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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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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级全球超级畅销书，震撼36国读者心灵的史诗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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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让历经鲜血和死亡的灵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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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媒体公认“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典范”“战争纪实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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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三大战役全景展现细节还原，它将个人和世界都放在了命运运转不息的刀锋上！
◎这不是军事史，而是人的故事。著名历史作家、战地记者瑞恩不仅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战争的研究者。二战后，他历时30年寻访幸存者，在大量的口述材料、文件档案的基础上，
运用独创的“新闻与历史写作”手法，真实再现了20世纪最大规模全球冲突中的三场经典战役。全书读来，没有宏大的概念，没有抽象的脸谱，只有鲜活的人物和细节。打开这本书，你能看到隆美尔焦灼的神情，能闻到战场上浓浓硝烟味，能感受得到战斗中士兵的恐惧……太特么真实了。原来，这才是战争！
◎塑造历史格局意识的绝顶好书。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读战争？最根本的就是为了重新回到那些转动历史的伟大时刻，看历史中的人们如何抉择。作者瑞恩以类似于小说的精彩笔法将你带回历史现场，还原巴顿、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崔可夫、隆美尔、海因里齐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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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二战史诗三部曲”包括《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是著名历史作家、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在亲历二战后历时近30年创作完成的史诗级巨著，通过二战期间的三场决定性战役，生动再现了那些决定世界命运的伟大历史时刻。本书为第二卷《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行动》。
蒙哥马利元帅说：它取得了90%的成功。
但每一场战役，只有两种可能，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为了在1944年底前结束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因连续胜利而踌躇满志的盟军决策层，动用5500余架运输机、2596架滑翔机、8000余架战斗及轰炸机，发起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空降部队和地面装甲部队的联合攻势，将3.5万空降兵投放到德军阵地后方，去攻占那座横跨莱茵河的阿纳姆大桥……
这就是代号“市场花园行动”的阿纳姆战役。它是“二战”中最大胆而又最具想象力的作战行动，却也是盟军在欧洲战场上所蒙受的唯一一次重大失败。盟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人数高达诺曼底登陆的两倍。仅英国第一空降师10000名士兵当中，就有1400人阵亡，6000人被俘，只有2300人突围成功。
《遥远的桥》正是关于“市场花园行动”最权威的历史著作。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倾余生之力，历时7年，采访1200多人，从浩瀚如海的日记、信件、报告等资料中，寻找历史的真实和细节，完整还原了这场最具戏剧性的战役从计划到失败的全过程。
这是惊心动魄的搏斗，这是让人的灵魂为之震颤的战争史诗。深入敌后、孤立无援的空降兵，所面对的残酷、绝望、悲痛，所表现出的悲怆英雄主义，通过瑞恩感人至深的文字得到淋漓尽致的书写。
这是战略的失败，这是执行的壮举，这是阿纳姆战役9个昼夜的历史。它将令人扼腕的悲惨败局，变成了后世永恒的记忆与教训。
这场伟大的战役不可能重演，而这本传世的经典也不可能重写。在远离战场硝烟的现代商业社会，《遥远的桥》依然是一本值得所有人反复回味，受用终生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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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1920-1974）
“也许是当下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1973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站在新闻与历史写作交叉路口的巨人。”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美国著名历史作家、新闻记者，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和巴顿、艾森豪威尔以及戈特哈德·海因里齐等军事将领亦过从甚密。
二战期间，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曾随同美国第八、第九空军参与过14次轰炸行动，亲历了诺曼底登陆，并跟随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挺进法国和德国，直至攻克柏林。欧洲战事结束后，他又奔赴太平洋战场前线进行报道。
1947年，加入《时代》周刊，定居美国；随后，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二战史诗三部曲”研究写作。冷战高峰时期，他为追寻历史真相，深入莫斯科，查阅苏联未解密档案，证实了希特勒的确在柏林战役中已经死亡，并揭露了苏军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暴行。
在“二战史诗三部曲”中，他关注人的命运，力图再现那些伟大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盛赞，他以近距离观察战争的眼光和历经鲜血和死亡的灵魂，完成了普通作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战史诗三部曲”的出版使他享誉全球。1959年，荣获克里斯托弗奖；1962年，荣获意大利班加雷拉文学奖；1973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1974年，他才54岁，却不幸因癌症病逝。为了纪念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方面的突出贡献，美国设立了科尼利厄斯·瑞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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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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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撤退
第二部
计划
第三部
进攻
第四部
围困
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
伤亡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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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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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撤退
1
在德里尔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甚至在破晓之前，烦躁不安的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百叶窗后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起初人们只是意识到，有某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在外面发生。逐渐地，模糊的印象变得隐约可见了。从远处，传来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低沉声音。
那声音几乎难以听见，但又持续不断，一阵一阵地来到了村子里。许多人由于无法把这难以捉摸的声音辨认出来，于是在听的时候，便本能地以为那是附近的下莱茵河的流动有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处于海平面之下，在荷兰，水是恒久不变的敌人，而在自11世纪以前一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当中，堤岸则是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的弯曲处，在阿纳姆的东南方，阿纳姆是海尔德兰省的首府；德里尔村始终在提醒人们，有这么一场斗争。村子北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巨大的堤岸，堤岸的上方是一条马路，堤岸在一些地方有20多英尺高，这座堤岸挡住了400码宽的不安宁的河流，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使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的通常的流速，每小时2英里，平静地流入北海。在这座保护性的堤岸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系来自另外一个、无情得多的敌人。
当天色变亮，太阳开始驱散薄雾的时候，喧闹声也变大了。从德里尔正东方的马路上，村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声音似乎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个声音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第五个年头，在纳粹占领的51个月之后，每一个人都认出了，那是德军车队在隆隆行驶。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以前只有一次听见过这样的车流——那是在1940年5月，德国人人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0到15英里的第三帝国边界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过，驶上各条公路干线，然后迅速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在那些相同的马路上，车队似乎再次无穷无尽地移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公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市连接了起来，奈梅亨坐落在宽阔的瓦尔河上，在南边11英里处。与汽车发动机的低沉的颤动声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它们奇特地与军事车队格格不入——那是马拉的四轮运货车的车轮的刺耳的刮擦声，数不清的自行车的啪啪作响声，以及缓慢、凌乱的拖着脚步的行走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车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大有可能依赖于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人认为，车队运送着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不是涌进荷兰来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以阻止盟军的前进。盟军已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现在他们正在比利时作战，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离这里不到100英里。始终有谣传说，强大的盟军装甲部队正在朝荷兰边界大举猛攻。不过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距离的遥远和声音的扩散，使得正确判断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宵禁，村民也不能走出家门去打听。
他们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只能等待。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破晓之前，构成小小的德里尔村的德军驻军的3名年轻士兵，全都已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消失进了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推行宵禁的规章制度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仍然呆在家里。但他们当中的那些更加好奇的人，已不耐烦等待，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的家在霍宁斯旷野街12号，隔壁就是她家的果酱工厂，她在家里给在阿纳姆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几乎无法相信他们的亲眼目睹的报告。车队并不是前往南方，或赶赴西部前线。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在1944年9月4日，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似乎是在逃离荷兰，是在使用能够移动的一切交通工具逃跑。
科拉认为，每一个人原先预计要发生的那场战斗，现在将会离他们而去。她错了。德里尔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村庄，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战斗触动，对德里尔村来说，战争刚刚开始。
2
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余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他们的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在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踏板滑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地方，在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银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20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步履蹒跚的，是来自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20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的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士兵，他们的骷髅画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
工业城市艾因霍温，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的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在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设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的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照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混乱的莫过于平民了，那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纳粹。荷兰人丝毫也不同情他们。在圣奥登罗得的农民约翰内斯·赫尔森看来，他们显得是“吓呆了”，而且他满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吓呆，因为由于盟军“在他们的脚跟后猛追，这些卖国贼知道，斧头节（Bijltjesdag）到了”。
荷兰纳粹和德国平民的惊恐万状的逃跑，是由在荷兰的那位帝国特派员（Reichskommissar）所引发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岁的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时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残暴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穆瑟特引发的。赛易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于是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荷兰的东部，到距离帝国边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岁的穆瑟特亦步亦趋，向他的荷兰纳粹党的党员们发出了警报。赛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离开的人们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离，来到阿珀尔多伦，阿珀尔多伦在阿纳姆以北15英里处。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边界地带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尔省。起初，大多数德国的和荷兰的平民在搬家时还是从容不迫的，然后一连串的事件产生了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陷落。现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部队离荷兰边界只有几英里远了。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不久，荷兰的年迈女王威廉明娜，从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告诉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殿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也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派别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组织，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现在他们将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称是内政部队（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布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带它们。他告诫他们：“在当前的热情中切勿采取草率而又独立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将会使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处于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自由在即。“荷兰等待了这么久的解放的时刻，现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许诺说。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那个最为乐观的声明发表了，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格布兰迪发表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盟军在其不可抗拒的推进中，已经越过了荷兰边界……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人欣喜若狂，荷兰的纳粹们则在逃命。安东·穆瑟特一直吹嘘说，他的党有5万多名纳粹。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似乎是全都同时起程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便跑——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以后再逃跑。艾因霍温市市长以及他的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杰拉杜斯，勒基尤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发给他们工资后解雇他们，他甚至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能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位24岁的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镇上班的时候，看见排成了队的荷兰纳粹在银行的外面等候。银行的门一开，他们便匆匆撤销账户，同时把贵重物品存放箱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
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有一列火车抵达阿纳姆，年轻的弗朗斯，维辛在走下火车的时候，被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是如此行色匆匆，结果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堆积如山的行李被丢弃在站台上。在奈梅亨西边的泽坦村，学生保罗·范·维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根本没来。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维利看来，“候车室就像一个废旧杂物店，里面全是游民”。在每一个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荷兰通敌者们用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从他的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办公室的窗子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艘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车辆行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后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德国人急切地要抵达安全地带，结果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们完全置盟军的空袭于不顾，在某些十字路口竖起了探照灯，许多超载的车辆缓慢通过，车辆前灯的强光令人目眩。德国军官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安东·莱特维尔医生是阿纳姆的一位全科医生，他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看见一个中尉试图叫一辆实际上空空如也的军车停下来，但司机却对这个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开了过去，气得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失去理智地朝着鹅卵石地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村，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阿努斯·马里纳斯注意到，有一个士兵从卡车里跳了下来，朝一个农场跑去，消失了。后来马里纳斯得知，那个士兵原本是一名俄国战俘，后被招兵，当了德国国防军。离奈梅亨两英里的地方，在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弗朗斯·休伊金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有士兵在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们拒绝了。在奈梅亨，逃兵们却并非这么卑躬屈膝，许多类似情况中，他们是用枪逼着对方交出衣服来。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师是一位40岁的加尔默罗会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下制服，换上套装，然后步行前往德国边界。“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躲避宪兵队。”
由于军官们失去了控制，军纪也就荡然无存。成群结帮的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偷窃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有的士兵用枪威逼着农民，要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德国去。荷兰人看见，在整个车队里，在卡车、农用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们推着的婴儿车——的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偷来的赃物。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出售缝纫机、成卷的布匹、油画、打字机——有一名士兵甚至还用一个大笼子装了一只鹦鹉出售。
在撤退的德国人当中，不可或缺的是酒。离德国边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鲁斯贝克镇，赫尔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马拉的大车装载着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车辆已是不堪重负。在阿纳姆，赖因霍尔德·戴伊克牧师发现，喧闹的德国国防军坐在一辆卡车上，喝着一个巨大的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老远从法国带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她所看见的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将成把的法国和比利时硬币扔给小孩子们，而且试图把一瓶瓶的葡萄酒、香槟酒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卖给成年人。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有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外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的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
除了从南方赶来的成群结队的掉队者之外，从荷兰的西部和沿海，也来了大量的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洪水泛滥一样，穿过阿纳姆，朝东前往德国。在阿纳姆的经济发达的郊区奥斯特贝克，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正躲藏在他岳父家里。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兰人质的名单里，将被德国人逮捕之后，他便从他的20英里之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的家里，带着妻子伯莎和9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侯，正赶上看见这场撤离。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尔朝下面看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全然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尔确信，不出几天的时间战争就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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