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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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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覲文不僅是一位民族器樂演奏家、音樂教育家、音樂活動家，也是一位民族樂器製作家。他對古代音樂的探索，對民族樂器的改革，以及對演奏人才的培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大型民族樂隊的組建，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作者多年来在古琴领域学习研究与实践，集众家之长，并融会多种流派，收集、整理了大量传统琴曲，对推进古琴的学术研究，传播古琴文化，提高琴人的素质，引导古琴的发展，起到极为积极的作用。该书的出版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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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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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觐文集》收录了郑觐文的著作《中国音乐史》、《雅乐新编》、《箫笛新谱》，郑觐文的文论和演讲稿，以及人们对郑觐文和大同乐会的评论。研究郑觐文的著作可以了解他的音乐思想、音乐理论和实践的建树。《中国音乐史》所涉及的古代音乐史料范围广泛，而史料的出处多不详细，且错误较多，作者一一予以校订，并细注出处，《雅乐新编》和《箫笛新谱》也都写了述评，以方便读者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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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觐文（1872年1935年），字光裕，江苏省江阴县人，自幼父母双亡，由老保姆抚养成人。幼年爱好音乐，擅长江南丝竹，后从师学习琵琶、古琴，技艺大有进步。在古琴名家唐敬洵先生的精心培育下，琴艺高超，讲究韵味。他弹奏的《秋鸿》、《平沙落雁》、《水仙操》、《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等名曲，古朴典雅，苍劲有力，技艺精湛，感人至深。后率先发起组织琴瑟乐社，吸收不少琴家入会，互相交流，不久就在此基础上酝酿成立了大同乐会。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郑觐文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郑觐文不仅是一位民族器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也是一位民族乐器制作家。他对古代音乐的探索，对民族乐器的改革，以及对演奏人才的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大型民族乐队的组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陈正生，音乐学家、箫笛制作家，前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1937年2月生于江苏南京。1954年加入南京乐社，向甘涛学二胡、琵琶和音响学，向吴造峨学笛，1956年经甘涛介绍向朱虎雄学制箫笛。1959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向江南丝竹笛王金祖礼、著名笛子演奏家陆春龄学笛，向山东唢呐艺人孙玉秀学唢呐。现致力于乐律学、音乐史学和箫笛制作研究，在市级以上及台湾的音乐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其对管律的研究卓著，对朱载堉异径管律、荀勖笛律的研究，多发前人之未发，对荀勖笛律所涉及的泰始笛进行了突破性的制作验证，并归结出三分损益律的一般的计算公式。
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郑觐文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郑觐文不仅是一位民族器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也是一位民族乐器制作家。他对古代音乐的探索，对民族乐器的改革，以及对演奏人才的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大型民族乐队的组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郑觐文（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江苏江阴人。自幼酷爱民族音乐，三十多岁时，任江阴庙堂音乐助教。他对民族音乐作出重要贡献，乃是来上海创立大同乐会之后。
辛亥革命以后，郑觐文来到上海。由于他熟知古乐，被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学校（一九一九年春改为仓圣明智大学）聘为古乐教员，其后又被圣玛利亚女学聘为古乐教员。此时的郑觐文，已不满足课堂里教几个女学生，他要面向社会。一九一八年，郑觐文出资与其堂弟郑立三共租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四号开办琴瑟学社。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郑觐文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当月即果断地将『琴瑟学社』易名为『大同乐会』，挂出了『大同乐会筹备处』的牌子。郑觐文为大同乐会制定了『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的宗旨。在研究方法上，郑觐文则主张『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则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撷其精华，提其纲领』。这一『筹备』阶段于一九二三年底才算完成。
郑觐文在大同乐会建立初期即设立三个部：研究部、编译部和制造部。研究部又分理学和技能二科。理学所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有中国律学、韵学、雅乐谱、俗乐谱、西乐谱、西乐辞典和中西诗歌等。技能所学习的内容为中西乐器演奏、中西歌曲唱法、东方古舞和西方舞蹈。编译部旨在编译各种乐书和乐谱。制造部的任务当然是制作中西乐器。筹备如此完善的民间音乐团体，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就以制作乐器来说，一九三二年大同乐会就出售过自己制作的小提琴（Violin）。如此繁重的工作，郑觐文深知『非少数学力所能逮，愿与海内外同志通力合作』。郑觐文身体力行，因此团结了一批深有造诣的艺术家，如早年教歌舞的欧阳予倩，教琵琶的汪昱庭、吴梦飞，教京剧的陈道安、苏少卿，教昆曲的杨子咏。郑觐文自己则教琴瑟。
郑觐文不仅能团结如此众多的音乐家，而且全力奖掖后学，因此培养了王叔咸、程午加、柳尧章、郑惠国、卫仲乐等一批深有造诣的音乐人材。一九二五年，柳尧章还只是个二十岁的青年，郑觐文深知他富有才华，竭力鼓励他成功地改编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此曲一出，社会上的反响就十分强烈，认为不听此曲当引以为憾。
一九二七年，柳尧章又挖掘、整理出已经绝响的《霓裳羽衣曲》（即《月儿高》）。郑觐文初闻柳尧章的演奏，竟然惊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二六年，孙传芳在南京搞『雅歌投壶』，大同乐会五十余人应邀乘专车赴宁，郑觐文就全权委托柳尧章组织、安排演出事宜。一九二九年卫仲乐加入大同乐会，郑觐文对卫仲乐倍加赏识。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彩色纪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独奏只有郑觐文的古琴独奏《水仙操》和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和大同乐会在刚刚改建成的大光明电影院，举办首次公开的中西联合音乐会。大同乐会的单独节目仅两个：合奏《国民大乐》和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音乐会上，卫仲乐一曲《十面埋伏》艺惊四座。不久，郑觐文即提拔卫仲乐担任大同乐会乐务副主任。由此可见，郑觐文不仅有识英才的慧眼，且有大胆起用青年的卓识。此外，郑觐文于制造仿古乐器，改良民族乐器，组建民族乐队，以及编着乐理书籍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觐文制作仿古乐器，起始于任教仓圣明智学校期间。当时郑觐文已将复制的竽、埙、篪、大瑟、大小忽雷、箜篌等，用于古乐演奏。一九二三年，欧阳予倩还将这些仿古乐器搬到他编导的京剧《徽钦二帝》的舞台上。浙派古筝演奏家王巽之由杭来沪，即参加大同乐会的活动，并受大同乐会影响，努力进行埙和箫的制作研究。同样，箜篌的复制研究也起始于大同乐会郑觐文的倡导。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在中华俭德会筹赈全国水灾游艺大会上，柳尧章就用箜篌独奏《月儿高》（《霓裳羽衣曲》），可见当时箜篌的演奏技巧已相当完善。在哈同花园里复制古乐器，得受制于人，郑觐文当然不能尽力施展。大同乐会成立以后，郑觐文便专心致志地营造这批仿古乐器。尽管多方面筹集资金，仿古乐器的制作，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史量才在《申报》刊文呼吁，收效仍然极微。面对如此窘境，郑觐文毫不气馁。一九三零年六月，终于得到教育部特批，拨南京地下发现的古木中的一部分予大同乐会，这套仿古乐器才得于一九三一年完成。据《申报》报导，这次制作的全套乐器计一百六十三件，其中弓弦乐器二十种，弹拨乐器三十五种，吹奏乐器四十三种，敲击乐器六十种，并附音律乐器五种。这套乐器制成后，陈列于福开森路世界学院（今武康路三九三号）供人参观。
关于郑觐文所制作的『仿古乐器』，实际上乃是古代乐器、现存的民间乐器、少数民族乐器和部分创意乐器的综合。但郑觐文所制乐器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中国音乐史》中所载为一百六十一件，拍摄《东方大乐》时讲有一百八十件，如今存留下的乐器照片和实物，约有一百七十件。
郑觐文制造仿古乐器，并不拘泥于古制，其中颇多革新。为了克服古琴音量小的缺点，一九二四年，郑觐文就研制过双层面板的『增幅琴』，一九二六年又制作了音量比古琴大一倍以上的五弦『虞琴』（史籍载，琴为虞舜所造，五弦）。一九二四年，郑觐文制作出三十六弦『洒瑟』和五十弦『庖羲瑟』。郑觐文在瑟上的改革有二：一是将瑟的一弦一柱，改成类似扬琴的排马，防止鼓瑟时柱与瑟的面板碰击而发出杂声；二是在瑟上装上轸轴，将弦的首端拴于轸轴之上，以利调节弦的松紧。如今制作古筝，排马虽然未被采用，而弦轴却沿用了下来。
对于常用乐器笛子的制作研究，郑觐文亦耗费了不少心血。我国旧有的传统笛子为均孔，即各孔的间距几乎相等。这种形制，最迟始于汉魏时期，一直沿用下来。为着合奏的需要，郑觐文于一九二九年首先按国际标准音制成律吕式的十二调笛。所谓律吕式笛，乃是以三分损益律确定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实际上律吕式调笛的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与如今普遍采用的十二平均律的笛子相差甚微，远远小于听觉误差。郑觐文又考虑到笛子的音高同管长成反比例的这一事实，又琢磨研制成管长能够伸缩的调音笛。此笛后由罗松泉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郑觐文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制作了十二音箫笛；十二音箫的制作早于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彭制『雅箫』仅能奏十音），而十二音笛则更早于丁燮林一九四四年制作的十一孔笛。
为创建新型乐队，郑觐文亦作过多次探索与努力。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郑觐文首次组建了具有三十人规模的女子乐团。女子乐团分歌、舞、乐三个队；乐队分弦乐、管乐、簧乐和打击乐四个组。女子乐团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演出于市政厅，深获好评。当时德国驻远东代表林台博士，观看了这场演出之后，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订购了八件仿古乐器运往德国供人参观。这支乐队的基本力量是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女子大学的学生。一九二四年夏，仓圣明智女学亦继男学之后停办，女子乐队也就于无形中解散。当时郑觐文就想组建一支三十人规模的男子乐队，未能如愿。
一九二五年《春江花月夜》改编成功，一九二七年《霓裳羽衣曲》（即《月儿高》）被挖掘整理出来。柳尧章对这两首曲子虽然作了编配，演奏形式也有所改变，但演奏规模也不过十人左右。一九二八年五月，郑觐文采纳柳尧章的建议，组建了包括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社、琴侣斋、精武体育会国乐组、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个团体的国乐联合会，意在组建四十人规模的大乐队。后因分声部、定谱、视奏等意见难以得到共识而流产。因为上海的其他民间乐队很少有大同乐会会员识工尺谱、简谱，又识五线谱的能力。此事促使郑觐文下定由大同乐会单独组建大乐队的决心。该年夏、秋之交，大同乐会即向社会招收乐队队员，大乐队很快组成。该乐队有三十余人，分吹、拉、弹、击四个乐组，高、中、低三个声部齐全，并编排了五个乐章的《国民大乐》。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拒毒会在市政厅举办游艺会，大同乐会的《国民大乐》首场演出。拒毒会还特为《国民大乐》拍摄了纪录片。可惜此片为内部数据片，鲜为人知。
此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国民大乐》易名的《东方大乐》拍摄了纪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知名音乐理论家沈知白先生就给予中肯的评价。
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的彩色纪录片内容丰富，除郑觐文古琴独奏、卫仲乐琵琶独奏，以及合奏《春江花月夜》、《东方大乐》而外，据说还收入了全套仿古乐器。这套纪录片，无疑当是民族音乐研究极为宝贵的数据，希望有关方面能全力寻找，遗憾的是人微言轻，至今未闻下文。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大同乐会同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刚改建成的大光明电影院举办中西联合音乐会。大同乐会又奏《国民大乐》。音乐会后，郑觐文深感这支大乐队的阵容和音响，远远不及管弦乐队，打算进一步扩大乐队的规模。但因时局动荡，郑觐文未能如愿。
郑觐文于理论研究亦颇用功。除了编纂发行了《雅乐新编》、《箫笛新谱》和《中国音乐史》外，还发明了七线谱，编纂了《中西乐器全图考》。《中西乐器全图考》于一九三三年删除西洋乐器部分，更名《乐器图说》拟出版，蔡元培还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为书作序，后书稿竟不知所终。七线谱，据郑觐文叙述，乃是吸收五线谱的长处，结合我国国乐界只熟悉首调唱名的实际而设计的。一九三一年夏，郑觐文还特地用七线谱译古琴谱让卫仲乐先生演奏，译琵琶谱让柳尧章先生演奏，以此证明七线谱的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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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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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覲文對民族音樂的貢獻 〔代前言〕\一七
中國音樂史\二五
雅樂新編 附《雅樂新編》述評\二九七
簫笛新譜 附《簫笛新譜》評析\三五三
鄭覲文文論\四二五
西溪放生新聲 周慶雲詩 鄭覲文譜曲 〔琴歌〕\四二六
鄭立三《音樂通古》敘\四三○
大同樂會之樂理論文\四三○
樂之五德\四三一
樂之三道\四三二
樂序周會宣言\四三四
鄭覲文在大同樂會演說制樂\四三六
國樂正規\四三九
大同樂會夜祭二音樂家〔劉天華、王集鴻〕\四四○
辟中國無文化可言之讕言\四四二
附 錄\四四五
鄭覲文年譜\四四六
鄭覲文評論\四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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