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恩·斯凯瑞，曾是美国哈佛大学英文系美学教授，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苦痛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1985）、《借书做梦》（Dreaming by the Book，1999）及一系列关于战争与社会合约的论文。
卓慧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英国文学学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女性文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比较文学博士。2002—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200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讲授“西方戏剧精讲与表演”“英语小说”等课程。出版专著《从〈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2009）和《重写神话：西方女作家的小说奇想》（2011）。另有多篇评论和散文：《跨越电影类型的鸿沟》（《芳草萋萋》，2012）；《中西女性战争书写：从伍尔夫与张爱玲谈起》（《中国女性文化》，第十九辑，2015）；《记伊顿公学：英式传承与创新》（《世界美如斯——海外文学织锦》，2016）；《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海外女作家的写作困境与突破》（《中国女性文化》，第二十一辑，2017）；《皇城百姓》（《我在我城》，2018）。
目錄：
部分 美与错误
第二部分 美与公平
致谢
內容試閱：
译者的话
2003年前后，我尚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书，除了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之外，还开设美学理论与鉴赏的课程，颇受学生欢迎，曾有因数百名学生到场而临时改换大教室的场面。当时我发现国内关于美学艺术的介绍不多，学生耳熟能详的还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论述，我则希望深入探讨美的本质以及美的社会意义，因为长久以来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把美剔除人们的视野，认为经济、社会、科技的问题远比美更急切。他们的理由是经济困顿时，大家求温饱都来不及，何以顾得上美呢？
这样的说辞听来有理，但并不能解释为何贫穷社会里也有绝美的艺术作品。那些精彩绝伦的绣品怎么出自农村女孩手里？为何饱受战争折磨的作家还会忍不住往花瓶里插把鲜花？为何来自一百多个科学研究所的学生们一听到有关美的课程就趋之若鹜，成群结队过来，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社会学家似乎不大关心美的影响力，只顾着强调道德责任大于审美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坊间一般美学图书阐释较多的是政治权力与美的关系，或是美与道德的冲突问题，似乎对美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的层面鲜少触探。
或许，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美的评判标准可能不同，经常引发多种争论，所以我们不去谈论。的确，中国的美学理论不乏分析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审美特色，但对于当代社会如何看待美这件事似乎少有涉猎。
作为合适的教材，我觉得美国哈佛大学英文系美学教授伊莱恩·斯凯瑞的《美与公正》（On Beauty and Being Just，1999），出人意料地把美与社会正义联结起来，独树一帜，惊艳之外，逻辑严谨，说服力极强，是值得推荐的。另外，自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提出关于公正的问题与难题后，似乎还没有学者把美与公正进行如此多层次的探索。 在本书中，斯凯瑞从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原创的概念，将美与公正以及真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得淋漓尽致，并且搭建了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1993年，我作为哈佛大学特别研究生时，听过斯凯瑞的课。她以《苦痛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1985）受到学界关注，此书分析了语言未能表达人体之痛，苦痛的身体却是引发行动来源的关联。她不仅关心文学，对文化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领域亦较多涉及。自美国“9·11”事件以来，她连续出版4本专著讨论民权与法治制度的平衡问题：《谁保护了国家？》（Who Defended the Country？，2003）、《法律规则，人为恶政》（Rule of Law，Misrule of Men，2010）、《关于紧急的思考》（Thinking on Emergency，2011），以及《热核君主制》（Thermonuclear Monarchy，2014）。这些问题的辩证核心是建构平等的社会，维护公民平等的原则，我们从《美与公正》一书中可略见端倪。
从文学层面而言，当代西方文学在文化研究的主导下极力审视大众文化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不谈美，而是倾向于种族、性别、阶级、环境差异等社会议题。这么看来，我们究竟是对美认识透彻了，还是对美有所误会呢？难道“美”果真与社会脱轨，与文化毫无关联了吗？斯凯瑞首先指出，当人们看到美丽事物时喜欢拍照、画画、传播消息，这样的复制就是追求美的一种表现。她特别指出，数学、物理、天体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等学科都需要讨论美。例如，人们在实验室和教室里经常会说，这个问题“好”，这个理论“漂亮”，这是个“美丽”的解法。这些用语说明了科学研究也与美相关，我相信中国大部分追求真理的科研工作者均有类似的亲身体会。美与真理之间的对应才是根本的关系。简言之，《美与公正》分析美如何施加压力于我们，让我们努力追求真理。因此，追求美，其实就是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
斯凯瑞在书中也从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分析康德的理论，认为康德错误地将美降级，把原本也是在美范畴内的“崇高”置于美之上，或者与美互相对立，其实是不必要的。此书犹如一股清泉，为新的美学理论注入养分。这样的论著着实不多，更重要的是，美的问题并不局限于绘画工艺和文学创作领域，它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明，以及社会的永续发展。斯凯瑞认为，人类愿意保护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珍惜石窟文明遗迹，建立博物馆来珍藏宝物，乃至维护头顶上蔚蓝的天空，皆因爱美的本质推动我们向公平和平等的理念靠拢，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如今在中国许多城市，人们饱受雾霾之苦，重新关心洁净空气，关心环境之美，愿意积极保护美。我翻译此书的初衷乃希望更多读者重新认识美深远的内涵，以及个人如何在生活中让美发挥力量，增进社会正义，维护共有的美丽世界。
斯凯瑞的理论内容充实，书写方式也异于一般的论文格式。在此书中，我们时而看到她采用现代文学里自我剖析之独白，时而看到她借用古典形式中的对话修辞，读来饶富文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认为：翻译要使人理解，继而喜欢，后要能够让人读着快乐。我虽翻译文学与美学理论，也斗胆以此为目标，庆幸的是，尽管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欣赏斯凯瑞较为个人化的文风，但也无法否认作者在书写追寻美的真理时，其历程本身就是美与真的极致体现。读者若耐心研读，则能进入其缜密的思绪，从而获得跟着作者一同探索的愉悦感。甚至，就像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那样，从斯凯瑞的书吸取了灵感，写出了有关跨越宗教和种族观的小说《论美》（On Beauty），终获得2006年英国橘子文学奖。
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是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在此特别感谢：时任英国剑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玛丽·杰克博（Mary Jacobus）教授以及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化政策中心主任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教授与我分享现代美学理论的看法，修正我对此领域的认识；《今日美国》（USA Today）专栏作家泰德·菲斯曼（Ted Fishman）先生为我带来斯凯瑞教授的其他作品，增进我对斯凯瑞教授的了解。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张立红老师的大力支持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协助，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
家人的奉献，无法一一致谢。感谢外子与我论证原著有关科学、哲学的问题，没有他的激励，我难以想象中译本完成的日期。后，有任何疏漏与不足之处，尚请同业和读者朋友们指正。
卓慧臻
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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