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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次骇人惊心的旅程，走过血迹斑斑的弄堂，来到1937年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最大的国际都会——上海。
这是一场不能被忘却的战役，一个外国记者带我们重温那段悲壮的历史，既纠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中心”说，也填补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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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西方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9年9月1日，当天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等国随后对德国宣战。然而，如果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算起，此时中日开战两年多，战火已经燃遍了半个中国。近年来有一些历史学家开始纠正这一欧洲中心的观点，但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英文作品依然非常稀少，这也是本书作者何铭生的感叹。
多达100万中日士兵卷入淞沪会战，近300万中国平民被迫亲身经历了这一战役，其中大多数都成为此次战役的受害者。淞沪会战在塑造现代世界格局上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并且使得亚洲局势动荡达70年之久。
两栖作战、坦克袭击、空中作战，最重要的是城市作战等战争形式都在1937年的上海上演。这是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更准确地说，作为第一次世界性战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幕式。
本书在内容与表达上皆属佳作。书内战争照片珍贵罕见，资料背景研究也极其详尽。作者从学术层面的军事立场披露了此战役许多不为人知之处，并由此获得了各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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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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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铭生（Peter Harmsen） 现任法新社驻中国台湾分社负责人。曾在中国台湾大学学习历史，其后在东亚担任驻外记者长达二十余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汉语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并对东亚各个地区进行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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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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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出版前言
致 谢
序 言
第一章 三具尸体
第二章 黑色星期六
第三章 血肉之躯对抗钢筋铁骨
第四章 “万岁！万岁！万岁！”
第五章 血流成河
第六章 东方凡尔登
第七章 “孤军营”
第八章 溃不成军
第九章 后果
附录
战斗序列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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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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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具尸体
7月7日至8月12日
一辆弹痕累累的轿车戛然停在机场入口处，不远处，两名原本在轿车内的男子横卧在地上。从血迹斑斑的军服上能辨认出他们是日本海军精锐部队——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脑浆溅满仪表盘表明其中一名士兵死于轿车内，然后又被拖出车外，接着被又砍又踢，直至被捣成了肉酱。他的半边脸已不见踪影，胃部被切开，令人作呕的肠子在夜色中隐隐泛着白光。另一名男子逃出汽车，但没跑几步便被击毙。几步之遥的地方躺着第三具尸体，身着中国军服。
1937年8月10日星期二黎明前的几小时，黑夜仍笼罩在上海市区以西约13千米的虹桥机场，调查人员必须借助汽车前灯及手电筒的灯光展开调查。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中国的，当然也有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以及美国的侦探——他们是外国势力的代表，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在中国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城市里如同在家一样作威作福。在场的还有来自残酷无情的新闻界——上海英文和中文报社的记者们。虽然时值令人讨厌的深夜，但他们不得不赶至现场。这可能案情重大，非常重大。
调查人员很快确认血肉模糊的死者是现年27岁的中尉大山勇夫，第二具尸体属于大山勇夫的司机、一等兵斋藤要藏。而中国死者具体身份尚不得而知。案发现场像是一次寻常枪战，但是仍有太多谜题需要解答：日本人来距他们的营地数千米的军用机场做什么？谁先开的第一枪以及为什么他决定开火？中国调查人员与他们的日本同行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无法取得一致。他们在案发现场走来走去，四处搜寻地上的证据，并且时不时地爆发激烈的争论。在日出前他们结束了调查工作，但仍未对到底发生了什么达成共识，随后他们各自驱车返回市区。
中国的和日本的调查人员之间的针锋相对丝毫不令人奇怪，在此前的五周内，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地方，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已经急剧上升。这些紧张局势是由于北方数百千米外的一场不宣而战的爆发引起的。事件发生在七月初一个燥热的夜晚，一系列的误会导致日本兵和中国士兵在北京附近爆发混乱的冲突。很快，事件似乎呈现继续激化的态势，因为这座古老皇城周围越来越多的地区莫名地卷入这场冲突。迄今为止，处于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成功避免了任何敌对状态，但是众所周知，和平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了。
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未知。南京的中国政府作何打算？过去十年间他们在这座长江流域的城市统治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东京的军事及政治决策者在制订怎样的计划？北京的动荡会演变成一场波及整个中国的全面战争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将影响到数以万计居住在上海及长江流域其他大城市的日本人——士兵、外交家及商人。他们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深处敌人的领土之上，数以百万怀有敌意的中国人环伺周围，他们将会危机四伏。在目前情况下，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花。机场事件极有可能恰恰就是那个火花。
调查人员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必要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任务，后果将是什么。即使他们期望和平，但很显然上海这座城市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当他们驱车穿过依然黑暗的郊区从虹桥机场返回市中心办公室时，车灯扫过涂成白色的树木，间或可见一些沙袋阵地及孤独的中国哨兵的轮廓。正规地说，这些哨兵属于保安总团，这是一个准军事化组织，根据几年前签订的一份国际协议，保安总团是唯一可以驻扎在上海地区的中国部队。然而，有谣言流传称他们事实上是第88师士兵伪装的，该师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训练有素的部队之一。
进入市区后，车辆首先经过法租界，然后是公共租界。远离中国国民居住区的喧哗和脏乱，外国人在上海的这两片区域过着舒适逍遥的生活。有些租界区无异于伦敦、巴黎或者波士顿：枫树林立的街道两旁是“大使电影院”“维也纳舞厅”“幸福时光咖啡厅”等极具异域风情的商家。诸如此类的环境设计似乎能给人一种安全的假象。这里不是欧洲或美国，而是亚洲。正如最近发生的一样，看似平静的表面随时可能破碎，并且暴露出底层更加丑陋和更加暴力的现实。
事件发生在闸北区，这是一处工薪阶层居住的社区，北面不远处就是装饰风格极具艺术风味的公共租界。早在20世纪初的繁荣时期开始，闸北区凭借其承诺提供工作、食物和住处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移民。这导致了狭小的生活空间人满为患，并且闸北区已经成为麻风病肆虐的贫民窟，使得上海的外籍人士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索性假装它并不存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但也有例外。早在五年前，闸北区就是中国士兵和日本兵之间激战的场所，他们热衷于以一种短暂的非正式战争互相短兵相接。1932年初的五周内，持续不断的、令人不安的枪声随风传到公共租界，成群的难民曾拼命地试图进入外国人居住区寻求避难，但大多徒劳无功。
最终，日本人虽然取得胜利，却付出了惨痛代价；而中国人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收获很多。他们赢得了自信。在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近一个世纪的屈辱之后，中国人现在知道他们可以反击并且予以痛击，即使面对所有侵占其领土的最嚣张、最无情的令人痛恨的殖民国家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这还不是中国人从1932年战争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很显然，与日本的任何新冲突都很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在这次冲突结束的五年后，尽管经过多年的繁忙重建工作，闸北区仍然背负着那次短暂而激烈暴力冲突留下的瘢痕。现在，冲突的威胁再次临近，而且事关重大。调查人员回到他们的办公室时，黎明笼罩了整个上海。如果这次危机处理不善，谁也无法预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流血事件，同时数百万无辜的居民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双方各自发布了有关事件不同的说法。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人的汽车试图强行闯入机场大门，入口执勤的保安总团士兵示意司机斋藤要藏停车，但他突然调转车头，而中尉大山勇夫用自动手枪向中国守卫开枪。随后中国人才开火，大山勇夫在枪林弹雨中被射杀。斋藤要藏试图跳车，也被击毙。中国守卫指挥官告诉一个西方记者，这不是第一次日本人试图进入机场，在过去两个月内，此类事件多次发生，他们“显然是在执行间谍任务”。
不出所料，日本人的报告将整个事件归咎于中国。报告声称大山勇夫沿机场外围的公路驾车，并无意进入机场。突然，汽车被保安总团部队逼停并被包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们的步枪和机枪一起开火，大山勇夫几乎没有机会还击。两个日本人有权在公共租界的公路上行驶，日本人的声明认为此次事件明显违反了1932年的和平协议。该声明的结论是：“我们要求中国人对此次非法行动承担全部责任”。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解决：穿着中国军服的死者是谁？如果大山勇夫无法还击，他是如何丧生的？一个日本医生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他特别留意了那个人的外貌。医生声称他的头发很长，而且指甲几乎达到了女性的长度。这很奇怪，因为国民党军队不允许这样。更为奇怪的是致命的子弹射入那个人的后颅骨。他是从后面被射杀的，典型的行刑式。结论似乎无可辩驳：他不是一名士兵，也不是在这场枪战中丧生的。
对一些有浪漫情怀的外国人而言，上海是“东方巴黎”，而对其他人而言，它是“东方皇后”，值得为之奋斗。1937年，它就拥有350万常住人口。同时，它是继东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它还是打开整个亚洲地区财富的金钥匙。有一本颇受欢迎的旅行指南曾自豪地称上海是48个不同国籍人的家。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另有7万多常住人口是外国人。日本人——一个快速扩张的年轻的、饥渴的帝国的居民——是最大的群体，大约有20000人。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紧随其后，后者主要是为了逃避1917年大革命的移民，他们都不足10000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也有相当数量，另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居民在此，如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波兰等。
不同国籍的人都被吸引到上海无非为了一件事——贸易。商业是这座城市不可思议转变背后的驱动力。这种转变见证了一群破败的村庄聚拢成一个小镇，继而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拓展为一个庞大的现代都市。1842年，没落的中华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给大英帝国，作为胜利者的特许权，宣布开放上海的对外贸易。几十年来，由于临近长江入海口的独特地理位置上海迅速繁荣起来。一方面，通过中国最长的河流上海与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区域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它提供了进入海洋和全球货运航线的直接通道。中国的棉花、桐油、毛皮等产品运往国际市场需要经过其码头，因而上海可以分得一杯羹。而另一方面主要返回一种商品——鸦片。
不过，上海的快速发展并不仅仅在于其地理位置，它还建立在成千上万中国农民的辛苦劳作之上。不同于外国居民，他们乘着舒适的蒸汽船从大洋彼岸进入这个城市，而农民多是扛着他们唯一的财产从内陆徒步而来。他们多在工厂车间做工，从而将上海转变为一个工业重镇。很多人都别无选择。他们留在身后的贫困农村比这更糟。然而，可以想象，在上海社会底层的生活也没什么指望并且更加艰难，丝毫不逊于欧洲资本主义在其最黑暗的狄更斯时代所造成的苦难。白天干着繁重并且通常很危险工作，而晚上住在拥挤和不安全的宿舍楼。对此的绝望也为上海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温床。
并不是所有的新来者都进了工厂。年轻漂亮的很可能都被引导到世界上曾经最大的性产业中。这是一种可以迎合每一种品位、每一个性变态者以及每一个钱包的职业。处于顶层的是那些完美无瑕的女人，她们举止优雅，并且精通东方爱的艺术，如果她们的顾客需要，她们还能吟诗作对。而在底层，则被称作“钉棚”，甚至抵着黝黑的小巷墙壁快速接客。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士兵及海员组成了可观的客源，其中日本人展示了独有的效率。一位日本帝国海军上将曾解释说：“我们将士兵分为三十人一组，让他们依次洗澡更衣，然后排队进入慰安所。”
卖淫与上海庞大的犯罪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赌博和敲诈也是如此。大城市会滋生有组织犯罪并不足为奇，但是，与上海相比，“艾尔卡彭的芝加哥只不过是一个保守、几乎是安分守己的偏远小镇”，中国作家韩素音如此评论道。阴险毒辣的青帮主宰着上海的黑社会，允许其帮会成员肆意横行不法。青帮渗透到警察机关之后，他们的势力更加不可撼动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能够迅速有效地解决针对外籍人士的犯罪，促使外国政府容忍他们的存在，尽管他们不是很情愿。
除了所有其他的苦难不得不忍受，上海那些无名的穷苦大众还要经历20世纪头25年间席卷中国的剧烈的政治风暴。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以惊人的速度崩塌，从而结束了延续2000年的封建皇朝系统，但也开启了多年的动荡格局。推翻皇帝的革命者们希望构建欧洲模式的共和政体，但是这个国家却陷入了军阀混战。这些贪婪暴虐的军阀是腐败的新寡头政府的实权派，他们纷纷觊觎上海，因其鸦片贸易获利丰厚。因此，这座城市在他们手里几度易手。
显然，不管对上海还是中国来说，这都不是长久之计。20世纪20年代无休止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引发了对统一的呼唤。20世纪20年代下半段，将全中国纳入一个政府的管控下的运动获得了支持。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出现了，他雄心勃勃且冷酷无情，尽管在日本接受过教育，但他拥有强烈的爱国心。他的名字叫蒋介石。他出生于1887年，年富力强、斗志昂扬，这是那个动荡危险时代所呼唤的。1926年，蒋介石带领庞大的国民党军队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出发。他一路向北挺进，希望将途经的所有省份纳入他的控制之下。上海也是他的途经之地。1927年春，他的部队抵达上海。
控制上海的军阀纪律涣散，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们对此也很了解，甚至在真正的战斗打响前即作鸟兽散了。但共产党却另当别论了。尽管与蒋介石展开了合作，但他们暗示了接管上海的意图，利用他们现有的组织在城里开展罢工并派遣武装力量巡逻街道。在心怀恐惧的青帮的帮助下，蒋介石果断地、残酷地进行了打击。被捕入狱的工人积极分子要么被斩首，要么投入机车熔炉活活烧死。其中一名工会领袖更是被打得半死，然后被扔进坑里活埋。这次镇压如此残酷彻底，以至于共产主义在上海无法获得一处落脚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另一方面，上海的黑社会势力却比以往更加强大。
1927年的屠杀绝大部分发生在上海的中国居民区，五年后与日本人的短暂战争也是如此。1932年1月，忙于在中国东北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日本军官们现在把他们觊觎的目光投向了上海。他们买通了一帮中国暴徒袭击了一群日本牧师，然后，作为“报复”，派遣海军陆战队从公共租界进入闸北区，以给中国人一个教训。日本人的摩托车在街上来来回回地扫荡，并用车载机枪扫射街面，然而，他们遭遇了中国狙击手的火力。他们中的一些是普通士兵，还有青帮成员，但所有的行动并未取得协调一致。
日本投入了更多部队，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增援部队包括精锐的第87师和第88师，配备德国现代军事装备，并经过作战经验丰富的德国顾问训练。德国人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致命策略带到东方，并教授他们的中国门徒如何准备近战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由沙袋厚墙保护的深沟及遍布铁丝网的密林组成。这些取得了致命的效果。日军步兵陷入机枪的交叉火力网中，从而被无情地撂倒。他们的坦克在狭窄的巷道中毫无机动的空间，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就像竞技场中流血的公牛一样被困在原地，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等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战场依然集中在闸北。日军的技术优势最初没有得到发挥，但逐渐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足以使平衡点发生倾斜。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战舰上的炮击将闸北区大部分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双翼飞机完成扫尾工作，在残壁上一轮轮地狂轰滥炸，并且对移动物体进行疯狂的机枪扫射，不管是否穿着制服。将手无寸铁的平民当做目标激起了世界的怒火，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习惯于恐怖轰炸的严酷现实。
针对中国人抵抗的最后打击发生在2月下旬，日军的一个师团出人意料地从上海北部的长江沿岸登陆，从背部攻击守卫者。3月初，当外交介入时，已有50万居民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至少4000名中国士兵及数百名日本兵丧生。自1900年动摇了衰败的清王朝的义和团运动之后，这是中国卷入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即便如此，它也仅仅是五年后规模更大、损伤更多的淞沪会战的一次中等规模的预演而已。
937年7月中旬，已退休的荷兰陆军上校亨利约翰迪德里克德弗里梅里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宝石山度假地度假。作为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他正在享受假期。当时中国政府更青睐德国的军事顾问，但对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丰富的军官也敞开大门。某天清晨，亨利醒来后发现饭店门前飘扬着太阳旗，于是探听原因，他得到的答复很简捷：“因为与中国在交战。”几周时间内，这位62岁的前炮兵军官将代表皇家荷兰东印度群岛军队刺探日军敌情了。
那个决定性的夏天，吸引世界注意力的不是上海，而是北京，那里才是中国垂死挣扎的前线，面对的是对亚洲大陆贪婪之心驱动的日本。自世纪之交以来，日本军事及文职官员们就深信，控制中国北部的丰富资源，尤其是煤炭及铁矿，将会为日本与西方的古老帝国不断竞争提供长期的后备支持。渐渐地，他们也开始考虑这一区域可以作为对抗苏联威胁的潜在缓冲区。于是，拿下与日军在朝鲜殖民地相邻的中国东北诸省似乎是合理的第一步。
1931年，日本人发动攻击，炸毁了原属于他们在东北的铁路线。他们以此为借口入侵该地区，并建立了傀儡政权，他们称之为“满洲国”。随后，他们逐渐地进一步施加影响力，显示了他们一点一点蚕食掉整个华北的野心。1935年，日本已经攫取并控制了河北省东部的22个县，直逼北京门户，并且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日本官员开始发表公开声明，暗示中国北方五省应该脱离国家并纳入日本的控制。理由之一是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因此与西方殖民国家瓜分的非洲和亚洲资源丰富的殖民地没有什么区别。
1927年以来，蒋介石控制了大部分中国，他采取了一种向日本示弱的策略，直到他强大到足以抗衡日军。他认为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中国尚不发达，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而他自己还未完全掌控他的国家，在有些地区仅仅是与当地军阀组成了脆弱的联盟，他的影响力还有限。无力剿灭共产党的反抗运动进一步突出了他的弱点。尽管在上海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零星的红军抵抗组织仍在整个农村地区活动。他认为如果他不得不时刻小心身后，他就不能开战。
然而，他受到了北方强大的地方领导者日益增加的施压，因为他们比他更能感受到直接来自日本的威胁，并且希望尽快结束岛国持续的领土扩张。1936年年末，其中一位最著名的领导者利用蒋介石来访时将其绑架并软禁，直至蒋介石承诺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遏制日本。蒋介石后来囚禁了他的绑架者，在感受到舆论不会再忍受绥靖政策后，他恪守承诺开始对抗日本人的挑衅。结果，就在1937年上半年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更加坚定的蒋介石开始领导中国抗战。
日本同样战意已决。那年的夏天，驻扎在河北省的日军沿东京的非正式“中华帝国”边界频繁发起军事演习，绝大多数演习都在日落后举行。他们甚至在中国人控制的北京附近举行演习，就像其他主要外国政府的军事力量一样，他们也被允许在此保留有限的军事存在。使演习变成常规意味着即可以保持战备状态，同时也可以恫吓任何敢于反抗他们的人。6月下旬，日本人几乎每晚都进行演习，而中国政府甚至不得不发布宵禁，以避免发生任何不可控的事件。
因此，7月7日，一伙驻扎在北京附近丰台镇的日本兵在马可波罗桥（即卢沟桥，得名于600年前的一位威尼斯商人，他在自传中提及此桥）进行夜间演习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当他们在漆黑的深夜中谨慎前行时，几声枪响划破夜空。军官清点人数时发现一名士兵不见了，日军开始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定。
日军假定这名士兵已被中国军营俘虏，并前往搜寻。高度戒备的日本兵在深夜中分散前行，手指扣在扳机上，争端已不可避免。零星的战斗在桥边打响，接下来几小时，日军援兵开始向附近的宛平城开炮。与此同时，失踪的士兵出现了，他显然是未经允许去了妓院。但为时已晚，战斗已经打响。双方皆有死伤，危险的界限已被跨越。
中国和日本官员开始谈判，以遏制危机。四天后他们终于达成停火协议。但这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停火从一开始就因为双方相互的憎恨和怀疑削弱了执行的基础，并且双方采取的措施只能使冲突升级。就在中国签订停战协议的当天，日本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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