新的发现不断丰富我们对希腊化时代文学的认识：2001年出版的莎草纸文献就包括公元前3世纪诗人波塞狄普斯的一百多首新警句。
从前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研究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其中一个附带的结果是，写作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是有趣的事情，阅读其历史亦是如此。既然在通常情况下，“秉笔直书”的叙事史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很少有古代史著作能够超越阿诺德· 莫米里阿诺的《外来的智慧》（1975）、埃利阿斯· 比克曼的《希腊时代的犹太人》（1988）或约翰·马的《安条克三世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城市》（1999）。现今，威廉· 塔恩已是不合时宜的作家—太因循守旧、过多的道德说教、错误的帝国主义观念—但是他的《安提柯· 贡纳塔斯》（1913）无与伦比的开篇，还是充分捕捉到了希腊化时代一些扣人心弦的历史：
没有哪一部分希腊史能够像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那样更容易让我们了解。这是一段至少可以和我们的时代相提并论的时期；实际上，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段时期极其现代。我们在那里能遇到不少我们自己做过的事情，也能遇到不少我们自己所知的问题。萨拉米斯时代和索福克勒斯时代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犹如莎士比亚时代或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一样遥远。所有的范围都得以拓展和开放；文明随着新生活悸动着，有一种迫切尝试所有事情的渴望。几乎所有的障碍都被打破了……百业待兴；完全就是对新世界进行物质上、社会上、知识上的征服。
这个极其多样化的新世界即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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