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讲座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等。2009年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2013年再获选为欧洲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当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2016至2019年的主席，是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世界文学学刊》（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主编之一，也担任美国人文学术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顾问编辑。以中英文发表20多部专著和200多篇学术论文，有日、韩、法、西、葡萄牙及希伯莱文等多种外文译本。代表作包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
讲起世界文学，目前在世界上广泛流通的、通常被收在世界文学选本里的、在研究世界文学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里常常被讨论的，大多还是西方主要文学传统里的经典著作。非西方文学乃至欧洲“小”语种文学中的经典著作，哪怕其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并不亚于西方主要的经典，却仍然停留在本民族文学范围内，很少超出本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国际图书市场和读者群中享有盛誉。丹姆洛什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分两步进入世界文学：“，作为文学作品被阅读；第二，超出其语言和文化的原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流通。”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尚未走出本身的语言文化范围而“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流通”的作品，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我在前面章里已经讨论过，在美国当前的学术环境里，很难在世界文学的定义里涉及文学审美价值和价值判断的方面，不过丹姆洛什在他书中有些地方，也间接触及这一点。他讨论世界文学概念的变化时，说世界文学可以是“一套树立起来的经典，一套不断发展的杰作，或是多个开向世界的窗口”。世界文学并不等于世界上所有文学作品简单的集合，因为仅仅是作品数量之大，就会使这样理解的世界文学失去意义。《庄子·养生主》有句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本意是说人的寿命短促，应注意养生，而不能不顾一切追求那无涯之知，但我们可以只取其人生短促之义，认识到应该尽量利用有限的生命来做有意义之事。英国17世纪诗人安德鲁·马维尔有一首著名的情诗说“如果我们有够多的世界和时间”（Had we but World enough， and Time），但他明白人生有限，不可能有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于是写下了这样的名句：“但在背后我总是听见/时光那有翼之车已快飞到身边。”（But at my back I always hear/Times winged Chariot hurrying near.）正因为认识到人的年寿有限，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价值，有意义。读书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生命，花费在读没有价值的书或价值不高的书上面，所以我们应该读经典，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当中秀的经典作品之总和。
世界文学之兴起，可以说为全世界各种不同语言的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把自己传统当中秀的经典著作介绍到自己传统之外，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理想的状态下，世界文学应该包含世界各部分各地区文学传统里的经典之作，但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正如特奥·德恩所说：“事实上，迄今为止大多数世界文学史毫无例外都是西方的产物，其中对非欧洲文学，尤其是现代的部分，都一律忽略过去。”他接下去又说，不仅对非欧洲文学如此，甚至在欧洲文学各个传统之内，“处理得也并不平等。具体说来，法国、英国和德国文学，在更小程度上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还有古希腊和拉丁文学，得到部分的注意和篇幅”。我们熟悉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确如德恩所说，以法、英、德居多，也有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作品，再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但欧洲其他“小”语种文学，如荷兰文学、瑞士文学、葡萄牙文学、瑞典文学、芬兰文学、冰岛文学等，我们就知之甚少，甚或完全不知道。并不是这些文学当中没有杰出的经典，只是这些经典还没有广泛为人熟知。丹姆洛什做出的定义当中有影响的，的确还是“流通”的概念。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在本身语言文化传统里有多少读者，多么有名，如果没有超出本身语言文化的原点，到更广大的世界范围里去流通，那就始终是一部民族文学的作品，而不是世界文学的作品。由此看来，除了欧洲和北美一小部分文学经典作品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文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文学。就以中国而论，中国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自《诗经》《楚辞》以来，汉赋、《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的诗词和古文、元明清的戏曲和小说，还有现代白话文学中的许多精品，在中国拥有数量很大的读者，有些作家和诗人不仅在中国享有盛誉，甚至在整个东亚都非常知名。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在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上，都可以和西方文学中的经典相比，但在中国以外，世界上大多数读者却并不知道中国文学的经典。中国的大作家和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汤显祖、曹雪芹这些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对于中国以外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读者说来，这些都还是十分生疏的名字。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反躬自问，我们是否知道阿拉伯文学有哪些经典呢？我们对非洲文学又知道些什么呢？谁是葡萄牙、荷兰、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的大诗人？就连我们亚洲的比邻，我们对印度、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文学，又知道多少呢？由此可见，虽然世界文学目前方兴未艾，但在国际范围内流通广、为人所知的文学经典，主要还是欧洲或西方文学的经典，而此外绝大多数非西方甚或欧洲“小”语种文学传统的经典，还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因此，就目前情况而论，我认为完全可以说大部分的世界文学还是尚不为人所知、尚待发现的世界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研究同时可以是世界文学的发现，也就是通过优质的翻译和有深度、有说服力的阐释，把世界上各个文学当中重要的经典介绍给不同文化传统的读者，使各民族文学当中的经典变成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的经典。
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世界文学经典还是西方主要文学传统里的经典，这当然和近代以来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强势有关，也就和我经常说的东西方在文学和文化方面力量的不平衡有关。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大学生无论学习哪一种专业，大概都会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名字，也会听说过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西方著名作家的名字。但一个欧美的大学生，除非专门学习中国文学，否则大概都不知道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是谁。这种不平衡需要矫正，中国的经典作家和诗人及其著作，应该超出中国文学的范围，更广泛地为其他语言文化传统的读者所认识和欣赏，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之可以走出中国语言文学的范围，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无论哪一种文学传统，都有一些经典著作，而这些经典不是由外在于文学传统的力量来随便决定的。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经典”概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他首先认为经典一直是教育的基础，所以有一种规范性的意义。这就是说，经典不是重要于一时，而是在一个文化传统中随时都有意义的。所以，所谓经典就“不是我们归于某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品质，而是值得注意的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 在历史保存的过程当中，通过不断证明自己，使某种真的东西显现出来”。伽达默尔用在词源上互相关联的三个德语词，表明经典的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不断得到证明，从而展现出其表现真理的品质。经典代表了历史存在的基本特点，即“在时间的毁坏当中保存下来”。传统并不是过去，因为“只有过去当中还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才可以提供历史知识的可能性”。所以伽达默尔说，经典“并不是一种关于过去的陈述——那种仍须解释的文献证据——而是对现在说话，而且好像专门是对现在说话。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的距离，因为在其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它就已经克服了那个距离。因此，经典肯定是‘无时间性的’，但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由此可见，伽达默尔论述的经典是超越一般社会风尚和趣味之变化而恒常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后这句话，即经典既是“无时间性的”，但这“无时间性”本身又正是历史存在的模式。
我们思考文学的经典，就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在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中，公认的大诗人和大作家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等等，他们的作品都不是过去存留下来的“文献”，而是一直活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中、为无数读者所接受而且喜爱的经典。这些经典不是一夜成名，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决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和评论家的阅读、鉴赏和评论，在很不相同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大多数人达成的一种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经典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是时间造就了经典。在中国文学中，正如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说，“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诗人一直是杜甫”。接着他举出自元稹、王禹偁到吴乔、潘德舆等唐宋至明清不同时代人对杜甫的评价，说明即使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推举李白和杜甫，但“‘李、杜’齐称也好比儒家并推‘孔、孟’，一个‘至圣’，一个‘亚圣’，还是杜甫居上的”。传统上推崇杜甫首先是他的诗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民生的大变化，写出民间疾苦，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但使杜甫成为诗人的，更是他在诗歌艺术上不断的追求，他在声律、节奏和用字各方面精深的研究，和他在古风尤其在律诗和绝句各种体裁中高人一筹的成就。不过也正因为杜诗的精致深刻，比较起其他一些语言更直白的诗人，杜甫的作品也更难在译文中传达其精髓和意味。从汉学家对中国诗的介绍就可以看出，在国外首先得到更多注意的中国诗人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在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不会提到的一个唐代和尚寒山，写诗禅味混合着打油味，突然在美国和西方变得小有名气，而杜甫虽然也有人翻译介绍，但他在国外的名声和他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却远远不相称。这就是我们应该去改变的现状： 我们不仅需要把中国文学经典通过高质量的翻译介绍给世界上其他文化传统的读者，而且更要用他们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和语言，论述、说明为什么这些经典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当李白、杜甫和历代重要的作家和诗人，以及其他非西方文学和欧洲文学中的“小”传统中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成为全世界读者都相当熟悉的经典时，世界文学才会名副其实，能够真正代表全世界文学的菁华。这不是少数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却需要许多文学研究者共同的努力，而且是长时期不懈的努力。然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努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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