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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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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财经/商战题材。股民在茫茫股海中寻找能长期获利的股票，就是在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而投资上市公司，就是在投资其领导者的管理潜力。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并不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所能看到的无非是公开的季报、年报、公告和相关新闻等。本书以小说的形式阐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真实运转情况，给广大投资者展示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幕后运作手法及其背后的真实原因，给投资者一个仿佛就置身于上市公司并工作其中的知情者体验，为投资者拨云见雾地剖析上市公司的运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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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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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1958年生。1977年考入长沙冶金专科学校。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化学系，同年获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8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同年入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结业，同年底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深圳。历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助、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和华南投资董事长。2001年开始写小说。2007年获“中国书业Zui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获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深圳双“十佳”。被誉为“中国Zui具爆发力的金融文学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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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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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虽然我的深圳作协副主席要等换届才能免去，但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为准确核算我的退休工资，社保部门把我的档案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发现我的初级、中级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但副高、正高职称却是文创二级、一级，它们准确无误地记载了我从一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向作家转变的过程。
我认为工程师和作家的本质一样，都是“创作”，只不过区别于侧重“工创”还是“文创”而已。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工程师则利用这些规律创造发明出有利于人类健康与进步的新产品新技术，这和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的分工一致。对于我1988年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我认为是当时没有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结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认为作家就该是“文学家”一样。可我真的不是“文学家”，只是特别善写而已。1990年我原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举办科技成果展，我一个人展出的论文和著作超过全院2000多名工程师的总和，这并不表明我的专业水平力盖群雄，而仅仅是因为我特别善写，这也可以解释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后，为什么能突然成为“高产作家”。
善写主要是遗传。我很小就记得父亲一天到晚在写，更记得当年父亲为如何藏匿小说书稿而流露出的焦虑与恐惧。尽管由于时代局限，父亲写了一辈子的书却没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写的基因却遗传给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为“坐家”以来，我平均每年在省级以上纯文学期刊发表四个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长篇，至今为止，已正式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并非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业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经积压数本书稿了，还写吗？
正当我打算放弃长篇小说创作而只为杂志社写中短篇甚至只写散文随笔的时候，得知中国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选我的七部小说再版，只是版税可能不如首版那么高，问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正好砸到我头上。我打电话给周思明老师，他和我一样，特别善写，我们并称深圳的“二高”，我是高产小说家，他是高产评论家，“一天不写就难受”，所以我们虽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视为同道人，并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头拉车，而评论家有时会抬头看路，所以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证。
“真的。”周思明非常笃定地说，“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我问，“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学研究机构的电话，他们约我写一篇有关‘创业文学’的综合评论，还特别提到了你，说你的小说无论以前叫老板文学、商情文学还是财经小说，现在都归类为‘创业文学’，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之际，创新和创业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这时候他们不再版你的小说再版谁的？”
我信了，赶紧签订再版合同。
这次再版的七部小说《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生死华尔街》和《苍商》、《赢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资》（《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还获得中国书业2007年度“*商业图书·新人奖”。其实我2001年底发表小说处女作，2002年辞职专门当“坐家”，2003年开始出版长篇小说，因此到2007年也已经不能再算“新人”了，他们之所以颁此殊荣，大概是该书多次加印，累计发行量比较大的缘故吧。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般只做专业书，如电子计算机之类，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长篇小说，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小说归类为“财经小说”，如此，我的长篇小说又可被列为“财经类图书”，从而符合他们的出版范畴了。
从年龄上说，我的创作比较晚，来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师活跃。1991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似乎看到了成为“大老板”的希望，于是辞职下海，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市场经济*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后拼搏十一年，其间还去过海南和武汉，一度也似乎已经成为“大老板”，先经营七家娱乐城，后出任金田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广州有二十三家连锁超市、一个灰狗巴士公司和两个地产项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财务制度落实后，金田集团退市，我的“事业”因之归零。此后也应聘民营投资公司总经理或证券机构操盘等，但终究不适应再“打工”的生活。为了延续自己的“老板”梦，我开始写小说，心里想，当不了大老板，还不能写大老板吗？于是，一口气创作出版了十几本书，内容都围绕着“老板”，所以我的小说起初被称为“老板文学”。后来《金潮》杂志发表文章，分析我的创作现象，称我是“中国*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于是我的小说又成了“金融小说”。再后来，山东师范大学选择研究我的创作作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专题，论文称我的小说为“商情文学”。*近，著名高产评论家周思明则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将我的小说归类为“创业小说”。但我自己更认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财经小说”定位。
这七本书中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些是我身边同事或朋友的经历。比如《高位出局》当中的王艳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后我当“坐家”前为其打工的女老板。那段时期我是动荡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给王艳梅这样的民营企业老板当总经理之外，也有过证券公司和机构操盘经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原来公司可以这样运作！原来他们是这样当老板的！原来股市的内幕是这个样子！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激发了我用小说的形式披露这些内幕的冲动，于是直接把这种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写在《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等小说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长的那个故事曾经以《股市内部消息》的题目，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04年第6期上。
虚构成分*多的是《生死华尔街》，因为彼时我还没有去过美国，更没到过华尔街，写华尔街只能靠虚构。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是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师评价说：“在阅读《生死华尔街》之前，我始终没搞懂‘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华尔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还能给别人讲解美国的‘次贷危机’了。”
《苍商》写的是几个湖南人闯深圳的故事。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虽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从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学有一半是湖南人或毕业后留在了湖南，他们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炼厂，所以，小说中刘劲龙来深圳之前于冶炼厂干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炼厂大门南下闯深圳的场景，在我当时写的时候，脑海中呈现的就是我们班同学“刘劲龙”的形象，所以才让读者感觉这个人物很具体、很真实、很生动。
《赢家》写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这个“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数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学教授，经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并且湘西人客气，每次去，作为湘西少数民族人的田茂军院长都带我领略当地风俗，所以在后来创作《赢家》时，不知不觉就把“麻近水”设计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仅因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为他为之打工的老板与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却因为是大城市的城市户口而被录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却名落孙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挠，最终凭着自身的努力终于在深圳站稳脚，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七部小说中，主人翁与我本人真实经历*接近的是《职业经理人手记》，该书也被称为“中国*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请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课。回想自己一辈子没能成为清华的学生，却当了一回清华的老师，也算是文学给我的莫大奖赏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细心的读者又给我留言：“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你啊！”其实都不是，小说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职业经理人手记》和《图书馆长的儿子》中的主人翁确实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经历的真实写照，否则，怎么会有两个“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
这一天余曼丽找吴晓春。余曼丽有吴晓春的名片，找吴晓春非常方便。吴晓春没想到余曼丽会主动约他，有点意外，也有点想入非非。其实余曼丽只是心里烦，觉得吴晓春素质蛮高，又是局外人，想和他聊聊。
吴晓春听了余曼丽的讲述之后，认为余曼丽没有什么错。打八折送拼盘是总经理权限之内的事，别人找不出什么硬茬，不用怕。
“再说，”吴晓春接着说，“大不了就是不干了，我正打算开个歌舞厅，你到我这边来做，我这边是上市公司，保证没有你们国营单位那么些弯弯绕绕，下次你女儿过生日，客人送十万我都不管，送得越多，说明你工作越好，客人服你，我再给你加一万。”
听得余曼丽当场多云转晴，顿时亮堂了，不但脸上亮堂，连心里也亮堂了。
其实，吴晓春说这番话既不是纯粹安慰余曼丽，也不光是让她心里亮堂，更不是信口开河，他确实想到过要开歌舞厅。
吴晓春算了一笔账，他手里那个商住楼项目是怎么做怎么赚钱。房子卖了不用说，肯定赚钱；房子卖不掉，抵押给银行可以套现；房子万一卖不掉也抵押不成，做成账，报表上还是赢利！这就是上市公司的妙处。要不然为什么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打破头争着上市？在中国，上市公司只对报表负责。报表实在没法再包装了，就来一个资产重组。君不见中国的许多上市公司都遵循“一年绩优，二年业平，三年ＳＴ，四年重组”的发展规律吗？
吴晓春虽然是学理的，但80年代研究生的功底使他学习“时髦经济学”不费劲。“下海”之前，按照理论先行的规则，他就认真阅读过大量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加盟新天地集团之后，更是注意学习现代资本运作理论和实践，前些年为了替别人写硕士论文，自觉和被迫看过的甚至是抄过的经济理论著作不少。吴晓春甚至发现，凡是这种靠他写论文才能获得硕士学位的专业基本上都是经济管理类的，几乎没有碰到过理工科的，也幸亏没有，如果有，吴晓春还不一定能写得了，比如医学方面的硕士论文，吴晓春能写得了吗？敢写吗？因此，吴晓春就有点看不起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硕士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如他，他随便帮人家抄点东西就能获得优秀论文，可见经济学硕士不过如此。吴晓春甚至公开说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学硕士所学的东西全部过时了，没有用，新一代经济学硕士所看过的著作他基本上全部看过了，甚至还抄过了，所以他在经济学上的认识不比任何一个经济学硕士差。
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自然容易头脑发热。其实没有这个想法也会发热，人只要一当上老板，基本上就要头脑发热。君不见前几年一些公司获得配股资格而圈一大笔巨款后，简直不知怎样花才好，于是一哄而起搞起了多元化；几年后，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无可奈何地说：要是当初把钱买国库券多好！但当初确实也没有人这么做，要说配股是为了买国库券，证监会也不会批，批了也没法向股东交代，谁当初要真在股东大会上讲这项提案，还不把台下人笑死？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吴晓春现在也是老板了，虽然只是上市公司二级公司的老板，却也有资格头脑发热。不过，吴晓春想搞歌舞厅也不完全是头脑发热。当时吴晓春的华中公司的账上确实有现金不知做什么，那时候香港的百富勤还没倒闭，人们还没有听说梁伯韬那句“现金是王”的千古绝唱。况且报纸杂志上天天宣扬一个观点：钱放在银行吃利息是蠢的人。吴晓春不是蠢的人。吴晓春会算账。吴晓春又算了一笔账：照现在这样拍马屁或被拍马屁，加上集团公司那边迎来送往，每年吃喝玩乐的费用差不多一百万，如果自己搞个娱乐城，就算不赚钱，起码这一百万省了；再想一想请行长局长所长或集团公司来人在自己的娱乐城潇洒，那种形象和感觉，是钱能买来的吗？
吴晓春到底在集团公司泡了一段时间，加上公司老板黄主席是潮州人，于是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当中就有许多潮州人，如集团进出口公司的老总赖散之，外号三癞子，就是老板黄鑫龙的那个远房舅舅，潮州人，还有集团物业管理公司老总肖仲明，普宁人，也属于潮州人，所以，耳闻目睹，使吴晓春深谙潮汕商人“不熟不做”的信条。因此，吴晓春虽然想到了要做娱乐城，但他并未急于动作，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到底等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今天与余曼丽的一番交谈使他豁然开朗。等什么？等人才呀！
回到公司之后，吴晓春立即就起草了一份报告。吴晓春是做投资部经理出身的，写这样的报告轻车熟路，从经济分析和对集团公司进军华中的战略意义两个方面论述了在武汉投资建设一个综合娱乐城的可行性，在可行性分析中，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才篇”，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着重介绍了余曼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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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公司给集团公司的报告原本就是走形式。既然集团公司实质上并未向华中公司投钱，那么对于华中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就不会干预。因此，集团公司很快批复了华中公司的报告。
收到批复，吴晓春立刻动手，制订了具体方案。，报集团公司批准，任命余曼丽为华中公司副总经理，具体负责娱乐城项目；第二，着眼于大发展，不搞则已，要搞就搞大型综合娱乐城；第三，根据武汉三镇的具体情况，结合华中公司现有项目在武汉的位置，选定娱乐城位置在汉口。
余曼丽领着吴晓春沿着武汉特色的沿江大道一家一家地认真考察。东方红、大都会、帝苑、拉斯维加等较大的娱乐城自然是多次考察的重点对象。他们又考察解放大道上的未来世界，新华路上的正银和五星城。总之，他们不厌其烦地差不多把汉口的所有娱乐场所都认真看了几遍，后还是没有确定。
“我看大都会不错。”余曼丽说。
吴晓春看看余曼丽，然后说：“说说看。”
“这还用说嘛，”余曼丽说，“位置好，挨着武汉关，是武汉三镇人口密集的地方，外地来人也无一例外地要去看看。做娱乐城关键是要人气，凡是人气旺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而且大都会场面大，适合做综合娱乐城。”
余曼丽在这样说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吴晓春的表情。余曼丽发觉人的一切内心活动都会从面部表情表现出来，关键是要会看。余曼丽认为她自己就比较会看。会看也就是会察言观色，如果不会察言观色，她一个群艺馆的一般干部，是不会轻易当上娱乐城总经理的。为人处世，“为人”在前，如果不会“为人”，再会“处世”也难得到重用。会“为人”的前提是会看人，如果连看人都不会，怎么会“为人”呢？而看人的步就是察言观色。当然，这些只是余曼丽的理解，但对她来说确实屡试不爽。
通过观察余曼丽发现，吴晓春是在认真听她讲的，并且是在一边听一边思考。
“说完了？”吴晓春问。
“说完了。”余曼丽说，“不对吗？”
“对，”吴晓春说，“你讲得很对。但是你想过没有，正因为大都会挨着武汉关，所以每年的夏季在娱乐城生意好的时候，那里都要封关防汛，而一封关防汛，娱乐城就必须关门。一关门就是个把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客人可能跑到其他地方去消费了，而消费是有惯性的，在一个地方消费惯了，人也熟悉了，一般是不会轻易换地方的。到那时候，我们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把客人再请回来？即使请回来了，明年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总不敢对抗防汛这样的大事吧？另外，大都会是个老场子，如果我们接过来，肯定要重新装修，否则没有新意是不会吸引顾客的，但是一旦投入装修，就必须签订长期合同。据我了解，大都会的产权关系复杂，地皮属于航运公司的，而物业是一个私人老板出钱建的，这个私人老板近又出了一点问题，自身难保，我们敢跟他签订长期合同吗？”
吴晓春说完，余曼丽傻了。她没想到吴晓春对情况这么了解，考虑问题这么仔细。关于个情况，她是知道的，但是她显然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深。关于第二个情况，她根本就不知道，因此她就比较惭愧，毕竟，与吴晓春比较起来，她算是武汉本地人；毕竟，吴晓春打算上这个项目起因还与她有关；毕竟，跟吴晓春比起来自己算是内行，现在自己掌握的情况竟然不如吴晓春全面，不惭愧吗？
余曼丽是个要强的女人，正因为要强，所以她这时候才感到惭愧，并且将这种惭愧反映到了脸上。当惭愧反映到脸上的时候，就表现为难堪。好在吴晓春没有让她的难堪保持太长的时间。
“要不然这样，”吴晓春说，“我们的思路再开阔一点，看看除了现有的娱乐城外，有没有其他地方适合改造成娱乐城的。”
“改造成娱乐城？”余曼丽问。余曼丽这样一问，脸上的难看果然就消除不少。她不知道吴晓春这个时候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是有意消除她的难堪，如果是，那么吴晓春这个人也太心细了，做人也太滴水不漏了。
“是啊，”吴晓春说，“反正准备投钱装修，不如找一个新场子，说不定找一个新场子更能吸引顾客。人不都是图新鲜嘛，你说呢？”
说完，吴晓春又觉得这话有问题，特别是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样说的时候，更加有问题，但是既已出口，想往回收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寄希望于余曼丽不在意。
余曼丽果然没有在意，余曼丽现在接受正面的东西还来不及呢，哪有多余的心事往歪门邪道上想。余曼丽这时候并没有说话，而是点头，或者是因为点头而来不及说话，也有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点头就够了，不用说话。其实点头也是一种说话，是一种不发出声响的说话，属于形体语言。余曼丽这时候就用自己的形体语言表达了她的意思：是。
余曼丽虽然使用了形体语言，但是吴晓春必须用有声的语言，或许吴晓春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够使用自己的形体语言来与余曼丽交流，但是眼下还不是时候，眼下他只能用有声的语言表达他的意思。
吴晓春说：“你对武汉的情况比我熟悉，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你先去找，等找好了之后，我们俩再一起研究。”
余曼丽并不是真的满武汉市地去找，如果那样，也显得她太没有水平了。事实上，余曼丽所谓的“找”主要是在家里面打电话。打电话给她以前的同事，打电话给她的同学，打电话给她以前认识的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余曼丽在电话里面告诉对方她已经从群艺馆内退了，现在受聘于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她是这家上市公司在武汉的华中公司副总经理，他们公司想在武汉的汉口区开一家综合娱乐城，问对方有没有合适的建筑可以合作。但是，她只打了两天电话，就不能再打了，因为她家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连接电话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往外面打。
余曼丽没有想到武汉市有这么多的企业想对外合作，特别是当对方知道合作方是来自于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积极性又得到进一步的高涨。余曼丽没有想到她一时间竟然成了香饽饽，好像她自己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了。别人不说，就是她姐姐余曼华，都一口气向她推荐了三个意向合作单位。更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局长都亲自打来电话。局长认定她就是深圳的大老板了，或者她已经嫁给了深圳的大老板了，按照武汉的规矩，如果嫁给了大老板，并且是刚刚嫁，那么她至少就是百分之六十的大老板，投资一个娱乐城这样的小主还是可以做的。于是，局长说：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人才，如果你不这么急着内退我就准备提拔你当馆长了。接到这样的电话，余曼丽除了哭笑不得之外，就只能说谢谢，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局长进一步说：我看你也不用跟其他单位合作了，干脆让你老公把我们那个娱乐城买过去算了。
听着这样的电话，余曼丽并没有头脑发热，她知道自己并不是老板，不但她自己不是老板，并且她的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甚至她老板的老板都不是真正的老板，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真正的老板是股民，股民才是真正的老板，所以余曼丽清醒着呢。
余曼丽并没有考虑人情的因素，特别是没有考虑她姐姐余曼华那边的人情因素，甚至也没有考虑局长的建议，而是真正从未来娱乐城经营和目前合作的方式的可能性角度认真地选择合适的场所。经仔细比较，余曼丽初步选定位于汉口区青年路的玩具厂综合大楼。选择好了之后，她就向吴晓春汇报。
“去看看。”吴晓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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