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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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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1991年第1版面世后，曾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学术著作奖”，被读者誉为“文字工作者必备选之书”。2002年本书第二版出版后，市场反响强烈，加印不断。《读书》《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先后载文评介，称其“考论详赡，极具学术价值”，是“语言文字之祸*有影响之专著”。此次推出第三版，除对原书中的少量差错进行了修订外，作者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补充了部分反面和边缘内容的史料，以帮助读者扩大了视野，加深对文祸事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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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部文祸史，几多辛酸泪。
一部从先秦到晚清3000余年的文祸通史
800多中国历代文人因言获罪警世录：话不要乱说，字不能乱写。
·刀能杀人，人尽皆知；笔能杀人，人未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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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谢苍霖（1947—2006）著名学者，教授，国内权威的“文祸”研究专家。《三千年文祸》为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万芳珍（1950—）南昌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南昌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谢苍霖先生之妻。与谢苍霖先生共同完成《三千年文祸》，并在谢苍霖先生去世后继续《三千年文祸》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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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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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谏谤祸与“邪说”案1
（一）圣贤求谏纳谤佳话1
1.谏鼓、谤木及其他
2.子产不毁乡校
（二）暴君拒谏弭谤罪迹4
1.桀纣拒谏诛忠
2.周厉王弭谤
3.陈灵公诛泄冶
4.夫差杀伍子胥
附录：诸家论谏诤
（三）春秋两大疑案13
1.孔子诛少正卯
2.邓析之诛
附述：太公诛华士的传说
（四）周朝制裁“异端邪说”的法规19
二秦始皇焚书坑儒考述22
（一）焚书考述22
1.焚书令的由来
2.焚书的范围与效力
（二）坑儒考述27
1.事件的经过
2.关于被坑对象
3.坑儒的地点和细节
附述：诽谤律名实演变小考34
三两汉君主“逆鳞”之毒38
（一）汉武帝刑杀无辜38
1.狄山死于和议
2.颜异死于“腹诽”
3.司马迁遭李陵之祸
（二）汉宣帝诛戮直臣43
1.盖宽饶自刭
2.杨恽腰斩
3.几件小型祸案
（三）其余诸帝造恶事录48
1.西汉末年事件
2.东汉事件
四两汉外戚宦官专权与谏谤之祸53
五两汉学术风波及相关殃咎65
六魏晋南北朝文士言谈轻肆之祸82
七魏晋南北朝昏君愎谏暴行102
八魏晋南北朝史祸及其他文祸119
九隋唐五代谏祸138
十隋唐五代诗文祸163
十一北宋党争与文字狱187
十二南宋权奸与文字狱210
十三宋元文祸类述230
十四明初文祸280
十五中晚明疏谏祸297
十六明代文祸杂存325
十七清初文祸361
十八雍正文字狱394
十九乾隆文字狱（上）415
二十乾隆文字狱（下）460
二十一嘉庆以下文祸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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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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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汉君主“逆鳞”之毒
古时传说有龙，其性温驯，人可骑乘。唯其喉下一尺见方处鳞片倒生，被称为“逆鳞”，倘若有人触及，必为所杀。《韩非子·说难》篇以此为喻，说人主也有“逆鳞”，献言进谏者应当知道回避。
所谓人主“逆鳞”，就是封建统治者所忌讳的话题。小至起居琐事，大至朝政国计，凡是他不愿别人谈论、不许别人立异的，便成“逆鳞”。如果臣民无意触及，或者有意“批逆鳞”，惹得“龙”性发作，自然“臣罪当诛”。历览各朝君主，“逆鳞”因人而异，随时而变，杀人之事或疏或密。两汉20余朝，数武帝、宣帝“逆鳞”杀人最苛繁，其余各帝偶见一二。
（一）汉武帝刑杀无辜
秦失天下，项羽、刘邦并起角逐。项羽用力，刘邦用智；项羽孤家寡人，刘邦驱策群才。双方争战八年，终见分晓。当项羽引兵入关，屠咸阳，焚宫室，志满意得，珍宝美女稇载而归的时候，有策士韩生劝他留在关中建帝王之业。项羽不听，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韩生对人说：“人谓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汉书·项籍传》）项羽闻知，竟将韩生烹杀。这是楚汉之际士人因言得祸的一例。
刘邦跟项羽大不一样。他虽然有浓厚的流氓习气，动不动就骂人，但肚量颇宽，受得逆耳之言，不因语言过失加罪臣民。有一回，御史大夫周昌入宫奏事，正逢高祖搂抱戚姬耍笑，周昌知趣退下。不防高祖从后面追上来，把周昌按倒在地，骑在他脖子上问道：“我像哪号君主？”周昌没好气地说：“陛下像桀、纣。”周昌一向有直谏的名声，有时又像“弄臣”，不管怎样，这句话显然说得过重。可是高祖毫不介意，还笑起来。以下惠帝、吕后、文帝都尚宽简，法禁疏略，刑狱较轻（只有少数事件例外）。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律，虚己纳谏，一再下诏求直言，被誉为“百世帝王之师”。景帝渐用酷吏，法网加密，但也未曾加罪言者。
武帝即位初，还能继父祖的好传统，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好大喜功，政风大变。他在许多方面都像秦始皇，如经营四方的雄才大略、求仙封禅的愚蠢举动等。所不同者：秦皇焚书坑儒，武帝崇儒好文；秦皇用刑依法，武帝任意兴大狱，杀人之多远远超过秦皇。元狩年间，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大狱相继而兴，株连被杀的有数万人。晚年的“戾太子”巫蛊事件滥杀数万人①。民间盗铸钱币被杀的达数十万人。这些惨案都出于酷吏之手。
酷吏为治出于常人想象。义纵任河内都尉，用法严酷，郡中“道不拾遗”（若拾取遗物就要被诬为盗窃而治罪）。后来做定襄太守，一次杀400余人，一半是犯人，一半是探监的人，以致郡人“不寒而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年底处决犯人因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冬季过去后犯人可能被赦免，急得他叹怨说：“要是让冬季延长一个月，我就能了结此事了。”这号杀人唯恐不多的酷吏却受武帝赏识和重用。
酷吏治狱无所谓法律，全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有人批评酷吏杜周办案不遵守国家“三尺之法”（汉代法律写在三尺来长的竹简上，故称）。杜周理直气壮地说：“‘三尺之法’是怎么来的？君主认为该怎样办，写成条文就是法律。照当世君主的意思行事就是了，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法律呢！”他们办案也不必依据事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便可定罪。在这种恶劣作风下，刑狱毫无天理公道、国法王章可言。但酷吏们所打击的，主要是贵族、豪强和“盗贼”。士大夫慑于暴君酷吏的威焰，谨言慎行，不谈时事，语言文字之祸自然不容易发生。这方面也有血的教训，即博士狄山和大农令颜异之死。
1.狄山死于和议
与匈奴的关系是西汉国防与边政的一大难题。高祖以来，汉对匈奴基本上采取和亲策略，然而匈奴并不如何看重甥舅关系，常有侵略行为。武帝即位后，匈奴入侵愈益频繁，连年在上谷、代郡等地杀掠汉吏民以至郡守。武帝数番命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单于远遁漠北，遣使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商议，有的主张和亲，有的主张“臣之”（使之投降臣服），众人意见不一。
博士狄山主张和亲。武帝问他所持理由，狄山抱守“兵者凶器”的古训，列举高祖以来各朝用兵的弊害，说武帝“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所以“不如和亲”。
武帝不悦，转问御史大夫张汤。张汤深知主子心思，表示反对和亲，讥狄山“愚儒无知”。狄山不让，反唇斥张汤“诈忠”，说张汤治淮南王、江都王诸狱，“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
这时武帝沉下脸对狄山说：“我派先生到边境去主管一郡，先生能使匈奴不入侵该郡吗？”狄山是老实人，回答说：“不能。”武帝又问：“主管一县呢？”狄山仍回答说：“不能。”武帝又问：“负责一处寨堡呢？”狄山明白，如果再答“不能”，就将下狱治罪，便硬着头皮说：“能。”
武帝于是派狄山到边境去把守一处寨堡。狄山毕竟是文弱书生，全无武略，到边境一个多月便被入侵的匈奴人割去脑袋。
狄山得祸的原因，首先是和亲之议与武帝意志相左。武帝凡事喜欢称大居尊，他是毫不犹豫主张对匈奴“臣之”的。其次，狄山当面斥责张汤“诈忠”，激怒了武帝。张汤当时是武帝最宠信的酷吏，可以说冒犯张汤就是冒犯武帝。再者，狄山的话在武帝听来有“诽谤”的意味。如称武帝伐匈奴致使国内空虚、边民贫困，称张汤治诸王之狱“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这些话都可以被认为隐含讥刺。后来在昭帝盐铁会议上，就有人提到狄山死于“讪上”（参阅《盐铁论·论诽》）。
武帝否定了和亲之议，后来派遣丞相长史任敞到匈奴执行“臣之”的使命，结果被匈奴扣留。事实证明，“臣之”的方针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说，就算狄山的意见不对，也不必对一书生之官穷逼不舍，借刀杀人。这一事件中，霸道之主那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威势，足以使满朝文武心寒胆裂。此后群僚上朝噤若寒蝉，武帝越发骄恣。
2.颜异死于“腹诽”
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庶民贫困，民间私铸钱币之风盛行，导致币制紊乱，通货膨胀。汉廷于是实行币制改革，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白金（银与锡的合金），一种是皮币。制造皮币的原料是皇家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做成的皮币呈正方形，边长一尺，上绘彩色图案，一张皮币法定面值抵钱40万。白金用于流通，发行一两年就废止了。皮币面值过大，不适于流通，实际上成为王侯宗室使用的一种礼币。
皮币发行后，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询意见。颜异认为，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而垫在底下的皮币反而值40万，本末倒置，殊不相称。他其实是反对制造这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货币。皮币是武帝和他的宠臣张汤设计出来的，武帝本希望得到颜异的支持，如今却遭反对，于是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此事很可能从头就是有意安排）。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私隙，他秉承武帝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动（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卒自禁，不觉微笑而唇褰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时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史书没有为颜异立传，上述事件简单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很不显眼。但在当时颇受关注，在昭帝盐铁会议上，颜异之死（和狄山之死）曾是与会者讨论的内容之一。“丞相史”一方认为颜异（和狄山）“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死有余辜。“文学”一方则对颜异（和狄山）之死深表同情。
由颜异事件而产生的“腹诽之法”，经张汤、赵禹定为条律，其危害甚于秦朝诽谤律。秦诽谤律须是有其言方可认定为“诽谤”，而“腹诽之法”不必有其言，只要看表情（势必连表情也不必看）就可以指为“诽谤”，从而为诬告和陷害大开方便之门。此其一。秦诽谤律所打击的主要是布衣士人，而“腹诽之法”拿臣僚开刀，因而直接对官场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史记·平准书》就叙及：颜异被诛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此其二。《史记·平准书》又记载：颜异事件后，酷吏治狱有“腹诽之法比”，即比附定罪。比附定罪是造成冤滥的重要原因，在文祸史上为害甚烈，而这一弊害是从颜异事件发端的。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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