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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提及甲午战争之后两国文化逆转的情况，也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留日学生，更不必说曾经在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教习。
要完整地复原近代日本对华的教习派遣制度并评论这一制度的功过，有相当的难度。本书出版后受到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日本很快翻译出版了日文版。本书为中文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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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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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向来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向西方，尤其是日本学习，进行改革的紧迫性。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本书收入了汪向荣先生有关“日本教习”的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日本教习来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还论及一些回到日本之后的日本教习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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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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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向荣（1920—2006年），上海青浦县人，早年求学于日本京都大学，攻读东洋史。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著有《中日交涉年表》、《邪马台国》、《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等著作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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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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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版序（徐建新） 1
修订版序 15
前言 21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1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 3
汉译西洋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16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33
日本教习 47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49
怎样变？51
留学——培养变革人才 56
“清国保全论”62
从遣送留学生到聘请教习 67
日本教习的开始和分布 70
日本教习的实况 107
中国人对日本教习的反应 125
日本教习的衰退 131
简单的总结 138
关于日本教习 141
中国的新教育和日本教习 161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 169
中国的新教育是怎样模仿日本的 175
日本教习的作用 183
师范教育建设中日本教习的作用 190
女学的兴起和日本教习 195
总结 200
中国的近代化和松本龟次郎 203
教育在变革中的地位 205
教育改革和游学政策 214
中国的近代化和留日学生 221
松本龟次郎和留日学生 232
热爱和理解中国的日本人 246
历史不会忘记 255
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 267
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设立经过 273
东文学社的组织和教学 277
失败的事业 291
《笔谈遗稿》 305
神户理事府 323
附录一 新见日本教习（武安隆） 351
附录二 遴选与聘请日本教习（武安隆）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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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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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在苦难中奋斗和摸索过来的。在摸索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其实，这个教训，一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知道了，可是并没有重视，更谈不上汲取了，以致使苦难的过程，在中国延续了这样久。
鸦片战争的炮声曾惊动过中国，也惊动了日本。可是在中国，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以外，统治者一点没有醒悟，依然以天下帝国自居。没有直接受到炮火蹂躏的日本，却汲取了邻邦的教训，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急起直追，在不长的时间内摆脱了挨打的局面。不但这样，还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直接打击和侵略不久以前还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
甲午一战大败之后，才使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重视落后要挨打的教训，要求使民族、国家从落后中脱身。可是要怎样才能摆脱落后的局面，尤其是在阻力重重中摆脱落后，他们并不清楚。幸而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不久前还同处积弱地位，而现在已跃居强国之林的日本，就在邻近。一批知道落后要挨打，而想急速脱离落后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日本作为效法的范本，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尽管说是由于路近、费省、文字风俗相似等等理由，但这都只是表面上人所共见的，实际上还是在于日本不但能在短期内从落后的境地中摆脱出来，而且还能摇身一变，由一个被侵略者而成为一个有力量欺侮、侵略邻国者。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想从日本的经验中，学习怎样才能不挨打，怎样才能富国强兵。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懂得要改变国家的面貌，要使国家能长治久安，要使国家能做到真正的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着手，所以他们把向日本学习的重点，置于教育上。
这种想法，从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
甲午以前，中国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曾经提出过在教育方面，向当时先进国家的西方学习的建议，并且也陆续付诸行动了的；可是在顽固的保守势力反对下，很快被扼杀了。甲午以后，虽说局势有所变化，可保守势力的阻力仍然很大，因此他们想以教育作为重点，由根本上向日本学习的建议，要成为行动，还是困难重重的。不过顽固的保守派，他们迷恋于权和势，当他们觉悟到不改变目前的情况，就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时，就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些建议。在这一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东渡到日本，不是求学，就是游历；成批的官吏，也在游历考察的名义下涌到日本。20世纪初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集东京，其原因就在此。让国家民族的下一代，到先进国家去学习，培养他们改造旧社会的本领，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随之而来的动摇腐朽的统治基础的副作用，吓坏了顽固的保守派。在他们看来，改革，不要说革命了，比亡国更可怕。于是，又施展故技，企图阻止、破坏青年们到日本去学习。但是，时代是在前进的，人民的觉悟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地，1881年撤回全体留美学生和1882年停止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故事不可能重演，闭关锁国也不再能办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面为出国留学设置障碍，一面又邀聘大批日籍教师前来帮助建设中国的新教育，使改革局限在统治阶层的控制下，按着他们的意图进行。既可以欺骗人民，蒙蔽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而又没有动摇统治基础的危险。不过，历史有其一定的发展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留日学生和应聘而来的日本教习，为中国的近代化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虽然都是失败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提及两国文化逆转的情况，也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留日学生，更不必说曾经在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教习了。其原因，可能由于这些是失败的历史，不愿深究，也可能是因为资料缺乏，难以着手。
事情的确如此，可是历史总是历史，客观的存在是无法更变的，何况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失败的，也应该研究，以便能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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