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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龙华革命史话

書城自編碼: 370169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随笔
作者: 钟荫腾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20532075
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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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龙华革命史话》是深圳市龙华区政协编写的一部革命史料汇编图书,经中共深圳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审读后同意出版。全书从龙华地区早期革命历史搜集整理入手,以龙华辖区地理名称、历史沿革的变迁为线索,搜集整理龙华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建、发展、壮大的真实史料,以及大革命时期龙华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抗争、低潮后转入地下斗争的惨痛教训,热情歌颂了广大共产党员依靠人民、领导人民奋起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及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特别是书中对龙华地区革命英烈、典型人物及家属的大量访谈记录,用真实的历史来讲述龙华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艰苦创业的奋斗经历;讲述革命英烈们的生平故事及英勇事迹,还原革命者们用信仰及生命谱写成的、可歌可泣的龙华革命史。全书内容丰厚,红色故事贯穿始终,主题积极向上,符合当前“讲好党史故事,感受百年风华”的时代潮流。
內容簡介:
《龙华革命史话》是深圳龙华区政协编写的一部革命史料图书,经中共深圳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审读后同意出版。全书共分两大部分:部分是对龙华地区红色革命历史的搜集整理,其中包括龙华地区早期党的活动、国共合作时期以及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和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斗争、抗击日军入侵、迎接深圳解放等相关史料。第二部分是对龙华地区革命英烈、典型人物及家属的访谈记录。全书以革命史实为时间线展开,讲述龙华革命先烈艰苦创业的奋斗经历;讲述革命先烈的生平故事及英勇事迹,还原革命者们用信仰及生命谱写成的龙华革命史。是龙华地区革命史料汇编的选本。
關於作者:
钟荫腾,男,汉族,1962年9月生,广东河源人。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深圳市龙华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目錄
目录

龙华革命史话

章 龙华的历史沿革/3
第二章 龙华近代革命概述与东纵战斗序列、主要领导人/7
第三章 国内革命时期,龙华点燃革命火种/14
节 龙华创建共产党组织/14
第二节 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15
第三节 转入地下,隐蔽开展革命斗争/18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龙华掀起革命风暴/20
节 龙华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20
第二节 创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24
第三节 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27
第四节 龙华革命志士血染阳台山/31
第五节 白石龙会议巩固了中共龙华的组织基础/33
第六节 抗战期间龙华的主要活动/37
第七节 龙华的统一战线工作/45
第五章 文化名人大营救/52
节 文化名人开展抗日救国活动/52
第二节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文化名人的安全/53
第三节 大营救前的周密部署/55
第四节 文化名人大营救/56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龙华革命/60
节 “清剿”时期龙华的隐蔽斗争/60
第二节 龙华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63
第三节 龙华反“清剿”大捷/65
第四节 龙华地区的武装革命/66
第五节 龙华地区的解放斗争/70
第六节 龙华人民的大规模支前运动/74
附 录/77
龙华革命遗址/77
龙华革命纪念场馆/81
龙华革命人物/83
龙华革命大事记(1911—1949年)/94

龙华革命人物故事

三代同心的陈德霖/103
叱宅风云的周吉/112
革命先烈卓凤康/124
香港爱国人士的“领路人”黄志/131
党跟父母一样亲的陈碧仁/134
策划营救居港文化名人的曾鸿文/138
打响反清政府枪的钟水养/145
弓村老革命卓辉/148
血洒家乡的弓村革命先烈周振熙/157
革命家族的领路人何元友/161
冲锋在前的何志青连长/164
曾强的战斗岁月/169
富家千金庞维满的爱国篇章/183
自古英雄多磨难的何伯琴/186
激战龙华窖的许玉祥/191
在望天湖、游松抗日的李九/194
龙华纪念碑上的英烈黄日东和邱翔/197
“黄帝田事件”中壮烈牺牲的陈耀光/200
搜集烈士英名的何赋儒/205
郑时思的诗意人生/210
援朝老兵何金友/219
英雄的三虎队员何鹏飞/221
烈士梁虎/230
女卫生员莫福娣的故事/232
望天湖的张连兴/235
“巴黎医院”的女卫生员王慕坤/239
浪口村的谢阿娘/242
随夫征战的陈春招/248
从女护士到团级干部的何恩凤/251
麦成在金虎队的战斗经历/253
女交通员曾秀和金竹园战斗/256
青年机枪手周俊修/259
清正廉明的好干部何玉麟/261
未上纪念碑的革命“烈士”何信恩/263
初作新妇把党跟的邓春娇/266
随子弹长眠的何恩/268
女三虎队队员张运娇/271
梅林坳税站站长陈前/273
在观澜圩被杀害的女情报员钟安娇/277
在龙华遇伏牺牲的税站总站长黄国平/280
身残志坚的革命者周来友/285
庄励在阳台山的医护经历/290
黄潜在观澜的革命故事/296
刘胡兰式的女英雄朱金玉/301
忠孝两全何恩养/305
奔劳而逝的何贵生/307
老党员何仕来/309
中国批跳伞兵何天发/311
妇女队长占九妹/313
百岁阿婆黄惠珍/315
“堡垒户”的母亲黄老妹/320
一生守望村庄的郑志强/323
孤儿何志刚/327
“壮丁”何德明/329

龙华革命事件

龙华解放日及石坳反击战/333
秘密的胜利大营救/337

参考书目/355
后记/358
內容試閱
阅读片段

秘密的胜利大营救
——中国革命史上规模空前的营救文化、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始末

李智杰

引  子
近50年来,一个因改革而迅速崛起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光环一直闪耀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前沿,从而使深圳从“试管”“试验田”“改革开放的窗口”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城市发展的典范和样板,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目光。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就在80年前的深圳,曾发生过一场我国历史上规模的营救中国文化界、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的故事,那次秘密大营救行动以零伤亡的战绩圆满完成任务,以史诗般的光芒,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着重大而深远影响,也为新中国建设保留了大量红色文化基因……这些被营救回来的文化人士中有新闻界的邹韬奋和范长江、文学界的茅盾和夏衍等,还有宋庆龄(宋庆龄则是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前6小时乘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赴重庆的)以及民革创始人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其中很多后来走上了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营救中国文化人士是一个非常前瞻和伟大的战略决定!

一、秘密“大营救”指示
80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8日清晨,日本南支那派遣军第三十八师团共15000余人攻入了香港新界。1941年12月25日,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数千英军放下武器成了俘虏。是日被外界称为“黑色圣诞日”。随即,日军宣布在香港实施戒严和宵禁,切断了港岛与九龙之间的所有联系。还贴出限令布告,勒令爱国人士在有效时间内去“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这一下使在日本占领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大批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
日本侵略者在香港的所有行径都时时刻刻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并随时被传回到了大陆。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想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区。正在香港执行特殊任务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很快接到了周恩来转达来的秘密指示,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将所有知悉并滞留在香港的大量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迅速而安全地营救回大陆,过境后个抵达地点就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阳台山下的小村落——白石龙村。
于是,1942年初,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就此无声无息地秘密拉开序幕。整个营救过程充满神秘色彩,且险象环生,但在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的精密部署下,紧急营救被困香港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安全撤退、转移、安置和经费等问题得到了迅速落实和保障。
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同志紧急部署营救工作。廖承志等分批会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传达征求大家对撤退方案的意见,并决定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还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的必要经费。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随即迅速投入营救、护送和接待工作。在日军攻占九龙时,游击队即派出两支精干的短枪队进入新界和九龙市区活动,并建立起了陆路和海路两条秘密而稳妥的交通线。
但日军攻打港九后,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为安全起见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在规定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把他们安置在秘密安全的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精干力量护送,把他们转移到广东省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
1月9日,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文化名人在香港洛克道秘密住所换上老百姓的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几经周折,在黄昏抵达铜锣湾避风塘,顺利登上了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很快,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会合了。次日凌晨,交通员又分别将这些文化名人带上三条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
1月11日,另外一批共几十名被营救的文化人士也乔装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再次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于13日顺利抵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白石龙村。此后的100余天里,先后有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蒸发”,终无一人被捕,全部被秘密营救到大陆。
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待了十几天,有的待了一个多月。但是,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撰写回忆文章及诗歌作品,以纪念那次胜利大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
后来据统计,在先后历时300多天的大营救重大胜利之中,一举营救出了邹韬奋、茅盾、何香凝、柳亚子、戈宝权、乔冠华、胡绳、张铁生、张友渔、黎澍、千家驹、沈志远、袁水拍、任白戈、胡风、宋之的、廖沫沙、叶以群、章泯、邓文钊、周钢鸣、曹聚仁、于伶、凤子、丁聪等文化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800余人;另外还有英、美、印籍的国际友人100余人和100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后来,茅盾在回顾这次大营救时,称之为“抗战以来伟大的抢救工作”。也被后人称为“胜利大营救”。
因这是在抗日战争香港沦陷之后为惊险的大营救,参与这次大营救的东江纵队战士沈力、白洁、玉莲、曾强等一批抗日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还不惜代价营救出了国民党抗日将领赵国浩,文化名人夏风、梦蝶等一大批爱国志士,体现了抗日游击队、文化名人以及爱国志士在风雨面前摈弃前嫌、同舟共济的感人气魄。整个大营救行动终是在不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创造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抗日前线创造的重大奇迹,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直被外界誉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胜利大营救。

二、当时白石龙村被称为“小延安”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的白石龙社区(村)。据馆长张紫歆介绍,当年的白石龙村是一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山村。而今天,这里早已变成了一个高铁地铁密集、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的重要交通枢纽。
以前,龙华和白石龙村的人如果要到深圳市和香港,必需经过梅林关,那里以前叫“梅林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在深圳设立特区之前,梅林坳虽说只有一条曲折难行的山路,但却是村民们进出深圳墟的通道。
张紫歆馆长说,当年开展文化人士大营救时,白石龙这条线是第二条,具体的设计为:从被困地香港走元朗到罗湖线,要经过青山道口、九华径、荃湾,进入大帽山区,再经落马洲渡过深圳河,然后翻过梅林坳,到达游击队根据地宝安白石龙村(现为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村)。当这些文化人士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白石龙村时,尽管仍然有危险,但是因为已经处于游击区,所以基本上较为安全。因此,当年的白石龙村在这些文化人士的眼中就是“希望”的代名词。
白石龙村地处深圳第二峰阳台山下。那时虽然靠近日伪据点,但因地形很复杂,易守难攻,所以游击队的指挥部、中共宝安县委均设在这里。早在1940年秋,王作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抗日根据地司令部就设在白石龙村的一座小天主教堂里,后来又迁至沙梨园的一栋小楼房。在村后的密林里还建立了医院、军械修理所、粮站、电台、报社等机构。白石龙村全体村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踊跃支援抗日,主动参加自卫队、农会、妇女会和担架队,积极投身抗战。使阳台山地区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享有“小延安”之美誉,至今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大批从香港营救回来的文化精英脱险,并隐蔽在山高林密的白石龙村,等待逐步向内地转移。张紫歆馆长介绍说:当时,白石龙村的村民们积极性很高,配合站岗放哨、搭建草寮、救治伤员、洗衣做饭。那些文化人士以草寮为家。在此停留数月中,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时势、讲政治,过着艰苦却自由的生活。
秘密大营救始于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的1941年末,营救的交通线遍及10余省市。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站。
“香港—九龙—白石龙”是营救文化人士多的一条线路。著名作家茅盾在其所著的《脱险杂记》中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次大营救,使大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免遭日军残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来电让“营救”故事重放光芒
虽说白石龙村是当年数百位文化人士居住并生活过的“小延安”,但随着光阴的流逝,那些旧建筑已经非常破败了,有的还因为水灾及年久失修而倒塌。后由于城市的开发建设,遗址险些倒在了推土机的铁铲之下,幸得有识之士的奋勇相救终得以保全,但处境不容乐观。
2005年2月25日,《深圳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接待站急需营救”的报道。这篇报道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特别是引起了那次被营救的邹韬奋先生之子、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的注意,他在了解情况后专门给时任深圳市长的李鸿忠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修缮和加固这个旧址。李鸿忠历来重视红色文化工作,接到来信后及时给深圳有关部门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他们组织人力详细核查旧址的文物保护等级,周密制定整体维修和保护计划,并认真做好革命旧址在社会上发挥宣传作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
有关部门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时看到,当年大营救接待站周围早已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工厂机器轰鸣并聚集了数万工人和市民的繁华工业区。但幸亏当地人还保留了当年数百位文化名人居住和生活的旧建筑,但已经非常破败,有的房间还因水灾而倒塌。
为抢救性保护“大营救接待站”这一重要建筑,深圳市文化局和宝安区文物管理部门根据有关部门的批示,立即对旧址进行了鉴定,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迅速制定了旧址维修计划。从2005年8月筹建工作正式开始,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围绕白石龙村的天主教堂修建了150米长的围墙,搭建了200多平方米的钢铁结构展馆,烧制了长26米、宽4.9米的紫砂浮雕墙,安装了高达6米的主题雕塑,还依据历史旧貌设计制作了三座草寮。并组织文物专业人员到香港、惠州、广州等地开展史料调查和文物收集工作。仅仅此项工作,当时深圳市和宝安区两级政府一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人民币。
现在,广大干部群众只要一到白石龙,就会见到一块巨石上赫然镌刻着邹家华为纪念馆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12个大字。内围便是有关“胜利大营救”的一组人物雕塑和一道气势磅礴的浮雕墙,尽显当年深圳的抗日烽火及东江纵队战斗场面……让人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国之情。
浮雕墙左侧有一座白色的老砖瓦房。当年这里是座天主教堂,教堂为三开间两进布局,土木结构,面积不到80平方米。抗战时期,教堂的神父和修女为安全起见转移了地方,后来被在这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利用,作为被营救的文化人士暂时栖身之处。在纪念馆陈列室有声光图片及实物专题展览,展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文化名人用过的歪把子机枪、步枪、手枪和中共南方局、南委有关大营救的电文等文物,以及上百位文化名人的照片、题字和刊物等。作为“营救”事件的发生地,龙华区担当起了对那段历史进行抢救式挖掘和创新式展现与传播的重任,他们通过各种现代科技的尝试,生动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经过,弘扬了革命精神,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因深圳特区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纪念馆初步建成后,参观的游客并不多。为了让下一代更好、更多地了解这段珍贵的红色历史,原宝安区和现在的龙华区历届领导非常重视,指示要把“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建设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还组织发动广大中小学师生到纪念馆参观、学习,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熏陶,提高对深圳红色革命传统的认识。

四、部分亲历“大营救”文化人士的相关文献
据了解,早在2015年8月,“重走南粤抗战路”新闻媒体采访团到深圳市福田区皇岗水围村寻访“文化名人大营救”西线陆路经停点之一的水围村,在了解水围村民支持抗战、秘密营救文化人士的英勇事迹时,东纵老兵、88岁的廖振声老人和红色交通线联络员庄福松等在座谈会上证实说,当年,“侵占香港的日军总部发布命令,限令文化界人士前往日本占领军军部‘报到’,妄图将旅港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精英一网打尽”。在这一严峻形势之下,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接连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及连贯、乔冠华等人,要他们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的支援配合下,迅速组织这些人员撤退。“当时主要路线有四条,中线是重要的一条线,就是走陆路,先从香港岛坐船偷渡到九龙,由武工队护送,从九龙走青山道,翻过900多米高的大帽山,到达落马洲,过深圳河,经皇岗一带,后翻越梅林坳进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驻地白石龙村。”
那时的物资非常匮乏,文化人士秘密到达这里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还是想方设法招待大家吃了一顿“客家香肉”(其实就是焖狗肉)表达欢迎与敬仰之情,这让众多文化人士感到很意外,他们都高兴异常。据说何香凝先生在酒酣耳热之际,还为此赋诗一首,全文为: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柳亚子也赋诗道:
芦中亡士气犹哗,一叶扁舟逐浪花。
匝岁羁魂宋台石,连宵乡梦洞庭茶。
轰轰炮火惩倭寇,落落乾坤复汉家。
挈妇将雏宁失计,红妆季布更清华。
邹韬奋先生还特意为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茅盾先生在他的《脱险杂记》中记载道:
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戈宝权先生在《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里这样写道: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不少我国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
其实在启事中提到的有许多当时并不在香港(如郭沫若、田汉等),从此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情报之不准确了。
廖沫沙先生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中说:
这愿望的实现,近在咫尺。我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经过荃湾、元朗、青山道,总共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就进入了游击区白石龙村。
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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