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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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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指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置于天之经，地之义的高度，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孝经译注》通过周详浅近的解说和清新雅致的译文，准确传达出原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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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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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受宽，江苏省东台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及西北地方史研究。曾多次获省级社科奖，并获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1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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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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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译注说明1
开宗明义章第一1
天子章第二9
诸侯章第三13
卿大夫章第四17
士章第五21
庶人章第六25
三才章第七29
孝治章第八36
圣治章第九42
纪孝行章第十53
五刑章第十一57
广要道章第十二60
广至德章第十三63
广扬名章第十四66
谏诤章第十五69
感应章第十六75
事君章第十七80
丧亲章第十八84附录92
一、 古文孝经92
二、 历代序跋要录104
古文孝经序［西汉孔安国？］104
《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东汉班固105
敦煌本孝经序［东汉郑玄？］106
孝经述议序隋刘炫106
《隋书经籍志》孝经类小序唐魏徵109
孝经序唐李隆基110
孝经注疏序宋邢昺1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序清纪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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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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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以简要通俗的文字，阐述古人视为一切道德根本的孝道，古代学者将其称作儒家六经的总汇，并世代作为孩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先后有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和五百多位学者为该书作注解释义。《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价值，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为今用，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而梳理经文，阐释大义，并在此过程中有所甄别，则是该项工作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 书名与内容
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中说：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老部中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儒学礼书《礼记祭统》中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都把赡养父母作为孝的基本内容。但是孔子却批评这种观点，在《论语为政》中驳斥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言：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孔子和孟子给孝赋予了崇敬父母的内容，以便与一般动物的照料其上代相区别。孔子的后学，更对孝进行了全面的定义。在《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样，所谓孝有三等： 最上是尊亲，即爱戴和崇敬父母，立身行道以扬名显亲和传宗接代；其次是不辱，即不亏身体，不辱自身和为亲复仇。最后是养亲，即养口体，侍疾病，顺其意，乐其心，重其丧。
孝这一道德意识，是原始先民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大约在八千至一万年前，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农业社会。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华夏先民很早就有了生殖崇拜，以祈求人类自身繁衍能力的加强。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壶上，塑了一位有明显乳房和生殖器的女性。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祖、陶祖，则到处都有发现。许多原始岩画表现有男女交媾的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有一腹部突起，臀部肥大，有女阴标志的孕妇塑像。这种崇拜是人类因其出生而自然产生的。另外，从事农业劳动，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就造成了先民对家中年长者的尊敬，因为年长者有很丰富的劳动经验和高明的技术。神农和后稷的故事，就是这种尊崇有劳动经验长者风气的最早遗留。而在老人死后仍继续这种崇敬，就成为祖先崇拜。早期各个家族对自己祖先世系及其神化了的事迹的传说，是这种崇拜的表现之一。《尚书尧典》中记载四岳推荐虞舜担任帝尧的继承人，说他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y，治理，安定不格奸。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固执，母亲放肆，弟弟象傲慢，却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安定和睦，不至于出乱子。据说，帝尧任命虞舜协调人伦关系，引导民间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可见，至迟在传说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
周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诗经》中屡屡言及孝。如《蓼莪》写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都讲孝道。儒家将孝视为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1〕，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墨家也不甘落后，提出孝，利亲也〔3〕。又说，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4〕。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却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纵横家也将孝道视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秦对楚王说：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甚至法家也认定孝在治国中极为重要，而声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孝子不非其亲，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5〕。可见，到秦统一以前，孝已成为当时诸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点和文化心理，而历久常新地沉淀了下来。
《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我们知道，先秦时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乐》皆不称经，为什么惟独《孝经》以经为名呢？所谓经，本来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编织物的纵线。与纬横线相对。织物没有经线就无法造成布帛，而且在织布时，经线始终不动，只有纬线在不停地穿插于经线之中。因而经就有了纲领的意思，有了常的意思，有了根本原则的意思。故而，《释名释典艺》言：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此推之于社会，要实现国家的治理，有千头万绪，必须为之建立纲领，行事才有条理和规矩，所以将治理天下称为经纶天下。如《易屯卦》称：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大宰》言：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此推之于人的行为，如果没有一条贯通的道德标准原则，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因而当时将圣哲者阐述其基本思想理论，可以垂训天下的书籍称为经。如汉代称孔子整理的六部著作为六经。先秦即有将重要著作称经的。《国语吴语》中有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称兵书为经。甘公和石申的天文学著作合编，称为《甘石星经》。相传为古医书的，称《内经》、《难经》。墨子自著之《墨经》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名。先秦诸家在学术上互相驳难，亦相互浸染。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将自己关于孝道观的著作称为《孝经》，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孝经》之命名，前人多有诠释。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郑氏序言：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之殊途。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由此说来，《孝经》之经字，是指孝为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一种大经纬、大道理，是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如何行孝的具体方法说教。
《孝经》有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本译注所用正文底本，为清阮元校勘的唐玄宗御注的《今文孝经》十八章本。《孝经》十八章，大体可分为六个部分，其内容是：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是全书的总纲，总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阐明孝道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贵贱不同者孝行的不同要求，统称为五孝。第二章《天子章》，论一统天下的天子的孝，主要是广爱敬，使民众有所依赖。第三章《诸侯章》，论诸侯的孝道，主要是随时戒惧，谦虚审慎，以保其社稷。第四章《卿大夫章》，言卿大夫的孝道，是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第五章《士章》，认为士的孝道，应以事父事母的爱和敬，去事君以忠，事上以顺。第六章《庶人章》，指出庶人之孝，就是努力生产，谨慎节用，供养父母。并总结道，人无论尊卑贵贱，只要始终如一，都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阐述孝道对政治的意义和作用，是该书孝治观的主要部分。第七章《三才章》，认为孝是符合天地运行和人的本性的行为，是德政的根本。第八章《孝治章》，论说从天子到庶人只要以孝道治理所辖之天下、侯国和家庭，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和无灾无难的目的。第九章《圣治章》，以周公为例，说明圣人是如何用孝道使天下得到治理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论说如何行孝。第十章《纪孝行章》，提出孝子事亲有五要三戒，否则即使每天给父母吃得再好，也是不孝。第十一章《五刑章》，从反面论说孝行，提出要挟君主、非议圣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不孝的行为，是天下祸乱的根源。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对第一章中的三句话予以进一步阐述。其中前两章是论说君主如何利用孝道治理国家、感化民众。第十二章《广要道章》，言国君以孝治国的最佳方法，是一个敬字，敬人之父、兄、君，就能使所有人都变得善良。第十三章《广至德章》，言国君利用孝道教化民众，主要是自己在孝、悌、臣这三方面作出道德的榜样。第十四章《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的关系。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论述行孝道的几个具体做法。第十五章《谏诤章》，指出为人子和为人臣者，在以孝道事父事君时，不可一味顺从，遇其不义，要敢于进行谏诤。第十六章《感应章》，言君主若能听从谏诤之言，就能感动天地神明，降福人间。第十七章《事君章》，论说臣子事君要尽忠补过、顺美救恶，使上下相亲。第十八章《丧亲章》，阐明孝子在办理丧事和祭祀时应有的表现和具体做法，以作为孝论的总结。
二、 作者与成书年代
先秦甚至西汉，人们著书一般都不标作者姓名。先秦诸子，虽题为某子，实际上不一定为该子所作，而可能是其弟子门人及后人的手笔。这种风气，流行颇久。以至出现了秦始皇读《孤愤》、《五蠹》，叹不得见此人，与之游〔6〕，汉武帝读《子虚赋》，伤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7〕只是经李斯、杨得意二人当时揭破，后人才不至对韩非、司马相如的著作权发生怀疑。而其他许多先秦典籍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些不标作者姓名的作品，往往引起后代诸多辨伪者的疑窦，从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孝经》也是如此，历来不标其作者。故而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历代学者聚讼不已，看法颇多。
最早提及《孝经》作者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文中说：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是第一种看法，说该书为曾参所作。
而《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同样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义五经》也言：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都称该书为孔子自作，这是第二种看法。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言：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清毛奇龄《孝经问》言：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分《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语》、《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提要言：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这是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当时所记，或事后所作。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则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书，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引胡寅语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这是第四种看法，言为曾参弟子所作。
《困学纪闻》卷七又言：冯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则冯椅指实该书为曾参弟子、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这是第五种看法。
宋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胡宏、汪应辰语，说：衡山胡侍郎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玉山汪端明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这是第六种，后人附会说。
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这是第七种说法，认为是孟子弟子所作。
明吴廷翰《吴廷翰集椟记》卷上《孝经》条言：《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言：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今人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言：然则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这是第八种说法，言为汉人所伪托。
要弄清《孝经》的作者，必须先设法确定该书撰成年代的大体坐标。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的《吕氏春秋》〔8〕，几次征引《孝经》的文字。其《察微》篇言：《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孝行》篇有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与《孝经》之《诸侯章》《天子章》除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明显系引自该书。由此可知，《孝经》最迟撰成于公元前241年以前。汉儒伪撰说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杂传》四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断言：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盖杂传之一也。清人王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汉魏遗书抄》中，清人马国翰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汉唐人的著作中，对魏文侯《孝经传》屡有引述。如《后汉书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论》言：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述：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镪耘，秋以收敛。可见，魏文侯撰《孝经传》古称注为传乃为不争之事实。魏文侯名斯又作都，为战国初魏国君主，《史记魏世家》说他在位三十八年前445前408，而《世本》云其在位五十一年前445前396。魏文侯礼贤下士，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最强的一个国家。当时，诸侯争相攻战，唯有魏文侯好学，他曾向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子夏前507?学习经艺，又以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和子夏的弟子段干木为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六篇，其中即包括《孝经传》四篇。班固为免重复，故而在《孝经》类中未再明言《杂传》为魏文侯作。既然魏文侯能为《孝经》作注，则《孝经》的成书时间最迟也应在公元前396年以前。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逝于公元前289年。他的弟子一般应比他的年龄为轻，都生于魏文侯之后百年。故孟子弟子作《孝经》说，亦属于无稽之说。
排除了第七、八两种说法，第六种后人附会说，因其难以明晰，亦可置而不论。其他五说的作者，孔子前551前479生活于魏文侯之前，曾参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大体与魏文侯同时或稍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记载有孔子的三十五名高足的年龄，其中最年幼的楚人公孙龙非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之赵人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即出生于公元前499年。至于曾参弟子，年龄应该与魏文侯大体相近或稍幼。两者皆不可排除。
研究《孝经》中的人名称谓，是解决其作者问题的途径之一。古代著作对人的称谓十分重视。称名，称字，称君，称子，各有不同。何况孔子是史家书法的创始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9〕。《春秋》中，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１０〕。既然《孝经》是孔子或孔门弟子之作，当亦十分注意人名的称谓问题。《孝经》中关于具体人的称呼，仅有称孔子的仲尼、子曰，称曾参的曾子、参。仲尼为孔子的字。《仪礼士冠礼》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是供他人称呼以示敬重的别名。既然《孝经》中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则该书显然不是孔子所作。再说书中多次出现的子曰的说法。其子当指孔子而言。邢昺《疏》云：《正义》曰，子者，孔子自谓。案《公羊传》曰： 子者，男子通称也。古者谓师为子，故夫子以子自称。曰者，辞也。其中孔子自称的说法，明显系出自其孔子自作《孝经》说，不可为据。查《十三经》中，出现有数百次子曰，皆是在各种场合孔子言论的标示，很难找到孔子用子曰来称呼自己言辞的。故而，子曰二字，不能成为孔子作《孝经》的证据。至于曾子二字，当然是曾参的敬称。我们查阅《论语》各章，孔子话语中对其学子的称谓，都是称名。如，称子贡为赐，称颜回为回，称仲由为由，称子夏为商，称曾参为参，无一例外。若《孝经》真是孔子所作，他怎么可能以弟子的口吻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由此，可以肯定，《孝经》绝不是孔子自作。此例同时也可以否定曾参作《孝经》说。因为，曾参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称为曾子。至于书中参之一名，仅在《开宗明义章》中出现一例。其文为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显然不是《孝经》作者对曾参的称谓，而是曾参在对孔子问话答辞中的自称。古代有讳名的习惯，即不可直呼尊者敬者之名。但是在尊者敬者同辈面前，却应自称己名，以示谦恭。《白虎通义姓名》言：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谓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讳于尊者之前也。如《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伋为子思自称名。曾参在《孝经》中自称为参，是其在师尊面前的谦恭。此称谓既为引语，因而，此例不能作为《孝经》为曾参所作的证据。从书中作者称孔子为仲尼、子，称曾参为曾子看，其人有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但也不排除是孔子门人的可能。我们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1〕，曾参即为其中之一。曾参以道行著称，受到同学诸生的敬重。《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其中，除孔子话语外，凡提到曾参，都尊称为曾子。总之，从称谓分析，《孝经》绝不是孔子或曾参所作，而可能是曾参弟子或孔子弟子所作。
然而，能否在孔子弟子或曾参弟子中实指某人为《孝经》作者呢？《困学纪闻》卷七言：冯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乃冯椅推测子思作《孝经》之言，无多证据。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学生，儒家学派的重要传人。《史记孔子世家》附有其简传，言：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孟轲受业子思之门人。前一段记载据后人研究，有错误之处。梁玉绳《史记志疑》考订，子思当享年八十二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有《子思》二十三篇，且自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孔丛子》以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记载了子思的言行〔12〕，包括其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的事。其《记问》篇载，孔子对子思十分赞赏，曾欣慰地说：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大戴礼记》中所收《曾子》十篇，其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四篇，都是论孝道的，而且内容与《孝经》相表里〔13〕。但上文已经考定，《孝经》不可能是曾参所作。故而有必要从思想上考证，《孝经》是否为曾参弟子子思所作。《子思》一书久已佚失。《隋书音乐志上》载沈约言：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中庸》、《表记》、《防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查今本《礼记》上述四篇，有多处论及孝道。《坊记》载：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中庸》载：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矣。《表记》载：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恺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皆与《孝经》有相近相似之处，或可与《孝经》相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子思完全有可能追述其祖孔子的思想，依据其师曾参的传授，再加上自己的发挥，撰作《孝经》。
可见，无论从时间上、传授上，还是从思想上，子思都可能是《孝经》的作者。子思的年龄大体与魏文侯相当，而逝世于其前后数年。由于魏文侯有尊贤之名，子夏等人都在魏受到厚遇，子思就有可能到过魏都安邑。魏文侯为《孝经》作注，就不足为怪。而在当时，该书从撰成到传至魏文侯之手当需要时日，而魏文侯为其作注又需时日。故而，子思撰写《孝经》可能在魏文侯逝世之前十年至二十年，即约公元前428前408年之间。
三、 今古文之谜与《孝经》传承
和其他先秦儒家经典一样，《孝经》也存在着今古文之争。
《孝经》撰成后，经魏文侯作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故而能被《吕氏春秋》等典籍所征引。秦始皇焚书，给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极坏的影响。许多先秦古籍，因为焚书和藏书之禁而被毁灭或遭散乱。《孝经》亦在禁书之列，但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收藏。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禁止挟书的律令，儒生于是重又在民间传授儒家经籍。据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人颜芝收藏的《孝经》，由其子颜贞传出，共十八章。河间献王刘德将此书献于朝廷，遂为学者用以授业。为了传授方便，学者将该《孝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体书写，后人称之为《今文孝经》。汉文帝倡导儒学，设置供顾问的博士七十余人，就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汉武帝又诏令谒者陈农访求天下遗书，经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当时以传授《今文孝经》名家的，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等人。
汉景帝的儿子刘余分封于鲁，称鲁恭王。他为了扩大其宫室，而拆毁了孔子故宅，在一堵旧墙中发现了一批古竹简书，据说包括《尚书》、《左传》、《论语》、《孝经》、逸《礼》等，大概是秦焚书时孔家人藏起来的。鲁恭王将这批古书送还孔家。孔家一位懂得先秦文字的学者、侍中孔安国对这些竹简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发现此《孝经》与通行的《今文孝经》不完全相同，总共有二十二章。除了将今文的两个章节分为五个章节以外，还多出了《闺门章》一章。由于该《孝经》是用先秦籀文写成的，故而后来称之为《古文孝经》。据说孔安国为该书作了传注。桓谭《新论》说：《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但东汉人对《古文孝经》的传出还有另一种说法，许冲《献父〈说文解字〉上皇帝书》言：许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据传为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孝经序》疑为东汉人所托就将二者统一了起来。该序言：鲁共王使人坏夫子讲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二章，载在竹牒，其长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还子惠一通，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为口实。时王公贵人咸神秘焉，比于禁方。天下竞欲求学，莫能得者。由于当时《今文孝经》已列为官学，研习者有利可图，故而他们反对将诸古文列入官学。《古文孝经》始终深藏中秘，而未得流传。
西汉成帝时，宗室刘向奉命主持整理中秘藏书。他以《今文孝经》为主本，用《古文孝经》对其进行了整理删定，定为十八章，而通行于世。刘向之子刘歆所撰《七略》，专门在六艺略中列孝经一类〔14〕。收入《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即相传为孔安国作注的《古文孝经》。又收入《孝经》一篇，十八章，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这是《今文孝经》。经刘向整理的《今文孝经》有郑众、马融的注，据传还有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注。但从今传所谓郑序看，更可能是郑玄之孙郑小同所作。当时今古文《孝经》的差别，只在于分章的多少，个别文字的差异，以及讲说的不同。这就是西汉今、古文《孝经》源流的大概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今古文《孝经》并行于世。曹魏郑称、王肃，孙吴韦昭，晋殷仲文、谢万，南齐永明诸王、刘等人皆为之作注。梁武帝更是大倡《孝经》，他将孔注古文和郑注今文《孝经》都立于国学，且亲自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同时，萧子显、严植之、皇侃、周弘正等也各自为《孝经》作注。梁简文帝即位，出现侯景之乱。萧绎在江陵即位，即后称为梁元帝者。他平定侯景之乱，将建康今南京的藏书都运至江陵，总数达十四万卷。554年，西魏军队围攻江陵。在城将陷落时，梁元帝将所有图书全部焚毁。据说，《古文孝经》自此失传。
隋朝建立后，大力搜求古籍，弘扬学术。开皇十四年594，秘书学士王孝逸在京师今陕西西安街市上从陈人手里买到一册《古文孝经》，送给了著作郎王劭。王劭将该书交给经学大家刘炫进行校定。刘炫于是作《孝经述议》五卷，且作序，说明该书的来龙去脉，并以之对学生进行讲授。隋文帝下诏将刘炫校定的《古文孝经》与郑氏注的《今文孝经》都著于官籍，颁行天下。但当时的学者纷纷传说该《古文孝经》为刘炫伪撰，而不是孔氏的旧本。所以《隋书经籍志》在著录该书时，注明今疑非古本。隋时，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其《孝经音义》即据《今文孝经》〔15〕。
《孝经》在唐代极为盛行。贞观间，魏徵主持编订的《群书治要》收有《今文孝经》十七章及郑氏注，缺第十八章。开元七年719，唐玄宗诏令群儒讨论《孝经》今古文的优劣。左庶子刘知幾力主《古文孝经》孔传，上书玄宗，以十二条理由论所谓《孝经》郑注并非郑玄所注，因而请求废郑行孔。而国子祭酒司马贞力主今文，言《今文孝经》郑注流传有绪，而《古文孝经》本已佚失，今传者为近儒伪作，非宣尼正说，尤以《闺门章》一章为鄙俗。唐玄宗听从司马贞等人所议，去《闺门章》，以十八章本《今文孝经》为定本，于开元十年722和天宝二载743两次亲自对其进行注释，且撰成《孝经制旨》一卷。天宝四载，玄宗亲自以八分书写《孝经》，由太子亨撰额，刊勒《御制孝经注》于四面宽九尺高五尺的石板上，连成一圈，上有大亭，下为石台，通高二丈，立于京师国学〔16〕。人称为《石台孝经》，以供学子对勘抄正。自此以后，《今文孝经》凭借着唐玄宗的提倡，广为流传。《古文孝经》逐渐不为人所重。
唐玄宗《御注孝经》，当时就诏令元行冲为之作《疏》。此本在敦煌遗书伯3274号有存，见《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经部四。北宋咸平间，邢昺受诏以唐玄宗所定《孝经》正文及注为基础，据元行冲《疏》，撰成《孝经注疏》三卷，这就是收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疏》。据说，《古文孝经》孔注在五代时已经亡佚，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古文孝经》独有孔安国注，今亡。北宋至和元年1054，司马光见秘阁所藏《古文孝经》有经无传，遂作《古文孝经指解》献于仁宗。不久，范祖禹又进《古文孝经说》。自此以后，不少学者据司马光之说，驳今文而尚古文，成为学界一大公案。南宋朱熹认为《孝经》非孔子所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作《孝经刊误》，搀合今古文，以今文前六章、古文前七章合为经一章，以其他部分并为传十四章，删改经文二百二十三字，从而开删改《孝经》之端。人称其为《孝经》学之宋学。其后之讲学者，颇以朱氏之本为据。元明清三代，更有不少学者遵从朱熹的路子，或主古文，或主今文，率以己意对《孝经》正文及诸家疏传进行删削补缀。如元吴澄《孝经定本》、董鼎《孝经大义》、明江元祚《孝经汇注》、清周春《中文孝经》皆是。清毛奇龄撰《孝经问》一卷，设答门人张燧问，从十个方面批驳朱熹《孝经刊误》和吴澄《孝经定本》，论《孝经》非伪书，刘炫无伪造《孝经》事，朱、吴二氏删经之弊等。《四库全书提要》卷三十二该书提要，论汉宋之学云：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
清朝建立，统治者属意于以孝道来平息汉族的反抗。顺治皇帝亲自用石台本，对《今文孝经》进行注释，称《御注孝经》一卷。康熙皇帝又诏令臣工，仿《大学衍义》体例，成《钦定孝经衍义》一百卷，镂板颁行〔17〕。雍正皇帝又诏令儒臣比照诸家《孝经》注传，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于雍正五年1727编成集注，称《御纂孝经集注》。
历代为《孝经》今、古文二者之优劣争论不休，不知费了多少笔墨和口舌。平心而论，二者仅有分章和个别用字的不同，以及古文多《闺门章》一章二十二字，思想和宗旨并无差别，不必骤分门户，势如水火。宋人黄震《黄氏日钞》论道：按，《孝经》一耳，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云：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于大义固无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亦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于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亦不过如此。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颇为平允。
在隋唐以前，《古文孝经》孔氏注和《今文孝经》郑氏注角力争先，各有所宗。孔注于梁末失传。郑注自唐玄宗以后，亦渐危殆，至五代亦在中土失传。据说，周显德954960中，新罗献《别序孝经》，即为郑氏注。而《崇文总目》又言，北宋咸平中，日本国僧奝然献郑注《孝经》。乾道中，熊克子复从袁枢处得郑氏注，刻于京口〔18〕。熊刻本郑注，后亦遗佚。清朝乾隆间，歙县鲍廷博委托其友汪翼沧乘海舶到日本时，代为搜寻，汪氏终于在长崎购得日本人太宰纯刊于享保十七年1732的《古文孝经孔注》一部，鲍氏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其影刻于其《知不足斋丛书》中。太宰纯之《序》言：夫古书之亡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颇多。且断言：孔传者，安国所作，无疑也。嘉庆年间，乌程郑氏又从日本得刊本魏徵《群书治要》，其中的《孝经》十七章，有郑氏注。嘉庆六年1801，鲍廷博又得到日本人冈田挺之于宽政癸丑1793所刊《孝经郑注》，据冈田挺之《尾识》言，他是以《群书治要》本《孝经》为主，补以注疏本而成是书。鲍氏将该书又在《知不足斋丛书》中刊布。至此，失传已久的孔、郑二注，皆重又在中国学人前露面。《四库全书提要》首先否定日本《古文孝经》孔注本为真本，继而臧庸认为日本郑注本非真郑注，而自据诸古籍辑成《孝经郑氏解》一卷。现在看来，不仅日本之孔传为真古本，日本郑注本亦基本保存了古本郑注之要貌，是可以信赖的。后来，在日本陆续发现《古文孝经》的多个抄本，敦煌遗书中亦有郑氏注本及其序文，现在已经可以恢复隋唐时代通行之《孝经》郑注本的原貌了。我们研究《孝经》，还是要参考孔氏、郑氏等古注，否则岂不是在重蹈前人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覆辙了？
四、 《孝经》和孝道在历史上的影响与
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汉代纬书《孝经钩命决》言：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9〕意思是，孔子的政治理论寄托在《春秋》之中，孔子的实践方法著明在《孝经》之中。《孝经》论说人们要行孝道、如何行孝道，并鼓吹统治者以孝道治天下，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适应了古代立国之本的农业经济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孝道成为其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基本方略。
还在秦朝时，其《法律答问》中就规定：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20〕意思是对不孝的子弟，不必经过三次原宥的手续，就直接判以死刑。汉高祖在称帝后，马上高举孝道的旗帜，尊称其父为太上皇，且下诏言：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21〕汉惠帝于四年前191下诏，免除那些孝弟力田者的徭役。自惠帝始，汉代诸帝的谥号中都有一孝字，称孝惠帝、孝武帝等。颜师古解释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原来，汉代皇帝谥号用孝字，是表明其坚持继承和执行了乃父的事业和意志。文帝开始设置《孝经》博士，给研究《孝经》有成绩者以优厚的俸禄，给孝悌者赐予布帛，让他们在民间作为倡导孝行的榜样。汉武帝独尊儒术，更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其提倡和贯彻孝道的具体措施，并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形成制度。这就是后来荀爽总结的，汉制，使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以孝为务也〔22〕。宣帝时，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平帝元始三年3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23〕。《孝经》成为官定的学校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光武帝下诏命令期门羽林以上的武官和功臣子孙，悉通《孝经》章句。又将举孝廉作为通常补充官吏的主要途径，甚至直接以孝廉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东汉诸帝要求天下人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主持监试，经常褒奖孝行卓著者，以孝道作为王朝的国策。
魏晋南北朝时，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官，而广加传播。曹魏和孙吴都鼓励诸儒注述《孝经》，出现了王肃、韦昭两种优秀的注本。南朝的好几位帝王亲自注释和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时时集会讨论《孝经》。梁武帝还创设《孝经》事务的专门官职置制《孝经》助教。为了普及《孝经》和孝的伦理，学者编出了《孝经图》、《大农孝经》、《正顺孝经》、《女孝经》等书。《孝经》之学成为显学。北朝《孝经》也得到广泛传播。北魏孝文帝下诏，要求侯伏侯可悉陵将《孝经》译成鲜卑语，以便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宣武帝和孝明帝都曾亲自主讲《孝经》。民众纷纷以行孝为荣，成为一种风气。晋李密的《陈情表》，就是他为了孝养祖母，而拒绝朝廷征召的表文。此时，尤为注重对孝道卓著者的表彰。《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南史》、《北史》都辟有专门的《孝义传》、《孝友传》等，记载那些奉生尽养，送终尽哀，或泣血三年，绝浆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顾复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诚贯幽显孝子的事迹〔24〕。
隋文帝建国伊始，就接受纳言苏威的意见，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25〕，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民诵读。炀帝也下诏言：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其。〔26〕
唐代从高祖李渊起，就卖力地提倡《孝经》，宣扬孝道。高祖下诏称：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27〕唐太宗亲自到太学听经师孔颖达讲《孝经》。高宗下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作为贡举者的必修之课。唐玄宗两次注释《孝经》，亲书刊石，且于天宝三年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唐代科举考试中设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与官，通七经者与出身。自此以后，《孝经》更加广为流传，民间纷纷传抄诵读。连当时僻居西陲的敦煌，学子也大量抄录该书。在敦煌遗书中，我们就捡出26个编号的《孝经》卷子。
宋代自称为教化有足观者。宋太祖在征战倥偬之中，还不忘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宋太宗曾以草书两次书写《孝经》。淳化三年992，他见淳化阁碑有其所书《千字文》，就说：《千字文》非垂世立教之言。《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遂赐所书《孝经》刻于淳化秘阁碑阴〔28〕。宋真宗亲自作《孝经诗》三章，与群臣唱和。宋仁宗召集辅臣到崇政殿观讲《孝经》。南宋高宗亲书《孝经》赐给大臣，刻于金石，颁于天下州学。当时，有的孝子为父母报仇而杀人，朝廷竟壮而释之；有的子女愚蠢地割股挖肝掏眼为父母治病，竟咸见褒赏；有的家族数百千余口人同居，朝廷为之免去徭赋〔29〕。为表现其孝心，人们已无所不用其极。
辽、金、西夏、元等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无不以提倡孝道作为其治国之本。西夏帝元昊以亲自创制的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孝经》，供国人阅读。金朝有以女真文翻译的《国语孝经》，国学刊刻唐玄宗注《孝经》，颁发各级学校。金章宗言：孝义之人，素行已备，虽有希觊犹不失为行善。〔30〕认为不必计较孝子的品行缺陷。元世祖颁定国子学学制，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论语》、《孟子》〔31〕。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中书右丞相孛罗铁木儿译成《蒙古字孝经》，进献，受到褒奖。据传为郭守敬之弟郭守正所编的《二十四孝》一书，选取自虞舜至宋朱寿昌等二十四人的孝行事迹为书，流传甚广。
《孝经》在明代受到更大的重视。明太祖称《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下诏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士至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等有伤身体的行为。明朝各皇帝几乎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清朝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孝行，推崇《孝经》。清世祖、圣祖和世宗皆亲自注释《孝经》。清朝规定书院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32〕。清初科举乡试和会试都有朝考疏，其内容为诏、诰、表、判与《孝经》、性理论等。其经解一门，亦以《易》、《诗》、《书》、《孝经》等十三经为题。国子监之书籍有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又有雍正帝《御纂孝经》书版，随时刷印供教学之用。对地方上发现的孝子，清帝或为之立孝子坊，或诏令入祀忠孝祠，或将其事迹载入史志。
孝道和《孝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已如上所述。一方面，它是统治者欺骗民众的精神枷锁，用以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它以尊老敬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标，经过两千多年的提倡和传播，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已经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孝经》及其所提倡的孝道呢？
毋庸讳言，多年来，国人的道德水准有所下降，不孝父母，不敬老人的事也时有所闻。有人将道德下降的责任归咎于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看到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虽很发达，文化也很开放，可家庭中尊老敬亲之风并未削弱，则前说就很难站住脚。看来，当今国人道德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十年浩劫对传统道德的一概否定，和这一时期造成的一代人文化素质的低下。这一教训反过来告诫我们，建设新道德，不能脱离民族传统道德的土壤。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有不少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中一般和共同要求的东西。这些内容，在扬弃了其中的历史糟粕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主流看，孝道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其中有许多值得发扬的东西。当然对其也不可一概肯定，而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地予以发扬或摒弃。
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呼唤着新型伦理道德的建设，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是其重要环节。让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孝经》和孝道在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道德规范的转变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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