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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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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中心正在向东亚偏移。不了解中国就不理解东亚；不理解东亚就看不清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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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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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大后起国家，120年来经历了2次此消彼长的日出日落。120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不归路，当时的日本如旭日东升，中国则一步步夕阳日下。120年后的今天，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从2002年起GDP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经济却步履阑珊、踏步不前。那么，12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消长，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天地翻覆呢？作者从资本投资角度，深入探究百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此起彼落之谜，认为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战前中国与日本在工业化投资规模上6.6倍的巨大落差；而支撑中国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是高投资、高积累下的“重投资主义”。这对中国现今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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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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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一生：男，1953年中国天津生人，1980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同年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曾任该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责任副主编。1989-1991年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1991-1994年任日本政法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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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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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应激突变：甲午惨败的深层逻辑
第一章 甲午：不对称的战争
军队素质差异
贵族的没落和职业军人的缺失
混杂的武器装备
《征兵令》和常备军
军人体格差异
第二章 天壤之别的军备
日本：在“瓜分世界”中分最后一杯羹
灰飞烟灭的坚船利炮
买得起马，配不起鞍
政府先吃螃蟹
军国主义的来龙去脉
第三章 惨败：投资规模11倍的宿命
工业投资：人均110倍的巨差
清廷：无奈的“超穷政府”
清末“税制”死结何在？
“绝对贫穷”的佃农 “绝对富有”的地主
租税悖论：表面平等中的不平等
偷税漏税的无底洞
“诸子均分”的磨盘
“税改”有这么难？
为“科举”鸣冤
杯水车薪：晚清工业化投资中的地主资本
两头穷，中间富：被榨干的超穷政府投资
第四章 清末：财富 “失血”总量
7500万人丧生的“人祸”——太平天国暴动
赔不完的“赔款”
天灾 人祸
三大黑洞吞噬的财富总量
第五章 大国魔劫
大国烹小鲜，需用大器
“制度”并不万能
丈量“制度”
制度差影响度
躲不开的中央强权
后发国家经济崛起的“三套马车”
第六章 “应激突变”：掩盖在历史背后的巨大潜能
屠杀逼出来的“英国工业革命”
重利之下必有勇夫
资本主义：并不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助产士
行会：工业革命的刽子手
科学与技术进步的角色
“应激突变”催生的奇迹
近代史上的4大 “应激突变”
第七章 明治维新背后的“开港压强”
日本：海啸般的开港
“生存危机”在发酵
中国：平静如水的开埠
下篇 “中国奇迹”“日本冬眠”的背后
第一章 苦涩的辉煌：中国式“重投资主义”
悲凉的起点：崛起前的中国
“中国奇迹”价值几何？
第二章 中国式“重投资主义”素描
中国式积累之一：牙缝中的“中国首富”
“崩溃边缘的挣扎”
“北漂”和进城潮
“光彩”的成就
中国式积累之二：国企改造“三级跳”
起步：扩大自主权
突破：“利改税”
“国企股份化”的不归路
“肉烂在锅里”
中国式积累之三：单相封闭中的“野蛮生长”
中国式 “原始积累”
手机、网络、电单车
挡不住的外资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角色
“资本自由化” “投资保护主义”
第三章 中国的经济泡沫
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失业”
中国经济是否会急刹车？
大逃港：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应激压强”
第四章 日本经济是怎么进入“冬眠”的？
真金白银的泡沫
投机的疯狂
赌风日盛
不动产投机的随波逐流
泡沫崩溃：曲终人散时
泡沫崩溃未必导致经济危机
盛极而衰
第五章 日本政府错在哪？
昨天的精彩
步入歧途
民主的陷阱：赤字国债消费
拖垮日本经济的 “三大出血口”
投资流失量 投资流失率
日本净投资：悲剧从这里开始
第六章 泡沫崩溃让日本失去了什么？
设备陈旧、技术停滞
市场萎缩、物价缓降
奢华愈少、节俭日多
失业增加、人才外流
财政拮据、国力衰退
无米之炊的“安倍经济学”
财富的拖累
昔人已乘黄鹤去
要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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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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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是从1885年以后的10年中迅速拉大的。
由于财政吃紧，清廷从1888年以后开始消减对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全国军费亦有减无增，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正如户部在甲午战后承认：“查光绪十七年（甲午战前3年的1891年）四月间，臣等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借资弥补。”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份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仅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
这并不是说，晚清政府舍不得拿出钱来扩军备战，甲午战前清廷军费开支长期保持在50%左右，应当说已经竭尽全力了。这就是所谓“越穷越吃亏”，政府穷到这份上，白手起家把“洋务”办成这样，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甲午黄海战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械”，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当即“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炸。
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仅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
这就造成： 1.清军没有钱建立状态完好的常备军； 2.北洋水师的舰船和装备年久失修，长期得不到维护；长年没钱进行实弹演习，舰队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甚至连远洋航行都很少；3.陆军的武器装备混杂，几乎没有大的“拉练”和演习。清军单兵平均射出的子弹数量很高，但命中率却极低，仅为日军的19；4.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设立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具专业经验和知识的职业军人很少，“洋教官”多是摆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说法并不准确。军国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军人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前600年的将军幕府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军国主义，天皇也是一直被排挤为附庸。故，仅以“军国主义份子”的存在，还不能判断一个国家就是“军国主义国家”。
明治维新不过是一群中下级武士掌控的地方强藩，因为不满武士“半失业”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揭竿而起的政变。
最初的明治政府，不过是一个新的武士政权，取代了腐朽的将军幕府。所谓民主宪政不过是一件外套，军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什么主义呢？是“文国主义”。即，庞大的文官系统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军人不过是附庸，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人造反的担心从来没有放下过。中国“文国主义”的根基，是4亿超级人口大国基因。
清军一直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维持生计，因此将士逐渐失去实战能力。大多数士卒、兵、勇来自贫困人家，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还可以父子相传，故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自光绪三十年（1905年），清军才吸取清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实际上仍然沿袭饷银佣兵制。
日本的情况相反，1882年（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8月，山县有朋提出以“烟草增税”扩充军备，9月岩仓具视以大清国为假想敌、增税扩充海军，12月提出了总额5952万日元的扩军八年计划。其中：陆军1200万日元；军舰4200万日元；炮台552万日元。三年内陆军兵力扩增1倍，海军建造四十八艘军舰。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预算岁出只有7348万日元。翌年1883年（明治16年）军费预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扩军八年计划》完成后的1892年度（明治25年）该比例提高到高峰期的31%。
1892年8月，俄国开始在远东的海参崴建设军港，11月俄国太平洋舰队访问日本炫耀武力，给新成立的伊藤内阁极大刺激。伊藤接受了海军的扩张计划，追加建造10万吨规模的军舰，议会支持伊藤顺利通过了年度预算。
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支援国家海防建设，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明治二十年（1887年）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几乎全部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大炮（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大炮尾部刻 “献纳”标识以示敬意，并授予献金者 “黄绶褒奖章”予以表彰。清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收到“捐献金”和“寄赠物”、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估价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了879圆62钱5厘。
明治政府卧薪尝胆、勒紧裤带创立的海上运输业，也在战争中派上了用场。在海运方面，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大阪商船会社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到海参崴；南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 ～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1894年7月12日至次年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给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计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计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和军需的扩展，民间航运公司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竞争局面。在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10月），民间被征用船63艘计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撤及台湾作战，增加民间征用船38艘，使民间船只征用合计达到101艘计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
甲午战前1875—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万两（其中83.7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88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亿两的5.倍！
很多人总是喜欢拿慈禧太后动用200万两北洋水师军费说事，似乎如果北洋水师有了这200万两军费，中国就有可能打赢甲午战争似的。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暂且不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200万两白银，是中国向德意志银行500万两贷款中的200万两，并非北洋水师用款，就是比这200万两多一倍的钱都用于备战甲午，也只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
200万两白银对北洋水师来说，更换舱门密封圈也许够了，但“定远”一开炮就会震塌自己“飞桥”，说明北洋水师军备状态已经差到了极致，绝非200万两白银可以敷衍和改观。
甲午战争中所谓中方在某些枝节或战术上的失误，只不过加快了战争结束的速度而已，对战局整体胜负并无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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