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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什么是现代？怎样的社会才算是现代社会？对于现代社会特征的解读也意味着要从历史中为现代追根溯源。《现代社会的形成》正是要在历史追问中寻找现代性的内涵和意义，探寻现代人境况的历史根源，为我们思考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一面镜子。
2. 如果你有志于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社会科学经典作品，或者是想得到一些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妨先看看这本书。《现代社会的形成》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欧洲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大势，同时介绍了伏尔泰、马克思、韦伯、尼采等重要思想家对社会的解读。
3. 《现代社会的形成》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枝节，直击社会变革背后的历史逻辑和思想内涵，综合历史、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思想成果，给你一个500年社会进程的大视野。
4. 新思观察家精选汇集具有当代回声的历史话题，旨在帮助我们收整见识的碎片，读懂现代世界的由来，反思现代人的生活境况。书的篇幅都在200至300页之间，外形精巧；这些权威作者所讲述的既是各自*擅长的话题，也是同一个大时代的不同投影。希望你通过了解永不止步的时代变迁，增长对未来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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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本关于西方社会形成历程的简要历史，精练讲述了五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历经5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对于欧洲来说，这500年来我们见证了太多伟大的发现与奋兴，它们汇成了诸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进步的大潮。但同时，人们也遭遇了太多迷茫与失控：暴力革命、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疯狂与阵痛之后，人类社会也会迎来深刻的反思与变革，并且学会拥抱新的规则与力量，永不停步。
《现代社会的形成》也专注于给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观念一个历史的眼界。比如科学思维、理性精神、平等观念、功利心、多样性，以及现代人的孤独，等等它们如何产生？曾受到哪些事件和人物的推动？作者综合了社会科学中的大师观察，讲述带来巨变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探寻现代社会观念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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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玛丽伊万丝Mary Evans
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荣誉教授，任职于性别研究系。伊万丝专注于探索性别和阶层结构在现代社会历程中的角色，并且擅长分析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她的历史写作致力于为被隐匿于历史的女性发声，在历史大事中有意纳入丰富的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伊万丝的作品包括《简奥斯汀与国家》《爱情：一个不浪漫的讨论》《性别与社会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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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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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
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第三章
技术革命
第四章
备受质疑的现代性
第五章
历史变革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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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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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的形成（节选）】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
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洲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
现代 的。15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琪罗完成作品《大卫》，14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4 世纪，而非16 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作者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1304 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游记》（Travels），14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间的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的传奇而已。14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人而言，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14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4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14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乔叟和但丁，二者均是14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罗拉德派，约翰威克利夫的拥护者），完善或设立诸多著名的大学（位于科英布拉、巴黎、牛津、剑桥和博洛尼亚），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然14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这些开篇观点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了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则以独立城邦（意大利）或公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言实现统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言，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因1378 年1449年教会大分裂，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
【第三章
技术革命（节选）】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理性乃是，而且只应当是情感的仆人。18、19世纪将无数次见证个体的人利用理性满足强烈的好奇心，贯彻对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必要变革的坚定信念。理性的成功运用，尤其是在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方面的成功运用，使19 世纪成为一个经历空前技术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可谓史无前例。如果将1500 年的欧洲同1800 年的欧洲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对多数欧洲民众而言，日常生活的变化甚微，并且特征鲜明。生活受到地域限制，生存本身有赖于收成的好坏，作息受到自然光和季节的影响。但到1900 年，众多欧洲民众居住在城镇，作息依时钟和工作日程而定。人们尤其是欧洲北部的人们能够乘坐火车，进行相对轻松的旅行，而且可能已经见识过将自己国家同其他（遥远的）国家连接起来的这一伟大发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想和学说也已经确立和发表。到19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已经开始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诸多民众所依赖的权威不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教会或地主，而是某个诸如工会、政党或是利益集团之类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世纪。这一转变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章资本主义兴起问题的继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工业社会，而且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因素繁多，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贯穿欧洲中世纪始末的政治分裂。欧洲各国的权力并没有集中在君主手中（简单回顾12世纪以降欧洲大部分君主制国家的历史，便可得出君主政体不稳定的结论），这又为王室之外其他人的权力和财富的增长提供了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精力充沛的个人能够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可能还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君主对个人财富心生妒意。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其后教宗在赚钱和花钱相关事务的权威的下降，都大大推动了这种逐利行为，但在诸多研究该课题的近代学者［如亨利卡门（Henry Kamen）］看来，对待赚钱的新态度的关键不在于新教的教义，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而在于众多加尔文教徒的难民身份1。由于宗教迫害和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税赋严苛，这些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流放和边缘化的痛苦经历中形成了创造资本的信念。
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见证了技术革命兴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形式上还混乱无序，有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晚期盛行的资本主义后期形式，即管理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可以用混乱无序来描述，是因为个体的企业家的行为不受或是很少受到劳工组织或国家的干预。小作坊，亦即家庭作坊在欧洲各国盛行，人们更换工作地点，也就意味着更换住所和工作性质，而这种自由流动性到19世纪后期已经难得一见。不直接从事工业或制造业生产的利益个人潜心研究产品，他们的产品往往也是在家庭空间内生产的。伯明翰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成员的工作就具有这种自由状态的特性，确切而言是典范性。珍妮阿格罗（Jenny Uglow）就这些月光社成员写过一部作品，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他们旺盛的精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执迷。2月光社的成员中有10位后来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包括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进化论的先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乔舒亚威基伍德（Josiah Wedgwood）。珍妮阿格罗指出，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地方的非国教信徒，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区长大，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她引用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评价：我们因对科学的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我们认为这种共同爱好足以将各色各样的人联合起来。
在此，
这个18世纪的社团实践的正是启蒙思想，尽管该社团对18世纪后期英国的制造业和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月光社的成员济济一堂，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开发能够赚钱的产品，但他们聚会的众多成果都以动力、产品和交通的形式为革命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变化又成为创造巨大财富的基础。类似的社团在伯明翰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群贤毕集，探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同样，他们最初感兴趣的并非科学创造利润的潜能。正如EJ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所指出的，1750年以前的伟大科学家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但自那以后，科学的世界拓展了，吸纳了此前贡献甚微的国家和民族。18世纪探索和研究地球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历史和自然世界形成的兴趣。《宇宙》一书的作者、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这种执着探寻世界地理及其社会和物理现实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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