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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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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山多尔是匈牙利*后的布尔乔亚。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一个市民的自白》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勾勒出欧洲大陆当时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跨越世纪，纵横欧陆，是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也是堪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杰作。由文学翻译家、小说家、散文家、旅欧学者余泽民操刀翻译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是自匈牙利文移译的首部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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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它兴起于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它是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在内的特殊社会阶层，它就是小说里的“市民阶层”。
这是一个“市民”的自白，这是一曲唱给布尔乔亚最后的挽歌，这是一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画卷，这是一段颠沛流离、孤独决绝的流亡岁月。
作为马洛伊山多尔的代表作，从文学艺术的水准上来说，《一个市民的自白》完全可以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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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
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和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说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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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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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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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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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三章
7
埃莱梅尔曾是我的柏拉图恋人，纯净的欲望，没有被肉体的接触所污染；他是罕见的漂亮男孩，真正的希腊美少年。蓝色的眼睛望着世界，金色的头发为他象牙白的肌肤增添了丰富的色调，他身材漂亮，比例和谐，动作轻盈，自然优雅，举手投足都透出一种骨子里的潇洒。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只要与他的视线碰撞，哪怕他只是抬一下手，都会让人对他生起一股折磨人的欲望。事实上，日后我可能只在骑士和高尚的造物身上又看到过这种高贵的“气质优雅”，这种肉体的性感和慵懒的自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俊美和丰饶……我的爱是绝望的单相思；我蹩脚、谦卑的讨好未能打动这尊偶像——的确，他是被众人争抢的一尊偶像，埃莱梅尔实在太俊美了，我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无力挣脱他吸魂摄魄的魅力——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过几次，他将那并非刻意高傲、屈尊俯就般和蔼并略带不屑的微笑投向了我。我为什么这么想他呢？我想爱他。我想跟他手挽手地一起散步，告诉他我读了什么书，跟他一起放声大笑，当然是笑其他的人，我们忘掉身边的世界，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中午陪他回家，早晨去他家接他，下午一起学习，他来家里找我，我给他看我父亲的藏书，告诉他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奥秘，我吩咐女佣尤莉什卡给我们准备可口的午后茶点、罐头水果和奶香面包……我邀请过他好几次，但是他从来没有来过！事实是，埃莱梅尔并不爱我，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是另外一类人，是陌生、刻意、充满提防、脱离正轨的那类人。他偶尔投给我的不安、不屑的微笑，就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有时他用尴尬不快的拒绝表情对应我的殷勤讨好。即便如此，我还是感激他的微笑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如果有谁对他讲话，他的脸会变得绯红可爱，自然的心灵无意中照亮那珍稀的身体；当他必须表态时，他会变得踌躇不决……他扬起眼睛，面色绯红，将他像中国人一样嫩黄、纤弱的手不好意思地伸向额头，撩开一绺金发，之后呆呆张着充血的嘴唇，用懵懂的眼神望着提问的对方，好像刚从永远的打盹中突然苏醒，就跟睡美人那样，睫毛忽闪忽闪。这种时候，我也会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因为在这样的美少年面前，我自惭形秽。
埃莱梅尔不爱我，因为我身材敦实，小手短粗，有着从萨克森和摩尔瓦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宽大脸庞和壮实体形。很自然，埃莱梅尔喜欢蒂哈梅尔。他们俩都出身于显贵家族。在蒂哈梅尔的作业本上，他将贵族的头衔写在家姓前头——难怪他们的父母会给他们起这种很像轻歌剧中人物的名字。埃莱梅尔和蒂哈梅尔形影不离，所有人都觉得再自然不过。蒂哈梅尔家过着奢华的生活，在市中心盖了一幢别墅，每年夏天都会举家去国外旅游，会带上长有雀斑、皮肤白皙的蒂哈梅尔一起去。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以悲情告终，后来，蒂哈梅尔的父亲饮弹自杀。那时我们已经是上三年级的大孩子了。我们有一位僧侣教师特别喜欢蒂哈梅尔，他父亲的悲剧发生后，这位教师收养了男孩，用爱慕、猜疑的宠爱细心呵护。
必须要爱一个人，我惶然无措地从哪里获知了这个巨大秘密，可是，爱还不够吗？如果我们不想过度承受感情的痛苦，必须卑微地去爱……埃莱梅尔爱蒂哈梅尔就是这样，像一个女人爱上了女情敌，命运将两人抛进男人中间，即使忌妒彼此的成功，但出于某种女性的共鸣，两个人仍旧形影不离。埃莱梅尔是金发，蒂哈梅尔是棕发；埃莱梅尔穿英格兰绒的衣服，蒂哈梅尔穿黑灯芯绒的衣服；埃莱梅尔冷峻、漠然，蒂哈梅尔多情、娇媚。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两个姑娘生活在小伙子们中间；假如蒂哈梅尔用衣着或发型征服了大家的心，埃莱梅尔就会在第二天用新的玩具、很贵很罕见的铅笔、新收集的稀罕邮票引起关注。他们在我童年神话的边缘地带隆重登场，沉溺于他们美好的关系，就像某种神奇的生灵，惊艳的林鸟，不食人间烟火，是躁动春情第一股旋流的耀眼人物。这种躁动的情感就是爱情。但是埃莱梅尔并不知道。
8
在我漫长、动荡的学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曾教过我的老师大概数以百计；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们能够或者想要赋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惶惑不安地在挂有无数教师肖像的大厅里挑选。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从很小就认识他，关注他，是他为我洒的洗礼圣水，他目睹过婴儿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后来反叛的年轻的我，他近距离地观察过我成长的环境；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我家做客，对家里潜伏的矛盾和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灵纯净。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来家里一趟，总在晚上十点，踩着钟声进门，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风格的扶手椅里；无论冬寒夏暑，他都喝热柠檬水，不抽烟，不喝酒，因为他深受神经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来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总有一股彬彬有礼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像并不是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门参加沙龙“聚会”……
在我的老师中，职业教师并不多；但是学校的风气都很好。在这所“天主教”学校里，僧侣教师们教导我看重自由与正义。在教派问题上，他们显得耐心和宽容。我从来没有听他们咒骂过新教是“异教”；然而后来，我在大城市的“天主教”中学，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类矛盾。学校的风气是自由主义，是迪阿克、厄特沃什类的自由主义。绝大多数教师是神职人员，不过教我们体育的是一位从大城市来的老先生，他自己就把这门副科看成孩子们“休息时间”和“游戏机会”，课怎么上，全根据我们的兴趣。现在流行的那种可恨、乏味的“校长范儿”，过去主要用于注重体育教育的英国学校，在我们小时候不但不流行，甚至受到鄙夷和蔑视，在我们学校，连体育课都影响不了。体育课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文化课的精神紧张、折磨人的义务和危险感在身心完全放松的蹦跳中倏然消解。从学校“人文主义”精神的意义上看，我们故意忽视，甚至有些轻视身体锻炼本身。体育课期间，那位教体育的老教师始终待在充满汗味、胶鞋味的体操房后一间窄小、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在细筛子上晾着切成细丝、味道浓重的烟草，他自己也智睿、淡泊、满足地坐在浓密的烟瘴里，放任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上体育课。我们有两位教师都是大城市人，体育老师和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出于对当地某位名画家的景仰，喜欢画骏马和“整装待发的骑兵”。像他们这样离开首都跑到小城市来帮忙的民间教师为数不多。美术老师是一位亲切善良的“波希米亚”，当然是根据世纪初的词义；他喜欢佩戴斑点图案的“拉瓦利埃尔领花”，不太搭理我们，我们也不搭理他。我们其他的所有科目，都由神职人员担负。
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要学一个小时的拉丁语；法语选修，想学的人才学；德语课从五年级才开始上；英语我们根本不学。在拉丁语课上我是好学生，解读拉丁语课文让我体验到真正的美，让我感受到无以伦比的快乐；我领悟到语言结构中的明义、逻辑与言简意赅，每个词都准确出奇，不可能造成任何误解，辅句在句子里不显得多余，不像野猪肉那样肥赘；我理解并喜欢拉丁语。我实在不爱学匈牙利“文学”；我们分析阅读《托尔迪》，由于语言基础还没学扎实，我无法听到诗句的乐声，感受不到词语的味道与滋味。历史课也显得空洞虚夸，不真实，刻意修饰，甚至说谎！令人费解的是何种复杂的体系竟把植物学、矿物学之类本该勾起人兴趣的科目教得那么令人生厌？是何种神奇的魔法能把简单、透明的几何学变成无法理解的抽象迷宫？为什么要把反映物理现象的定律说成记忆术般、人为操作的魔术表演？为什么在大多数的课上我们感到无聊？为什么我们感激那位一脸麻点、嗓音洪亮的数学教师？正因为他善于用平和、启发的语调，通俗易懂的词汇解释难度很大、看上去复杂的数学题，感觉是在讲一个笑话；他讲分数和正弦定理时，好像讲一位老熟人的奇闻逸事，就连脑子很笨的学生也会感到豁然开窍。有的时候，教师们像走马灯一样调换好几轮，才能碰到这样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假如这些另类者迟早被学校抓住私生活的小辫子扫地出门，或误入政治圈子，或“跳出”体制，或结婚成家，会有人觉得意外吗？……我们那位一脸麻点的数学教师也是这个结局，有一天，他脱下教袍，从这座城市搬走；后来还有两位年轻教师也这样走了，一位是才华横溢的文学课老师，他是个血气方刚、躁动不安、心高气傲的农村小伙儿，我们跟他相处得非常快活，可是后来，他为了一段昙花一现的爱情而丢下教职……在当时，这类“非常事件”会受到公众的严厉谴责；在战争期间，这样的“跳槽”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年轻教师毅然决然地退出从小就培养、教育、供养他们的教会；当然，大城市的教育部门也会惩处这类“逃兵”，把他们调到外地，发配到市民学校。不过，这些稀罕、难得的“逃兵”作为教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让我时常想起。
罗兰菲·茹热娜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不遗余力地开展教育，但是学校始终顽固坚持一条广为人知的荒谬信念，不愿意招收才智出众的男孩入学。学员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那些傲慢自负、“信奉天主教的没落贵族子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没落了的上层阶级的孩子，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后来在州里或政府里，他们都受到特殊待遇。他们不付学费，大多数人免费食宿，课本和衣服也全免费，在学校里享受某种优先权。我们这些交学费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优先权，我们有点鄙视他们，也敬而远之。
9
海蒂阿姨教我弹钢琴，但没什么成效……的确，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有没有兴趣学钢琴？不过，即使没有人问过，好人家的少爷学钢琴也是自然之事，因为音乐属于“日常修养”，因为钢琴就摆在客厅里，因为圣诞节和父母过生日时孩子们应该演音乐剧，因为埃尔诺有一次作为礼物寄给我们家一本名为《歌声》的歌曲集，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性。由于上述原因，我每个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这位年长的女士专教城里的市民后代弹钢琴，或许出于某种潜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聋了，很可能她再也不能忍受听音阶和指法练习了。海蒂阿姨家住道明会教堂的马路对面，在城中一个比例和谐的中世纪广场旁一套光线昏暗的底层公寓内；练谱子时，我们的手刚在琴键上摆错个位置，她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门口的那间屋里，海蒂阿姨的妹妹永远在往一个被大头针扎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绷布料；姐妹俩都是老姑娘，又聋又老，就像土地。海蒂阿姨从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就穿着一身丧服似的装束坐到钢琴旁直至天黑，手里攥着指挥棒，耳朵根后夹着一支红铅笔，身板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她聋着耳朵、目光刚毅地望着来人。有的学生也许只为能在父亲命名日那天弹马勒《谁会想到这首歌？》的伴奏曲，但是感觉却像参加将会影响今后一生的重要考试……“准快板！”海蒂阿姨站在钢琴旁用惶惑的语调小声提醒，眼里噙着泪水，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两只脚使劲踹脚踏板，早就丢下了四手联弹的伴奏伙伴。“注意指法！”海蒂阿姨近乎哀求地小声说，因为我在音乐里添加了过多表演性的形体动作。海蒂阿姨是音乐老师；但在教钢琴时，跟旋律和学生对音乐的自我意识相比，她更注重礼仪和风度。四十年如一日，她教同样三四本谱子，教同样的“腕部训练”和指法训练。每堂课上，她用红铅笔毫不留情地修改“书面作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终于让我在八岁到十岁那两年成功地厌恶了音乐。我觉得，我的听力不错，但海蒂老师是个聋子，她对弟子的听力不感兴趣。这段钢琴教学的结果是，我的手指和手腕的姿势标准得无可挑剔，只是我永远不再学钢琴。
教了四十年钢琴，海蒂阿姨患上了空间感觉统合失调症——或许这是她聋着耳朵教音乐受到的惩罚，或许是她在钢琴旁僵直的站姿导致的眩晕，最终丧失了平衡感。她的视力也迅速变弱，对指法已经难以检查。钢琴课变成了噪音工厂，因为两位耳聋的老姑娘最后只能一无所知、无可奈何地忍受学生们花样翻新的调皮捣蛋。终于有一天，我父母也对音乐私教感到不满，把我送进城里的音乐学校。官办的市立音乐学校设在一栋摇摇欲坠、耗子横行、塞得满满登登的建筑里；在拱券式大厅内，同龄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每星期两次，一位红鼻头的酒鬼老师指导我们囫囵吞枣地背下不知所云的“音乐理论”，练习我们老师创作的乐曲。这位老师倾心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音乐作品，例如《船到了》和《林中的黎明》，在年终考试时，学生们表演他那年的新作。《林中的黎明》，至今都让我记起考试时的情景：我跟一位同学演奏四手联弹，我在高音区模仿林鸟的啼啭……不创作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就酩酊大醉；如果既没喝醉，又不作曲，他就会跑到屋外去捉蝴蝶。他擅于将所有的癖好糅到一起：下午六点，我常看到他酒气熏天——在每堂课上，在他周围和钢琴腿边都会堆满葡萄酒瓶——灵魂出窍地带着漠然的微笑听学生们演奏他的作品《船到了》，一只手捏着一只品种罕见、刚刚捉到的蝴蝶，冲着煤气灯火焰的光亮，因为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弟子们为斑纹如此美丽的昆虫着迷……他沉溺于内心的享受，是位乐观开朗的哲学家。有一天他生病了——用城里人的话说，“烈酒在他肚子里燃烧了”——我去生病的老师家里探望。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在床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东倒西歪地堆着许多装满稀有蝴蝶的玻璃瓶。我很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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