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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奋斗还有红利吗？读透新政治、悟透新常态、掌握新秩序。从大秩序中寻找机会，在大趋势中把握将来。
上帝制造了秩序，人类却在破坏它。
有改革，才有红利；有奋斗，才有大秩序。急速扩张的市场，如何把握众多机遇？
郑永年、林毅夫、王辉耀等著名学者、精英共同撰文，针对中国新现象、新问题做出精彩而独特的解读，循着改革途径分析当前焦点问题、厘清社会和未来发展迷局，确定——中国需要一场釜底抽薪的改革！
带您读懂新政如何改变生活、生意和工作？回答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详析新政府、新产业、经济新机会，指出2012～2015年大转折、大纠结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洞悉即将到来的大风险、大危与大机，在巨变发生前发出预警。为企业决策、个人投资和事业成长提供更明确、更实际的指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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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本由郑永年、林毅夫、俞可平、王辉耀等国内外最著名、影响力巨大的经济学家、学者围绕忧患政府、收入再分配、反腐败运动、新移民、政治经济新秩序、改革途径等时政热点撰文，把脉中国经济发展轨迹、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财经类图书，是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反思和发展走向的思考和预测。精英解读——
¤ 改革新红利如何释放？
¤ 热钱涌来，财富如何保值？
¤ 传统行业还能撑多久？新行业一定有机会吗？
¤ 旧秩序瓦解，传统行业衰落，财富新大陆在哪里？
¤ 哪些领域有前景？哪些精英值得追随？何种机遇值得把握？
精彩观点：
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是没有重大的改革。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风险——影子银行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房地产泡沫也好——都是不改革的产物。 ——郑永年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规律；第二，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林毅夫
中国只有房地产政策， 没有住房社会政策。 ——尹斌
企业家是最清楚比较优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张维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即以党和政府官员为代表，以党政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或称“政治社会”；以企业家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或称“经济社会”；以公民为代表，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系统，或称“公民社会”。 ——俞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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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林毅夫，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
郑永年，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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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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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未来大秩序
中国需要“釜底抽薪”的改革 林毅夫
官民空间和政策的四种可能性 俞可平
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郑永年
政府行动计划的幸福与尊严 俞可平
第 2 章 忧患政府
市场的精神 林毅夫 张维迎
中国从忧患里走来 周玮生
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国的制度创新 郑永年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林毅夫
第 3 章 改革新常态
中国要如何实现军事发展？ 郑永年
当代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郑永年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郑永年
第 4 章 海外之险
俄罗斯住房改革对中国的意义 尹斌
抓住海外并购的战略机遇 隆国强
扩大货币互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力更生 郭生祥
西方货币国际化依靠的是制度基础 陈志武
第 5 章 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
为国际化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开辟道路 王辉耀
经济全球化，中国劳力如何迈好国际化之路？ 胡伟略
为了中国，超级精英须留在华尔街 裔锦声
第 6 章 海外侧目的中国新移民潮
有一大波“中国人”正在靠近 王辉耀
一场特殊的战争 王辉耀
跨国流动的经济大移民 王辉耀
第 7 章 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影响世界格局的移民潮 王辉耀
改革移民制度的大趋势 王辉耀
不同类别的经济移民制度 王辉耀
民营智库：一支最接地气的思想力量 王辉耀
投资移民和资本战争 王辉耀
附录
新道家是中国的软实力 赵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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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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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郑永年
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涉及到其他层面的问题，以及法律层面的问题。我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是没有重大的改革。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风险——影子银行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房地产泡沫也好——都是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需要通过改革进行克服。现在，中央层面都在呼吁改革，如果缺了地方、企业、社会的参与，大家对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调研了很多地方的改革执行的问题。原来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就是执行。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基于我的实际观察。这里面有几个矛盾：
第一，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很难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权力集中也会对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都是通过分权进行的，现在一集权，权力集中，改革就产生矛盾了。我发现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会说：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着。从分权的改革，转向集权的改革，需要领导干部做一些调整。正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对大部分的官员，它还是需要这个列权（音），还是需要大家调整。
第二，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腐败很严重，如果腐败继续严重下去，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最好的改革也没用。政府现在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都觉得很麻烦。现在，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我发现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很担心。改革涉及很多人的相关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会找你茬，挖你老底。甚至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开始搞负面清单，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做什么事情。
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负面清单太长了，个别省份甚至规定，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财政、不要管重大的项目。廉政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就要履行职责，你不干活，保持清廉，这不算你的本事。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履行职责，保持名义上的清廉，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腐败。改革需要人来推动。
第三，我们的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也是改革主体，中央层面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在其他的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社会？现在，我们说改革要宣传，纵观中国历史，通过宣讲成功改革的可能不多。80年代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90年代的民营化的改革，根本不需要宣讲，中央没动起来，地方已经动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我们强调改革顶层设计，一定要把地方、企业和社会改革的主体的动力结合起来。
最后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改革跟社会几代之间的矛盾。三中全会出现以后，几百条事项要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中国社会对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已经越来越没耐心。以前的分权改革，不知道谁负责任；现在集权改革，大家都知道谁要负责任。如果中国改革两三年内不出成果，中国的社会压力会很大。现在，进行改革的国际环境并不好，比如乌克兰，各个方面都在激进化。改革必需要找到突破口，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几百点一起推进。同时，突破口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老百姓的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处，越激进、越改革，这个社会越不稳定。社会改革还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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