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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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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虽然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问题，为中国资本市场开创了全流通时代，但解禁股到期后的大股东频繁减持问题，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冲击。《大股东减持与股市稳定：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以大股东减持行为为研究对象，在对国际成熟资本市场关于大股东减持及股市稳定经验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制度背景、现状、影响因素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等问题，并提出抑制大股东减持从而保证中国股市稳定的对策建议，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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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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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二、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四、创新之处
五、相关概念界定
第二章 大股东减持的理论借鉴与文献回顾
一、理论借鉴
二、文献回顾
第三章 大股东减持与股市稳定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美国股票市场的经验借鉴
二、香港股票市场的经验借鉴
三、其他股票市场大股东减持与股市稳定的国际经验借鉴
四、可供中国股市借鉴的国际经验
第四章 大股东减持的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一、大股东减持的制度背景分析
二、大股东减持的现状分析
第五章 大股东减持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大股东减持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二、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大股东减持
三、行业差异与大股东减持
四、财务特征、公司治理与大股东减持
五、控股属性、股东关系与大股东减持
六、本章小结
第六章 基于股东侵占模型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一、基于跨期侵占视角的控股股东跨期减持行为研究
二、基于多个股东侵占视角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三、本章小结
第七章 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
一、大股东减持与真实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非年报效应与大股东减持
三、盈余管理、时间效应与大股东减持
四、本章小结
第八章 规范与管理大股东减持的政策建议
一、明确监管主体，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规避大股东减持的投机行为
三、保持监管持续性，因人制宜制定监管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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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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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减持与股市稳定：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
卢璐等（2007）试图挖掘出大股东减持背后的动机，从而单独考察了大非减持的影响因素，其实证结果表明估值分歧是影响大股东减持的关键因素，且大非和小非、国有性质股东和私有性质股东的减持动机及减持水平均有差异。楼瑛和姚铮（2008）实证检验了财务绩效与大股东减持间的关系，也发现公司财务绩效与大股东减持存在线性函数关系，公司财务绩效越好，大股东减持的股份就越少。赵向琴等（2009）基于解禁特征和公司特征的微观因素及股市周期的宏观因素三维角度分析了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因素，发现股票解禁特征及公司市场交易特征具有一定解释能力，但公司财务特征的解释能力作用很小，而股市周期的解释能力较强。贾明等（2009）认为，在中国现行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内部人、政府与投资者间所形成的双重代理问题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所以他们基于股改方案及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大股东解禁股的出售行为，发现股改对价方案对投资者补偿不足而形成巨大的流通权溢价空间，并且如果公司中双重代理成本越大，大股东出售解禁股激励就越强，出售水平也越高。黄志忠等（2009）建立了联结大股东财富与持股比例、公司业绩和转移利润间关系的最优股权结构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大股东减持动机，发现除了逢高减持外，公司业绩差、公司巨额对外担保、大股东严重掏空也是减持的原因，而其经验证据也支持了理论分析的结果，尤其是他们首次发现股价越是偏离价值，大股东就越可能减持股份。常进雄（2009）从非流通股价值与股改对价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的减持回报情况，发现实际送股数量难以保证流通股股东的合理经济利益，所以股改前非流通股比例、非流通股转让价格比例是影响减持套现回报率的重要因素。
曹国华和赵晰（2010）基于BP神经网络，以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减持数据为样本，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除第一大股东外是否还有其他股东持股超过10%、净资产收益率、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是否为国有股六大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张大勇和傅利平（2010）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减持行为，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其通过实证检验得到的具体结论为，全流通后公司托宾q值及同行业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及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则影响并不显著。张大勇（2010）单独从公司托宾q视角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结论。朱茶芬等（2010）从大股东信息优势及股票市场波动风险的视角讨论了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发现大股东根据对公司的估值和所掌握的业绩前景的优势信息选择自身减持行为，使得高估值且业绩前景差的公司成为减持对象，而且A股市场的高波动风险是推动大股东减持的另一重要动因。俞红海和徐龙炳（2010）建立了两阶段动态模型，在理论上首次通过动态模型研究了大股东减持行为，结果表明持股比例的调整，公司治理水平越好，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水平越高，外部投资机会越好，则控股股东最优减持比例越高，而市场平均资本回报率越高及控制权私有越大则控股股东最优减持比例越低，同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现金流权水平与减持比例显著正相关，外部市场平均回报率与减持比例显著负相关，相对于政府控股，私人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减持套现，但是地方法制水平对减持比例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却是与理论预期相反的。袁渊（2010）考察了影响企业当前与未来价值的因素，如公司治理、市场时机、盈利能力及盈余管理等因素是否影响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股票价值越可能被高估时，减持的可能性越大，具体来讲在治理机制较差的公司、经行业调整的市盈率和市净率越高的公司以及盈余质量越低的公司中，减持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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