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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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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风气》是作家穆涛的散文集，内容涉及经史春秋、历法农事、道德觉悟、帝皇将相、旧砖新墙、文情书画、饮食男女……除了少数大篇幅，大多仅为寥寥数百字或千余字。但篇幅短小不等于内容单薄，形体瘦弱不等于思想乏力；相反，穆涛的散文文以载道，言之有物，在小中见大，在绵里藏针。文字磅礴大气、犀利尖锐，处处闪现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难能可贵的儒雅、抱朴、惜字如金、心忧天下的人性光华。文章重趣味、善用典，节制、内敛、精致、巧妙，语尽而意不尽；以独特的文白嫁接语言激活“原本已经死去了”的历史，表面上看，说的全是旧人旧事，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又全在当下社会。总之，作品经纬百态，包容万象。读来如看静水。乍一看表层，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细一看底层，却又是向相反的方向。永远的层层叠叠，深不见底。直看得人全神贯注，心惊肉跳。及至水落石出，又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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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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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风气》共九个专辑，一、二辑为“信史的沟与壑”“《汉书》告诫我们的”，是读书札记，粗识《汉书》《史记》《列子》《尚书》《礼记》等书，以古代典籍故事关照今日世风，探讨当今社会的某些问题。三、四、五辑为“身体里的风气”“正信”“旧砖与新墙”，从中医原理、佛教故事、佛教理念，及具体的汉字原意，试图寻找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可贵精神元素。六、七辑为“贾平凹记”“由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出的七个话题”，从编辑和同事的角度解读鲜为人知的贾平凹，由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出发，探讨文化观念。第八辑为“耳食之言”，是《美文》杂志“稿边笔记”的专栏文章，主要谈当今的散文写作及文风问题；第九辑为“文学，文风，以及中国文化气质”，是一个授课提纲，从文化、文学、创作、作家等角度讲对中国文化文学等问题的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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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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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1963年生于河北廊坊，《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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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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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信史的沟与壑
信史的沟与壑
信变
玉皇大帝住什么房子
树和碑
黄帝的三十年之悟
多士
职官
反粒子
道理
匠
敬与耻
苜蓿蒲桃锦身毒国
“儒”这个字
谁敢窥天机
局限
自然者默之成之
代价与成本
认了
《汉书》告诫我们的
算缗和告缗
董仲舒的藏身之处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
八政与九畴
采风是怎么一回事
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刘邦的新农村建设
身体里的风气
身体器官的服务员
笨人
内装修
去欲的态度
气
客气
会说话
睡觉
心底那个“愚”字
身体里的风气
正信
正信
敲木鱼
觉悟
空指什么
本钱
化和幻
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
旧砖与新墙
师和傅
致中和
敬礼
静雅
标准和榜样
清谈和清议
读文件
大实话
神话与鬼话
活力源
坊间言
贾平凹记
给贾平凹的一封信
《带灯》这本小说带来了什么
两本书：《秦腔》和《废都》
创新
立场与观念
以前
收藏
千字文
另一支笔
履历
一本文学史著作引发的七个话题
坐船和吃饭
带着问题读书
李浩怎么读《隋书》
事关唐朝的三个问题
我们的地域文化意味着什么
双轨制或三轨制
史家怎么史
耳食之言
耳食之言解
文学标准和文学生态
李渔的“四期三戒”
《人间词话》的方法
言者有言
文学的核心
鲁迅在西安
虚心实腹
境界
文风
再说文风
解放思想
简洁
乡土散文
网络语言
搜旧书
安黎兄
忘我
再说忘我
夜读抄
听说过的两句话
四月天
河东与河西
清明
秩序
传神
内涵
描写
一杯水
小的故事
表面的东西
念旧的水准
回头看
时代烙印还是时尚趣味
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
言立而文明
文学，文风，以及中国文化气质
文而不化不叫文化
文化是有血有肉的
化是讲规律的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真实境界表达
底线
怎么样理解主见
评论
说穆涛获奖_贾平凹
穆涛的风气_李浩
散文，以及穆涛的散文_鲍鹏山
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_吕耜
《先前的风气》读札_邢小利
复见天地心_杨辉
访谈:文学写作，要有良知和良心_穆涛徐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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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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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告诫我们的
算缗和告缗
缗，是旧时串铜钱的绳子，由此成了量词，一缗，为一千文。算缗是汉武帝颁行的营业税种，课征对象是工商业者及手工行当，旧称“贾人末作”。末作即末业，农为本，商贾为末。
算缗的征收方式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各以其物自占”，依财产纳税。“率缗钱二千而算一”，一算是120文，2000文缴120文，税率为6%，小业主减半，“率缗钱四千算一”。算缗里还有车船税，“轺车”缴纳一算，轺车是以前的豪华私家车，是奢侈品。轺即遥，“四向远望之车也”。“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是公务车，不在征收之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隐匿不报，或不据实申报，惩罚是严厉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算缗令”是公元前119年颁行的，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检举人可获得罚没金一半的奖励。
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西汉初年的农业税是110，比较高，文帝免了十二年税，后降为115，景帝再大幅降为130。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汉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赏赐上也是大手笔，“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举一个汉武帝的实例，汉使赴身毒国（即印度）出访，中途在昆明国受阻，未遂而返。汉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造大小战船几百艘，“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武帝有点像今天的美国总统，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现武力雄风。大作为是以国库坚实为前提的，汉武帝没有增加农业税，而是把手伸进了商人的口袋。
汉代的商人有“市籍”，即城市户口。“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国家明文规定，贾人名下不能有土地。早先的城市户口和今天的农村户口差不多，不太受人爱戴。
告缗这道法令值得反思。告缗的收效是巨大的，“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中国的商贸业在汉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
汉武帝时期有一位纳税楷模叫卜式，洛阳人，以养羊为业，后来发展成规模化养殖，有几千头吧。他在两次战争中受到汉武帝重奖，并且被破格提拔为官。一次是北战匈奴，卜式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另一次是南征，卜式又上书，愿“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后又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晋为京官，但不久卜式就失宠了，因为对车船税提了反对意见：“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不说（悦）……贬为太子太傅”，名噪一时的拥军爱国明星去履任闲职了。
经济政策是用来富国的，如果沦落为政府敛钱的手段，就是误国了。
董仲舒的藏身之处
墓，是人最后一个藏身之处。
董仲舒的墓碑，被砌在一堵墙内。墙是一家部队干休所的，碑面临街，上书“董仲舒墓，陕西省第一批保护文物，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另一面在干休所内，上书：“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对于西汉的统一与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所著《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传于世。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故世人称之谓‘下马陵’，明正德时陕西巡抚王修建陵园，称为‘董子祠’。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重建祠堂三间，并于大门前立石，上刻‘下马陵’三字。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又对陵园重加修缮，以示对这位西汉学者的纪念，墓现存封土高约2.5米，直径约6米。”在西安老城墙的东南方位，傍着城墙根下，由文昌门至和平门这一段道路长约八百米，叫下马陵。董仲舒的墓碑就被夹立在这条街上。
关于董仲舒的墓，史志上大体有三种说法。下马陵是一种。第二种说法是《陕西通志》（明嘉靖）里的记载：“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为第三种：“仲舒在家（今河北衡水枣强），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史记·儒林列传》只是讲到“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茂陵是汉武帝陵寝，茂陵以北一华里外有个村庄叫策村，隶属兴平市，几百户居民多为董姓，在策村东南，有一封土冢，当代专家考据认定是董仲舒墓。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这个记载与策村相吻合。
今天《辞海》和《辞源》的说法也有差异。《辞海》为：“下马陵，古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和平门附近。本西汉董仲舒墓，一说汉武帝游宜春苑，曾在此下马，一说董的信徒过此皆下马，因以为名。俗称虾蟆陵。”《辞源》为：“虾蟆陵，地名，在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陵。见唐李肇《国史补》。一说汉武帝幸芙蓉园，至此下马，遂误为虾蟆陵。唐时为妓女聚处，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董仲舒了不起的地方，是奠基了儒学在中国文化里的核心位置，由礼而理，以礼入教。在中国，即使再偏僻的村子，即使是文盲村，没有人念过什么书，但儒家仁义礼智信那些基本常识也是熟稔的。董仲舒还有一句话，该给予重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限制地方势力，树立天子权威。限制天子权力，树立顺天地应自然的法度。天子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受命于天。在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认识，真是挺伟大的。我们多年前有一首歌，开头的歌词是，爹亲娘亲不如什么亲，天大地大不如什么大，两者一比较，认识上的区别就出来了。
尊师重教，是今天的口头禅。师与教，怎么样尊，怎么样才算重，仅靠嘴皮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
《汉书·食货志》是阐述汉代三农问题及国家财政手段的大文章。食货的定义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今天有一个时尚词，叫新农村建设。《食货志》里讲的，是中国的老农村建设。以前的史官，是记录国家历史的官员，也是给国家做顶层设计的行家。在《食货志》里，班固规划了一个村庄蓝图：
八户人家，井田一方，九百亩为一村落。每户“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八户人家各拥有两处屋所，农忙时田野里一处，秋收后邑里一处。“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每户受十亩公田，是预防邻里纠纷。谁家房基地宽了，谁家的庄稼爬到别人地里去了，这一类的隐怨可免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
以前的百姓不叫公民，叫子民，皇帝是家长，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是国家义务。“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人到七十古来稀，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赡养。十岁以下的孩子，地方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健康成长。十一岁到二十岁“受田”之前，地方政府要督促他们奋发好强。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在小学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十五岁以后才进行爱国、爱党以及专业教育。班固的这个设计是合情理的，在小学学习做人，年龄大一些，再学习别的。小学阶段是不适宜进行“革命接班人”训练的。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农民安心生产生活，踏实过日子，国家才会平稳安定。怎么让农民安心呢？班固为农民说话，也为农民算了一笔良心账，读着既怵目，也让人沉思。以五口人家为例，种田一百亩，以亩产1.5石计，收成是150石，上缴10%的农业税，15石。月人均口粮1.5石，全家一年需90石填饱肚子。余粮45石。当年每石粮食市场价是30钱，销售后，收入1350钱。再除去日常开销、衣物等项，每人每年300钱，需1500钱。教育、祭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费用约300钱。五口之家辛苦劳务一年，净亏450钱，且“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面对农民的这种生存压力，政府必须介入，这是政府的应尽之责。班固列举了战国时期的“魏国模式”，鼓励增产增收与政府平准粮价相结合。丰收年，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粮食，作为国家储备；灾年，以低价开仓济民救市。班固清醒地认识到，平准市价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食货志》里还细致地介绍了几种先进的农耕方法，包括新发明的农用机械，该算作当时的农业高科技。
汉文帝的伟大之举是减免农业税。先由110减至115，后听从贾谊晁错谏言，全部免除，“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十三年后，景帝二年，又大幅降为130，“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2004年，中国部分省市试点免除农业税，2006年起全国免除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农林特产税。这是一项大好的政策。但当年一家大报有一句评述：“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位作者，可能没读过《食货志》。
还有一点需警惕，当下农用物资的乱涨价，是给这项好国策打折扣的。
八政与九畴
《洪范》一文出自《尚书》，讲帝王术的，是对话体例。
武王克服殷商典立周朝，向箕子问政，箕子以大禹治水，洪水就范开题，讲述了天子必须具备的九门学问。后人称之为洪范九畴。“洪范”这个词由此被引申为崇高规范。
箕子是商朝的持不同政见者。《论语》里有一句话：“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这句话有点笼统，但微言大义，点出了殷商失国的最大症结是失仁。《史记·微子世家》讲得具体，也形象生动。微子、箕子、比干是殷商重臣，也是纣王的反对党。微子是纣王的长兄，箕子和比干辈分高，是亲叔叔。三位政治人物三种人生走向，三种结局。微子先流亡，后投诚武王，“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微子后来鼻祖宋国。比干因直谏遭挖心而惨死。箕子先装疯，再为奴，后远走东北，开疆拓土，建立了朝鲜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史记·微子世家》）。这次访问的成果就是留传下了《洪范》这个大文章。武王给箕子的报酬也是巨大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史记·微子世家》）。中国与朝鲜是兄弟国家自武王封箕子始。
《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是：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礼、兵）；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建用皇极；又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明用稽疑（卜筮）；念用庶征（天地的预兆征象）；向用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孝终命）；威用六极（凶、疾、忧、贫、恶、弱）。《洪范》一文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后朝高度重视，是太子的必读书，也是皇帝的工具书。
九畴里的农用八政，讲国家管理的八个层面，是最早的“国八条”。食，泛指农业。货，金融、财税、工商贸易。祀是敬，是谢天谢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祭域内山川。”古人很少讲重整旧河山、人定胜天这一类硬茬子话。我们这一时代建国六十余年，在江河治理上下手太重，黄河时而断流，一些中小河流严重缩水甚至干涸的问题应视为教训被汲取。司空是城乡基本建设。司徒是教育。司寇即司法。礼是法律行规，政府的文风，百姓的民风及精神文明。兵指军事。古代的干部考核，也是以“八政”做基础的，比如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官员业务能力的各项指标规定得很具体。在古人的认识里，一个公务员，仅有政治觉悟，是不称职的。
《洪范》九畴，是《汉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汉书》成为一部中国大书的基本所在。我们今人修史或著书，用什么作为指导思想，我觉得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和慎重对待的时候了。
采风是怎么一回事
采风的正义，是民意调查。
早先的君王，与后世的情景差不多，从身边人嘴里听到的，基本上全是好听的，动听的，耐听的，真话与实情基本上听不到。为防止被与世隔绝，就开通了这条洞察民间冷暖的文路。采风主要是采诗，采集老百姓创作的反映日常甘苦的诗。早先的诗，与后来的诗也有点区别，后来人写诗，多显示文学上的才能，是文学创作，为做诗人而写，为出版诗集而写。早先的诗主要是抒写人活着各种各样的难受，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是即兴的，是有感而发的，是有的放矢的。有点类似今天的手机短信，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或者社会上有了突发事件，百姓里的智者就及时地做出导读或点评。
典籍里是这样记述“采诗”以及诗的定义的：
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於邑，邑移於国，国以闻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春秋公羊传注疏》）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
《诗》以正言，义之用也。（《汉书·艺文志》）
“官衣食之”，穿着官服，领着官员俸禄，用今天的话讲，叫比照公务员。采诗机构，相当于文联这样的部门。“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采诗官摇着木铎沿路采诗。木铎，是早先的响器，大铃，铜制木舌。古代有重要政令出台，或重大节点日子才使用木铎，“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比如春分这个节令，春分早先的称呼叫日夜分，“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这是礼记里的话，意思是，进入春分，雷声发作，间或闪电，冬眠虫类觉醒，破土而出。春分前三天，要摇着木铎警示百姓，“雷声即将发作，言行举止有不守礼仪规则的（天将惩戒），生下的孩子会有缺陷，还会有别的凶象”。日夜分，是天循法则，人也要守社会的法则。以这个层面为出发点，就容易理解《论语》里的这句话了：“天下之失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以前诗官采诗，侧重“怨刺之诗”，如果国家没有发生重大功德事情，没来由地对政府或领导歌功颂德，被视为诗里的下作，不被采信。当年的君王真够了不起的，他们进行民意调查，不是往各地派出工作组，工作组收集上来的意见大概不够鲜活，百姓因为有所顾虑也不一定敢说实话，在信息交通手段那么差的时代，有采诗这样的政策，应视为大的政治智慧。
采诗制度真正的实施，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在隋朝已经有人发出了感慨：“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清朝的画家俞蛟也有调侃的句子：“采风问俗，纪载宜详；品翠题红，篇章争丽。”今天也倡行采风，说“采风问俗，纪载宜详”有些奢望，但愿“品翠题红，篇章争丽”少一些，尽可能地说几句真话和实话吧。
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文章当合时宜而著。
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世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
《食货志》里引述了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论积贮疏》着眼于国家储备，《论贵粟疏》讲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汉代建立在暴政之后，说好听一点叫百废待兴，实际上是国力疲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是安农务业，明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见，也是汉代文景之治的基石。
《谏铸钱疏》讲货币改革。汉朝立国，货币上仍袭秦制，用的是“十二铢钱”，百姓俗称“秦半两”，古制一两二十四铢。吕后掌权柄后，铜资源匮乏，缩水为“八铢钱”，汉文帝再缩，为“四铢钱”，当时的货币不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而是允许私铸，铜矿掌握在几位王公贵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们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锉刀把铜钱锉薄锉窄，用铜屑再铸。当时的钱质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铢钱，大小如“榆荚”，被讥为“榆荚半两”。贾谊上奏，据陈弊害，力主废止私铸，由中央统一制行。但碍于时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实施，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才颁令禁私铸，先制“三铢钱”，仅发行一年又废止，再发行“五铢钱”，沿行七百余年，成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种货币。
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时宜。
贾谊是洛阳人，十八岁“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二十一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超迁，是破格提拔。但“宫廷水深，惟定力能够”，仅仅两年，贾谊因“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贬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在长沙期间，一天黄昏，有鸟飞入其室，鸟是不祥鸟，伤时叹岁之余又写出《鸟赋》。
28岁时，贾谊回到长安，转任文帝幼子梁怀王刘揖太傅，这一时期又振奋起来，写出了备受毛泽东推崇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32岁时候，梁怀王坠马身亡。第二年，贾谊亦忧郁而终。
司马迁给贾谊的评语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贾谊传》的结论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毛泽东有两首诗，是专写贾谊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绝。
少年倜傥廓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晁错是颍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带。
晁错先治刑名之学，再拜儒家，敢言敢谏敢为，政治资历也厚实。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之后，“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为景帝，“以错为内史”。内史位高权重，是皇帝秘书，后升迁御史大夫。
《汉书·艺文志》把贾谊列为诸子，把晁错归入法家，晁错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数佚失，现存的散见于《汉书》里，有《论贵粟疏》《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
司马迁给晁错的评价是“峭直刻深。”《史记》有《袁盎晁错列传》。司马迁把袁盎和晁错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两个人同为股肱大臣，却是政敌，是死对头。“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晁错借吴楚七国之乱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胜一筹，抢先一步，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说服景帝，“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穿着官服在长安东市被腰斩。
晁错政治见解高明，但政治技术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诸大功臣多不好错”。《史记》里记载了两个细节，略可见晁错生硬的一面。任职皇帝秘书时，内史府紧邻太庙，门朝东，出入不太方便，晁错便凿了太庙的墙从南门出。太庙是皇帝奉祖的地方，凿太庙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见晁错，如果不是皇帝出面调和，这件事足以要了晁错的命。
景帝时期，地方诸侯势力颇大，晁错上书请求削藩。此事在朝中争议很大，晁错父亲听说后，从颍川急匆匆赶到京城长安，力劝晁错停止这件事，晁错坚持己见。“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晁错为国家谋事办差，是背着逆父害父的恶名声的。
贾谊和晁错都是兴国的旷世人才，汉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是得到这两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兴国人才，不一定是治国人才，难免有不全备之憾，还是班固概括得好，评价也中肯到位——“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刘邦的新农村建设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在长安城东郊郦邑，今西安市临潼区内，依照老家模样，为父亲刘煓克隆兴建了一个村子。刘邦的出生地是“沛丰邑中阳里”，今天徐州丰县境内。公元前197年，高祖十年甲辰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刘邦颁诏：“更名郦邑曰新丰”。
《西京杂记》是这么记载这个新农村的：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
刘邦是孝子，见父亲因想念农家乐而郁闷，很是心急。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儿子，顶大了会陪父亲回老家住些日子。但他是皇帝，他可以再造一个村子，连父老乡亲一并搬迁过来，“移诸故人实之”，而且是高仿真的，鸡狗鸭羊都能找到各自的家门，皇威浩荡，鸡犬升天。只是这个村子不太注重文化建设，“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衣冠子弟指的是有教养的年轻人，刘邦当时真应该建一所希望小学和希望中学的。他一辈子看轻读书之乐，他打小就敬重土地。“高祖少时，常祭榆之社”，社是土地庙，枌榆是他老家一个乡里地名，因此建新村时，家乡的土地爷也被请过来了。
胡宽是建筑师，他把新村子复原到这般地步，修旧如旧，传形也传神，是大手笔，收点礼金是该得的。
关于刘邦的父亲刘煓，有两件具体事，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均作了记载。其一,刘邦不是他亲播的种子。“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大泽之陂”，湖边的意思。“太公往视”，他是亲眼目睹他老婆神交过程的，正史胆敢这么写，真是史家的骄傲。
其二，刘邦即位后，刘煓对儿子也是常端严父架子的，刘邦设置一个官位，“太公家令”，即太公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深明大义，劝谏太公：“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太公知错即改。刘邦颁诏“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刘煓成为中国历史上活着被尊为太上皇的第一人。刘邦在建国治国上不拘一格，在治家上也够创新的。
新丰村是被皇恩照耀着建成的，是国家直辖村。外在建设是一流的，但鸡狗有着落，民心无着落，“新丰村多无赖”，史评如此真够露骨的。刘邦建这个村子的初衷也不在民心上，他尽的是孝心，全村人是帮着他尽孝的。因此他父亲百年之后，这个村子差不多也就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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