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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收录的《清朝学术源流概略》为罗振玉日本讲学日文译注本首次译为中文，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2.本书收录罗振玉1930年赴日讲学之讲稿、随笔、日记等，对于研究时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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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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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罗振玉应日本学者松崎鹤雄之邀，讲清朝学术源流概略。该书的主体内容即为罗振玉讲述、松崎鹤雄日文译注、大连耆宿穆传金中译的《清朝学术源流概略》。书中先从追溯清之前的历代学术变迁入手，对先秦至明代的历朝学术予以简单评述，以此作为讨论清代学术的前提和基础。接着对有清一代的整体学术面貌，从学术渊源、学术流派、研究方法、学术得失等四个方面进行叙述和评价。在编校过程中，以罗氏文集中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作为参照。为了使读者和研究者尽可能较为全面地知晓罗氏的学术史论，并了解这些史论所由发生之语境，本书还收入了罗氏《古今学术之递变》、《扶桑两月记》、《五十日梦痕录》、《集蓼编》、《海宁王忠悫公传》、《狩野君山博士六十寿序》、《与柯凤荪学士书》等文，并将柯昌泗的《吊上虞罗先生》、董作宾的《罗雪堂先生传略》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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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以满清遗老身份追随溥仪，曾任伪满洲国政要及监察院院长。他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
译者简介：松崎鹤雄（1867-1949），号柔甫（晚年易号柔父），著名日本汉学家。他于1908年来到中国，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学习中国文化，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为司书，负责图书的搜集整理、编目、保管等，1932年退职。松崎鹤雄对《论语》、《诗经》、《尚书》、《楚辞》、《山海经》等中国文献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诗经国风篇研究》、《诗经に就ぃて》、《历代诗经研究概说》、《楚辞の九歌に就ぃて》、《山海经に就ぃて》等专门著作和《十六七世纪中国思想の研究》、《食货志汇编》、《柔父随笔》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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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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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清朝学术源流概略 1
第一章 清朝学术之渊源 3
第二章 清朝学术之流派 20
第三章 清朝学者之研究方法 66
第四章 清朝学术之得失 71
译后记 73
古今学术之递变 75
扶桑两月记 83
五十日梦痕录 111
集蓼编 139
海宁王忠悫公传 193
狩野君山博士六十寿序 199
与柯凤荪学士书 203
附 录 207
吊上虞罗先生 柯昌泗 209
罗雪堂先生传略 董作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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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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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研究丛书》总序
近二三十年来，学术史的研究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相关著述一再问世，讨论的问题也越发宽泛，触角深入到不少领域，甚至大有取代传统思想史研究之势。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
关于学术史何以会在近些年来勃兴，一些学者曾做过探讨。有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热入手，认为从关注文化史到关注学术史，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关注学术史，则又是多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也有学者引入晚清时人对学术史的关注为参照系，认为当时学者之所以热衷梳理学术史，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这样的结论，大体是考量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环境而得出的。的确，从文化史到学术史，是学术逻辑演化的必然；而20世纪末的时代情境，跨世纪的特殊氛围，恰好强化了这一逻辑，当时各类学术刊物（如《历史研究》）连篇累牍地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学术历程的情形，即可证明此点。也就是说，世纪之交，借学术史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思和检讨走过的路，以使中国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来，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思路和做法。这与百年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关注于自身学术所由出的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正由于今日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近百年的学术史，所以令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在整个学术史研究中相对显赫一些。
何谓学术史？目前很难对此概念做一完善界定。追根溯源，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但学与术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季，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 ；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国学术所做的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原。这正是当年学术史走上学术前台并成为显学的现实依据。相较而论，今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时代环境与当年有很大不同，但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却无根本差别，同样需要以西学为参照系，探讨有学有术、有体有用的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当然，学术与思想紧密相关，二者常常合而为一，所以直到今天，学术与思想或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界限问题，仍是尚未厘清的问题，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咸为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也许不必刻意区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领地，同一研究对象，切入的角度不同，便会显示出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差异，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思想史的研究会赞赏它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学术史的研究则会孜孜于该书内容的学理探讨，从而不会对它做出很高评价。一个是强调作用于人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的思考；一个则强调是否合于学理，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理路的不同，带来结论的差异。如果不强分畛域，面对思想史或学术史的不同课题时，依据课题具体情况，或侧重思想史视角，或侧重学术史视角，采两者之长灵活运用之，也许研究成效会更理想。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思想史的视角固然非常重要，文化史的视野也必不可少。思想二字从心，集中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较为空灵；学术虽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更重求真求实，强调脚踏实地；文化则具有包容性，精神、物质两个层面都在其中。较之思想的超越古今、天马行空，学术的步伐相对笃实，而且对外在环境依赖较大，近现代学术尤其如此。近现代中国，社会空间扩大，学术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政府的控制而走向独立，不过这种独立是需要条件保障的，如软环境方面的观念形态，硬环境方面的制度建设、物质保障等。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学科、学人、学术著述等自然是主要对象，但对保障学科发展、学人能够独立从事研究的观念形态、制度建设、物质条件等因素也不能弃置不顾，这些甚至是近现代学术得以成立的前提。广义而言，这几方面都在文化史视野之内，无论是属于精神层面的，还是属于物质、制度层面的，都是文化史研究题中必有之义。所以，学术史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史的视野。
由上可见，学术史研究所涉甚广，与其他部类的关联也颇多，是较为繁难的研究领域。若想有所突破，面面俱到自为下策，而从专题入手，一步步潜心经营，终会达至胜境。本丛书即拟依此策略，以不同主题的学术史专门著作来构建全帙。重点在于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前文所强调的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研讨，以求有自身特色，于学术前沿据有一席之地。
李 帆
2015 年12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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