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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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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大量拿破仑的书信，和众多当代学者的思想，完整、客观地呈现一代伟人的前半生。市场上充斥了大量关于拿破仑的破损而不实的声音，是时候聆听他的真实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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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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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无须再为拿破仑的人生编织神话，真相本身就足以让人应接不暇。拿破仑大奖获得者迈克尔·布罗厄斯的《成为拿破仑》聚焦拿破仑的成名历史，讲述拿破仑从出生至“三皇会战”前夕的事迹，是拿破仑传记写作的开创性作品。得益于巴黎拿破仑基金会新编辑出版的《拿破仑书信全集》，本书作者得以了解到拿破仑真实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一本充分立足于拿破仑真实想法的传记作品。本书以细腻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拿破仑建立拿破仑帝国、登顶欧洲霸主的全过程。迈克尔·布罗厄斯一边叙述着拿破仑逐步展开的人生历程，将他成为拿破仑帝国皇帝的过程一步步展现出来，一边勾画着拿破仑内心的想法，展现了一个充满激情又严于律己、机敏智慧又不知疲倦的拿破仑形象。拿破仑危险的科西嘉血统，他对自我身份的反叛，他军旅生涯初期的几次残酷战役，以及他坚决、冷酷又精于算计的性格，在书中一一呈现。经过历史性的奥斯特利茨、耶拿与弗里德兰战役，法国成为了整个欧洲大陆的霸主，拿破仑也成为与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齐名的“拿破仑帝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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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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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布罗厄斯是牛津大学的西欧历史教授，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现代史研究员，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员，也是一位作家。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关于大革命和拿破仑控制下的欧洲，如《意大利的拿破仑帝国，1796年至1814年》（本书在2006年获拿破仑大奖），以及《拿破仑的其他战争：土匪、叛乱分子以及他们在革命时代的追求》。现居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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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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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001 引言 命运的力量015 第一章 边缘处的生活科西嘉摇篮，1769—1779 年阿雅克肖：殖民世界启蒙运动及革命时期的科西嘉043 第二章 法国：危险之地从陌路人到救星，1779—1797 年法国大革命：一切的终结，1789—1793 年难民们土伦包围战另一个法国：克拉里家破灭的田园生活梦：生存政治学，1794—1795 年1795—1796 年：人生地图上的最低谷109 第三章 征服意大利新星的诞生，1796—1797 年发生于意大利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大后方”：意大利人的叛乱蒙贝洛宫：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交汇处143 第四章 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掌权者的学徒期和一个未引起注意的警告161 第五章 更广泛的教训妄自尊大，1797—1800 年埃及的统治者叙利亚之战 199 第六章 不祥之雾夺权：1799 年秋，雾月政变从被驱逐者到最高统治者：掌权之路225第七章 当政的危险刺客的阴影下，1800 年—1802 年再次策马扬鞭：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对欧洲实施绥靖政策“狩猎期”《亚眠和约》：转折点263 第八章 掌权走向政治的终结，1802 年—1804 年走出丛林：从恐惧到信心包容的局限，1802 年—1804 年：镇压右翼势力政治现实：接受中间派终身执政，《共和十年宪法》：权力稳固291 第九章 伟大的改革新政权的力量之源，1800—1804 年新国家的出现另一场战争：内部平定叛乱和镇压策略社会根基的稳固：重组公共财政针对未来的政策：公共教育的重塑关于过去的政治：政教协定及调解右翼的失败《民法典》339 第十章 阳光灿烂信心与挫折 1802 年—1804 年西欧：新帝国轮廓的逐渐浮现英国人： 与聋子的对话新世界的坟墓：一个帝国的终结英法深渊373 第十一章 走向帝国心照不宣的野心，1802 年—1804 年黄金时代绝对权力 403 第十二章 与英国的战争拿破仑大军的诞生及法国海军的覆灭征服英格兰421 第十三章 杰作的诞生布洛涅军营，1803—1805 年449 第十四章 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大战的临近 1803—1805 年485 尾 声 冒险之举：1805 年秋489 致 谢493 注 释537 主要专有名词对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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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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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命运的力量自由、平等、雄心不，我的伯爵大人，你不会得到她……你绝不会得到她。因为你是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贵族老爷，你觉得自己就是个了不起的天才！……门第、财富、军衔、官位，你以为你有了这些就可以如此不可一世吗？你究竟做出过什么贡献，可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你除了从娘胎里出来时使过劲儿，你还做过什么更了不起的事？即使如此，你也不过是一介凡胎而已。而至于我，该死的！我只能鬼混在普通人中，为了生存而苟延残喘……而现在，你居然还要和我决斗! 尚且值得欣慰的是……我能以他的名义履行自己的职责……冒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因此我理所应当从他那里得到回报，而不是像我后所得到的那样……他这个人完全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所有函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只会不断地催促我，要我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他在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扔下大部分其他函件，不加签署……所有函件必须有人签署，所以只好由我来签了……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苛待，我都一一忍下来了……但是，当我发现自己战战兢兢地为他工作，他却故意要剥夺我所应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再忍耐下去了。上述第一段引文出自亚历山大·德·博马舍1781年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该剧实为加隆·德·博马舍所作，原文疑有误——译者注）中费加罗的独白。费加罗为人十分聪明而又狡猾，但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为一个粗暴而糊涂的西班牙贵族服务，担任其家务总管。第二个选段与卢梭有关，讲的是卢梭受到一个愚蠢而飞扬跋扈的贵族虐待的事，卢梭曾于1743年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秘书一职。它出自卢梭的自传《忏悔录》。《忏悔录》于1765年写成，但直到1781年才得以出版。《费加罗的婚礼》与《忏悔录》同为18世纪80年代引起轰动的作品，也是欧洲旧制度孕育出的后一批文学杰作。到了1789年，这个旧制度就被法国大革命捣得粉碎。这两部作品很快就在法国遭禁，但其影响已然造成。18世纪产生了大量的有关政治及社会问题的严肃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试图通过构想新的秩序，鞭挞社会现状来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就拨动普通读者的心弦而言，没有哪部作品比得上前述的那两部。当局者很快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这两部作品深深触动了很多愤懑的年轻人。一开始，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很喜欢博马舍的那部喜剧，因为它嘲弄了贵族阶层，而彼时的路易十六正因贵族们顽固地保持独立、不愿归顺而深感沮丧。但他的顾问们很快向他指出，说到对权w的蔑视，费加罗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在维也纳，莫扎特根据博马舍原作改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很快被约瑟夫二世叫停了。约瑟夫二世虽自诩欧洲变革大胆的君主，但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地攻击贵族阶层的智商，这大大超出了他的忍耐极限，虽然他比路易十六更讨厌那些贵族们。博马舍清楚他喜剧里的嘲弄是针对整个贵族阶层的，而且这种嘲弄很危险，因为它是含有蔑视的讥笑，而非哭哭啼啼的发牢骚。确实，博马舍的剧作早已成为“并非戏言”这一戏剧手法的经典之作。费加罗的猛烈挞伐中也含有自吹自擂的成分。这是一种建立在确凿事实之上的骄傲，它比任何形式的哭喊都要危险。比起人们对贵族享有特权这一不平等现象所发出的正义的愤慨，博马舍和卢梭所提出的思想更加危险：对那些当权者来说，他们大胆提出的社会构想远比人们对社会或经济上的不公正所怀有的义愤更具危险意味。这不是属于弱者的正当的义愤，而是那些一心想要成为新主人的人们的公然反抗。首先是费加罗，接着是卢梭，都敢于说他们的主子不但残酷无情，而且愚不可及。接着，他们宣称，他们这些“实干家”们才是更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拒绝服从愚蠢者。博马舍的费加罗和卢梭清楚，他们要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更能干，他们也瞧不起那些人。他们的目标不是解放这个世界，而是要出人头地，从而接管这个世界，然后消灭那些当权者，原因倒并不在于那些人不公正，而是因为他们是傻瓜。才干比高贵的出身更重要，然而那些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劳动群众和他们的主子一样愚蠢得无药可救。这个世界本该属于那些勇敢和杰出的人。史蒂文·英格伦曾把巴黎荣誉军人院那里的拿破仑陵墓所散发的气氛描述为：“它唤起的不是希望，而是对人类潜力（possibility）的敬畏感。”它与正义的梦想无关，只是一个抓紧时机的问题。这种敬畏感是要假以时日的，但这种潜力意识——它不像希望、自由、平等或博爱那样虚无缥缈、富有利他主义精神，可是它早已在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和威尼斯大使馆中的卢梭身上萌发。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从来都不是理论家，所以他们不仅为新的政治文化赋予了新的自由语言，往往还付诸实践。他们是根据建立在自信心之上的利己主义行事的。利他主义精神在这些人身上转瞬即逝，但正如罗伯特·亚历山大在提及拿破仑时所说的，对他本人来说，“意志和才干是名声的根基”。这两点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强大因素的根基，这种根基也造就了那一代获得自由的人们。雄心支配着拿破仑，而且它是自私自利的。正如拿破仑早的支持者之一西鲍迪尤所指出的，他的天才只服务于他的自负，他唯一热爱的是权力，他的情人是法兰西。然而，事实上，当他发迹时，他所有的忠实的追随者都与他一道发迹了。在拿破仑看来，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这就是新的绝对真理。当“自由、平等、博爱”令一切分崩离析，并被提倡者们丢到脑后时，大革命当初的承诺——“事业的大门向人才敞开”依然保留了下来。当拿破仑说——有可能是真的——他在污水沟里找到了法兰西王冠，然后将它捡起来戴在头上时，他是在替费加罗和卢梭复仇雪耻。卢梭所能做的，如他自己所说，只有辞职归去，拿起笔杆子对社会进行口诛笔伐。确实，他接着又在《社会契约论》中虚构了一个政治乌托邦，写了两本伤感的畅销小说，《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这两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结论：卑躬屈膝才是“出路”。费加罗生活得更成功，因为他是虚构的人物。他愚弄了他的主人，并运用诡计使自己的心上人摆脱了他的主人的纠缠，但他以聪明的手段为自己和心爱的人设法获取的幸福完全是属于个人层面上的：“我以前又穷又遭人鄙视。后来我表露出智慧，又被人家嫉恨。如今，我有了一个漂亮女孩和一大笔财产！”他完全可以为喜剧中设定的圆满结局欢呼雀跃了。对于像费加罗这类人，只有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将舞台场景变成现实。法国大革命促使了这类人在公共领域获得成功，拿破仑就是其典型代表。对这一类人来说，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一个理想，不如说是一个工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不知道如何驾驭它，就像那些被他们推翻的人不知道如何维持旧秩序一样，就有另一些人，他们“不得不利用知识和各种谋划以求生存”，这些人才能控制新的社会秩序。假如说有一个词是拿破仑终其一生紧握不放的，那就是“命运”；而假如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那就是“雄心”。他将这两者带给了他那一代人及其后辈们，这些后辈们都心甘情愿地追随着他。大革命所带来的解放——无论是得益于自由主义的立法，还是得益于它无意中释放出的无比巨大的战争力量——都为胸怀远大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但正是拿破仑个人的雄心才将他们每个人的抱负变成了一种集体的命运意识。这个“命运”正是他本人为他那一代人做出的个人贡献。很多传记作家和史学家都着重强调拿破仑性格中愤世嫉俗和喜欢操纵人的这一面，他们说得没错。这些特征在他身上有着丰富的体现，如果说没有这些特征，他就能不随那个时代的消亡一同湮没，那就是脱离实际，甚至是荒谬的看法了，何况他还战胜了他的时代。然而，只强调他性格中的这一面，而罔顾其他方面，那就不仅歪曲了他这个人，也无法解释他何以能取得那些有着持久影响力的巨大成就。正如安妮·卓丹所说，“拿破仑试图发现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当将这一点与他那非凡的精力放在一起看待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全面、更可信的人，毕竟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很久之后，拿破仑是欧洲人生活中的一股强大的创造性力量。也只有一个积极、充满乐观精神的人才能像拿破仑那样，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一心想要进行先进的改革。尽管一直处于战争的巨大压力之下，他的乐观倾向令他设想出新的现代司法体系、公共行政机构及教育制度；他的精力令他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将这些设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些体系和制度是他留给现世的鲜活遗产，当他的军事成就在他统治的末期被一扫而空之后，这些制度性遗产依然存在了很久。本书作为拿破仑的传记，涵盖了拿破仑人生中精力充沛、有创造力的时期，在1810年至18年那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他又继续取得了更多成就。他所有关于旧制度结束后以及大革命之后的世界构想在他掌权时顿时变得清晰鲜活起来。首先是在意大利，随后是在法国，他迅速而明确地将构想付诸实践，这一特点是他内在固有的，因为他吸收了那个时代诸多的丰富思潮并重新加以表述。他之所以能学得如此之快、掌握得如此之多，是因为他对周围世界有一种永难被满足的好奇感。从年轻时起，拿破仑的笔记本中就填满了他从极为广泛的阅读中获得的事实和想法。这一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历史学家的承认：上一代受过教育的能够掌握所有本质性学问的西方人，恰好是拿破仑之前的那一代人。比如美国的杰弗逊和富兰克林，法国的伏尔泰，或者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们有幸成了这一群人当中的后一批。拿破仑是在打一场必败之战，但他不顾知识的急剧膨胀而努力赶超这些博学者，其努力之中体现出的英勇无畏，丝毫不亚于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他知道，他要学的有很多，而他的精力和好奇心促使他不断追求自我的完善，直至生命的后一刻。这已经超越了个人对知识的追求，拿破仑极为迅速地将知识变成了改革措施。这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能完成的。他心系未来，而不只是仅仅关心他的个人声誉，尽管他确实很在意个人名声。尽管拿破仑可能有变化无常、精神狂热的特性，但由他所催生的切实的改革措施早已被证明是持久的、可借鉴的。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空前的。拿破仑的一生就是一个非凡的故事，那种充满无穷潜力的奇迹——足以让英格兰闻出透过他的陵墓散发出的威严——将呈现在故事的讲述中。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出身相对低微的人能企及他后来达到的高度。然而，更切中肯綮的是，没有哪一个这样的人后来成了他自己的主人，更不要说成为欧洲之主。从这一点来说，拿破仑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代，或者说属于当中有活力的那些人。他们用双手扼住了法国大革命的咽喉，使之为他们效命。无论他去哪儿，他带着与他同时代的人一同前往。一开始，他与那些志趣相投的人只是有着同样躁动不安的雄心，并且都对旧制度有一种目空一切的蔑视和鄙夷。但到了1805年，他率军向奥地利挺进时，他已无可争辩地成了这些人的首脑。法国大革命无意中为这一切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除拿破仑之外，没有人显露出那种独特的个人才能——能牢牢抓紧时机。革命者们恐惧这样的才能，而在那些年中，拿破仑经常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掩藏他的野心，因为罗马共和国的前车之鉴就摆在他们眼前。共和国革命的果实遭到出身贵族精英阶层的恺撒的窃取，当然，终终结它的是屋大维。然而，人们即使翻遍整部古代史，也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和拿破仑相媲美之人。恺撒们都是贵族中的翘楚，拿破仑则是祖祖辈辈里诸多的“费加罗”当中的一个，目送着他们的旧主子们离开。因为他的成就是在充满危险、史无前例的动荡时代里取得的，所以显得更加宏伟。要想在这个世界里获胜，仅仅只靠充足的精力、敏锐的智力或巨大的野心是不够的。许多了解拿破仑的人提到了他的自控力。有些人，比如朱诺夫人，将他的自控力视为一种美德；而另一些人，其中包括斯塔尔夫人，觉得这种自控力只不过是用以掩饰其自大、危险和虚伪的面具。不管其内在原因是什么，这种自控力是钢铁般的自我约束力的产物，须知拿破仑是一个情感强烈、经常充满狂热情绪的人，所以在他初入巴黎上流政治圈时，即在他1799年夺权前后的几个月中，他那“惊人的克制力”更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往往知道如何在主人面前戴上面具，正如费加罗和卢梭所做的那样。拿破仑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危险重重的政治世界的领袖，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善于掩饰他在旧制度下养成的蔑视和自夸。拿破仑在其夺权过程中尽情地展示这一能力，但他向世人表露的自我克制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他的出身背景。谨慎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他出身于地中海小岛的特殊情况将他训练成了这样。这一特征不止一次地挽救了他，也促成了他的成功。约瑟夫·康拉德的杰作《诺斯托罗莫》中的主人公就像拿破仑一样，也出身于利古里亚地区，他来自一个以沉默正直而闻名的民族，与之同样闻名的还有他们的进取精神与深厚情怀。雄心和激情需要由自控力加以调和。康拉德对他小说中核心人物的看法——“人即使失去了平衡，他也能控制自己”——既适合拿破仑，也适合小说中富有领袖魅力的吉奥瓦尼·巴第斯塔·菲旦扎。他们俩就像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造出来的一样。没有人会比热尔曼娜·德·斯塔尔更恨拿破仑。她可能是她那个时代才华横溢的女人，她也算是一位生来就享受着旧制度（ancien régime）特权的艺术爱好者。她是早称拿破仑为权力狂的人之一，尽管她反复宣称拿破仑根本就是个暴君。但即使不对这一断言做出强有力的反驳，它本身也几乎站不住脚。尽管如此，斯塔尔夫人的这一观点，就像拿破仑那举世闻名的目光一样犀利而准确。在拿破仑表面的镇静和威严背后，其实潜藏着极度的性急和勃发的精力。对斯塔尔夫人来说，拿破仑只是装出一副对知识非常好奇的模样，目的是哄骗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不断提到妥协和团结，而与此同时他在政治集团内又精心建起了支持他的队伍，他有本事令这些集团彼此争斗，坐收渔翁之利。斯塔尔夫人的判断与拿破仑的经历形成了一个尖锐对比。要想对斯塔尔夫人的结论做一番评估，恐怕需要大量篇幅，但她抓住了他性格中的核心要素，这是无可置疑的。姑且不论拿破仑是否“口是心非”，这是另一回事；但他即使面对着无数把匕首也能镇定自若地讲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激情与谨慎之间平静地进行一场惊险的格斗，正是拿破仑性格的本质所在。在拿破仑与斯塔尔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总是充满极为强烈的憎恶。尽管人们已经为了解释二人的不和而费了不少笔墨，但拿破仑对斯塔尔夫人的厌憎忍让值得我们更多地去思考。它超越了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对于这两位思想如此敏锐的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这种厌憎肯定不是像某些人毫无根据地宣称的那样，说什么拿破仑厌恶“知识女性”，这一点即使是像彼得·盖尔这样的大学者也未能免。他与继女奥坦丝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女性教育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他还给了两个妹妹巨大的权力——将托斯卡纳封给了埃莉萨，并把那不勒斯给了卡罗琳——这足以证明前一说法不实。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是以费加罗的眼光来看待斯塔尔夫人的：她是旧制度特权下的废品，是一位大权在握的部长兼财政家的女儿，还是一位年迈贵族的夫人，而她把丈夫当傻瓜来玩弄；不管她多么聪明，她只是一只寄生虫。对拿破仑来说，她是在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态度对待他这个新贵。就像费加罗的情形一样，与这样一个女人进行正面对抗可能会使人头昏脑涨，但拿破仑是个例外。与其说拿破仑性格复杂，不如说他性格多面化。身处不同形势的他，精力充沛、富于想象、乐观而又愤世嫉俗；他野心勃勃，然而对所属的社会同样怀有无穷的憧憬。拿破仑与《荷马史诗》中“目光锐利”的奥德赛颇有相似之处。这两人都才思敏捷，观察力敏锐，善于说服人，并且无比冷酷，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胜利就是一切，并且他们都来自同一种社会文化——失败即毁灭。他们都身处一个空间极为有限的世界，无论是在独眼巨人的洞穴里，还是在革命时期巴黎的政治舞台上。做出这样一个跨越千年的类比并非是开玩笑。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奥德赛和拿破仑都是地中海岛民精英阶层的产物：他们各自的世界尽管相隔千百年，却依然产生于同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并被这种环境所塑造；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贫困，但也激起了人们的雄心，但这种雄心唯有通过移居他乡才能实现，而战争常常推动了这一移民过程。拿破仑从文学作品中了解了古典历史，而古希腊罗马的世界，正是他那个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共同的文化货币，而在18世纪期间，随着世俗化取代了当时一直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基督教传统，这一文化货币的价值显著增长。然而，对于身为科西嘉中产阶层一员的拿破仑来说，古典历史是非常鲜活的，它为他提供了一个生活指南——因为驱使古代英雄的力量与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依然有关联；人们很容易在拿破仑的故乡——阿雅克肖城里发现类似于奥德赛那样的人。雄心支配着这块狭小而竞争激烈的小天地。这座贫瘠却生机勃勃的岛屿孕育出的每一代人，都会再次拾起古人的教诲，这些岛屿点缀着荷马所说的“葡萄酒色的大海”。拿破仑的雄心来得光明正大：它是祖辈的遗传。他是一代又一代坚韧不拔之辈的后裔，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是其先辈们共同的本质特点。他们的世界很狭小，但他家族的每一代人，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方面，从未中止或逃避提升家族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计划”，这一计划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这是拿破仑与生俱来的禀赋：雄心流淌在他的血管中。不管受到怎样的挫败、限制甚至粉碎，他的雄心从未减弱过。它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激情，但它需要由精心谋算与狡猾加以调节。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为这种古老的雄心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更为广阔的舞台背景，同时也带来了动荡多变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谋划经常不得不让位于机会主义，谨小慎微让位于大胆冒险。拿破仑很快适应了这一世界，就在西方世界危险、变化无常的时代中，他展现了个人独有的天生能力——他能抓住出现在他身边的每一次机会。他过人的精力与智力、独一无二的才干，使他在普通人当中显得卓尔不群，天才就是集这些优点于一身的人。另外，激励他前进的雄心使拿破仑与那一代所有的法国人意见一致，这些人想要从大革命中为自己获得某种旧制度绝不允许的东西：只要有才华，一个人就能平步青云，并尽情享受自己的成功。一般人很少认为自己能和天才相媲美，但对于共同拥有的抱负，许多人都能产生共鸣。敬畏是某种逐渐显露的东西，正如欧洲逐渐显露在拿破仑面前。他是在1799年夺得大权的，紧随其后的那几年依然十分危险，但这几年也是他自吹自擂、目空一切的时候，然而，这绝非他生活的全部。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人，然而拿破仑的到来使他们显得黯然失色，接着他带领着整整一代人横扫那个充满敌意的大陆，建立起无与伦比的霸主地位。这一经历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或许也适合以舞台的形式将之呈现出来。在现代语言中，用来指代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的“旅程”一词早已被用得滥俗，但本书所写的那些激荡岁月，所呈现出来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旅程，而是一次非凡的征程。在其中，你可以跟着拿破仑征途上的脚步，见证他这一生的跌宕起伏和所取得的成就。拿破仑于1769年出生于阿雅克肖城，一个属于意大利文明的堡垒。它坚守着夹在大海与科西嘉原始山区之间的那块狭窄地带；直到1805年，当开始向奥斯特里茨进军之时，他彻底改变了这座城的意义。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驱使他踏上这一征程。他的征程就是征服欧洲的过程。这绝非易事，而且就当时那个历史时期而言，它绝对是一桩独一无二的成就。1793年时，他身无分文地逃离了故乡科西嘉，除背上的衬衫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项上人头都差点丢掉了。但到1805年时，他已是一国之主，并打造出了一支准备打垮所有敌人的军队。没有哪一个出身平凡的人经历过这样的“征程”。无论怎样频繁地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再未出现过拿破仑这样的人物。许多文人学士（literati）说，一部优秀的传记应该像小说那样生动流畅，而据说拿破仑就经常将他的人生看作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小说，这或许出自人们的杜撰。不论其真伪，他的人生“征程”毫无疑问是一部小说的佳素材。尝试写一本非故事性的拿破仑传，这将不仅是对读者，也是对主人公的一种欺骗，因为他的生平的确像是一个既出人意料，又壮观无比的故事。假如将这样的传记交付给某个外星系的出版商，真不知那里的读者会如何接受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为了令读者感到信服，我们真不知需要对哪些部分做出修订。本卷结束在拿破仑怀疑他的征程是否到了该结束之时，在他自己是否太不自量力这一节点上。他那时面临着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还有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军队都未曾经历过这么大规模战争的考验。为了这次战争，他几乎倾其国内所有的兵员和资金。他的赌博获得了成功。这样一来，还有更多需要交代的事情，因此在后面的内容里，有一个主题将取代叙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驱动力。这一主题就是权力。如果说拿破仑的人生的确更像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纪录片的话，那么权力就是贯穿其主要情节的一根红线。他一生的事迹主要是关于如何掌权，同时也关于他运用权力做了些什么。拿破仑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功绩以及他的政治密谋，都是他获取权力的垫脚石，同时也是对权力的维护；当他大权在握之后，他的那些伟大改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产物。而且，他还需要保卫他手中的权力，这一方面往往遭到人们的忽视。他时常需要保护自己的所得，这是他一贯保持谨慎的原因，至少在本书写到的是这样，这也是他为何如此重视自控力的原因。拿破仑的一生不仅是一个瞬间崛起的故事，它更是富有警示意义的一课，提醒着人们这一事实：光知道夺权还不行，还得守得住。变化不定是拿破仑冒险事业的根本特征，因而，当我们说起他对政治稳定与个人生活稳定的追求时，就愈发感到心酸。拿破仑生活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他的个人天赋促使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当他说他的儿子需要以一种有别于他本人的方式治理国家时，他指出了现代政治的方向。因此，我们不禁要向一个如此了解他周围变化的人提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他本人是否曾改变过？假如说有什么标志着拿破仑的一生，那么这就是从危险而缺乏保护的从属地位到大权在握这一过程。在对一部堪称是典范之作的传记所做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中，大卫·朗西曼对罗伯特·卡罗描写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传记的第4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大权的获得和运用是揭示还是遮蔽了一个人的个性？对拿破仑而不是约翰逊来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拿破仑很快就将权力抓在手中，而约翰逊则等待了多年才坐上总统宝座；当拿破仑斩获权力时，它与绝对权力相差无几，这与民主政权领袖的权力完全不是一回事。到1805年时，全世界都清楚，拿破仑再也不是费加罗或威尼斯大使馆里的卢梭那样的小人物了：为确保这一点，他早已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现在他已准备好向他的旧主子证明自己比他们更优秀，不管这些人是旧制度下的贵族、与他同时代的欧洲对手，还是曾经试图利用他的那些革命政治家。我们要问的是，荣华富贵到底是揭示了他性格中的潜在方面，又或者是催生了新的性格侧面？线索就在叙事当中。但假如说这个问题真有明确答案的话——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只有拿破仑的后期书信有望能为我们提供一点启示，这部传记的卷二就将根据这些书信展开。大卫·朗西曼的问题值得人们努力探讨，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应用，而不在于其答案。人们在尝试理解拿破仑之时，需要借助许多资源，但这一点将永远是人类的困境：一个人相对于他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不可知的。在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的序言中，雅克·伯绍德和玛拉·卡尔宁斯提请我们注意康拉德的天才，原因在于这一认识：康拉德敏锐地意识到，对一桩事情的任何解释，或者对另一个人的任何评价，都是有所偏袒和有局限的。将不同视角并置在一起，这种做法不仅能揭示前述的那种局限，而且还能强调任何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此一来，艺术家就能“将各个方面的潜在真理——一与多的结合——变得栩栩如生”。如果说这对小说家而言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么对历史学家来说就更加如此了，因为即使是像康拉德这样一心致力于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依然创造出了他自己的世界，而历史学家们需要处理从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中滑落的那些碎片。拿破仑留给后人的书面作品向传记作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为保护他舅舅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着手编纂了一套卷帙浩繁的拿破仑一世书信集。这套编纂于1858年至1869年间，由法兰西第二帝国资助出版的多达32卷的书信集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而其内容，一直以来大家都清楚，说得客气点，已被精心修改过。在写作中借用这些官方出版的书信只会加剧那个令康拉德苦恼不已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拿破仑传记作家转而求助于其同代人的回忆录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永远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在拿破仑研究方面第一流的史学家们的作品中，对脚注进行一番查阅后，人们会发现他们十分依赖拿破仑的同代人对他的印象和评价，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个一生写了数量庞大的书信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一影响巨大的反常情况终于得到了纠正。巴黎拿破仑基金会正在推出一部全新的由蒂埃里·朗茨主持编纂的《拿破仑·波拿巴书信全集》，目前已进行到了1809年书信部分。通过研究小组成员的协同努力，散落于全世界各地档案馆与私人藏家手中的拿破仑书信全部被搜罗了出来，终形成的书信数量将是现有版本的2.5倍，而目前已编辑好的部分差不多是拿破仑一世书信集的2倍规模。这些书信提供了更可靠、更复杂的核心证据，有望为人们揭示一个以他本人语言呈现的“行动中的拿破仑”。作为结果，他本人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将发生永久性的改变。显然，拿破仑这人太野心勃勃了，太有“命运”意识了，也太谨慎了，这导致他从不会主动卸下心防，因此，他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只服务于其本人，但包含在未经删节的新版书信集中的他日常的往来书信是不会掩盖事实的。现在人们可以将关于拿破仑的众多回忆录与他本人的话放在一起加以对照了。这些书信中的话语是他在紧张和危急时刻应付各种事件时写下的，那可不是编故事的时候。聪明得令人羡慕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耶西·帕邦断言，拿破仑做出的经常是自相矛盾的许多声明只有与他本人的行动相一致时，才会对历史学家有用。在新书信集还未出版之前，这的确是那时探讨传主时唯一明智的做法。然而现在，人们能方便地将拿破仑的话语与其行动相对照，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从而也就有必要推出一部新传记。当然本书只是在重新评估拿破仑方面打响的头一炮，其结局如何，难以逆料。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结局将永远不会来临。假如说历史使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任何对拿破仑的评价都只能是临时性的，就正如人永远无法彻底了解另一个人一样。那些属于特定时代的人会看到他们的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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