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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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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繁杂的城市理论进行丝分缕析，对城市理论作出了宽泛的界定，以便于读者能够理解非线性发展的、光怪陆离的城市理论，因为城市理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被应用于多个不同的学科、涉及多种不同的方法和认识论。通过对城市理论的主要概念框架进行回顾，作者对城市理论近期的发展、及其引发的争论和批评提出了深刻的洞见。本书是学者和学生进行城市理论学习的极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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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艾伦哈丁（Alan Harding），目前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Heseltine公共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和公共政策教授。此前，他曾任职于曼彻斯特大学、索尔福德大学和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治理和政策领域，此外，他还在很多顶级研究机构从事相关研究，并担任顾问。
英泰尔加布劳克兰德Talja Blokland（1971），是一位城市社会学家，曾任职于耶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荷兰的一些大学。2009年以来任柏林洪堡大学城市与区域社会学系系主任。她的著作包括《城市纽带》（Urban Bonds）（Polity 2003）、《网络化的城市生活》（Networked Urbanism，与Mike Savage合编，Ashgate 2008）以及各类论文，研究主题集中在城市中的种族和族群、贫民区、城市暴力、中产阶级化、城市中产阶级、邻里关系和日常生活互动等方面。
王岩，女，1977年生，吉林省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主讲课程为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障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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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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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1章 什么是城市理论?
城市研究与城市理论
城市分支学科
隐喻城市
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角色
什么是城市？
城市和乡村
什么是理论？
本体论与认识论
究竟什么是城市理论？
问题探讨
拓展阅读
第2章 现代性条件下的城市理论
导言
芝加哥学派与城市生态学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
评 议
沃思的城市主义理论体系
芝加哥学派的成就
城市地理学与空间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对地理学的影响
评 议
社区权力争论
社区权力：精英理论与多元主义
城市理论的推进：成就与批评
人文（城市）地理学
后实证主义方法
方法的结论
激进主义方法
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
新韦伯主义方法
重新评估激进主义
以往理论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
城市理论中持续存在的张力
评估宽泛的城市理论
现代城市理论的主要挑战
不平等世界里的城市理论
问题探讨
拓展阅读
第3章 从城市危机到城市胜利
城市全球化经济中的行动者
城市的衰退与老化
经济变迁与城市
理解全球化
言过其实的城市之死
城市经济复兴
后福特主义的城市主义
全球和世界城市以及洛杉矶
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新自由主义
讨 论
问题探讨
拓展阅读
第4章 城市能行动吗？城市政治经济学与行动者问题
重新发现城市理论中的行动者
美国城市政治经济学介绍
反对公共选择
城市政体和增长机器理论
对精英理论的提升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挑战增长机器
城市政体理论
增长机器理论与城市政体理论的比较
城市政体理论中的权力
规范维度
批判与应用
对美国城市政治经济学的评价
理论的输出
增长机器理论和城市政体理论应用面临的困难
问题探讨
拓展阅读
第5章 城市内部不平等的空间表现
导言
不平等与分化：水平和垂直范式
超越水平和垂直范式
生活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
作为资源地点的城市：空间与不平等
空间的生产
布迪厄关于社会空间的观点
隔 离
社会隔离
测量隔离的指标
移民与隔离
隔离与整合
郊区化
需求与供给
商业性的郊区化及其扩张
郊区化与城市理论的关联
中产阶级化
作为一个过程的中产阶级化
生产与消费
置 换
作为一个边缘化的空间过程的贫民区
贫民区城市研究中的一个术语
经济结构调整和边缘化
污名、歧视与种族主义
贫困文化
贫民区与城市政策
邻里效应：空间利益和不利之处
邻里效应产生的原因
邻里效应和集体效能
关注机构的需要
总结与结论
问题探讨
拓展阅读
第6章 分化的空间表现
导言
水平范式
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
列斐伏尔、德塞都和空间的生产
作为共同体和生活方式领域的城市
共同体和社区
生活方式
亚文化议题
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定义
沿两个轴线展开的公共空间
公共、地方与私人空间
作为商谈场所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和代表性
文化多样性：公共空间中的认同
性
性别
族群种族
年龄与代
结论：作为资源矩阵的城市
问题探讨
拓展阅读
第7章 城市理论再思考
城市理论危机再探
理论的表现
理论的普适性
理论、政治与实践
城市新议程？
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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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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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城市理论的介绍。在阅读本书之前，读者不需要对这个有趣但又缺乏准确界定，甚至在有些人看来充满矛盾的学术研究领域有任何了解。本书的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位合作者的写作始于十几年前，他幸运地获得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ESRC）专业研究员项目的资助，在理想状态下，这个项目应该可以支持他完成研究工作。不幸的是，几乎在接受资助的同时，他又额外承担了在索尔福德大学自筹经费建立研究中心的任务。当时条件很好，经费充足。在专业研究员项目资助结束时，本书尚未完成。事情就是这样。虽然研究资助的结项报告不尽如人意，但好在作者们还都健在。
就本书的写作而言，接下来又是令人沮丧的几年，这位作者又被调到曼彻斯特大学另一个自筹经费的研究机构担任领导工作。世事艰难，全球金融危机和英国断断续续的经济衰退造成各类对研究工作提供资助的软钱消失。2010年，在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完成这本书时，作者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邀请一位合作者加入本书的写作工作，一起为写作工作贡献思路，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这位合作者有多年教授城市理论的经历，认为现有教材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如果没有获得资助，她也没有能力和动机去改善这种情况。因此，她很乐于参与这项工作。但是她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其他变化外，她还到德国一所大学担任系主任职务，为了适应工作，她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必要的行政技巧。三年后，在经历了众多生活变迁和无数个不眠之夜后，两位作者终于可以把这本书呈现给读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设定的目标是让读者了解城市理论，挑战既有的理论，并且让复杂的思想便于读者理解。急速变迁的世界导致思想快速发生变化。如果读者不需要为此耗费精力查阅大量资源，到处查找期刊文献和著作的章节，与变迁保持同步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得多。因此，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识别、组合和描述本书的结构，通过历史的视角，把2000年前后对城市理论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研究甄别出来，进而能更好地把握城市理论的演进。
但我们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提供一本教科书。教科书及其讲授者在知识的积累和沟通方面提供了无法估价的服务，但是他们通常要忍受两个弊端。一方面，照本宣科可能限于描述、非常枯燥，很少提供支撑结论的原始材料，这是挑战之一。因此，为我们描述的变迁提供评论，并将它们独辟蹊径地组合起来就成了第二个挑战。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使教科书使用者知道、理解当下的城市世界，而且能够就其中的重要阐述发表异议。但是，教科书和授课教师有时会对学生提出过高的不合理要求，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熟知那些对于建立新的理解所必需的多数概念和专业术语。因此，第三个挑战是将授课教师当作热衷于拓展知识的聪明人，但是没有考虑他们在使用教科书之前已经具备了大量的信息并接受过相关的训练。
就城市理论而言，要实现上述愿望难易并存。奇怪的是，在某些方面批判比描述更加容易。正如我们所知，城市研究涉及广泛的议题，绝非一本书所能覆盖，但矛盾的是，城市理论通常都处于短缺状态，应用范围有限或较少得到应用。城市研究者经常因没有尽可能地引述理论而被批评，而且关于城市研究已经（或有可能）成为理论匮乏领域的评论也不绝于耳。解释这种趋势的论点之一就是，认为相对狭隘的城市政策议题产生了一种不健康机制，压制了对城市现状和未来的讨论。确实，对城市政策和城市规划的描述和评论已成为城市话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些描述和评论欠缺全面的理论思考，不顾真实，或牵强附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几年来一种通用的解释是大量的城市研究是在现实世界委托人的合同支持下展开的。传统上，一些最大的合作研究的资助者、政府部门、地方权力机构以及其他的公共机构，的确对抽象的概念议题缺乏热情。他们需要的通常是具有实践性和客观性的评论和建议，可以为他们游说、建立、改变、扩展或取消特定方案提供手段。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侧重陈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城市研究，并进一步主宰了发展新理论和概念的机会。毫无疑问，很多大学中研究经费紧张，日益强调把影响、参与和实用性作为衡量标准，使很多研究者在面临直接支持资源不足以支撑进一步的研究需求时向外部寻求资金作为补充。这种做法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至少有些学者的研究计划更贴近那些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大学作为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角色得到高度关注，也正因如此，与支持大胆思考相比，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应用研究。这样做的初衷是应用研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但若把上述趋势视为主流就偏离了复杂的过程，过于简化或夸大了城市理论面临的问题。国家控制的观点暗含如下三个判断：城市政策研究占据了城市议题的大部分空间，因为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政策议题；在城市研究领域，抽象研究和理论研究缺乏外部支持；只有在得到额外资助的情况下，学者们才能致力于有效的理论建构工作。上述三个假设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经得起验证。从后往前看，后面的观点最不具有说服力。理论建构花费很少，基本上不依赖外来的资助。理论建构需要的仅仅是热衷于此的研究者在时间上的投入。当然，如果相关的经验研究费用能够得到资助，将有助于理论的建构工作。但是，原则上，即便城市研究没有获得外部支持，也绝不应该成为城市理论研究工作无法继续的理由。理论研究的成果并不缺乏发表的渠道，可以通过专业期刊发表，或者通过主要的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理论研究并不缺乏来源广泛的外部支持。第二个假设，抵制理论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城市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他们绝对不是城市研究的唯一资助来源，即便在公共部门内部也是如此。例如，在英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委员会长期以来资助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计划，涉及广泛的城市议题：内城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和区域制度的变迁、地方政府、特定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变迁、城市可持续性、城市经济竞争力和社会融合以及城市技术发展。不容否认的是，受到这些研究项目资助的研究者被要求在研究中贴近现实或具有潜在的应用性。但是同行评议的专家也会例行公事地要求被资助者在研究计划中发展新概念，进一步改善研究方法。慈善基金会和受托基金会也对广泛的城市研究投入了大量资源。
第一个假设也有不足之处。毫无疑问，通过城市政策争论而广为人知的议题只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与投入这个领域的公共支持有关。但是有两件事必须澄清。首先，包括许多最具批判性的评论在内，大多数有学术贡献的政策议题是由那些既没有接受资助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被称为城市理论家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些评论者介入城市研究领域没有任何恶意，仅仅是出于对这个学科的兴趣。他们的做法表明对城市发展议题的学术关注与是否获得资助无关，更有意义的是，没有得到外部资助的政策分析者对城市理论的兴趣绝不亚于那些得到资助的研究者。其次，研究者们对城市的兴趣被合理地广泛分享了。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成员，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商业领袖、志愿机构人员、社区活动家以及很多门外汉都通过城市议题表达他们对当代社会现状的关心。政策辩论比抽象的理论化工作更能触碰公众的敏感神经，而不论政策辩论是否应该被贴上城市的标签。
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如果城市研究在近年来被视为理论匮乏的领域，那么正如批评者所言，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缺少外部支持，或者各种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支持形式没有被给予优先探讨理论的权利。事实上，当我们对城市理论中存在的神秘危机追根溯源时，应该想到其他的更为普通但有力的解释。有两点尤其值得一提。其一是城市理论研究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研究，即便要界定城市理论的研究范围也毫无可能。这个论断并不令人惊讶，因此，对理论建构充满热情的研究者有时会被其他研究领域所吸引。正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把城市经历和过程从非城市经历和过程中区分出来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城市理论难以通过斗争显示其独特性，并从更一般的意义上从理论中被识别出来。本书的证据表明，很多最初在城市研究领域获得学术声誉的领军学者安于城市理论领域模糊的研究现状。很多在城市经验研究工作基础上开始理论探索的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城市研究，而是在各自特定的学科领域展开更广泛的探讨。然而，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城市理论还是继续呈现多样性的特点。
其二，也是所有想法中最基础的考虑就是，理论工作举步维艰，需要读者和作者的大量努力和实践。城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过去四十年来最勤奋的城市理论家之一。他不断地告诫读者掌握艰涩的概念需要付出努力、做出牺牲。他喜欢引用马克思（Marx，1948）在法语版《资本论序言》中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许多城市理论家，面对实践中大量的不确定性，不愿意为城市理论建构达到相当的高度进行必要的投入。而那些意志坚定的实践者需要冒两个风险。一个是他们从小众视角获得的理解并不容易被应用，用来解释实际问题，从宏观视角来看，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模式，但当我们从微观实践的角度出发认识世界，概念就不总那么有用了。另一个是出于个人喜好或仅仅因为时间有限，理论家们选择继续进行概念抽象而不是将其应用于实践。理论家们在地位达到显赫的高度后，并不愿意为后来者提供帮助。即使学者们不被这些困难吓倒，他们努力建构的理论仍然可能遇到来自实践和政策的问题。
本书对解决城市理论以及城市理论与城市研究的关系所面临的困境而言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本书的部分写作动机就是要分析面临的这些困境，并帮助热衷于这个领域的读者理解城市理论并寻找到出路。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涯中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连接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学者来说，我们希望坚守好理论就是最好的实践的信条。如果读者相信以下三件事，本书在结束时就完成了预定的目标。第一，尽管理论界定存在诸多困难，但我们的工作将受益于其他理论对城市发展和变迁的研究。第二，如果要实现理论潜在价值的最大化，理论应该应用于实践。第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不应局限于小精英群体的兴趣，而应该并且能够应对一些基本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多地帮助读者理解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创造和再创造城市的力量，以及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发生了什么；其次，人们创建他们所期望的城市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要对那些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帮助的人表示感谢，我们也很谦卑和虔诚地重视传统和学界同人以前所做的工作。感谢Jenna
Bchy、Carlotta Giustozzi、Tilman Versch和Louise Zwirner在早期文献搜集阶段提供的支持。感谢Ruth
Scott-Williams为恢复遗失参考文献所做的工作。感谢Carlotta Giustozzi、Anna-Katherina
Dietrich、Katherine Kruse、Suzanna Raab、Hannah Schilling、Vojin Szerbedzija和Robert
Vief在草稿准备阶段提供的帮助，要处理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使用的数量庞大的参考文献并非易事。Julia
Nast与我们分享了她对邻里效应的研究，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参加2013年洪堡大学夏季学期城市理论本科课程的学生和2005年在乌尔比诺参加RTN城市欧洲夏季学校的学生。他们精彩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不同阶段寻找一些论点。如果有谁代表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同意资助了代号为R00027194，题目为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制度、联盟和网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一定要请他她接受艾伦对委员会慷慨资助的诚挚和迟到的感谢。
情况总是如此，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但作者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泰尔加布劳克兰德（Talja
Blokland），柏林
艾伦哈丁（Alan Harding），利物浦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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