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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書城自編碼: 299861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李 杨、任文科、郑 义译;张兵一校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229120085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3-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184/175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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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被重新认识和加以反思。伊格尔顿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撰著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是其中*代表性的思想成果,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伊格尔顿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资本逻辑的限制,有力地批驳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其思想不仅有利于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为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这是第二个中文译本,重庆出版社精译精编精校,确保译文质量有大幅提升。本书中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文,按规定均使用国内权威翻译。
內容簡介:
伊格尔顿作为一位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英文原版出版于2011年),本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其主旨就是要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已经改变了历史进程,而且在今天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伊格尔顿主要反驳了现代社会中10种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偏见,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有害论;马克思主义宿命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马克思主义还原论;马克思主义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痴迷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马克思主义集权国家论;马克思主义地位边缘论。伊格尔顿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上述观点给予了强有力的反驳。
關於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著。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左派自居,对马克思的坚守和发展使其理论独树一帜,倍受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伊格尔顿已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十多种。
目錄
丛书总序
中文版简评

中文版出版前言
英文版出版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结 论
內容試閱
|丛书总序|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
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理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2016年12月1日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文版简评
(单继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新近代表作之一,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4月。仅过了三个月,第一个中译本(新星出版社)就面世了。现在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经过重新修订的第二个中译本。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还是在普通读者中间,这本书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里略引一些评论:

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写得棒极了,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通俗易懂的介绍。在当今的经济和政治难题面前,流行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或者不相干,伊格尔顿对这种愚昧无知的观点进行了极为必要的矫正。

伊格尔顿,英国文学和文化理论教授,以才智与热诚回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从哲学和文学引经据典。他的这本书注定会超出学术圈而广受读者欢迎。

特里伊格尔顿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文学批评家,他总是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过认真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当全球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问世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重新为人重视了。

上面这些评论除了对《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的赞誉之外,还提到了伊格尔顿的两个身份:文学批评家与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的学术贡献备受推崇。人们经常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卓越的、杰出的之类的形容词。他最著名的作品《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1983)已经售出超过75万册。他的另一部经常被提及的作品《后现代主义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1996),奠定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著名评论家的地位。伊格尔顿曾经在英语世界的多所大学任教,包括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爱荷华大学、墨尔本大学、都柏林三一学院、耶鲁大学等,目前就职于兰卡斯特大学。他教授的课程或开设的讲座绝大部分与文学批评及文化理论有关。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似乎并不那么著名,甚至可以说充满争议。有些人怀疑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里面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他们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过于浅显,过于凌乱,里面还充斥着不少错误。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回应上述批评:所谓的浅显与读者对象有关。伊格尔顿设想的读者对象,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研究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或误解的普通读者。所谓的凌乱与论战文体有关。马克思非常喜欢论战,伊格尔顿采用这种写法,有向马克思致敬的意味。全书十章,每章针对一个问题,树起靶子,进行反驳。反驳会受到对方观点的限制,因而会显得比较凌乱,这并不奇怪。所谓的错误,往往不过是颠覆了某些传统的或流行的看法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结合各章具体内容进行介绍。
第一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在阶级差异性日渐消融、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伊格尔顿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有些变化马克思早就预言过了,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数量的增加,以及全球化,等等。既然马克思早已洞悉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第2页)后工业社会的真实情况是,不平等程度加剧了而不是降低了,当今资本主义正日渐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平等水平(第3页)。
从全球范围看,资本的集中度和侵略性都有增无减,工人阶级的数量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超级富豪们和数以十亿计的穷人之间的冲突将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之下,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就好像说因为纵火犯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狡猾和神通广大,所以灭火已经过时了一样不可理喻。(第6页)
伊格尔顿充满信心地宣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第2页)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人们追求变革的坚定信心。
第二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意味着饥荒、艰辛、折磨、强制劳动、经济破败和国家暴政。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有害论。
伊格尔顿并不否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存在暴政现象,但他同时强调,这种现象决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暴政,往往要严重地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役、种族灭绝、暴力和剥削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也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出来的,只不过它存续的时间较长,人们已经基本忘记了它在过去造成的恐怖罢了。(第9页)
苏联的暴政可以这样获得辩护:苏联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本来就是一项艰辛而令人沮丧的任务,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恐怕都不会乖乖地屈从于蕴含其中的困苦,这时候就会出现强制。而当遭受到数个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时,建立一个独裁政府尤为不可避免。伊格尔顿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
至于在经济方面,反对者显然夸大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消极因素。伊格尔顿以事实为根据说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是冲突的。以社会主义必然废除市场经济为根据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自有特定的铁律,把人当作历史的工具,抹杀人的自由个性,是世俗化的天意论或宿命论。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宿命论。
与前两章态度不同,在本章中,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是否属于宿命论的评价有些犹豫不决:马克思或许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宿命论者,但他作品中的许多表述却传达出了一种历史宿命论意识。(第41页)这并不能全怪伊格尔顿,因为西方学界的讨论,并没有引入辩证决定论概念,而只是把宿命论与机械决定论简单地等同起来。马克思当然不是机械决定论者,而是辩证决定论者。后面我们还要对此作进一步说明。不过,伊格尔顿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洗脱了马克思宿命论者的嫌疑。
首先,阶级斗争仍然是马克思理论的绝对核心。对马克思而言,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生产方式的力量。马克思决不相信历史深处镌刻着某条秘密法则,无论世间男人和女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它都将把社会主义带给人类社会。如果真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呼吁人们进行阶级斗争呢?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落,劳动人民就必须挺身而出将其取而代之(第36页)阶级斗争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其结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宿命论也就失去了根据。(第38页)
其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并不是普遍适用的革命法则。一方面,从一开始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就不仅仅是一种交替关系,它们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另一方面,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他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观点是仅仅针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第43页)前一个方面,已经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实;后一个方面,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草稿)、《〈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都有比较明确的文献根据。
第四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它认为建立一个完美社会是有可能的。这种出奇幼稚的的憧憬源自于对人性的轻信。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
马克思到底是不是乌托邦思想家?伊格尔顿的看法是,这要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乌托邦思想家这个术语。从展望未来将远远好于现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他相信物质稀缺、私有财产、剥削、社会阶级和我们熟知的国家等等都将消亡。第76页如果乌托邦思想家意味着相信某个并不存在的美好未来,那马克思就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乌托邦来称呼共产主义社会,只要它的意思是由现实发展出的未来美好社会,而不是无端臆想出的未来美好社会。
当然,美好决非完美。伊格尔顿指出,在对于未来社会的十分有限的描述中,马克思从来没说过我们会进入一种完美无缺的社会。适合人们行使自由的条件,也必然适合滥用自由。实际上,如果没有对这种自由的滥用,任何大规模地行使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许多问题,会发生大量的矛盾冲突和一些无法挽回的悲剧。(第7677页)这里的论证回应了反对者关于人性的抽象预设,破除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迷信,以及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迷信。
第五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将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因素,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等等,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还原论。
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由经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伊格尔顿如此评论道。他以恩格斯给布洛赫信中的一段话为依据进行了解释。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坚决否认他和马克思曾经表达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的观点,并称这种说法不过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伊格尔顿把恩格斯的合力论称为多元主义,并同时说明,多元主义决不意味着所有因素同等重要。马克思是不是多元主义者?伊格尔顿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认为,马克思坚持(狭义上的)经济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与多元主义并不冲突。
另外,马克思也时常对隐藏在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动机进行研究,却丝毫没有暗示这些动机只是深层次经济动机的表面现象。生产方式也不会单单抛出那些为自身目的服务的观念或者制度。设若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诞生了。(第87页)当然,伊格尔顿也不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般来说,阶级社会的文化、法律和政治都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紧密相关(第87页)。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决定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第六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相信物质是唯一存在,对人性的精神向度毫无兴趣,把意识仅仅仅当作物质世界的反映,将我们还原为受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了无生气的物质和材料的堆砌。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机械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者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国读者是最为熟悉的。受苏联的影响,我们的马哲教科书对此着墨颇多。伊格尔顿批判的路数相似,主要是强调意识的反作用、能动性,并无太多新意。
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对于部分中国学者来说颇有冲击性的看法:马克思对所谓的物质本体论没有什么兴趣。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思想家,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抽象的概念,对具体而微的事物则满怀热情。在他看来,抽象即简单而平淡无奇;唯有具体才是丰富和复杂的。因此,无论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意味着什么,唯物主义都不是一个以世界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第98页)这种观点对于破除本体论迷信,帮助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有裨益的。世界的本原及本质问题,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心的问题。如果硬要把马克思关心的问题扯上物质本体论,那是降低了马克思的思维水平。
第七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对阶级分析情有独钟,而在当下社会,工人阶级几乎已经消失,阶级问题变得没有意义,谈论阶级斗争已经不合时宜。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痴迷论。
阶级如何定义,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地位、职业、收入、趣味等要素为依据,而不是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其他统治性社会资源的关系为依据划分阶级。这样,在他们的视野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消失了。伊格尔顿捍卫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正确理解:它是一个关于你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位置的问题你是奴隶、自雇农、佃农、资本拥有者、金融家、出卖劳力者,还是小业主,等等。(第124页)工人阶级包括所有被迫向资本出卖劳力、在资本的纪律压迫下苦苦挣扎、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能力控制自身劳动条件的人。(第131页)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存在,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消失。
发达资本主义的确能孕育出无阶级的幻象。蓝领工人显著减少;在某些经济部门,旧式的等级结构或许已经让位于分散的、基于网络的、团队导向的、信息富集的、直呼其名的和开领衬衫式的组织形式;真实的不平等被掩盖起来。这些都是幻象的一部分。但幻象毕竟是幻象。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晚期、消费主义、后工业或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性质。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但充当着资本代理人的角色。
第八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温和渐进式的变革进程,而选择血腥和混乱的革命,无论多少生命可能会在这一进程中逝去也在所不惜。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
在伊格尔顿看来,上述理解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暴力并不是区分改良与革命的标准。有些改良可以非常暴力,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有些革命也可以相对平和,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改良是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但迟早会遇到一个转折点,届时制度将拒绝为改良继续让路。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统治阶级又不愿意交出自己控制的物质资源的时候,改良就会转化为革命。
无产阶级决不排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马克思似乎相信,像英国、荷兰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会以和平方式实现他们的目标。(第148页)但是,议会或国家到头来与其说代表了广大人民,不如说代表了私有财产的利益,所以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暴力革命的方式恐怕是不能避免的。在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对暴力的使用会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这并不是说,革命不会激起惊慌失措的时刻准备着用恐怖手段应对革命的当局对革命实施血腥镇压。
伊格尔顿的分析提供了很多洞见,让我们充分注意到,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革命、改良、暴力、和平的一系列新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苏联教科书在这些问题上造成的混乱。
第九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主张建立全能型国家,人民听命于党,党听命于国家,国家则听命于一个怪兽般的独裁者。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极权国家论。
上述观点显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它与马克思并没有什么关系。伊格尔顿证明,马克思希望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亡,并不是说要废除中央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国家马克思希望看到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的消亡(第151152页)。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国家会转变为社会管理的工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会出现针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一定要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理解,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伊格尔顿坚持这样的看法:马克思是一个十足的人民主权论信仰者。民主必须延伸到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之中。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自治政府,而不是把政务委托给某个由政治精英人物组成的政府。马克思认可的是一个公民自己统治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第155页)伊格尔顿引用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一些论述,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些引用,作为论据来说,是强有力的。
第十章主要针对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行动主义的贡献微乎其微,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和族群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以及和平运动已经代替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传统。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地位边缘论。
本章中,伊格尔顿通过大量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政治运动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成为后者的思想资源。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学理层面,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无论文化、性别、语言、他者性、差异、身份认同以及种族渊源等议题,均与国家权力、物质不平等、劳工剥削、帝国主义掠夺、群众政治反抗行为和革命改造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171页)。
作为19世纪产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伊格尔顿对此并不讳言。马克思的著作受到他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如果说他本人的思想是有根有据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不受到这样的限制。(第173页)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书的名字是Why Marx Was Right,而不是Why Marx Is Right。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找到了答案。伊格尔顿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教导当作基督教义,而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们。在过去,它们也许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保证它们永远正确。
以上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简介。即便只是根据这些简介,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伊格尔顿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理论水平。本书还有很多亮点及启发性的论述,读者可以慢慢体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没有值得商榷之处。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与研判。
第一,本书缺乏哲学史的视角。
马克思的思想是变化发展的。撮其要者,可以分为两期三段,所谓两期,是唯心史观时期与唯物史观时期。两者的分界大约是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了新的世界观。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思考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草稿)等文献中。因此,大约以1871年为界,我们又可以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分为强纲领阶段与弱纲领阶段。
唯物史观的强纲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唯物史观的弱纲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在强纲领阶段,马克思似乎暗示,所有国家都要完整经历五形态,而在弱纲领阶段,马克思则坚决摒弃了这种观念。
由于缺乏哲学史的视角,伊格尔顿的许多论述往往并不清晰,或者缺乏应有的说服力。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在1845前后并没有什么变化;在讨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问题时,也没有指明这是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思想的新变化,等等。他的对手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漏洞,从马克思的文献中选取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部分,回应伊格尔顿的批评,从而造成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局面。
第二,本书否认唯物史观是决定论。
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往往与西方学者共同分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预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宿命论意义上的决定论(两者都是determinism),以及机械论意义上的决定论,在西方学界是一种流行的做法。伊格尔顿未能摆脱这种预设,所以也就造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差。
伊格尔顿不能很好地理解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他并不知道,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是生产力与唯一的生产关系相对应,而是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一定范围以及它们出现的一定顺序。至于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要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包括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形势。马克思对于印度、俄国等国家前途命运的分析,充分体现了上述原则。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但并非所有的变化都要靠生产力的变动来解释。
伊格尔顿不能很好地理解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结构或基础,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所说的上层建筑,指的是诸如国家、法律、政治、宗教和文化这样的制度。(第114页)与伊格尔顿的理解不同,我们对经济基础的理解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借口上层建筑中存在反经济基础的东西,就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是唯物史观的根基与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决定论,在逻辑上才能说得通。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经济决定论也未尝不可,因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关键是要弄清楚,经济因素决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另外,所谓的决定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马克思的决定论是辩证决定论、辩证一元论,而不是机械决定论,更不是多元论。
与本书的功绩比较起来,这些瑕疵和错误是次要的。本书还可能存在其他一些瑕疵和错误,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加以辨别。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最大的成功之处,也许并不在于它宣传了多少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方面的功劳也是可圈可点的),而在于它重新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引起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思考。想象这样一种情形:某位经济学家在本书的影响下,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写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谁能担保,这种情形一定不会发生呢?我相信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因为,马克思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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