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论文《货币改革的小册子》（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1中国人喜欢讨论长期和结构性问题，热衷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很多笔墨都花费在有生之年都无法见到的事情上。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只有长期和结构性问题才具有更高层次的终极意义，远见卓识也。相应的，短期和周波性问题都是肤浅的和庸俗的，不值得高手们花太多的时间。这一点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文件和某些学者的著述中清晰可见。内地券商的分析师们，以美式的金融文化为师，跟随华尔街的传统，通常也是短视的、庸俗的，不那么热衷讨论长期问题，毕竟投资者的耐心（investment horizon）不会太长。正因为如此，券商分析师的宏观经济研究难登大雅之堂，勉强谈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好像又特别乐意公开就短期资本市场的走势提供意见，他们的信心来源很简单，既然长期和结构性问题那么复杂都搞明白了，就不要客气长短兼顾、大小通吃好了。22010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欧耶（Oh Yeah！一笑）的一篇名为《新教条主义的光荣孤立》“光荣孤立”，可能源自英文的splendid isolation。 的文章，其中写到国内学术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莫名嫉恨”现象：让我们看看近期这一大堆名家文章及专访的标题：《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该对凯恩斯主义说再见了》《用凯恩斯主义完全下错了药》《中国不需要凯恩斯》《别再自作聪明地摆弄凯恩斯主义》……你看见过有哪一位稍具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像美国的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那样，公开以“凯恩斯主义者”为荣？你又能说出哪一位稍具知名度的经济学者是目前中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除非他在学界不想混了。来源于中国青年报官方网站：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10-0628content_3297061.htm的确，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他的经济学主张，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广泛诟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国外的情况，也对凯恩斯不利。这几年席卷欧美的金融风暴和债务危机，究其根源，很多人将矛头指向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看看，政府所有的短视经济政策（赤字预算、债务高企、财政开支、刺激就业），哪一项不和凯恩斯相关。凯恩斯曾说：“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这句颇具调侃意味的“名言”，端的坐实了他的自私与短见，被人们反复引用。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明星”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更加夸张，他在2013年6月加州的一次会议上，回答听众提问时，提到凯恩斯的这句名言。他言语轻佻，说凯恩斯理论之所以只关注短期的思想根源，乃由于凯恩斯“既是同性恋者，又没有小孩”（gay and childless），因而对子孙后代的未来没有兴趣。据说，弗格森话一出口颇自鸣得意，但全场听众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deadly quiet），没有掌声。他是聪明人，马上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当天就在网上向公众道歉。参见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3年5月4日文章：Paul Harris,“Niall Ferguson Apologises for Remarks about‘Gay and Childless’Keynes”,来源：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may04niallfergusonapologisesgaykeynes。攻击凯恩斯的私生活，是十分不明智的。事实上，凯恩斯早年的同性恋的倾向并没有影响后来的正常婚姻生活，他的俄裔舞蹈家妻子曾经怀孕，只是不幸流产了。凯恩斯的理论当然是可以被批评的，不过学术讨论也要有适当的分寸。3凯恩斯在他的早期（1923年）著作《货币改革的小册子》（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写到“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我们再读一下他的文字，追溯一下上文下理，或许是有益的：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Economists set themselves too easy, too useless a task if in tempestuous seasons they can only tell us that when the storm is past the ocean is flat again.长期对当前急务而言是误导的。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工作界定得太简单，毫无用处。正如台风季节来临时，他们却只能告诉我们，风暴过去后大海又会风平浪静。）John Maynard Keynes，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Macmillan，1923. 本书中译文均由本书作者翻译。凯恩斯并没有否定“长期”的意思，他只是告诫我们长期这个概念对于当前亟须面对的问题，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他不赞同将经济视为一个均衡的系统（equilibrium system），在这个系统中，只要政府不干预，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并愿意安静地等待，经济终将重归平衡的状态。凯恩斯在其1935年出版的《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进一步表述了他的思想，即经济可能远离均衡，陷入长期的就业不足状态，只有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才能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4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就当下争议的重点来看，短期问题主要是指失业。长期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可能会导致未来通胀的出现；二是政府财政开支不断扩大，也许会引起公共债务危机。若以短期经济问题为重，那么就要扩大财政支出，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其刺激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若以长期问题为重，那么就要严格控制政府赤字，压缩财政开支，减少政府债务，尽早放弃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以降低未来的通胀威胁。显然，这两种思路的经济政策处方刚好相反，为政客的政策辩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历史上看，失业问题比通胀问题更顽固、更难对付。首先，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虽危害很大但非常罕见；其次，货币当局已经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来治理通胀。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怎么对付通胀，1985年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只用了十天就控制住了。然而，对付失业问题，经济学家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招数，他们通常会说市场机制总有一天可以让那些面临失业困境的国家重新回到充分就业的状况，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而已。尤其是那些信奉自由市场、着眼长期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反对政府插手。在他们看来，失业不是问题，政府干预才是问题。失业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这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困难在于，失业通常伴随某些就业职位的消失，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技能错配，最终引起自然失业率上升。更重要的是，大范围的失业通常会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5凯恩斯追求生活的质量，他的著作积极描绘了人类的未来，他的学说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更大可能，他希望他的经济学思想和政策处方能够保护市场经济，对抗集体主义暴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大量失业继续下去。“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于强调生命的意义，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天。中国会“未富先老”吗？1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就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争论已久。主要观点不外乎三种：一是悲观派，认为人口增长限制了经济增长，早期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及近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源于这种思想；二是乐观派，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所谓“人多好办事”；三是持中性（Neutral）观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没有太大关系。每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佐证，共同的缺陷是这些观点强调的都是人口数量（population），即人口的规模（size）和增长（growth）。悲观论者，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马尔萨斯，他在《人口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论述到，人口的几何增长与土地产出的算术增长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从而对欧洲社会的未来，描述了一幅悲惨的前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欧洲大量向外移民开拓新大陆，提供了思想的根源。后来的悲观论者，大多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思路，都是从粮食供应和资源短缺的角度展开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REhrlich）1968年发表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om）Paul Ehrlich,The Population Bomb, Ballantine Books, 1968. 和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Univseral Books, 1972.中文版《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都强调人口增长导致资源枯竭，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可持续。悲观论者的人口政策主张生育计划（Family Planning），在中国最终发展成极端的一孩政策（onechild policy）。乐观派的出现，是比较近期的事情。世界的人口在1999年为60亿，2012年达到70亿，而这期间的人均GDP增加了三分之二。农业和工业的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乐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他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中，认为人口增长会带来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带来自然资源的价格长期下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抨击了那种认为由于人口增长，资源耗尽，“世界末日”迫近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人类的智力和创造力是终极的资源。西蒙在1996年出版的《终极资源（第二版）》（The Ultimate Resource II）写道：The more people, the more minds there are to discover new deposits and increase productivity, with raw materials as with other goods.http:www.juliansimon.comwritingsUltimate_Resource. （人越多，智慧越多，就能发现新的储量和提升生产率，对原材料和其他物品均是如此。）西蒙断言，人口越多，人类的思想潜能迸发，可以发现更多的（资源）储量和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他挑战传统的价格理论，认为稀缺不一定导致价格上升。他就五种日渐稀缺的基本金属价格走势与《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的作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进行的长达十年的“赌局”Paul Sabin, 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更是传诵一时，脍炙人口。故事是这样的：埃尔利希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斯坦福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他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预言，世界将因人口过剩而陷入粮食短缺和资源匮乏的危机。1980年，西蒙公开挑战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埃尔利希的人口过剩和资源耗尽的预见是正确的话，那么十年后稀有的金属商品价格将由于日渐稀缺而价格上升。西蒙公开“打赌”，他认为市场力量将刺激创新提升效率，金属商品的价格因而将会下降。西蒙建议，两人各用1000美元模拟购入由五种金属组成的一篮子商品。十年后，如果埃尔利希赢了（价格上升），西蒙要将上升的差价付给埃尔利希；如果西蒙赢了（价格下降），埃尔利希要将价格差价付与西蒙。为了促成这一“赌局”，西蒙不但要冒价格无限上升的风险（而对手的风险敞口是有限的），他还让埃尔利希任意挑选五种稀有金属商品。埃尔利希咨询了大学专家同事的意见后，选择了他们确信“胜券在握”的商品：铬（chromium）、铜（copper）、镍（nickel）、锡（tin）和钨（tungsten）。最终，埃尔利希输了。这十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8亿，但这一篮子金属商品的价格却下跌了超过50%。究其原因，正是西蒙所断言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1990年10月，埃尔利希低调地给西蒙寄出了一张57607美元支票。最后，是人口中性（population neutralism）观点，认为人口本身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显著影响。既没有制约也没有推动经济增长，而是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人口中性观点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国家富裕的源泉，在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所带来的生产率的进步，他确信市场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近年来，不少统计实证分析证明，国别间的人口规模和增长与该国的经济表现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关系。002近来，关于人口与经济的讨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英文语境中更多使用demographic，而不是population。前者强调人口结构的统计特征，特别是年龄结构（age structure）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术界开始关注人口的结构特征，与人多人少或人口增长没什么关系。所谓人口结构，指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状况、生活地点和人口迁徙的特征。人的行为和经济增长，与所处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如果一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较高，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资源用在保健、教育之上，更多的妇女要留在家中抚养后代，导致妇女就业比例减少，从而影响就业人口增长，总体上倾向于压抑经济增长。儿童的优势在于，他们会长大成人，将来会贡献社会。如果人口结构中工作年龄（working ages）占比相对较高的话，那么抚养率将会下降，较多的劳动力供应、较高的储蓄，加之较佳的人力资本投资，都会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增加财富的积累，造就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现象。如果一个国家的老龄人口居多，经济资源必然流向这部分老年人群，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福利开支加大。该国的储蓄率必然下降，资本开支减少，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3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特征会不断演变，从而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轨迹。此外，某种人口结构还会通过选票影响政府的政策主张，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从美国的经验看，战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婴儿潮”（baby boom），加之美国的移民政策比欧洲宽松，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美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相对于欧洲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欧洲虽然也有一个战后的“婴儿潮”，但欧洲移民政策保守，出生率比美国下降更快，欧洲的人口老龄化比美国更为严重。2013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数据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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