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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银行扶贫经济学笔记
用经济学概念解读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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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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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5°是世界公认的苹果生产带。陕西境内渭河以北的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处于这个纬度，海拔800—1200米，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层深厚，是优质苹果产区。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中国每11个苹果中，就有1个产自咸阳。中国银行在咸阳“北四县”（淳化县、旬邑县、长县县、永寿县）启动苹果扶贫项目正是看中了这一地区所具有的良好自然条件。本书以苹果为切入点，从经济学角度叙述中国银行扶贫队在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县”所实施的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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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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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国银行定点扶贫工作的领导机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定点扶贫的工作要求。研究工作举措，部署工作任务，批准定点扶贫重大项目，进行把关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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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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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多视角分析中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 …001
一、关于陕西咸阳“北四县”农村贫困问题的
归纳分析 …001
二、关于中国特色脱贫攻坚的有关思考 …005
前言：“中国减贫奇迹”的经济学观察 …001
一、中国扶贫破解了国际减贫经济学的难题 …004
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国际减贫
经济学开拓研究新高度 …005
三、中国减贫经济学将形成具有统一性的框架体系 …010
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为减贫经济学拓展空间 …011
章 苹果里的经济学
一、激发经济原动力 …018
（一）把握扶贫之要素 …019
（二）斩断农村之穷根 …023
（三）唤醒“内在资源” …027
二、新模式催生“股份农民” …032
（一）引龙头企业加盟，建成苹果产业园区 …035
（二）千亩土地变资产，贫困户变
“股份农民” …037
（三）刘阿娟：“爸爸的苹果”，甜甜的爱 …040
三、智慧果业开拓乡村发展新路径 …046
（一）一个苹果，多种经营 …046
（二）果业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 …050
四、从“公益中行”到“公益中国” …053
（一）“公益中行”：中国银行和“北四县”的
连心桥 …054
（二）“脱贫助理人”传递人间大爱 …058
（三）改变旧观念，打开新视野 …064
第二章 金融活水浇灌苹果之花
一、中银富登：咸阳“北四县”的金融好帮手 …066
（一）上门“支农支小”，促资金要素回流 …070
（二）打通农村金融“后一公里”，增强
金融益贫性 …076
（三）“北四县”银、政联动，共助乡村产业
振兴 …080
二、“1 N”带来乡村经济的源头活水 …083
（一）政企共建布局谋篇 …084
（二）跨境合作整合资源显优势 …086
（三）聚焦精准快，破解信贷可得性难题 …090
三、金融创新的魅力 …095
（一）新发展理念确保种植零风险 …095
（二）爱心保险为农民解忧纾困 …098
四、亮出扶贫“国际范儿” …103
（一）积极推动国际化引医、引技 …103
（二）国际化项目传播中国扶贫故事 …105
第三章 品牌塑造——苹果的不平凡之路
一、大力助推品牌强农战略 …112
（一）多头并进，走出“农产品品牌”困境 …113
（二）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17
（三）提升产业价值，深化品牌建设 …120
二、科技赋能，推动苹果产业升级 …123
（一）专家上阵，果农“听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 …124
（二）“四加一”模式推动苹果产业升级 …126
（三）增产提质的成功经验 …133
第四章 百花盛开，多业齐兴
一、小花椒变成“金豆豆” …138
（一）花椒种植专家成为贫困群众的主心骨 …138
（二）中国银行驻村书记：扶志、扶技、
扶模式 …141
二、“金猪计划”开拓产业扶贫新路径 …144
（一）引入先进外企加盟，助力贫困县脱贫致富 …144
（二）深度贫困村启动生猪养殖新模式 …146
（三）把产业留在县城 …149
三、百花盛开，久久为功，农民生活有盼头 …150
（一）推动生态经济发展，蜂蜜甜了贫困户的心 …150
（二）形成“农光牧”综合化收益，光伏板下
生机盎然 …152
（三）驻村书记牵线忙，“空壳村”
菇美柿香 …155
（四）电商平台无极限，指尖经济显身手 …159
第五章 融通社会，造福民生
一、“镇域亮化”开创“扶志”新路径 …163
（一）脚踏实地，解决乡村发展难题 …164
（二）强化宣传，推动群众积极参与 …166
（三）“小路灯”照亮“大民生” …168
二、厕所革命开启乡村振兴新序章 …172
（一）干旱寒冷地区，“厕改”需因地制宜 …172
（二）为乡村“厕改”寻找新技术、新方法 …174
（三）“厕改”的启示 …177
三、百年树人，从扶贫到振兴的新征程 …180
（一）百年树人，解决贫困地区师生的燃眉之急 …181
（二）为贫困家庭青少年寻找职业教育的
多种路径 …182
（三）多项并举，送贫困学子到著名高校
“增智” …182
第六章 “北四县”扶贫——碧树金果
一、理念之树——冬去春来，好想法发春芽 …188
二、方法之树——春华秋实，牵手富裕 …191
三、精神之树——天道酬勤，累累硕果 …193
四、未来之树——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196
后 记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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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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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多视角分析中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
温铁军
中行的朋友要我为他们在扶贫工作中归纳出来的经济学思考的书作序。特借此作序之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努力做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思考。
一、关于陕西咸阳“北四县”农村贫困问题的归纳分析
为了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本文先以中行承担帮扶任务的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县”（当地人说北五县，是指咸阳市北部的长武县、彬县、旬邑县、淳化县和永寿县总称。其中属于中国银行帮扶的是永寿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四个县）乡村发展为例，做个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的点评。
其一，以“级差地租”理论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面积脱贫。
陕西咸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设立过我所在单位直接协调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在原单位从事政策调研的15年期间多次去过，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北四县”以前的贫困，主要是处在黄土台塬地带，沟壑纵横、地表破碎、干旱少雨的“条件约束”造成广种薄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构成恶性循环，实际上连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地租”都难以形成。这种客观条件的“刚性约束”靠个体农户无力改变，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改变，由此形成了“级差地租I”。随之是到八十年代初有了更大改变的机遇——农村改革让村集体和农民都有了调整村社经济结构的自主权——从陕甘宁青到山东半岛东端的山地，以及高原和山地四季分明冷凉气候比较适宜的“苹果带”都在全面改良品种、推广日本引进的“红富士”，使得这种品质好的苹果形成“卖方市场”；加之咸阳“北四县”地处气候干燥的“塬上”，易于农户土窑窖藏苹果到次年春季高价出售，这也使“北四县”的农村在改良苹果品种之后有半年以上的延长“卖方市场”销售收入。由此，这个把塬上过去“刚性约束”改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构调整，不仅造成了“级差地租Ⅱ”，而且还因时制宜地直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经济大幅度“现金化”内生的“制度租”相辅相成，一度对“北四县”果区农村的大面积脱贫有很大促进作用。
诚然，这个演变过程与各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现金收入增加的情况类似，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咸阳“北四县”农民增收具有全国意义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各地农村大都发生了此类普遍意义的现金增收。由此，才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因农村改革而大面积脱贫予以积极评价。
其二，以“资本积累”分析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产业困境。
小农经济缺乏资本积累能力只能“轻资产经营”，因而难以具备扩大再生产要求的资本积累条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一般意义地推进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没有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形成全面减贫的成果。同理，中国的分户经营为基础的简单市场化也不可能缓解农户经济的“轻资产经营”缺乏资本积累能力的问题。“北四县”塬上苹果产业的“比较收益”，在粗放市场化条件下很快拉动了关中平原过去种植粮食作物的“水地”（灌溉条件好的平地）也改种苹果，并且在九十年代进入盛果期形成大规模量产；但因其品质差且不耐储存而客观上拉低了“北四县”优质苹果价格，何况山区交通不便，运输成本比平川高，遂造成“北四县”农民收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对低于平川。接着，到新世纪初，中国苹果产量增加到约占全球30—40%，客观上进入“生产过剩”、价格低迷的阶段，也因此压缩了处于优质苹果带的“北四县”农村脱贫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种下的苹果树大都到了更新期，致使已经现金化的个体农户大多面临两难局面：既不能承受新种果树少三年期间无果无收益，又无力逆转老果树产量低造成收入下降的趋势，遂使“北四县”农村贫困局面难以根本改善。
其三，对应“北四县”以上问题的深化改革思路。
对于这种经济结构调整伴生的“现金化”却没有形成“资本积累”能力的分户经营生产方式，可以借力中央2017年确定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政策机会，推进“制度变迁”：由政府把反贫困和扶持果园更新改造的资金整合起来投入到村集体，作为替农户承担“重资产”风险但不参与分红的“公股”，以此吸引分散小农加入“三位一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三位一体的要求是指金融、购销、生产三方面）综合性的合作社，在社内既要开展支持包括更新果树在内的社员资金融通，又辅之以统一购销、统一技术服务等外部规模。亦即：只有发挥农民合作基础上的“村社理性”，才能改变小农分户经营的两难局面。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推进的脱贫攻坚中，组织社会力量推进城乡融合 生态品牌 电商营销等。如此，既可巩固“北四县”优质苹果带的长期发展条件，又将形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持续基础。
二、关于中国特色脱贫攻坚的有关思考
中国在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决胜之后，确需总结经验、形成理论，但不是简单化地去证明照搬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而要在实践中形成不断证伪作为依据的自觉思考。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原始积累”阶段就内生着制度性贫困（掠夺、奴役），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本来就原生于殖民地被剥夺得太彻底，即使“解殖”，也还得继续承受殖民者留下的“单一经济”——被跨国公司控制产业链附加值而大多处在产业链底层的“产业”——无法支付反贫困需要的倍加“制度成本”。
而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制度性致贫的根源被隐蔽在美国带领西方相继、多轮推出的“量化宽松”“超级量化宽松”“无底线量化宽松”等虚拟化扩张之中，盘踞在金字塔的金融资本集团及其把控的跨国公司攫取金融化收益的同时，制造过量流动性进入粮食、能源、原材料市场，造成生活必需品的恶性通胀，直接打击着弱势群体，造成贫富差别恶性分化……
对于此类制度性致贫，其实找不到国际上可以搬用的脱贫经验，也没有依据成熟经验形成的反贫困理论。由此看，我们作为世界上完成脱贫攻坚历史性任务的国家，确实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研究方式，注意在反贫困的经验归纳和研究中纳入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分析。
任何研究中国反贫困经验的人，需要首先知道的是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扶贫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及与之相应的演变，否则，恐怕谈不上对客观经验做理论升华。为此，特对与反贫困有关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情况简要列出：
1．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反贫困对世界减贫的重大贡献举世公认。中央推出“休养生息”政策，同时提出扶贫开发与县域发展有机结合的“创造增长极”战略：把极度稀缺的扶贫资金集中投入到贫困县的中心城镇，配套打造产业、带动就业、创造税源。这意味着在资本稀缺压力下形成一般性的“亲资本”政策被赋予了“亲贫困”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国特色扶贫政策在执行的同一时期，恰恰呼应了乡村工业化高潮——此时县以下工业增加值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乡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普遍较大幅度增加。对此，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正是在国际社会颇为吸睛的所谓“本地化localization（港台翻译成在地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就是农村居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规范的、“非驴非马”的中国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客观结果，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赞叹：不仅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英文没有对应城镇化的词语，只能用中式英语townization）”同步拉动内需、带动城市经济复苏，使中国次出现了“内需拉动”为主的“科学发展”；而且，微观经济中的农业多种经营与宏观战略上的粮食安全竟然也同步实现。
这个时期，中国大规模减贫与所谓“TVE（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虽然都成为海内外经济理论和政策界高度关注的热点，但那时候中国经济学者们大多尚在“仰视西方”，鲜见对中国特色的“逆周期”的宏观战略与“村社理性”微观机制相辅相成的乡村改革与发展经验做出经济学思想的本土创新。
2．整个九十年代宏观经济波动此起彼伏。而此时的宏观政策与八十年代“内需拉动”的差别，在于偏重“顺周期”及加快融入全球化；对外经济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到约占七成，几乎是世界。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国家财政占GDP之比连续下降到不足12%的困难阶段，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领域被推进市场化，而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推行私有化连带发生大面积倒闭歇业，致使已经高达1.2亿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内失业”，只能靠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才能补足必须由农民个体支付的医疗教育等超过农业收入能力的“市场化”现金开支，何况还要支付约占亩均农业收入 的“税费负担”。
诚然，按照九十年代在国内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只要产权清晰（私有化）、市场交换完全自由（自由化），就能够达到所谓“帕累托”。但，不论学术界如何认同自由市场制度、低首下心地跟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到上个世纪末，实际上不可能再现八十年代大规模减贫的现象。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涉世未深之时就信从西方经济学，到八十年代逐渐发现自己对西方理论有“惟书”问题，开始结合农村调研质疑，遂得以在试验研究和国际比较中终形成研究中国特色的思想创新。
3．近5年的脱贫攻坚战略获得全胜，是历经长期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我们以往的研究指出，一是改革前30年全社会资源和全部劳动力剩余主要用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属于整个国民经济“去货币化”、全民低消费的制度体系。二是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解放劳动力、促成乡土中国工业化为主、多业态的“在地化”发展，显著效果是使农民收入增加拉动了内需，也拉动了城市产业。从七十年代末危机、八十年代初萧条转为复苏和八十年代中期的高增长。客观上创造了农村大面积脱贫的中国经验。三是2001年以来国家战略突出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先后推出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费，同时由中央财政加大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福利开支，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之后，又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近年来，农村人口下降到约四成，但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开支已经超过比重。这些重大战略性决策，都使近5年的“精准扶贫”成功，内在地依赖着“举国体制”的巨大力量。
综上，只有历史性地看待当代中国的扶贫经验，才能理解我们必须坚持“四个自信”的底蕴何在。中国银行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在咸阳北四县的扶贫工作，正是中国特色大型国企帮扶西部、开展反贫困实践的有益探索，不仅体现了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世界银行业向社会企业转型也具有引领意义。
是为序。
2021年6月3日起草于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陕西留坝县楼房沟
2021年6月12日截稿于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海南琼中县什寒村
章 苹果里的经济学
北纬35°是世界公认的苹果生产带。陕西境内渭河以北的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处于这个纬度，海拔800—1200米，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层深厚，是优质苹果产区。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中国每11个苹果中，就有1个产自咸阳。中国银行在咸阳“北四县”（淳化县、旬邑县、长武县、永寿县）启动苹果扶贫项目，正是看中了这一地区所具有的独特要素禀赋。
苹果虽小，但它涉及很多问题，如消费市场、果农的收入、政府的责任、企业的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如果离开了这些内容去谈发展苹果经济，根本是狭隘的、一叶障目，甚至是缘木求鱼，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寻找不到正确的发展苹果经济之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判断产品好不好？产品竞争力在哪？产业基础怎么样？这些复杂的问题似乎难以找到突破的路径，但是，这些没有难倒中国银行扶贫队的队员，他们下定决心：从经济学的价值创造和资源稀缺性入手进行分析研究——苹果树在中国不是稀缺树种，但为什么在“北四县”是稀缺的？同样是一棵树，资源如何配置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中国银行扶贫工作队实地考察区域苹果种植情况，终寻找到许多种具有普遍性、生长性，能够激活一个区域的民生经济项目。
一、激发经济原动力
理解了扶贫开发的供给侧结构性特征，发挥金融优势真抓实干就可以解决“扶贫扶什么”“脱贫脱什么”和“攻坚攻什么”这三大问题。
（一）把握扶贫之要素
为简单可行，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源泉分为两个方面：
1．常规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质”的提升，如教育、培训、就业、观念等推动的人力资本提升，税收、利率汇率市场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推动的资本利用效率提升，土地确权等导致的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2．非常规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以外其他要素）的提升，如制度改进、技术创新、品牌效应、供应链完善等。
从经济学角度讲，这些要素的影响力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精准扶贫的“精准”二字，排除的是大水漫灌的周期性，强调的是结构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实践中把“扶”的方向指向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到“北四县”，从哪个产业入手呢？每年九、十月是苹果成熟的季节，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果实累累，走到哪儿老乡们都拿出好苹果招待中行来客。一张张朴实的笑脸，一个个酸甜红润的苹果，给中行扶贫人带来了好的启发。
从扶贫工作帮扶对象看，陕西全省累计有约200万农户、近400万人镶嵌在苹果产业链上，56个国定贫困县中26个是苹果基地县。不仅如此，全省共有涉果农业院校6所，各类果树试验站43个，其中苹果试验站19个，果业科研机构20个。种小麦省心，种苹果费力，但同样一亩地，小麦只能挣三四百块钱，苹果却可以收入几千元甚至更高，因此苹果成为当地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扶贫产业从苹果入手，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陕西苹果产业发展，既面临着外地苹果的竞争压力，也存在一些短板亟待突破。围绕“加快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苹果产业既面临着常规要素“质”的提升，又急需非常规要素的提升。
首先是生产经营方式。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指出：“陕西苹果户户均果园11.3亩、户均拥有2.8个果园，规模小、组织体系碎片化。因此，适度扩大苹果户户均规模是解决产业技术进步缓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其次，陕西苹果分选仍以人工和初级机械分选为主，4.0分选线（4.0版本的果蔬分选装备是以先进的硬件和软技术的应用为标志，主要针对苹果、桃类、梨、柑橘等水果的内部生理特征如糖度、酸度、霉心病、褐变等进行检测分选）使用率也仅为30%，大部分没有实现智能化品质检测。冷链贮运是果品保值增值的关键，但陕西省果品冷藏能力与产业规模不匹配，大型冷链设施不足。果品储藏能力不足，仅占苹果总产量的37%，其中气调储藏（通过调整和控制食品储藏环境的气体成分和比例以及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来延长食品的储藏寿命和货架期的一种技术）占比约为10%。陕西省作为一个苹果产业大省彼时的储藏能力远不能满足需求。
再次，果品营销组织化程度不高，一、二、三产业关联度低，果业文化、果业金融、果业物流等缺乏支撑，综合效益不高。由于果农品牌意识淡薄，优质商品率低，残次率过高，精细化分拣难度大，优质商品的价值和价格锚定出现问题，性价比不高，导致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品牌缺少影响力，“北四县”苹果产区相比其他产区销售时间节点尤为明显，重要的三个时间节点分别为中秋、国庆、春节，大多数果农都会在中秋前采摘苹果，大量的苹果未成熟就提前下树，若当年苹果行情好，会有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如果行情出现波动，就会出现差很多的亏损，完全处于一个靠天靠行情的状态。由于苹果早采，品质不够，生鲜水果又受货架期的影响，不存库容易被贱卖，存库会增加果农成本，更重要一点，存库后如果春节走货慢，又会出现苹果开春后的疯狂抛售，当地果农完全失去苹果定价权。主要销售渠道还是线下销售，因为咸阳产区地理位置、纬度与洛川接近，苹果果形与洛川苹果接近，大量被砸到低价的咸阳优质商品果被客商收购拉走、分拣包装成其他品牌后发往各大市场，实乃产业之不幸，品牌之尴尬。
此外，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在多地调研发现，陕西省苹果产业还存在结构不优、生产基础薄弱、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缓慢、产业整体水平不高、品牌综合实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不充分等短板。“全省注册苹果类商标343个，但缺乏真正叫得响、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名牌，与区域公用品牌中知名的‘洛川苹果’与‘烟台苹果’还有差距。”果业科技支撑虽然有一定实力，但是科技优势发挥不充分、科技成果转化不足、基层技术推广力量薄弱，制约了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市场上盗用“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的现象时有发生，品牌保护压力大，基层技术人员短缺，果业技术服务“后一公里”的问题突出，品牌效益与陕西省果业规模不相称，“大商品、小品牌”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弱的现象亟待破解。农产品已进入品种、品质、品牌竞争的新时代，品种作为物化的核心技术在市场竞争中起关键作用。
是问题也是机遇。这样一些问题，为提升“北四县”全要素生产率的很好的切入点，也是中国银行扶贫队帮扶的重点。
（二）斩断农村之穷根
经过多年的人力、物力投入，农村贫困地区“没吃没穿没水井没公路”的状况已得到极大改观，克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上的有形障碍。但真正的障碍是无形的、结构性的“穷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反面。
“穷根”体现在心态上，为明显的是“两个不”。，“不羡慕”。没有发展的强烈欲望和动能，甚至认为脱贫还不如不脱贫；外面的世界好不到哪里去，自己做的都是对的，混得不好就等着或怨天尤人。第二，“不相信”。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奋斗的力量，只相信行政和权力；不相信坚持可以带来远方的收获，只想拼命守住眼前的利益。
“穷根”体现在行动上，就是缺少“两个字”：创、闯。比如，2017年夏季，在中国银行党委的高度重视下，中银集团旗下的中银金融商务有限公司下了很大的决心，拿出了150个名额，针对“北四县”贫困大学毕业生组织专场招聘，并首次将学历要求调低到大专，整体力度前所未有。150个名额平均分配在三个工作地点，合肥和昆山在工作时间和薪酬水平方面的优势非常突出，但初报名时，约有95%的学生宁愿“挤破头”要报西安，也绝不报合肥与昆山。经过市县人社系统和中国银行扶贫队员们走家串户的宣传，情况有了改进，招聘人数历史，但终西安全部满额，合肥昆山两地则仍空缺不少。
在招聘启动会上曾有相关领导说：“这些孩子从塬上走出去，走到西安，甚至更远一些的合肥、昆山，思想、思维上也会不断开放，他们也会把这些新的想法带回各自的家庭……”迈出这一步很难，看着合肥和昆山的一些名额白白浪费，只能感叹“撼山易，撼观念难”。但是迈出去就不一样了。两年后，当扶贫队带领咸阳人社局和人才服务中心的同志到合肥、昆山回访这些孩子时，深深地感慨：他们变得如此自信和向上。这不由令人想起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所描述的温州农民周老顺一家背井离乡、在中国各地和欧洲艰苦创业，终转型成为现代企业家的故事。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这就是“志”的力量，也是来自劳动力“质”的提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力量。
“穷根”体现在结果上，可温饱、难发展。不管一个地方多么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区位优越，只要穷根还在，“志”“智”“质”“治”不起，仍然有产品无品牌，有资金无产业，有机会抓不住，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缺乏持续动力。如果说增加要素投入是“生枝叶”，那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拔穷根”。
具体到扶贫切入点苹果产业上，就是要斩掉低成本低收入的种植理念“穷根”，斩掉全靠政策补贴的思想“穷根”，斩掉等着地头收购的渠道“穷根”，斩掉跟风种植、缺乏创新、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发展模式“穷根”。
（三）唤醒“内在资源”
“穷根”是无形的，是存在于人理念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也是无形的，是人们理念里的东西及其形成的结构调整。脱贫攻坚终要拼的也是认识、观念、创新、思路这些内在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著名的《塘约道路》一书描写了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通过成立合作社搞规模经营，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书中提到了农村“重建家园”：“岂止是道路、房舍……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理想……世道人心、公序良俗、民主法治……哪一个不需要重建？”塘约村是一个洪灾后一贫如洗的村庄。即便是这样一个深度贫困的村庄，也不是依靠资源投入走出贫困的。书的开始部分，带头人左文学即便在困难时“在浴桶里”苦思冥想的也不是如何跟上面要钱要物，而是想明白了“要踩出一条路来，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始终思考的是道路，拼的是脑子。
《塘约道路》中的曾永涛市长评价塘约村的成功时认为，塘约实践唤醒了两大资源：沉睡的土地资源和人的内在资源。他用的是“唤醒”，用经济学词汇讲，是改变了要素配置和要素使用效率。
怎样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安顺市总结为：测量、勘定是村的行为，称“确权”；颁证是政府行为，称“赋权”；交易属市场行为，称“易权”。通过这“三权”促“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巩固了农村资源集体所有权，维护了农民土地承包权，放活了土地承包权。这些做法都不是增加要素投入，都是改变要素配置的典型做法。这样的道路，拼的不是资金，是脑子。
怎样唤醒人的内在资源？作者王宏甲在书中深情地写道：“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书中提到孔子说“举善而教不能”，也就是说，人是由于能力的欠缺、不知该干什么才会“懒”。你推崇正直，教给他才能，他就勤劳了。塘约村就是搞了这样一个“举善而教不能”的综合培训中心，学技能、学政策。当然，唤醒人的内在资源绝不仅仅是建个培训中心这么简单，唤醒和培养一个好的带头人、解决好四种“个别”人（村委、党员、村民组组长、好村民代表）问题、市县村一级管一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创造一个改革的环境，萌生向上的希望，产生学习的冲动等都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正如书中所说：“什么是经济增长点？我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起来了，就是经济增长点。”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人民的内生动力，拼的仍然不是资金，是脑子。
回到苹果产业上来，这将涉及一个与贫困群众息息相关的产业链的发展，更要动脑子。
从一产的角度考虑，要帮助村集体，或引入带头人、龙头企业流转土地，发展规模化标准种植并开发创新品种；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用切实可行的机制去鼓励群众种植高品质的苹果，发挥苹果示范园的“样板”示范带动作用，通过伐老建新、高接换头、间伐和示范园创建等多种模式，加快推进老旧果园更新改造；要改变苹果品种单一、结构雷同的状况，改变“富士苹果一统天下”形成的“同质化”竞争，打破“提质增效”的瓶颈，鼓励种植新品种和早熟、晚熟品种，错峰上市，差异化竞争。在苹果主产区，要主推分生态类型区建立稳定的新品种试验示范园（基地），开展新优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示范。
从二产的角度考虑，要帮助引进和支持初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延长苹果的时间链和产业链，通过加工，提高农产品的增加值。
从三产的角度考虑，要帮助当地发展智慧分拣和冷链仓储，激励“北四县”大力发展可以“弯道超车”的电子商务，用高效的物流和电商，提升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半径；在消费者心目中，品牌化的农产品代表了信赖、放心和高品质。因此，苹果要在品牌化方面“下功夫”，要加快区域协作，整合地域品牌，统一商品标识，统一实施运作，建设官方旗舰店，打造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帮助当地讲好品牌故事，做强果业文化、果业金融、果业物流；企业品牌是优质水果质量、信誉的重要保障，咸阳水果要真正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站住脚，打造一批企业品牌十分重要，要支持企业申请创建自有品牌，提供特色化产品、个性化渠道；要构建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一体化的品牌格局；依托“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苹果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用市场化的力量再反过来引导和倒逼高品质的种植，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从一、二、三产融合的系统性角度考虑，要提升苹果全产业链关联度，构建一产提质、二产增值、三产增效融合发展的完整体系，就要促进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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