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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古今对照来记述城市水系和相关公共工程的规划设计论著。这本书根植于作者10 年来城市滨水区域规划实践的点滴感想与感悟，更源自10 年来对中国古代城市治水、滨水环境整治的历史文献研究，通过对隋唐以来的长安水系、北宋汴京水系、元明清三代北京水系、唐五代至南宋的杭州水系，以及近代广州水系等五大城市水系及一条厚载历史人文信息的大运河水系的系统回顾与论述，揭示了古今城市水系治理和水环境改善工作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借古人的智慧总结今日城市水环境治理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在当下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海绵城市的背景下，本书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历史上城市变迁与水利的关系的论述，正是为当下海绵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帮助，而后半部分当下滨水空间建设的实例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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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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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系统化讲解了城市与城市中的水系，滨水的处理，如何利用城市水系达到海绵城市设想。图书共分为四个板块，引言部分对城市和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水体在城市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水系建设内容，列举了唐宋元明清对城市水系建设的历程，并以西湖为例进行详述。第三章分析了当下城市水系建设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解决原则，第四章以案例的形式对解决方法和解决原则进行详细解析，对中国当下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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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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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劲韬，清华大学景观建筑学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正和恒基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总监，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会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CHSLA）会员。在国家核心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多篇，主要涉及日本园林设计风格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叠山风格演化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文献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园林史研究，中日古典园林构成、景观元素比较研究，中国叠山艺术史、技术史、材料史、人物史研究，景观规划设计表达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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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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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0
1.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母亲河
伟大的文明都是因河而生 | 11
1.2 关于城市的母亲河 | 13
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水系建设与那些伟大的建设者 26
2.1 隋唐长安的水系建设 | 31
2.2 后周东京水系治理及城市规划历史概述 | 37
2.3 北宋汴京的水系建设与城市生活 | 41
2.4 南宋杭州西湖的水系 | 53
2.5 元大都水系建设 | 69
2.6 明清北京西山水系建设 | 79
第三章 中国当代城市滨水地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96
3.1 安全的滨水
河流景观与水和安全的协调与兼顾 | 99
3.2 生态的滨水
发挥自然力，减少人工建设低维护成本是可持续之道 | 113
3.3 市民的滨水
造就有潜力、开放、连续的滨水空间 | 119
3.4 引领城市复兴的滨水
创造有型的、有身份的滨水空间 | 129
第四章 城市滨水规划设计案例解析 146
4.1 城市滨水绿道以深圳绿道为例 | 147
4.2 城市滨水公园及湿地生境保护规划 | 191
4.3 城市中央滨水区 | 215
4.4 新城综合体滨水区规划 | 275
4.5 唐山环城水利建设 | 305
4.6
2016 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 |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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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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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流须轨乃人与天调之要
我国治水肇自夏禹，鲧以堵截失败，禹以疏导奏效。中国版图百分之六十几是山，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积雪融化后山洪散漫而下，无轨可行，形成上古洪灾，禹开河道容水并导至东海，人民才得安宁。李冰父子继而依禹法治岷江并以石刻总结了治水之本安流须轨，传之世人，要安定水流必须为水提供相应的河床运行。就可持续发展而言，有在二王庙红墙上留下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训，以协调河流泥沙淤积而缩小河床容积之弊。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引导了这治水之本，成为人与天调之要。中国地方志多有共识国必依山水。王劲韬君在海绵城市设计系列丛书中，撰写《城市与水滨水城市空间规划设计》基于研今必习古，无古不成今的认识，结合十年来实践的感悟玉成此作，值得庆幸和祝贺，也诚挚地感谢所有致力于本书的同志。
上善若水，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河流流域相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上洪水猛兽危害人民生命的沉痛教训，告诫我们不是山水服从城市，而是城市服从山水。古代城市水系规划无不印证了这一真理。自然河流自西而东入海，所以人工运河多是南北向的，引水贯都成为历代共识，治水成为中国的国家大事，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往往也以治水业绩为主，现行的河长制传承和创新发展了这一传统，而尚有围海造地、围湖造田和促淤等违背自然之理的做法，诚如管子所言：人之所为与天相逆者，天必违之，虽成必败，这并不包含因国土利益而为者。
规划是宏观的设计，城市设计以及单项设计也必然以安流须轨为科学性的保障，园林是科学的艺术，还必须结合艺术法则规律施行，胸中有山方许作水，胸中有水方许作山，说明山水相依性。
山臃必虚其腹，说明空间太实了要求虚，那么水面大了又太虚而缺少水空间的划分。水之三远为高远、深远和迷远，后二远均与空间层次有关。君不见有很多城市的大湖都因缺少水面空间的划分而冗大、空泛吗？要么水中一块状岛，以瘦堤连岸，形如蝌蚪而缺乏自然气韵，杭州西湖潟湖天成而又景物因人称胜概，长堤纵横，仙岛散点，既解决了东西南北的水上交通联系又划分出里外的空间而形成中国风景园林的地标（孙筱翔先生语），就是卷山勺水也必须有水空间的划分。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学习方法会为我们造山、理水之法提供无穷的素材。南北朝刘宋宗炳著《画山水序》山水以形媚道，再结合文以载道，景面文心的山水景必可为国人的中国梦和世界人民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增添融社会美入自然美的园林艺术美，为人民根本和长远的利益服务和效劳。
孟兆祯
前言
这是一本古今对照来记述城市水系和相关公共工程的规划设计论著。这本书根植于笔者十年来城市滨水区域规划实践的点滴感想与感悟，更源自十年来对中国古代城市治水、滨水环境整治的历史文献研究，通过对隋唐以来的长安水系、北宋汴京水系、元明
清三代北京水系、唐五代至南宋的杭州水系，以及近代广州水系等五大城市水系及一条厚载历史人文信息的大运河水系的系统回顾与论述，揭示了古今城市水系治理和水环境改善工作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借古人的智慧总结今日城市水环境治理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其中的杰出匠人，如鲜卑血统的宇文恺及后来建设元大都的刘秉忠，诗人白居易、苏轼，科学家郭守敬等人，他们既是伟大的诗人、工匠、科学家，也是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最早的水利专家和滨水环境规划师。还有那些雄才大略的建设者隋大业之杨广，唐开元之李隆基，后周世宗柴荣，北宋太祖赵匡胤，元世祖忽必烈，清高宗弘历等。这些古代辉煌城市的缔造者，在建设城市之初，都把水环境治理、水利通漕作为城市建设之首要任务，次则引水溉田、渠造园庭等。
伟大的建设者杨广不仅划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持久的文化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大业三年），也沟通了一条旷古未有的经济、文化和景观大动脉大运河，这是自魏晋400 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融合。正所谓通波千里，国脉所系，这条
动脉决定了中国后世都城的基本落位和迁移方向。柴荣对于汴京城市规划的规范，堪称人类史上第一部科学城市规划法。其中的官民共建、利益均衡、人性化拆迁等内容独步中外，对于今日城市环境规划仍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清高宗弘历自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开始京西水系规划，在水利与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的综合平衡、财税制度和以工代赈的用工制度调节等方面所开先河，同样折射出震古烁今的理性之光。
更如苏轼宦海沉浮中的三个西湖的建设，不仅是苏轼豁达人生的例证，更是扎根于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惠州等城市的文化与血脉之中，成为这些城市至今引以为傲的记忆。今天，这两千多年历史的颍州西湖面临新条件下的改造与变迁，其中涉及风景与人居环境、滨水与城市，以及自然生态与农业生产的诸多方面问题及对策，既有历史的共性又有今天的新问题。
今日的规划者、景园师面对这些风景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还有古今交融中时时出现的智慧之光。2015 年，恰在本书撰写期间，笔者有幸主持了阜阳（即古颍州）水系规划。历史上，欧阳修、苏轼修治的颍州西湖，今天仍然是现代城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曾引领古颍州城市风貌、方圆十余里的巨大湖泊，正不断萎缩、且被蚕食，而今天的阜阳人很少能知道这片如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湖泊，曾经与杭州西湖齐名。欧阳修为官颍州，举家迁于此，终老葬于此湖；苏轼继之，从杭州通判任上来此，一上任便大修西湖，并写下大千起灭一尘里, 未觉杭颍谁雌雄的名句。如今重临颍州西湖，仍不难感受到这种古今交错的历史与厚重，感到东坡诗、东坡竹、东坡西湖、东坡肉皆在眼前，未曾离去。如何发掘并重现这些城市建设史上最美的风景线，古人的智慧时时刻刻都在指导着我们。八百多年前，苏轼在奏折中将杭州西湖称为城市之眼（《乞开杭州西湖状》），称之：杭州如美人，杭州无西湖则如美人无眼目一样不可想象。这恐怕是迄今为止对于水系与城市景观最生动的比喻，深刻反映了城水相依，城市以水系为眼目、为灵魂的关系。对于现代城市而言，城以水为、城因水活，以水为魂的并存共生点丝毫没有减弱。
在学习西方经验和中国古代传统智慧两方面，我们今天似乎更侧重前者，而从建设中国特色景观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智慧显然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城市终究是为人所用，古今的一致性、类似性仍然大于差异性，古人佳事值得评究并借鉴。尤其是涉及景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民族性、风格选择等问题，离开古人的智慧宝库，一切均无从谈起。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撰写了这本跨度很大的书，通过古今对照的标尺，审视我们今天的城市滨水改造与规划，乃更重新诠释我们景观规划设计实践，并予以重新定位。在我们轰轰烈烈的滨水实践十余年后，再作这样的审视，或有补于今日该行业过于自尊乃至自大的偏差。皆因景观之路于中国城市建设而言，正属方兴未艾，来日方长，笔者才要不揣鄙陋，直抒己见，以期开卷有益，收效于他山。
王劲韬
2016
年11 月 于北京
水是生命之源，城市之眼，一城风光全在于水的灵性。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名城无不因水而兴，因水而活，适如八水之于长安、洛水之于洛阳；宋室南渡，弃六朝建康专营之前沿，转而退居杭州（行在）也因为有这自五代以来就经营不辍的钱塘西湖。同样，水的退去或过于频繁之水患，也是导致中国古都堕化为废都的主要原因。黄河三门峡之低效漕运使长安古都最终陷于东迁，无水运天险之汴京则又毁于洪泛。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而言，治水成效、粮食运转及储备能力，直接决定了中国古都的空
间分布结构。相比于陆地运输，漕运因其便捷、运力大、费用低，历来备受重视。自汉以来，中国的粮食物资运输大多仰赖漕运（包括海漕），南北人工水系和东西天然水系的综合运转及管理，漕运畅通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首都的稳定和发达程度。故而，历代王朝都对提高漕运和水利管理能力不遗余力。
关中平原古称沃野，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系环绕，农业发达，孕育了最早的农耕文明。秦代开挖的郑国渠更加高效地灌溉了关中平原的沃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孕育了文明古都。随着汉末连年的战乱，关中平原的农耕用地被大量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已不具秦汉时期的生产能力。关中农耕地力下降、农业过度开发及人口增长，是导致经济中心东移，以及汉代以后两京并列，就食制度长期存在的三个主要原因。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同时汉匈战争以及经营西域都对汉帝国粮食供应提出极高要求，关中农业瓶颈矛盾凸显。
西汉政府一方面大修水利，进一步开发关中农业之潜力；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漕运能力，由东部主要产粮区调运粮食进京。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取道渭河，但渭河水道浅、多沙，运输功能很差，加之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随即采纳，史称漕渠。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四十多里，将沣河、河拦蓄池内。昆明池除用以操练水兵外，还具有调剂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生活及景观用水三方面功能。漕渠后来一直作为西汉后期粮食运输的主要渠道，年运输量达四百万石。东汉时期，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同时, 南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了唐代，国力的昌盛、文化的繁荣，使得长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发展到空前庞大的规模，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日益膨胀，尤其在唐朝鼎盛时期，关中平原的粮食供应已大大不能满足都城的需求，所出不足以给京师，[1] 于是出现了就食洛阳的现象，皇帝常常要携宫廷及繁冗的政治机构到洛阳讨食。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中原腹地农业发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洛阳位于中部，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交通优势明显，南接江淮，北达北京，成为全国的漕运枢纽。从东南江淮一带运来的粮食和物资能够直达洛阳，而因为三门峡天险的存在，粮食到达洛阳后，运往长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有很大程度的折损，于是, 洛阳作为陪都的城市地位日渐突出。唐中期，武则天在洛阳登基后，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东移，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超过长安。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提到自唐则天后，洛阳牡丹始盛，可见一斑。大运河的繁荣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更成就了洛阳城的繁荣。
北宋建都开封，进一步缩短了漕运的路线。鉴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方针，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不需接运，宋朝开创了我国漕运史的最高纪录。到了元代，首都迁移到北京，而原来的大运河要绕到洛阳才能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元代重修了京杭大运河，使得水道缩短了900 多千米，同时在京城引白浮泉水以利漕运。船只可从南方直达大都城的积水潭，进入城市的核心地区，积水潭成为新的航运码头，像唐时的广运潭一样，商贾云集，南方的物资在此交换，此处成为大都城新的商业中心，促进了元大都和南方的经济交流。明、清两代沿用了京杭大运河，对其淤塞段进行疏凿，保证了这条南北大动脉的畅通。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凿，带动了整个国家上下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交换，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格局由西向东（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沿河流展开的基本迁移规律。河流为沿岸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交汇的地方，杭州、镇江、扬州、苏州、淮安、济南、北京等无一例外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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