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踏上了通向这本书的旅程。我是被《哈珀》杂志（Harpers）派往约旦河西岸的，在萨利赫村度过了一个星期五。我并没有计划故地重游，但一年后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杂志而去。巴勒斯坦具有一种让人魂牵梦绕的东西。自那时起我已经多次看到它作用于别人身上。它或许便是那难解难分的悲喜与爱恨之情， 那公然而又普遍的不公正，以及人们在凡此种种面前的韧性。我还记得那一刻，我知道它降住了我。那时我刚刚离开希伯伦， 正要向北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那时天色向晚，光线朦胧， 苍凉的风景因此而暂时变得柔和了些。车停下来等红绿灯，四面八方都是田野和果园。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独自站在路口等着， 大概是等着搭顺风车，为打发时间哼唱着一首黎巴嫩老歌。他自顾自地唱着，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车在他身边怠速。他这几句是用英文唱的：你爱我吗？爱吗？你说，你说。这时田野里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枪响，距离不是很远，但男孩并没有停止哼唱：你爱我吗？爱吗？你说，你说。绿灯亮了。我们拐了弯。四个月后，我搬到了拉马拉。
或许不可避免且相当不幸的是，任何一部关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地区的书都需要大事引介，作者还得具备一定的辩护能力。这就是当前的气氛和辩论的状态，这么说未免还轻描淡写了。通过这本书，我希望纠正，或开始纠正，一种长期以来的失衡，它已经令人们的生命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这个世界起码跟人类有关的那部分不仅是由大地、血肉和火构成的，而且还有我们讲的故事。正是通过叙事，通过把故事与其它故事编织起来，宇宙才得以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我们才能确定它目前的轮廓以及它过去的形状，才能确知我们的未来。如果将那些令人感到不安和不便的叙事加以排除、近乎排他地偏袒某些高高在上的观点及相应的故事，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平衡。它使世界变得虚假。而作家的任务，以及我这里的任务，就是要与谎言作斗争，纠正它对我们生活造成的扭曲。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要讲的故事，选择哪些讲、哪些不讲，这意味着选择站在哪一边。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对站在另一边的人们来说只有罪过。鸿沟开裂的时候没有旁观者，伟大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写道，没有人是中立的了。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在巴勒斯坦尤其如此。我没有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刻意追求客观性。我不相信这是一种美德，甚至不相信是一种可能性。我们都是对象，紧紧依附于肉身、所在地、历史、观点。依照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指出的，对客观性的坚持其实是针对某人的。（对于法农来说，所谓某人是指被殖民者、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人。）这一真相很快就对所有选择在约旦河西岸工作或生活的记者或任何对道德敏感的个人昭然若揭了。仅仅是用西岸这个名字，而不是称呼它犹大地 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或把它称为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国土，就已经摆脱不了干系了。而常驻那里而不是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或西耶路撒冷，或华盛顿、纽约，就是进入了冲突的漩涡，无论个人是否情愿。假如这种选择的本质开始时并不是显而易见，那么检查站的哨兵肯定会让你很快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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